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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及周边地区6～8万人在圣彼得广场集会，地方治安官下令军队逮捕会议领导人，驱散群众。这一起事件，造成十余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约500人受伤。①因军队中有一部为滑铁卢战役中立下卓越军功的第15骠骑兵团，故这场军队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的事件被讽刺地称为彼得卢大屠杀。彼得卢事件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现代化改革过程中的一起重大事件，也是法国大革命后英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极度恶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在曼彻斯特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业革命期间，由于棉花行业的迅猛发展，短短时间内曼彻斯特就从一个小镇变成英国第二大城市。1750—1820年间，人口增长了七倍，导致城市居住环境不断恶化；同时，工人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经济萧条使得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贫困，包括失业、低工资、缺乏食物等。18世纪末仍能维持较高生活水准的手工工人，在曼彻斯特主要是织布工，由于受到机器的威胁，其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尤其是拿破仑战争后大量的转业军人进入该行业加剧其工资不断下降。
工人阶级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曼彻斯特的激进改革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地的汉普登俱乐部、曼彻斯特爱国联盟等激进组织纷纷成立。当地的激进派报纸曼彻斯特观察者报的销量不断上升，其发行量在1819年底已接近伍勒的《黑矮人报》。②同时，曼彻斯特的手工工人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解决其贫困问题的尝试失败之后，①也开始加入到激进改革派阵营，并逐渐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乃是实现议会改革。在此基础上，激进派为了“用最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在下院实现改革，从而消除这个国家人民长久以来承受的痛苦；同时使无代表权的曼彻斯特拥有立法代理人进入议会”，②号召发起彼得卢集会，并得到了曼彻斯特地区工人阶级积极响应。
关于彼得卢屠杀事件发生的原因，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曼彻斯特当局与托利党政府是否在彼得卢集会前就预谋好使用武力逮捕领导人、驱散民众，并通过暴力的流血镇压行动来打击当地的激进改革派。
要理解曼彻斯特当局以及托利党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必须了解彼得卢集会的和平合法性质及保守派对合法集会运动的态度。彼得卢集会是由和平派发起，试图通过合法的方式举行集会，本身不带革命倾向。会议原计划于8月9号举行，在治安官宣布此次集会非法后，大会组织者立即接受了此项决定，并派萨克斯顿（John Saxton曼彻斯特观察者助理主编）去利物浦寻求集会合法化建议，小心修改章程，并重申其会通过合法、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③同时，大会组织委员会曾下达指示，会议当天不能携带任何形式的武器，包括棍棒，只有最年老体弱的才允许带拐杖。④就现场的情形来看，集会者确实遵守了这一规定。据现场目击者斯坦利（Edward Stanley）所说：
除了一两处不情愿丢弃旗帜外，我没有看到任何抵抗的局面，而木棍就我看来只是用来当拐杖，辅助走路用的。我听说骑兵队被石头攻击，但没有看到任何投掷武器使用。⑤
即使是治安官领导人哈尔顿后来的证词也说他只是看到了有木棍和砖块投掷，但却不确定是否是向着骑兵队而去。
然而，政府保守派对合法集会运动的态度则越来越强硬，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英国不断爆发的合法集会运动愈演愈烈，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例如激进派著名的演讲家亨特，也是彼得卢集会的讲演者，即是通过在各地的演讲获得了全国性的声望。由此，英国的保守派认识到合法性集会的威胁，一位约克郡的保王派人士这样写道：
我认为诸如在曼彻斯特发生的这类集会，无论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下去，最终会变成公开的叛乱。⑥
曼彻斯特地区五位治安官给内政大臣西德默思（lord sidmouth）的信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
工人阶级的行为至今为止还是和平的，但是却不能指望以后还会这样。在一些不顾一切的暴民鼓动下，我们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失去阻止会议召开的能力。现在对于如何遏制这些煽动性学说的传播和及其带来的威胁，我们正不知所措。⑦
