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桂剧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伴随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变动，桂剧的伴奏乐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国家对于戏剧的改良和重视，桂剧开始丰富和增加传统乐器。至“文革”时期，伴随移植样板戏的历程，开始大量加入西洋乐器，几乎在传统乐器基础上，形成了以单管制为主的西洋乐队编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洋乐器逐渐淘汰，至80年代中后期，逐渐回归至传统乐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桂剧乐队的编制变化，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中国戏曲改革历程中的共同现象。通过口述访谈的调研，对这一时期乐队的变化能够有更鲜活的认知，体现了口述史料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桂剧;广西桂剧团;乐队建制;口述访谈
桂剧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剧种之一，因广西简称“桂”，从历史源流看桂剧主要形成于桂林地区，故称之为“桂剧”。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桂剧的历史研究是广西音乐史关注的重要课题。音乐历史的研究首先依赖于文献的考证，然而，文本的文献总是会因为客观的原因而有所缺失和不足。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口述史料的重要价值就凸显出来。一些在档案史料中没有的涉及广西地方戏曲当代发展的一些重要口述史，如桂剧乐队的建制演变的问题，就不在档案史料中有太多体现。接受访谈的代表历史见证者是宋德祥老先生（辽宁营口人），广西籍蔡立彤、韩德明和戴景强先生。访谈主要通过受访人口述的方式，对访谈主题进行论述，同时对口述内容进行提问、解答。在采访过程中以笔记、录音、录像的手段，来记录、整理、保存访谈资料。經过多次的访谈工作，笔者的关注点开始聚焦于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发展，其中对桂剧团乐队建制的演变就是关注的一个重点。通过对于几位历史见证者的访谈，笔者将过程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背后发生演变的缘由作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与判断，从而梳理了桂剧乐队编制的历史发展变迁。
一、三位被访者的基本情况
宋德祥老先生是辽宁营口人，中共党员，1953年到广西军区文工团后又编到55军，在部队有过戏曲创作经验，为部队写过彩调歌剧等。1955年转业到广西文艺干校成立的彩调训练班，1956年带队参加北京戏曲讲习会，回到南宁后被任命为广西彩调团第一任团长，在此期间为全区第一个文艺干校青年训练班讲课。1959年开始参与广西戏曲学校筹备工作并任桂剧班班主任。后因遭遇“文革”，1969年被下放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期间调至南宁戏剧研究室给全区汇演写总结报告并以汇演大会的名义在《广西日报》发表。1972年调至桂剧团，任创作组组长，至1982年因超龄离开桂剧团，退居二线。曾参与编撰了《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主持编撰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是《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总编辑部的特邀审稿员。
蔡立彤先生是广西人，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戏曲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广西卷》执行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副主编兼执笔者之一。1959年考入广西戏曲学校桂剧班学习京胡、作曲，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桂剧团任演奏员，先后担任广西桂剧团副团长、团长职务，并兼剧团乐队指挥、作曲。1988年离开桂剧团后调入彩调团，不久后由文化厅抽调去筹备成立广西文化影像出版社并任社长。1995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艺术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红管家》《琼花》《小刀会》《西厢记》《富贵图》等。
戴景强先生现为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演奏员、广西彩调团调胡演奏员兼作曲。戴先生1966年生，1984年进入广西艺术学校彩调班，师从莫长春学习二胡，后又学习调胡。曾荣获首届中国滨州“国际小戏艺术节”优秀音乐奖、“广西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广西剧展优秀音乐奖。主要作品有音乐剧《谷魂》《情·鸳鸯江》《临贺长歌》《大梦瑶山》，实景音乐舞蹈史诗《山水盛典》，广播剧《到延安去》，彩调剧《追》《乡醉》等。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桂剧乐队的基本编制和不足
