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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合一观，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场域，其价值意蕴体现为政治愿景和国家意志在公共空间中的映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界面以及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平台与有效载体。本文认为应该从文明实践有效性的整体性出发，整合需要与资源、优化主体与结构、创新方法与手段、强化目标与绩效，才是协同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知行合一 文明实践共同体 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21）04-0018-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1.04.004
[基金项目]2018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打造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经验研究”（2018MSJ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堃（1982— ），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张振昌（1997— ），湖北孝感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与改革。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1]习近平的讲话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理论上探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思想渊源，分析其价值意蕴，并提出建设路径，对高质高效开展基层文明实践活动，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匹配的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思想渊源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蕴含着悠久深厚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一脉相承，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观的思想精华。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
1845年，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彻底决裂并肯定“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他基于实践革命能动的意旨，将文明置于“实践唯物主义”范畴，揭示文明发轫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实践，反过来也确证人的价值，塑造人的素质，指引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性。恩格斯汲取马克思哲学“实践”的养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实践获取了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三元结构张力，成为理解人類文明形态演进的密匙。[3]这种文明实践观是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不仅表现为依靠实践联结主体与客体，更在于强调文明，激发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需要，对意义世界的重新阐释及理性建构。文明实践使动物性本能退隐到社会舞台幕后，带领人类蹚出野蛮的沼泽，迈进高品质的生活状态。一旦撇开实践将文明限制于一隅，就难以体会在取得自然力与对象性世界的支配权之后才有的自由和愉悦[4]。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是从人类艰苦的劳动及实践成果意义上解读文明与实践互动关系的科学认知，开辟了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坦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提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世界观方法论，从中获得与时俱进的真理性，凸显文明实践的思想政治性、群众主体性、科学实用性、社会参与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价值多元化导致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等负面因素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将思想层面的内容升华为相对统一的规范和要求，抽象为共同意志，具象为一致行动，在可感知、可体验、可复制、可修正的活动中自发性减退和自觉性增长，从而克服思想认识上的“散光”“漂移”“自抑”和“凌虚”，跳出概念冲突、价值碰撞、方法功能裂解的鸿沟，为重建精神家园提供了切实可能。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繁重任务，毛泽东领导人民在“站起来”之后荡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以适应整个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他要求人们通过改造主观与客观世界形塑正确的政治观念，并选树大众化的道德榜样，更加突出了文明实践的重要性。黄继光、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信仰英勇奋斗的精神，不仅教育鼓舞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也作为中国几代人精神文化的群体记忆影响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洞察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我国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这两个文明实践主体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作用，遏制了世纪之交新旧体制转型中的道德滑坡、风气恶化之势，为科学发展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蓄了强大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统筹推进“五大建设”，在全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诸方面深化了精神文明建设内涵[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后，各地积极试点引路，点面结合，打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见物见人、入脑入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精神文明如何与不断充裕的物质文明以及强国目标相适应，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崭新命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极大丰富与拓展。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合一观
对“知行”关系的考辨是探赜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先贤曾就“知先行后”抑或“先行后知”的话题展开过激烈论辩。南宋时的朱熹博采各家所长提出“格物致知”的观点。“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履践？也只是空！”格物致知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格物意在致知，致知贵明理，明理即体察天道，唯此方能笃行。直至明代，王阳明把道德认知与社会实践真正统合起来，阐述了“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的知行合一观。“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6]他主张言行一致，通过身体力行的知行互动，抵近道德至善的价值彼岸，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格理想乃至伦理修为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阳明心学正是其精华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对于实际工作中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必要性。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部署会议上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秉承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萃取其中优秀因子，要求以文明指导实践、实践促进文明，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自觉践履社会道德规范，让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促进思想自觉，使文明内化于心、实践外化于行，做到文明与实践高度契合。总之，新时代文明实践思想内蕴知行合一观，是植根于本土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明建设被寄予了更高期待，其中，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之举，应从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其价值意蕴。
（一）政治愿景和国家意志在公共空间中的映射