其次，仅就曼彻斯特当局是否预谋好使用武力逮捕领导人、驱散民众这一点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彼得卢集会前，当地治安官就在会场周围布置了包括正规军和警察在内数千人。曼彻斯特义勇骑兵队队长菲利普提到：“早在7月7号，政府就命令柴郡和曼彻斯特的义勇骑兵队做好准备，因此大多数骑兵早已将武器放在雇佣的刀匠那做好准备。”⑧第二，治安官在下令军队入场驱散民众之前，并未遵守取缔闹事法（Riot Act）⑨的相关规定。就是否宣读法案问题，治安官在后来的审判法庭上说在其所处房屋的窗户边宣读了两遍，然而当时的两个目击证人，斯坦利和麦克尼（一位站在治安官所处房屋上层窗户边；另一位在该房的台阶上）都表示没有听到。⑩实际上，是否宣读过法案已不重要，因为治安官并未按照规定空余1个小时时间给民众散去，很快屠杀便开始了。由此可见，即使治安官事先部署军队的行为可以解释为预防极端情况，例如集会变成一场叛乱之类，而治安官未遵守法令即下令驱散民众的行为，更能表明这一切乃是事先筹划好的行为。
再次，关于托利党政府参与了这场预谋的观点，并无确实的证据。唐纳德·里德在《彼得卢：大屠杀及其背景》一书结论中提到：“就内政部文件的证据显示，利物浦当局并没有为了抑制下层阶级而期望或者促成这一次的流血镇压行为，相反如果曼彻斯特治安官遵守了内政部的政策精神屠杀就不可能发生。”①里德认为托利党政府，主要是西德默思，并不希望使用武力驱散民众，其错误只是在于将“决定权交予曼彻斯特治安官的手中。”②与之相反，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否定了里德的这一说法。他认为尽管“我们也许根本无法确定利物浦和西德默思是否参与了以暴力驱散集会的决定”，然而从政府“在事发之后那样起劲地充当帮凶这一行为”来看，政府并非对彼得卢事件毫无准备。③汤普森提出政府在彼得卢屠杀后的种种表现，例如在两周内，西德默思的祝贺以及摄政王的感谢已经转到了地方官和军队手中，以表彰他们为保障公众安宁所采取的迅速、果断和有效的措施；国家起诉一开始就不是针对罪犯，而是针对那天的受害者——亨特、萨克斯顿、班福德等；菲茨威廉伯爵因反对大屠杀而被解除了郡守职务等，都表明即使政府未直接参与预谋逮捕领导人和武力驱散群众，至少也是政府一直所期待的。④ 最后，关于政府事先预谋好通过流血镇压的方式，即通过一场屠杀来打压激进派组织的观点则值得商榷。彼得卢事件之前，政府动用军队镇压骚乱，驱散集会民众的行为比较普遍，然而行为比较克制，其动用武力只是在某些极端情况发生之后，例如1757年，树德山叛乱（Shude Hill Fight）中，军队在其中一名军人被杀，九名受伤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开火；1817年3月10日，曼彻斯特大量民众集会，送行并声援“织毯者挺进”运动，治安官在警告无效后命令军队逮捕演讲者，群众在演讲者被逮捕后也自行散去，也并未造成伤亡。
屠杀局面的产生，其大部分原因源于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义勇骑兵队的组建。有一种观点认为义勇骑兵队由于训练不精加上现场局面混乱，导致马匹不受控制，从而没有能力在无伤亡的情况下通过特殊警察隔开的通道完成任务。在他们陷于群众的包围之后，治安官命令正规军进入驱散民众，然后导致了局面的不可控和屠杀的开始。然而，实际上，义勇骑兵队在逮捕了亨特等人后并未撤退，而是继续砍杀，其造成的破坏比正规军更大。骑兵队中某些人对扛旗的人紧追不放，他们知道演讲者的姓名并伺机予以报复，得势之后他们还列队欢呼胜利。一个棉纺工说：“当时四处都是吆喝声，每当有人喊‘发发慈悲吧’，他们就说：‘该死的东西，谁让你们来这儿？’”⑤
由此可见，如果说彼得卢事件的发生，部分的原因在于曼彻斯特当地治安官的预谋以及托利党政府的默许的话；那么最终大屠杀的发生，其责任更多的应归因于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义勇骑兵队对集会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仇恨。这种仇恨更多的出于曼彻斯特地区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义勇骑兵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曼彻斯特的商人，诸如奶酪店主、五金商人、肉贩、玉米商人、黄油代理商等，还包括一些旅店老板，小工厂主，裁缝，钟表匠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当地的工人阶级有着极其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普雷斯曾在一封信中所述：
我认识其中一个，此人经常骂道：“真他妈的瞎了眼，每周给他们7先令就足够了；……那些婊子养的把曼彻斯特周围十英里的荨麻都吃光了，他们的汤里再没有青叶子了。”我对此事表示义愤，他立即说，“你关心他们有什么用、如果我照顾了他们，我卖给你的货能这么便宜？”⑥
彼得卢事件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对英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彼得卢事件后，英国的激进派力量不断加大，并且有不少带有革命倾向。可以说，彼得卢屠杀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与1832年议会改革前夕可能是19世纪以来英国最可能通过革命方式完成议会改革的两个时段。当然，后者因为政府的妥协最终使得英国和平地完成了议会改革；而前者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加上改革派力量的弱小，至少当时的中等阶级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对政治改革并不感兴趣，使得彼得卢事件带来的激进派改革高潮，随着12月保守党政府的六项法令颁布，加上激进派内革命派与合法派之间的冲突，逐渐消沉下去。
【作者简介】于文杰，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西方思想与文化史。