一般认为桂剧是在祁剧（主要是祁剧）、徽剧的影响下，通过艺人的不断融合、交流，结合本地语言、风俗形成的一种具有多种声腔系统的地方剧种。在对宋德祥老师的访谈中，宋老师提到桂剧来源有两种传说（说法）：一是“受徽班影响桂剧，欧阳予倩认为桂剧和徽班有关系”;二是“从祁阳的祁剧传过来，唐景崧就是湖南祁阳人，写过40多个桂剧剧本。大体上这样认为，桂剧中徽剧的痕迹不多，大部分人相信桂剧是从祁剧传过来的”。通过对口述访谈资料的解读以及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比较印证，桂剧来源主要是在祁剧的影响下形成的地方剧种。在清末时期，唐景崧创作了大量的桂剧剧本，为桂剧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经过欧阳予倩等人对桂剧作出的有效改革，给桂剧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桂剧通过艺人们的努力，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他剧种优点，并与地方风俗习惯、语言特点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桂剧。这种独特的桂剧乐队模式形成了最初的“左右场”舞台布局，即“管弦居左，击弦居右”，相当于戏曲音乐中常说的“文武场”。左场为管弦乐，是桂剧乐队的基础，有京胡、唢呐、笛子。管弦乐由京胡演奏者一人演奏，所以对京胡演奏者的要求很高，另有配胡（京二胡）、月琴配合、衬托京胡演奏，构成“三大件”。右场为打击乐“四大件”，有鼓（单皮鼓）、钵、锣、小锣，打鼓者兼板，掌控节奏，大锣兼小镲，演奏比较灵活，钵体型较大由一人演奏。在打击乐中有句谚语“生锣、死钵、救命小锣”，由此可见打击乐在戏曲乐队伴奏中的重要性。桂剧乐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过长期的发展，乐队人员从早期的面对观众，左右分开，俗称“场面”，改为合在一起位于舞台上场门，到最后逐渐固定在下场门位置，开始形成了自身的乐队伴奏模式。虽然是较为简单的小乐队形式，但已具备了管弦乐和打击乐的编制，使桂剧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与同时期的京剧等其他剧种的乐队建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桂剧乐队建制仍具有原始性。桂剧的文场伴奏乐器简单，演奏人员较少。虽然在基本的“文场”伴奏中有着相似或相同的主奏乐器，但其他丰富的弹拨乐器和具有和声性质的吹奏乐器笙尚未出现。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桂剧乐队编制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化艺术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戏曲改进委员会）进行戏曲改革工作。在“改戏、改人、改制”以及“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的政策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初广西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简称“戏改会”，由文化局管理，秦似为副局长，负责戏改工作。戏改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整理剧本，按照国家的文艺指导方针，戏曲工作者联合戏曲老艺人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排演。在1961年组织老艺人座谈会、会演，通过老艺人口述剧本、专人记录整理、排版印刷出版的方式，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传统剧剧本（当时称作“黄皮书”）。然而，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毒草”，受到了严重的毁坏。自治区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国营性质的机构——广西桂剧艺术团，其前身是欧阳予倩在桂林群众艺术馆组织的桂林实验剧团。该剧团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中以《拾玉镯》荣获演出二等奖，演员尹羲获一等奖，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国营广西桂剧艺术团。以此为节点旧社会的戏曲艺人们便转变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中。1959年由自治区政府组织进行戏校筹备工作，以宋德祥老师为代表前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学习考察戏校建校情况，随后便在南宁成立了广西戏曲学校（“文革”时停办，戏校老师被下放，“文革”结束后恢复）。由宋德祥带领老艺人在桂林、梧州、南宁、柳州一带招收大班学员，即桂剧班，宋德祥为班主任。1960年开始二班学员招生，二班包括多个剧种学员，但不幸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遭遇困难时期，戏校也难以维持，便开始精简人员，大部分二班学员退回其他地方或剧团，大班学员基本保留并于1965年毕业。广西戏曲学校的成立，为桂剧培养了专业化的戏曲人才，大班学员毕业后部分学员调入国营桂剧艺术团，取代了原先的桂剧团人员，为剧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剧团人员逐渐年轻化，为后来“文革”时期的桂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专业的戏曲音乐教育机构处于建设阶段，戏曲人才尤其是民族器乐演奏人才短缺，剧团乐队人员主要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延续下来的老艺人们。桂剧通过戏曲改良和借鉴其他剧种，在传统乐队的原始形式上加入了一些民族乐器，无西洋乐器，乐队性质尚未改变。在管弦乐“三大件”和打击乐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笙、中阮、三弦、扬琴、二胡等一些民族乐器。此阶段整个桂剧团乐队建制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民族乐器作为伴奏形式，乐队有十四五人的规模，基本形成了传统民族乐队的伴奏模式。民族乐器的增加，使得桂剧乐队的表现力得到一定的提升，音乐效果更加和谐、丰富。