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且从未间断的大国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决于精神文化进步的状况，尤其是治理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将宏观的政治概念和政策诉求嵌于公共空间建构的全过程各环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实质是体现国家的公共性意识形态方向性工程及其空间样态，其力图把大主题做成小切口，改变传统意识形态宣传自上而下、教条独白的模式，使理论变得鲜活生动，令广大群众听得懂、可领会、能落实。这能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基础，适应治国理政能力现代化与国民生活现代化的同步发展[7]。公共价值在文明实践中完整呈现，并通过符号再造、功能转换、氛围营造，推动着国家政治目标的达成，这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首要的价值之所在。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界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创造公共化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同时，将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建立起系统集成的社会关系界面。针对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城乡及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党的领导下，以组织联建、项目联动、人员联手、实事联办，突破部门碎片化、资源分散化、项目割裂化的困境，广泛动员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了社会共治能力。要发挥贴近基层、反映诉求、服务百姓、化解矛盾的优势，以志愿服务为抓手，创新方式方法，提供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服务，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党政中心工作和城乡社会治理相结合，有助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安排，是整合时间与空间、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寓宣传思想工作于为民服务之中的治理创新。
（三）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平台与有效载体
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确保现代化沿着理性正确之轨道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自然属性是公民性，要求将培育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意识、科学知识技能的新时代建设者的任务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各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为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大众平台，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运用规训、教化、实践形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广播频道、微信公众号等载体，把理想信念、社风家风、公民道德送抵人的灵魂深处，在如沐春风的行动、净化心灵的活动、润物无声的情境中，使群众受到教育，接受思想洗礼，达到“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效果[8]。以移风易俗为重点，树立绿色生活理念，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赓续创新乡土文化，使乡村文明新气象不断焕发。在此意义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既是文明实践空间形态的实体化，更是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与基本向度，提供了优质的思想内容、丰富的文化产品，涵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现代观念和公共精神。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路径
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决定了文明实践有效性的整体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应围绕“在哪做”“谁来做”“怎么做”“做多久”的问题，从需要与资源、主体与结构、方法與手段、目标与绩效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整合文明实践需要与资源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突出效果导向，把文明实践与城乡居民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基层所站要面向需求设计“群众点单、部门派单”的流程，提供理论政策宣讲、普法教育、职业培训、文艺演出、健康养老等服务。同时增设自选文明实践项目，采取“线上+线下、公共+特色”的模式，满足群众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打破部门利益和条块分割，协调各类资源，构建“大实践”平台。以县域为整体，对接市级资源，甄选乡镇资源，联合宣传、组织、文旅、科教、卫生等部门，建立跨地域跨部门协作机制，共建“县（区）实践中心—乡镇（街道）实践所—村（社区）实践站”三级组织体系。按照“因地制宜、集约利用、防止浪费”的思路，统筹规划党群中心、文化场馆等设施，汇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人故居、烈士陵园等红色资源，激发机关党员、基层干部、先进人物、新乡贤、“五老”人员的最大潜能，建设多功能文明实践综合体。 （二）优化文明实践主体与结构
让人动起来、使志愿服务活起来，弥补枢纽型志愿服务组织阙如，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体性建构的逻辑基础。要将志愿服务资源下沉到城乡社区，送到群众身边，吸引群众参与。比如，安徽天长市通过设置网格实践点，招募网格志愿者，点对点联系居民，开展志愿者与群众结对认亲、串门走访，定期组织学习、生产、生活“三帮扶”活动，让每一个人都变成文明实践参与者。搭建有人员、有项目、有规划、便捷高效的志愿服务平台，加强专业化培训，科学开展积分认定，建立健全时间储蓄制度，提高志愿服务效能和管理水平。要着眼社会治理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优化文化治理结构，构建“党委统一领导、部门通力配合、社会共同参与”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发挥党组织牵头抓总和核心领导作用，统筹文明实践活动与党建工作，使二者同频共振。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县级融媒体中心一体建设，完善“基层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会治理”机制[9]，吸纳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参与，形成“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文明实践新格局。
（三）创新文明实践方法与手段
经由政治符号嵌入的公共空间，无疑是表意政治和聚合认同的承载场，对强化意识形态属性大有助益。要巧妙借用政治话语策略性装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意义编织中重构空间存续的正当性，再生产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将党的方針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楷模先进事迹等内容转化为视觉化、立体式符号，以艺术元素点缀雕像、展板、图徽等标识，赋予中心、站所更强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切忌“一刀切”，须立足实际，结合文化“六进”活动，以“主题党日”“微型党课”等多样化方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大数据”云平台，推动实体空间网络化。运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通过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展示、多终端传播等方式引导群众践行文明理念，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网上网下交相辉映。
（四）强化文明实践目标与绩效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政治工程，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因此，我们要以目标为导向，通过文明实践活动，传思想、传道德、传文化、传政策、传科技，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融合科学文化系统、思想观念系统、价值观念系统、理想信念信仰系统、道德规范系统、精神风貌和行为作风系统，构筑集中反映新时代特征的制度化、设施化的精神文明大系统。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以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责任督查范围。各地可以通过构建效果评价与监督机制，建立科学化、标准化的文明实践工作测评体系，完善月查、季评、年度考核制度等方式，确保文明实践落地生根，实现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制度化管理;采取明察暗访、专项督查、公开通报、媒体曝光等方式强化考核监督;健全“试点—督查—改善”长效机制，保障定期考核评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靶向精准、过程规范、成果显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EB/OL].（2018-08-23）[2020-11-04].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23/c_129938245.htm.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502.
[3]陈冬生，王枫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问题探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4-105.