刘畅，甘肃兰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梁远，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管洪亮，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及英美关系史。
毛杰，男，江苏省宜兴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李婷轩】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极度恶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在曼彻斯特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业革命期间，由于棉花行业的迅猛发展，短短时间内曼彻斯特就从一个小镇变成英国第二大城市。1750—1820年间，人口增长了七倍，导致城市居住环境不断恶化；同时，工人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经济萧条使得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贫困，包括失业、低工资、缺乏食物等。18世纪末仍能维持较高生活水准的手工工人，在曼彻斯特主要是织布工，由于受到机器的威胁，其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尤其是拿破仑战争后大量的转业军人进入该行业加剧其工资不断下降。
工人阶级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曼彻斯特的激进改革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地的汉普登俱乐部、曼彻斯特爱国联盟等激进组织纷纷成立。当地的激进派报纸曼彻斯特观察者报的销量不断上升，其发行量在1819年底已接近伍勒的《黑矮人报》。②同时，曼彻斯特的手工工人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解决其贫困问题的尝试失败之后，①也开始加入到激进改革派阵营，并逐渐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乃是实现议会改革。在此基础上，激进派为了“用最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在下院实现改革，从而消除这个国家人民长久以来承受的痛苦；同时使无代表权的曼彻斯特拥有立法代理人进入议会”，②号召发起彼得卢集会，并得到了曼彻斯特地区工人阶级积极响应。
关于彼得卢屠杀事件发生的原因，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曼彻斯特当局与托利党政府是否在彼得卢集会前就预谋好使用武力逮捕领导人、驱散民众，并通过暴力的流血镇压行动来打击当地的激进改革派。
要理解曼彻斯特当局以及托利党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必须了解彼得卢集会的和平合法性质及保守派对合法集会运动的态度。彼得卢集会是由和平派发起，试图通过合法的方式举行集会，本身不带革命倾向。会议原计划于8月9号举行，在治安官宣布此次集会非法后，大会组织者立即接受了此项决定，并派萨克斯顿（John Saxton曼彻斯特观察者助理主编）去利物浦寻求集会合法化建议，小心修改章程，并重申其会通过合法、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③同时，大会组织委员会曾下达指示，会议当天不能携带任何形式的武器，包括棍棒，只有最年老体弱的才允许带拐杖。④就现场的情形来看，集会者确实遵守了这一规定。据现场目击者斯坦利（Edward Stanley）所说：
除了一两处不情愿丢弃旗帜外，我没有看到任何抵抗的局面，而木棍就我看来只是用来当拐杖，辅助走路用的。我听说骑兵队被石头攻击，但没有看到任何投掷武器使用。⑤
即使是治安官领导人哈尔顿后来的证词也说他只是看到了有木棍和砖块投掷，但却不确定是否是向着骑兵队而去。
然而，政府保守派对合法集会运动的态度则越来越强硬，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英国不断爆发的合法集会运动愈演愈烈，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例如激进派著名的演讲家亨特，也是彼得卢集会的讲演者，即是通过在各地的演讲获得了全国性的声望。由此，英国的保守派认识到合法性集会的威胁，一位约克郡的保王派人士这样写道：
我认为诸如在曼彻斯特发生的这类集会，无论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下去，最终会变成公开的叛乱。⑥
曼彻斯特地区五位治安官给内政大臣西德默思（lord sidmouth）的信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
工人阶级的行为至今为止还是和平的，但是却不能指望以后还会这样。在一些不顾一切的暴民鼓动下，我们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失去阻止会议召开的能力。现在对于如何遏制这些煽动性学说的传播和及其带来的威胁，我们正不知所措。⑦
其次，仅就曼彻斯特当局是否预谋好使用武力逮捕领导人、驱散民众这一点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彼得卢集会前，当地治安官就在会场周围布置了包括正规军和警察在内数千人。曼彻斯特义勇骑兵队队长菲利普提到：“早在7月7号，政府就命令柴郡和曼彻斯特的义勇骑兵队做好准备，因此大多数骑兵早已将武器放在雇佣的刀匠那做好准备。”⑧第二，治安官在下令军队入场驱散民众之前，并未遵守取缔闹事法（Riot Act）⑨的相关规定。就是否宣读法案问题，治安官在后来的审判法庭上说在其所处房屋的窗户边宣读了两遍，然而当时的两个目击证人，斯坦利和麦克尼（一位站在治安官所处房屋上层窗户边；另一位在该房的台阶上）都表示没有听到。⑩实际上，是否宣读过法案已不重要，因为治安官并未按照规定空余1个小时时间给民众散去，很快屠杀便开始了。由此可见，即使治安官事先部署军队的行为可以解释为预防极端情况，例如集会变成一场叛乱之类，而治安官未遵守法令即下令驱散民众的行为，更能表明这一切乃是事先筹划好的行为。
