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小的相册中，收藏着两张老照片，一张是毛主席视察机关“后院”炼钢，一张是“炼钢工人”用小坩埚炼钢的实景。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1958年的“大炼钢铁”，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我在端视照片中搜索记忆，书写年轻时期经历的这段故事。
　　20世纪中叶，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开始逐步地转入经济建设高潮，亟想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时我们很看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学习《联共党史》时，有这么个说法，炼钢水平达到一千万吨后，即表示这个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工业化”这个名词对于正在渴望国家富强的人来说，是多么吸引人啊！不久后国家确定了“以钢为纲”来加速经济建设的思想，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步伐。
　　1958年夏，党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具体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要求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可是这个计划的完成困难很大，因为1958年前八个月钢产量只完成400万吨，其余的600万至700万吨必须在剩下的四个月内完成。对此，各地党委制订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指导方针，由第一书记挂帅。由于现有的炼钢企业生产能力达不到完成上述生产任务，各地就纷纷搞起了小高炉、土高炉。掀起了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
　　这年深秋，“大炼钢铁”之风无例外地刮进了中南海。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由主任叶子龙（兼任毛主席办公室负责人）挂帅，组成了一个炼钢班子，成员由秘书科等同志组成，还有几个秘书组（即毛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办公室）的同志零星参加。其“工场”设在所谓机关“后院”，在大西门内南头一个院子内。起步工作忙于规划场地，开挖地沟、搭工棚，向有关部门索要各种器材、工具，例如鼓风机、坩埚，唯一欠缺的是炼钢知识和操作技术的培训，但这些在当时似乎并不重要。
　　正式开工时，同时操作两三个坩埚，五六个人轮流上岗。操作技术很简单，只要把焦炭点着，开动鼓风机，待坩埚中碎铁熔化，铁水发出炽热的白光，就达到要求了，全凭肉眼观察。现场温度高，铁水飞溅，没有劳动保护用品，就各人想办法，或用雨衣，或用旧衣破帽保护身体。中央机关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规定每天产量必须当晚上报，并在第二天向各单位通报。为了炼出更多钢，常常加夜班。有一天晚上，一位同志从现场下来，急匆匆地进入休息室，刚跨进门槛，突然摔倒在地，不省人事。叶子龙等人急忙给他施行掐“人中”等急救办法，促使他慢慢苏醒过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煤气中毒的厉害。
　　某一天晚上，说是中直系统要搞“突击”，要把产量猛抬上去，我被指令学习和操作“炒钢”技术。第二天下午我就在一位来自河北的农民师傅（是中直机关专门请来的）指导下，用普通砖头和石灰搭建了一个十分简陋的炒钢炉（应该说是小灶台），安上一个比较大的鼓风机。晚上操作时，农民师傅把大块的木柴同铁块放在一起，启动鼓风机把炉火烧得特别旺，叫我不断地用铁棒搅动木柴和铁块，使铁块熔化后凝结成钢。令农民师傅大为失望的是，城里的木柴十分干燥，不像农村新砍下的树木，干木柴点火后在鼓风机鼓吹之下，不到五六分钟就烧完了，铁块还来不及熔化。取出的成品是“半生半熟”，即有的铁块熔化，有的没有熔化。此后这个“炒钢炉”再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
　　毛主席十分关心正在“后院”进行的炼钢，在机要秘书罗光禄陪同下，亲自来查看。下车时他十分高兴，与我们一一握手，听着叶子龙汇报，迈步进入“后院”。他看到了这个脏乱的现场，看到了这些衣着凌乱不堪的“炼钢工人”，看到这些“工人”笨拙的操作，还观看了熔炼出来的产品，他的神态似乎失去了来时的兴奋。停留了一会，他离开了现场。
　　机关炼钢“热闹”了大概两个月，就停止了。对于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多有不同言论，机要室领导派我送样品到北京钢铁学院检验，人家不太情愿地为我们做检验，也不太情愿地告诉我，这个样品需要回炉重炼。
　　经过几个月的全国性的“大干快上”，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到年底国家经济公报宣布钢产量达到了1108万吨。虽然从数量上说算是实现了计划，产量“翻番”了，但它给国民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相当严重的，这个已经记入史册，为人们所熟知。
　　回顾人生这段经历，既兴奋——我国人民为夺取工业化的高昂斗志；又伤心——人民生活遭遇了重大的不应发生的饥荒。历史是最实在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必须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
　　（作者为原中办国办信访局副局长、政务专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