四、“文革”期间桂剧乐队编制的西洋化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全国各地举行现代戏观摩演出活动，形成了以京剧为主导的革命现代戏的繁荣发展。1966年由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文革”全面展开，以行政手段推行“文化改革”，出现了“全国人民八个戏”的垄断局面。全国各地剧种自上而下对其进行效仿，各地剧团开始移植、演出京剧“革命样板戏”剧目。在采访中蔡立彤老师提到，“到1969年‘文革’运动开始收尾，桂剧团才开始有了一些业务活动，1968年以前基本上是全国大串演，国家免费资助，（剧团）辛苦一点，到全国去‘旅游’，当时叫串演、‘闹革命’。桂剧团在移植革命样板戏方面，移植的有《红灯记》《沙家浜》《磐石湾》《杜鹃山》等剧目，另外还有一些创作剧目，如《太平军》《风云紫鹃山》等都是很大型的剧目。”
在移植样板戏的过程中，桂剧接受了京剧样板戏中西乐相结合的艺术观点，在一些创作剧目中也采用大乐队的伴奏形式。整个乐队编制以它为“样板”，采用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相结合的方式，乐队建制比较丰富。这一时期，桂剧乐队基本上按照一个西洋单管乐队编制保留了传统的“三大件”和打击乐，引进西洋乐器，有弦乐组、管乐组。其中，弦乐组包括有五六把小提琴，两三把二胡，一两把大提琴和一把贝斯，铜管乐器有小号、圆号、长号，木管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还有琵琶、中阮、小阮、月琴一些弹拨乐器，此时的剧团乐队规模发展到30多人。乐队指挥由蔡立彤担任，兼作曲和京胡。根据采访蔡立彤先生的资料，了解到整个管弦乐队单管乐队编制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在引进西洋乐器的同时，遵循桂剧本身的艺术特色，整个乐队在突出“三大件”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挥各个声部，把整个气氛烘托起来。根据“三突出”理论原则，在突出戏剧主要人物的前提下，乐队各个声部发挥到极致，既要塑造人物，又要在具体的情景下烘托气氛。乐队主要作用是陪衬演员、渲染戏剧效果，烘托舞台气氛，塑造人物形象。这一阶段，桂剧团先后请专业人士来为戏曲音乐配器，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开始采用配器的方式来丰富各个乐队声部，使得戏曲更具有音乐性。在乐队建制开始中西乐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在严格遵守传统戏曲音乐特色的前提下，根据剧团的实际情况适当引进吸收一些西洋管弦乐器，扩大戏曲乐队规模。这种西洋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的融合不仅使得戏曲音乐效果更加和谐、丰富，同时也能够使音乐更好地服务于戏剧本身。
“文革”时期在桂剧戏曲乐队建制的问题上，一方面是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受京剧样板戏风潮的影响，全国各个地方剧种对其效仿，另一方面与桂剧团成员的主观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此时的桂剧团成员主要是从广西戏曲学校1959届桂剧班毕业的学员，1965年毕业后被抽调到桂剧团，从而取代了原先的桂剧团。新的桂剧团乐队成员主要是从戏校培养出来的，如蔡立彤、周建军、潘思成、胡占华等人，这些学员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对桂剧充满强烈的热爱以及对桂剧发展前景看好。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戲曲工作者，在一所专门培养戏曲人才的学校学习，接受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知识，使得他们对桂剧有了更深层次的学习和认识。并且，通过进一步的采访，了解到广西戏曲学校桂剧班当时也开设有作曲、乐理、和声等一些西方音乐课程，提升了学员们对西方音乐知识的掌握，在中西方音乐文化认知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剧团成员的年轻化也为剧团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具有较强超前意识，在想法上比较一致，所以在乐队建制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些主客观条件与桂剧团采用西洋乐队单管编制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尽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效仿京剧样板戏的风潮席卷全国，戏曲界出现乐队僵化、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剧团成员在形势发展下对桂剧乐队模式做出一定的探索、实践，为后来桂剧乐队编制的发展留下了实践性的经验、教训。