再次，关于托利党政府参与了这场预谋的观点，并无确实的证据。唐纳德·里德在《彼得卢：大屠杀及其背景》一书结论中提到：“就内政部文件的证据显示，利物浦当局并没有为了抑制下层阶级而期望或者促成这一次的流血镇压行为，相反如果曼彻斯特治安官遵守了内政部的政策精神屠杀就不可能发生。”①里德认为托利党政府，主要是西德默思，并不希望使用武力驱散民众，其错误只是在于将“决定权交予曼彻斯特治安官的手中。”②与之相反，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否定了里德的这一说法。他认为尽管“我们也许根本无法确定利物浦和西德默思是否参与了以暴力驱散集会的决定”，然而从政府“在事发之后那样起劲地充当帮凶这一行为”来看，政府并非对彼得卢事件毫无准备。③汤普森提出政府在彼得卢屠杀后的种种表现，例如在两周内，西德默思的祝贺以及摄政王的感谢已经转到了地方官和军队手中，以表彰他们为保障公众安宁所采取的迅速、果断和有效的措施；国家起诉一开始就不是针对罪犯，而是针对那天的受害者——亨特、萨克斯顿、班福德等；菲茨威廉伯爵因反对大屠杀而被解除了郡守职务等，都表明即使政府未直接参与预谋逮捕领导人和武力驱散群众，至少也是政府一直所期待的。④ 最后，关于政府事先预谋好通过流血镇压的方式，即通过一场屠杀来打压激进派组织的观点则值得商榷。彼得卢事件之前，政府动用军队镇压骚乱，驱散集会民众的行为比较普遍，然而行为比较克制，其动用武力只是在某些极端情况发生之后，例如1757年，树德山叛乱（Shude Hill Fight）中，军队在其中一名军人被杀，九名受伤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开火；1817年3月10日，曼彻斯特大量民众集会，送行并声援“织毯者挺进”运动，治安官在警告无效后命令军队逮捕演讲者，群众在演讲者被逮捕后也自行散去，也并未造成伤亡。
屠杀局面的产生，其大部分原因源于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义勇骑兵队的组建。有一种观点认为义勇骑兵队由于训练不精加上现场局面混乱，导致马匹不受控制，从而没有能力在无伤亡的情况下通过特殊警察隔开的通道完成任务。在他们陷于群众的包围之后，治安官命令正规军进入驱散民众，然后导致了局面的不可控和屠杀的开始。然而，实际上，义勇骑兵队在逮捕了亨特等人后并未撤退，而是继续砍杀，其造成的破坏比正规军更大。骑兵队中某些人对扛旗的人紧追不放，他们知道演讲者的姓名并伺机予以报复，得势之后他们还列队欢呼胜利。一个棉纺工说：“当时四处都是吆喝声，每当有人喊‘发发慈悲吧’，他们就说：‘该死的东西，谁让你们来这儿？’”⑤
由此可见，如果说彼得卢事件的发生，部分的原因在于曼彻斯特当地治安官的预谋以及托利党政府的默许的话；那么最终大屠杀的发生，其责任更多的应归因于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义勇骑兵队对集会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仇恨。这种仇恨更多的出于曼彻斯特地区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义勇骑兵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曼彻斯特的商人，诸如奶酪店主、五金商人、肉贩、玉米商人、黄油代理商等，还包括一些旅店老板，小工厂主，裁缝，钟表匠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当地的工人阶级有着极其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普雷斯曾在一封信中所述：
我认识其中一个，此人经常骂道：“真他妈的瞎了眼，每周给他们7先令就足够了；……那些婊子养的把曼彻斯特周围十英里的荨麻都吃光了，他们的汤里再没有青叶子了。”我对此事表示义愤，他立即说，“你关心他们有什么用、如果我照顾了他们，我卖给你的货能这么便宜？”⑥
彼得卢事件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对英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彼得卢事件后，英国的激进派力量不断加大，并且有不少带有革命倾向。可以说，彼得卢屠杀及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与1832年议会改革前夕可能是19世纪以来英国最可能通过革命方式完成议会改革的两个时段。当然，后者因为政府的妥协最终使得英国和平地完成了议会改革；而前者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加上改革派力量的弱小，至少当时的中等阶级中的工业资产阶级对政治改革并不感兴趣，使得彼得卢事件带来的激进派改革高潮，随着12月保守党政府的六项法令颁布，加上激进派内革命派与合法派之间的冲突，逐渐消沉下去。
【作者简介】于文杰，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西方思想与文化史。
刘畅，甘肃兰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梁远，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管洪亮，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及英美关系史。
毛杰，男，江苏省宜兴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