[4]孟宪平.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91-192.
[5]赵兴良.习近平系列讲话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J].求实，2015（10）：19-24.
[6]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1.
[7]彭继红，向汉庆.国家治理与文化伦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38.
[8]王珺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认同的培育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19（12）：125-129.
[9]曹峰.建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J].红旗文稿，2019（12）：33-34.
[关键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知行合一 文明实践共同体 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21）04-0018-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1.04.004
[基金项目]2018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打造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经验研究”（2018MSJ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堃（1982— ），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张振昌（1997— ），湖北孝感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与改革。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1]习近平的讲话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理论上探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思想渊源，分析其价值意蕴，并提出建设路径，对高质高效开展基层文明实践活动，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匹配的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思想渊源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蕴含着悠久深厚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一脉相承，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观的思想精华。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
1845年，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彻底决裂并肯定“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他基于实践革命能动的意旨，将文明置于“实践唯物主义”范畴，揭示文明发轫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实践，反过来也确证人的价值，塑造人的素质，指引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性。恩格斯汲取马克思哲学“实践”的养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实践获取了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三元结构张力，成为理解人類文明形态演进的密匙。[3]这种文明实践观是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不仅表现为依靠实践联结主体与客体，更在于强调文明，激发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需要，对意义世界的重新阐释及理性建构。文明实践使动物性本能退隐到社会舞台幕后，带领人类蹚出野蛮的沼泽，迈进高品质的生活状态。一旦撇开实践将文明限制于一隅，就难以体会在取得自然力与对象性世界的支配权之后才有的自由和愉悦[4]。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实践论是从人类艰苦的劳动及实践成果意义上解读文明与实践互动关系的科学认知，开辟了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坦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提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世界观方法论，从中获得与时俱进的真理性，凸显文明实践的思想政治性、群众主体性、科学实用性、社会参与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价值多元化导致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等负面因素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将思想层面的内容升华为相对统一的规范和要求，抽象为共同意志，具象为一致行动，在可感知、可体验、可复制、可修正的活动中自发性减退和自觉性增长，从而克服思想认识上的“散光”“漂移”“自抑”和“凌虚”，跳出概念冲突、价值碰撞、方法功能裂解的鸿沟，为重建精神家园提供了切实可能。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繁重任务，毛泽东领导人民在“站起来”之后荡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以适应整个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他要求人们通过改造主观与客观世界形塑正确的政治观念，并选树大众化的道德榜样，更加突出了文明实践的重要性。黄继光、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信仰英勇奋斗的精神，不仅教育鼓舞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也作为中国几代人精神文化的群体记忆影响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洞察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我国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这两个文明实践主体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作用，遏制了世纪之交新旧体制转型中的道德滑坡、风气恶化之势，为科学发展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蓄了强大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统筹推进“五大建设”，在全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诸方面深化了精神文明建设内涵[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后，各地积极试点引路，点面结合，打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见物见人、入脑入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精神文明如何与不断充裕的物质文明以及强国目标相适应，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崭新命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极大丰富与拓展。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合一观
对“知行”关系的考辨是探赜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先贤曾就“知先行后”抑或“先行后知”的话题展开过激烈论辩。南宋时的朱熹博采各家所长提出“格物致知”的观点。“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履践？也只是空！”格物致知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格物意在致知，致知贵明理，明理即体察天道，唯此方能笃行。直至明代，王阳明把道德认知与社会实践真正统合起来，阐述了“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的知行合一观。“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6]他主张言行一致，通过身体力行的知行互动，抵近道德至善的价值彼岸，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格理想乃至伦理修为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阳明心学正是其精华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对于实际工作中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必要性。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部署会议上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秉承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萃取其中优秀因子，要求以文明指导实践、实践促进文明，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自觉践履社会道德规范，让思想自觉引导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促进思想自觉，使文明内化于心、实践外化于行，做到文明与实践高度契合。总之，新时代文明实践思想内蕴知行合一观，是植根于本土的理论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明建设被寄予了更高期待，其中，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之举，应从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其价值意蕴。
（一）政治愿景和国家意志在公共空间中的映射
