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高校应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在推动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与智力支持。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矿大校长葛世荣教授，听他讲述一座城和一所大学共生共荣共发展的故事。
记者：作为扎根在徐州的行业高校，中国矿业大学在徐州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葛世荣：中国矿业大学是行业特色高校的代表，在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始终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建设。围绕徐州的转型发展，矿大在理念引领、技术支撑、人才输出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为给徐州塌陷地治理提供科学引领，矿大借鉴德国鲁尔老工业基地治理经验，积极筹建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经过进一步加强实体化运作，在中心平台上建立了江苏省“老工业基地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心，组建徐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此后，学校协同徐州市国土资源局、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等单位，在潘安湖采煤塌陷区综合整治中，开展了多项科技攻关。我校环测学院、力建学院（包括后来组建的建筑与设计学院）、管理学院等多个院系的专家学者与地方国土部门等一起进行了大量而艰苦的工作。
除了被誉为徐州转型发展得意之作的潘安湖生态修复，学校还和徐州市联合实施了安国生态湿地、九里湖湿地公园等示范工程，累计综合治理采煤塌陷地17万亩，新增加耕地5万余亩、新增建设用地近1万亩，转移煤矿工人12000多名，为徐州转型成国家级生态园林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中国矿业大学在矿山治理、生态修复方面有很多原创性的成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长期的塌陷地治理和生态修复中，你们的系统集成方案是如何形成的？
葛世荣：从20年走过的路来看，我们在做生态修复尤其是矿区生态修复的时候，大概有五个方面是值得去思考或再总结的，这五个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修复的解决方案。
第一，理念全方位。树立全方位的理念，首先要把煤炭的开采过程、后来的修复过程、修复以后的生態环境这三个环扣起来，也就是对采前、采中、采后的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考虑。采前，要做环境评估；采中，要考虑减少排废排污、地表损伤等问题；采后，要考虑环境治理、修复和生态问题。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事情。其次，是不能仅仅局限于矿业大学来做这个事，要从国际、国家和学校三个层面来考虑。国际层面，我们2008年成立了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通过这个国际性平台，可以了解到全球的治理经验。国家层面，我们参与组织过贵阳生态文明论坛，多次设立分论坛探讨矿山绿色开采和生态修复这个话题。因此，在做生态修复这件事上，如果单单矿大一个学校去做的话，体现的力度或者实施的深度肯定不会有这么大。
第二，思维系统性。塌陷区治理跟采矿条件、地质条件高度关联，但以前我们的修复只顾地表，很少考虑地质、岩石等情况。我们在对徐州北部塌陷区进行修复的时候，就提出要有系统性思维，不能靠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拿别人课本来模仿。例如，请采矿专家评价每一个矿区、每一个煤层的沉陷状态，然后请环测专家利用遥感、卫星、GPS等技术做地表沉降勘察，再请地质专家对整个沉陷区的土壤、水质、岩层的承载能力等进行勘测，之后由建筑专家通过这些数据，来评估这些土地哪些可作建设用地、哪些可作工业用地、哪些可作商业用地等。我们当时提出了六个“宜”：宜工则工，宜建则建，宜商则商，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渔则渔。通过系统性的状态评价、性能评估、功能设计、价值分类，拿出一个完整的煤矿塌陷地修复立体规划图，形成了系统的、清晰的修复技术思路和土地价值评价、利用的途径。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态修复思维。
第三，价值引领性。生态修复不能孤立来做，它需要有引领性或者带动性，要和地方经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我觉得生态修复有三个层次：转变环境，是最基本的；带动发展，是中间层次；引领性，才是最高层次。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借助采煤塌陷地修复，变塌陷地洼地为生态高地，现在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研究贾汪矿区转型时，我们建议要转变观念，将大片采煤塌陷地视为宝贵资源，把矿工村和矿区农村的搬迁、改造及生态系统的修复融到一起，把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融入矿区生态修复规划之中。徐矿集团的矿工新村、韩桥煤矿博物馆等就是那会儿规划建设的。这些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转变，当时都经过反复研究设计，是具有引领性的。
第四，各方协同性。这个协同性，主要指政产学研金的协同推进，即政府有主导性、企业有积极性、学校有创新性、金融有扶持性。政府要有积极性去主导，如徐州市委市政府就有这种主动性和发自内心的需求，很早就主动谋划把徐州建设成为美丽徐州，解决南北城区环境不均衡问题。采煤塌陷地隶属的徐矿集团对生态修复有深刻认识，参与积极性很高。对于我们矿大来说，则要根据国内外生态修复经验，不断地创新集成技术，主动与地方发展战略合拍、跟企业发展需求接轨，使大学的科研工作接地气。徐州矿区生态修复成果实际上是徐州市委市政府、中国矿大、徐矿集团等各方面协同创新的结果。