五、 改革开放以来桂剧乐队编制的传统回归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百家爭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戏剧团恢复建制，政府取消“禁戏”政策，恢复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并对其进行整理、改编，重新提出“三并举”的戏曲政策。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为戏曲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给人们带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蔡立彤先生在访谈的过程中提到，“桂剧团在八十年代中期乐队人员有的调走，分流去了其他剧团或改行去了其他单位，如有调到歌舞团的周建军、胡占华，小号去了京剧团，木管改行去了电视台。”广西桂剧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革”时期形成的整个西洋单管乐队编制被拆散，西洋乐器没有保留，伴奏乐队保留民族乐器，回归至传统的民族乐队模式。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成立，将广西桂剧团、广西壮剧团、广西彩调剧团和广西京剧团整合组建。戏剧院的整合为剧团在排演时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使得乐队的运用具有灵活性。剧团在排演一些大型剧目时，因各剧团乐队面临人员较少的境况，所以由四个剧团合力完成排练、演出任务，乐队规模有二十七八人，各个剧团在排演小戏时使用本团乐队人员，甚至在一些小型演出时会使用电子录音带作为戏曲的伴奏。桂剧团在现今的发展中，基本有一个较全的乐队规模，保持着民族乐队的传统模式，分为文武场。文场是与京剧相同的传统“三大件”特色，有京胡、配胡（京二胡）、月琴，另有一些弹拨乐和吹管乐，包括琵琶、扬琴、笛子、唢呐、笙，目前没有低音乐器，有时会加入大阮或中阮、二胡，形成小型的管弦乐形式。武场打击乐有四个人，一个鼓师和三个下手，乐器有鼓板（由鼓师左手敲鼓，右手掌板）、大锣、小锣、小镲，组成一堂打击乐。桂剧团乐队成员包括团长、副团长在内有十二人，成员多数是一专多能，如月琴兼古筝，唢呐兼笙。现今，剧团乐队明显出现人员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有关，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整合剧团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人员流失的情况，另一方面与剧团乐队成员的年龄问题有关，部分人员达到退休年龄，更替过程中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在适当的时期没有做好人员的新旧交替，从而导致剧团乐队人员减少。近几年，在保持现有乐队的情况下，桂剧团通过对社会公开招生考核，对目前乐队急需的乐器种类进行招生，以此来扩大乐队建制。
六、结语
纵观桂剧乐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始终保持着戏曲乐队传统“三大件”和打击乐锣鼓配合的基本模式，突出戏曲音乐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风格。桂剧乐队伴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统民族乐队模式发展到“文革”时期中西乐融合的单管乐队编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回归到民族乐队模式的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桂剧，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以及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下，对戏曲乐队建制的改革与实践使得桂剧在新时期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从桂剧乐队这一角度出发，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戏曲改革的发展历程。同时，口述访谈资料对文献资料的丰富，也使得当代历史发展变迁中的历史事件能够更好地呈现。
参考文献：
[1] 《广西通志·文化志》第二编辑室.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第二辑）[G].南宁，1987.
[2]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
[3] 汪人元.京剧“样板戏”音乐中东西方音乐文化的撞击与交流[J].戏曲研究，1996（1）.
[4] 常静之.建国50年戏曲音乐发展概述[J].文艺研究，1999（6）.
[5] 王林育.样板戏的产生极其创作模式[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1）.
[6] 毕泗振主编.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C].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
[7]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2.
[8] 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9] 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上）[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3）.
[10] 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下）[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4）.