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且从未间断的大国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决于精神文化进步的状况，尤其是治理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将宏观的政治概念和政策诉求嵌于公共空间建构的全过程各环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实质是体现国家的公共性意识形态方向性工程及其空间样态，其力图把大主题做成小切口，改变传统意识形态宣传自上而下、教条独白的模式，使理论变得鲜活生动，令广大群众听得懂、可领会、能落实。这能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基础，适应治国理政能力现代化与国民生活现代化的同步发展[7]。公共价值在文明实践中完整呈现，并通过符号再造、功能转换、氛围营造，推动着国家政治目标的达成，这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首要的价值之所在。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界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创造公共化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同时，将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建立起系统集成的社会关系界面。针对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城乡及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党的领导下，以组织联建、项目联动、人员联手、实事联办，突破部门碎片化、资源分散化、项目割裂化的困境，广泛动员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提升了社会共治能力。要发挥贴近基层、反映诉求、服务百姓、化解矛盾的优势，以志愿服务为抓手，创新方式方法，提供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服务，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党政中心工作和城乡社会治理相结合，有助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安排，是整合时间与空间、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寓宣传思想工作于为民服务之中的治理创新。
（三）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平台与有效载体
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确保现代化沿着理性正确之轨道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自然属性是公民性，要求将培育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意识、科学知识技能的新时代建设者的任务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各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为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大众平台，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运用规训、教化、实践形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广播频道、微信公众号等载体，把理想信念、社风家风、公民道德送抵人的灵魂深处，在如沐春风的行动、净化心灵的活动、润物无声的情境中，使群众受到教育，接受思想洗礼，达到“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效果[8]。以移风易俗为重点，树立绿色生活理念，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识，抵制迷信和腐朽落后文化，赓续创新乡土文化，使乡村文明新气象不断焕发。在此意义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既是文明实践空间形态的实体化，更是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与基本向度，提供了优质的思想内容、丰富的文化产品，涵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现代观念和公共精神。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路径
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决定了文明实践有效性的整体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应围绕“在哪做”“谁来做”“怎么做”“做多久”的问题，从需要与资源、主体与结构、方法與手段、目标与绩效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整合文明实践需要与资源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突出效果导向，把文明实践与城乡居民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基层所站要面向需求设计“群众点单、部门派单”的流程，提供理论政策宣讲、普法教育、职业培训、文艺演出、健康养老等服务。同时增设自选文明实践项目，采取“线上+线下、公共+特色”的模式，满足群众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打破部门利益和条块分割，协调各类资源，构建“大实践”平台。以县域为整体，对接市级资源，甄选乡镇资源，联合宣传、组织、文旅、科教、卫生等部门，建立跨地域跨部门协作机制，共建“县（区）实践中心—乡镇（街道）实践所—村（社区）实践站”三级组织体系。按照“因地制宜、集约利用、防止浪费”的思路，统筹规划党群中心、文化场馆等设施，汇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人故居、烈士陵园等红色资源，激发机关党员、基层干部、先进人物、新乡贤、“五老”人员的最大潜能，建设多功能文明实践综合体。 （二）优化文明实践主体与结构
让人动起来、使志愿服务活起来，弥补枢纽型志愿服务组织阙如，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体性建构的逻辑基础。要将志愿服务资源下沉到城乡社区，送到群众身边，吸引群众参与。比如，安徽天长市通过设置网格实践点，招募网格志愿者，点对点联系居民，开展志愿者与群众结对认亲、串门走访，定期组织学习、生产、生活“三帮扶”活动，让每一个人都变成文明实践参与者。搭建有人员、有项目、有规划、便捷高效的志愿服务平台，加强专业化培训，科学开展积分认定，建立健全时间储蓄制度，提高志愿服务效能和管理水平。要着眼社会治理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优化文化治理结构，构建“党委统一领导、部门通力配合、社会共同参与”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发挥党组织牵头抓总和核心领导作用，统筹文明实践活动与党建工作，使二者同频共振。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县级融媒体中心一体建设，完善“基层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会治理”机制[9]，吸纳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公众等多元参与，形成“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文明实践新格局。
（三）创新文明实践方法与手段
经由政治符号嵌入的公共空间，无疑是表意政治和聚合认同的承载场，对强化意识形态属性大有助益。要巧妙借用政治话语策略性装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意义编织中重构空间存续的正当性，再生产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将党的方針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楷模先进事迹等内容转化为视觉化、立体式符号，以艺术元素点缀雕像、展板、图徽等标识，赋予中心、站所更强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切忌“一刀切”，须立足实际，结合文化“六进”活动，以“主题党日”“微型党课”等多样化方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大数据”云平台，推动实体空间网络化。运用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通过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展示、多终端传播等方式引导群众践行文明理念，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网上网下交相辉映。
（四）强化文明实践目标与绩效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政治工程，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因此，我们要以目标为导向，通过文明实践活动，传思想、传道德、传文化、传政策、传科技，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融合科学文化系统、思想观念系统、价值观念系统、理想信念信仰系统、道德规范系统、精神风貌和行为作风系统，构筑集中反映新时代特征的制度化、设施化的精神文明大系统。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以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责任督查范围。各地可以通过构建效果评价与监督机制，建立科学化、标准化的文明实践工作测评体系，完善月查、季评、年度考核制度等方式，确保文明实践落地生根，实现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制度化管理;采取明察暗访、专项督查、公开通报、媒体曝光等方式强化考核监督;健全“试点—督查—改善”长效机制，保障定期考核评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靶向精准、过程规范、成果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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