第五，转型全要素。以前的生态修复，基本上是少要素或单要素来考虑生态修复的结果，即只看到环境改善这个单一要素。所谓全要素，就是既以山清水秀为目标，又以民富市强为追求，否则生态修复工作难以持续化。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那就要把生态转型和产业转变、生活转好连到一起，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变美、产业结构变轻、百姓生活变好。最后的目的，是转型要落实到转产上去，转产要实现转变的目标。这三个“转”，其实就是贯彻生态修复全要素推进的重要落脚点，它既有工程要素，也有生态要素，还有土地资源要素和区域绿色发展要素。因此，生态的问题、资源的问题、资本的问题，包括民众的就业问题等，一定要全方位谋划设计。
记者：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做法，对其他同类城市有哪些借鉴意义？对于高校和科研工作者来说，个人和团队的学术成果应该怎样与地方发展结合在一起？
葛世荣：我国东部矿区基本已进入资源枯竭阶段。全国有资源型城市262个，而再生型城市不足9%，资源再开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修复任务十分艰巨。我觉得，资源型城市要把采矿废弃资源和沉陷地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后备资源，而不能将它当作一个包袱，要树立采矿后时代的持续发展新思维。徐州转型成功不仅惠及当地百姓，还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这里面的理念观念、规划设计、科技研发、融资投资、管理政策等，都是其他同类型城市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们也要进一步系统、全面梳理过去的经验，根据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的新要求，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使命，继续创新理论体系，提升修复技术体系，构建矿地统筹理论、矿区乡村振兴模式，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矿大与徐州结缘40年，市委市政府一直把矿大当作宝，我们也一直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大学的使命之一，鼓励科研工作者主动和地方联系，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到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1978年搬到徐州后，矿大坚持发挥学科和人才资源优势，为区域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始终坚持校地融合，跟地方经济紧密相扣。我们的人文学科主要做战略研究和文化育人，工科则基本上是贴近地方的发展，徐州的生态修复、国家高新区安全科技产业园等都是由矿大的优势学科来支撑的。
责任编辑：张宁
记者：作为扎根在徐州的行业高校，中国矿业大学在徐州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葛世荣：中国矿业大学是行业特色高校的代表，在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始终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建设。围绕徐州的转型发展，矿大在理念引领、技术支撑、人才输出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为给徐州塌陷地治理提供科学引领，矿大借鉴德国鲁尔老工业基地治理经验，积极筹建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经过进一步加强实体化运作，在中心平台上建立了江苏省“老工业基地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心，组建徐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此后，学校协同徐州市国土资源局、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等单位，在潘安湖采煤塌陷区综合整治中，开展了多项科技攻关。我校环测学院、力建学院（包括后来组建的建筑与设计学院）、管理学院等多个院系的专家学者与地方国土部门等一起进行了大量而艰苦的工作。
除了被誉为徐州转型发展得意之作的潘安湖生态修复，学校还和徐州市联合实施了安国生态湿地、九里湖湿地公园等示范工程，累计综合治理采煤塌陷地17万亩，新增加耕地5万余亩、新增建设用地近1万亩，转移煤矿工人12000多名，为徐州转型成国家级生态园林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中国矿业大学在矿山治理、生态修复方面有很多原创性的成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长期的塌陷地治理和生态修复中，你们的系统集成方案是如何形成的？
葛世荣：从20年走过的路来看，我们在做生态修复尤其是矿区生态修复的时候，大概有五个方面是值得去思考或再总结的，这五个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修复的解决方案。
第一，理念全方位。树立全方位的理念，首先要把煤炭的开采过程、后来的修复过程、修复以后的生態环境这三个环扣起来，也就是对采前、采中、采后的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考虑。采前，要做环境评估；采中，要考虑减少排废排污、地表损伤等问题；采后，要考虑环境治理、修复和生态问题。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事情。其次，是不能仅仅局限于矿业大学来做这个事，要从国际、国家和学校三个层面来考虑。国际层面，我们2008年成立了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通过这个国际性平台，可以了解到全球的治理经验。国家层面，我们参与组织过贵阳生态文明论坛，多次设立分论坛探讨矿山绿色开采和生态修复这个话题。因此，在做生态修复这件事上，如果单单矿大一个学校去做的话，体现的力度或者实施的深度肯定不会有这么大。