[11] 田可文.青年学子对音乐口述史理论的解读与挖掘——“青年论坛”主持人语[J].歌海，2019（1）.
[12] 李莉，王玏.口述史在广西音乐史研究中的实践[J].歌海，2019（1）.
[13] 杨帆.口述史与抗战音乐史研究[J].歌海，2019（1）.
[14] 张潇元.“口述音乐史”访谈工作规范[J].歌海，2019（4）.
[15] 宋德祥口述，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17日.
[16] 蔡立彤口述，2019年11月3日.
[17] 戴景强口述，2019年11月4日.
[关键词]桂剧;广西桂剧团;乐队建制;口述访谈
桂剧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剧种之一，因广西简称“桂”，从历史源流看桂剧主要形成于桂林地区，故称之为“桂剧”。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桂剧的历史研究是广西音乐史关注的重要课题。音乐历史的研究首先依赖于文献的考证，然而，文本的文献总是会因为客观的原因而有所缺失和不足。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口述史料的重要价值就凸显出来。一些在档案史料中没有的涉及广西地方戏曲当代发展的一些重要口述史，如桂剧乐队的建制演变的问题，就不在档案史料中有太多体现。接受访谈的代表历史见证者是宋德祥老先生（辽宁营口人），广西籍蔡立彤、韩德明和戴景强先生。访谈主要通过受访人口述的方式，对访谈主题进行论述，同时对口述内容进行提问、解答。在采访过程中以笔记、录音、录像的手段，来记录、整理、保存访谈资料。經过多次的访谈工作，笔者的关注点开始聚焦于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发展，其中对桂剧团乐队建制的演变就是关注的一个重点。通过对于几位历史见证者的访谈，笔者将过程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背后发生演变的缘由作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与判断，从而梳理了桂剧乐队编制的历史发展变迁。
一、三位被访者的基本情况
宋德祥老先生是辽宁营口人，中共党员，1953年到广西军区文工团后又编到55军，在部队有过戏曲创作经验，为部队写过彩调歌剧等。1955年转业到广西文艺干校成立的彩调训练班，1956年带队参加北京戏曲讲习会，回到南宁后被任命为广西彩调团第一任团长，在此期间为全区第一个文艺干校青年训练班讲课。1959年开始参与广西戏曲学校筹备工作并任桂剧班班主任。后因遭遇“文革”，1969年被下放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期间调至南宁戏剧研究室给全区汇演写总结报告并以汇演大会的名义在《广西日报》发表。1972年调至桂剧团，任创作组组长，至1982年因超龄离开桂剧团，退居二线。曾参与编撰了《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主持编撰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是《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总编辑部的特邀审稿员。
蔡立彤先生是广西人，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戏曲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广西卷》执行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副主编兼执笔者之一。1959年考入广西戏曲学校桂剧班学习京胡、作曲，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桂剧团任演奏员，先后担任广西桂剧团副团长、团长职务，并兼剧团乐队指挥、作曲。1988年离开桂剧团后调入彩调团，不久后由文化厅抽调去筹备成立广西文化影像出版社并任社长。1995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艺术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红管家》《琼花》《小刀会》《西厢记》《富贵图》等。
戴景强先生现为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广西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演奏员、广西彩调团调胡演奏员兼作曲。戴先生1966年生，1984年进入广西艺术学校彩调班，师从莫长春学习二胡，后又学习调胡。曾荣获首届中国滨州“国际小戏艺术节”优秀音乐奖、“广西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广西剧展优秀音乐奖。主要作品有音乐剧《谷魂》《情·鸳鸯江》《临贺长歌》《大梦瑶山》，实景音乐舞蹈史诗《山水盛典》，广播剧《到延安去》，彩调剧《追》《乡醉》等。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桂剧乐队的基本编制和不足