第二，思维系统性。塌陷区治理跟采矿条件、地质条件高度关联，但以前我们的修复只顾地表，很少考虑地质、岩石等情况。我们在对徐州北部塌陷区进行修复的时候，就提出要有系统性思维，不能靠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拿别人课本来模仿。例如，请采矿专家评价每一个矿区、每一个煤层的沉陷状态，然后请环测专家利用遥感、卫星、GPS等技术做地表沉降勘察，再请地质专家对整个沉陷区的土壤、水质、岩层的承载能力等进行勘测，之后由建筑专家通过这些数据，来评估这些土地哪些可作建设用地、哪些可作工业用地、哪些可作商业用地等。我们当时提出了六个“宜”：宜工则工，宜建则建，宜商则商，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渔则渔。通过系统性的状态评价、性能评估、功能设计、价值分类，拿出一个完整的煤矿塌陷地修复立体规划图，形成了系统的、清晰的修复技术思路和土地价值评价、利用的途径。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态修复思维。
第三，价值引领性。生态修复不能孤立来做，它需要有引领性或者带动性，要和地方经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我觉得生态修复有三个层次：转变环境，是最基本的；带动发展，是中间层次；引领性，才是最高层次。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借助采煤塌陷地修复，变塌陷地洼地为生态高地，现在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研究贾汪矿区转型时，我们建议要转变观念，将大片采煤塌陷地视为宝贵资源，把矿工村和矿区农村的搬迁、改造及生态系统的修复融到一起，把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融入矿区生态修复规划之中。徐矿集团的矿工新村、韩桥煤矿博物馆等就是那会儿规划建设的。这些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转变，当时都经过反复研究设计，是具有引领性的。
第四，各方协同性。这个协同性，主要指政产学研金的协同推进，即政府有主导性、企业有积极性、学校有创新性、金融有扶持性。政府要有积极性去主导，如徐州市委市政府就有这种主动性和发自内心的需求，很早就主动谋划把徐州建设成为美丽徐州，解决南北城区环境不均衡问题。采煤塌陷地隶属的徐矿集团对生态修复有深刻认识，参与积极性很高。对于我们矿大来说，则要根据国内外生态修复经验，不断地创新集成技术，主动与地方发展战略合拍、跟企业发展需求接轨，使大学的科研工作接地气。徐州矿区生态修复成果实际上是徐州市委市政府、中国矿大、徐矿集团等各方面协同创新的结果。
第五，转型全要素。以前的生态修复，基本上是少要素或单要素来考虑生态修复的结果，即只看到环境改善这个单一要素。所谓全要素，就是既以山清水秀为目标，又以民富市强为追求，否则生态修复工作难以持续化。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那就要把生态转型和产业转变、生活转好连到一起，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变美、产业结构变轻、百姓生活变好。最后的目的，是转型要落实到转产上去，转产要实现转变的目标。这三个“转”，其实就是贯彻生态修复全要素推进的重要落脚点，它既有工程要素，也有生态要素，还有土地资源要素和区域绿色发展要素。因此，生态的问题、资源的问题、资本的问题，包括民众的就业问题等，一定要全方位谋划设计。
记者：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做法，对其他同类城市有哪些借鉴意义？对于高校和科研工作者来说，个人和团队的学术成果应该怎样与地方发展结合在一起？
葛世荣：我国东部矿区基本已进入资源枯竭阶段。全国有资源型城市262个，而再生型城市不足9%，资源再开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修复任务十分艰巨。我觉得，资源型城市要把采矿废弃资源和沉陷地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后备资源，而不能将它当作一个包袱，要树立采矿后时代的持续发展新思维。徐州转型成功不仅惠及当地百姓，还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这里面的理念观念、规划设计、科技研发、融资投资、管理政策等，都是其他同类型城市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们也要进一步系统、全面梳理过去的经验，根据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的新要求，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使命，继续创新理论体系，提升修复技术体系，构建矿地统筹理论、矿区乡村振兴模式，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矿大与徐州结缘40年，市委市政府一直把矿大当作宝，我们也一直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大学的使命之一，鼓励科研工作者主动和地方联系，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到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1978年搬到徐州后，矿大坚持发挥学科和人才资源优势，为区域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始终坚持校地融合，跟地方经济紧密相扣。我们的人文学科主要做战略研究和文化育人，工科则基本上是贴近地方的发展，徐州的生态修复、国家高新区安全科技产业园等都是由矿大的优势学科来支撑的。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