一般认为桂剧是在祁剧（主要是祁剧）、徽剧的影响下，通过艺人的不断融合、交流，结合本地语言、风俗形成的一种具有多种声腔系统的地方剧种。在对宋德祥老师的访谈中，宋老师提到桂剧来源有两种传说（说法）：一是“受徽班影响桂剧，欧阳予倩认为桂剧和徽班有关系”;二是“从祁阳的祁剧传过来，唐景崧就是湖南祁阳人，写过40多个桂剧剧本。大体上这样认为，桂剧中徽剧的痕迹不多，大部分人相信桂剧是从祁剧传过来的”。通过对口述访谈资料的解读以及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比较印证，桂剧来源主要是在祁剧的影响下形成的地方剧种。在清末时期，唐景崧创作了大量的桂剧剧本，为桂剧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经过欧阳予倩等人对桂剧作出的有效改革，给桂剧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桂剧通过艺人们的努力，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他剧种优点，并与地方风俗习惯、语言特点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桂剧。这种独特的桂剧乐队模式形成了最初的“左右场”舞台布局，即“管弦居左，击弦居右”，相当于戏曲音乐中常说的“文武场”。左场为管弦乐，是桂剧乐队的基础，有京胡、唢呐、笛子。管弦乐由京胡演奏者一人演奏，所以对京胡演奏者的要求很高，另有配胡（京二胡）、月琴配合、衬托京胡演奏，构成“三大件”。右场为打击乐“四大件”，有鼓（单皮鼓）、钵、锣、小锣，打鼓者兼板，掌控节奏，大锣兼小镲，演奏比较灵活，钵体型较大由一人演奏。在打击乐中有句谚语“生锣、死钵、救命小锣”，由此可见打击乐在戏曲乐队伴奏中的重要性。桂剧乐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过长期的发展，乐队人员从早期的面对观众，左右分开，俗称“场面”，改为合在一起位于舞台上场门，到最后逐渐固定在下场门位置，开始形成了自身的乐队伴奏模式。虽然是较为简单的小乐队形式，但已具备了管弦乐和打击乐的编制，使桂剧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与同时期的京剧等其他剧种的乐队建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桂剧乐队建制仍具有原始性。桂剧的文场伴奏乐器简单，演奏人员较少。虽然在基本的“文场”伴奏中有着相似或相同的主奏乐器，但其他丰富的弹拨乐器和具有和声性质的吹奏乐器笙尚未出现。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桂剧乐队编制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化艺术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戏曲改进委员会）进行戏曲改革工作。在“改戏、改人、改制”以及“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的政策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初广西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简称“戏改会”，由文化局管理，秦似为副局长，负责戏改工作。戏改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整理剧本，按照国家的文艺指导方针，戏曲工作者联合戏曲老艺人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排演。在1961年组织老艺人座谈会、会演，通过老艺人口述剧本、专人记录整理、排版印刷出版的方式，整理、保存了大量的传统剧剧本（当时称作“黄皮书”）。然而，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毒草”，受到了严重的毁坏。自治区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国营性质的机构——广西桂剧艺术团，其前身是欧阳予倩在桂林群众艺术馆组织的桂林实验剧团。该剧团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中以《拾玉镯》荣获演出二等奖，演员尹羲获一等奖，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国营广西桂剧艺术团。以此为节点旧社会的戏曲艺人们便转变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中。1959年由自治区政府组织进行戏校筹备工作，以宋德祥老师为代表前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学习考察戏校建校情况，随后便在南宁成立了广西戏曲学校（“文革”时停办，戏校老师被下放，“文革”结束后恢复）。由宋德祥带领老艺人在桂林、梧州、南宁、柳州一带招收大班学员，即桂剧班，宋德祥为班主任。1960年开始二班学员招生，二班包括多个剧种学员，但不幸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遭遇困难时期，戏校也难以维持，便开始精简人员，大部分二班学员退回其他地方或剧团，大班学员基本保留并于1965年毕业。广西戏曲学校的成立，为桂剧培养了专业化的戏曲人才，大班学员毕业后部分学员调入国营桂剧艺术团，取代了原先的桂剧团人员，为剧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剧团人员逐渐年轻化，为后来“文革”时期的桂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专业的戏曲音乐教育机构处于建设阶段，戏曲人才尤其是民族器乐演奏人才短缺，剧团乐队人员主要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延续下来的老艺人们。桂剧通过戏曲改良和借鉴其他剧种，在传统乐队的原始形式上加入了一些民族乐器，无西洋乐器，乐队性质尚未改变。在管弦乐“三大件”和打击乐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笙、中阮、三弦、扬琴、二胡等一些民族乐器。此阶段整个桂剧团乐队建制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民族乐器作为伴奏形式，乐队有十四五人的规模，基本形成了传统民族乐队的伴奏模式。民族乐器的增加，使得桂剧乐队的表现力得到一定的提升，音乐效果更加和谐、丰富。
四、“文革”期间桂剧乐队编制的西洋化发展
进入20世纪60年代，全国各地举行现代戏观摩演出活动，形成了以京剧为主导的革命现代戏的繁荣发展。1966年由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文革”全面展开，以行政手段推行“文化改革”，出现了“全国人民八个戏”的垄断局面。全国各地剧种自上而下对其进行效仿，各地剧团开始移植、演出京剧“革命样板戏”剧目。在采访中蔡立彤老师提到，“到1969年‘文革’运动开始收尾，桂剧团才开始有了一些业务活动，1968年以前基本上是全国大串演，国家免费资助，（剧团）辛苦一点，到全国去‘旅游’，当时叫串演、‘闹革命’。桂剧团在移植革命样板戏方面，移植的有《红灯记》《沙家浜》《磐石湾》《杜鹃山》等剧目，另外还有一些创作剧目，如《太平军》《风云紫鹃山》等都是很大型的剧目。”
在移植样板戏的过程中，桂剧接受了京剧样板戏中西乐相结合的艺术观点，在一些创作剧目中也采用大乐队的伴奏形式。整个乐队编制以它为“样板”，采用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相结合的方式，乐队建制比较丰富。这一时期，桂剧乐队基本上按照一个西洋单管乐队编制保留了传统的“三大件”和打击乐，引进西洋乐器，有弦乐组、管乐组。其中，弦乐组包括有五六把小提琴，两三把二胡，一两把大提琴和一把贝斯，铜管乐器有小号、圆号、长号，木管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还有琵琶、中阮、小阮、月琴一些弹拨乐器，此时的剧团乐队规模发展到30多人。乐队指挥由蔡立彤担任，兼作曲和京胡。根据采访蔡立彤先生的资料，了解到整个管弦乐队单管乐队编制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在引进西洋乐器的同时，遵循桂剧本身的艺术特色，整个乐队在突出“三大件”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挥各个声部，把整个气氛烘托起来。根据“三突出”理论原则，在突出戏剧主要人物的前提下，乐队各个声部发挥到极致，既要塑造人物，又要在具体的情景下烘托气氛。乐队主要作用是陪衬演员、渲染戏剧效果，烘托舞台气氛，塑造人物形象。这一阶段，桂剧团先后请专业人士来为戏曲音乐配器，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开始采用配器的方式来丰富各个乐队声部，使得戏曲更具有音乐性。在乐队建制开始中西乐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在严格遵守传统戏曲音乐特色的前提下，根据剧团的实际情况适当引进吸收一些西洋管弦乐器，扩大戏曲乐队规模。这种西洋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的融合不仅使得戏曲音乐效果更加和谐、丰富，同时也能够使音乐更好地服务于戏剧本身。
“文革”时期在桂剧戏曲乐队建制的问题上，一方面是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受京剧样板戏风潮的影响，全国各个地方剧种对其效仿，另一方面与桂剧团成员的主观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此时的桂剧团成员主要是从广西戏曲学校1959届桂剧班毕业的学员，1965年毕业后被抽调到桂剧团，从而取代了原先的桂剧团。新的桂剧团乐队成员主要是从戏校培养出来的，如蔡立彤、周建军、潘思成、胡占华等人，这些学员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对桂剧充满强烈的热爱以及对桂剧发展前景看好。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戲曲工作者，在一所专门培养戏曲人才的学校学习，接受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知识，使得他们对桂剧有了更深层次的学习和认识。并且，通过进一步的采访，了解到广西戏曲学校桂剧班当时也开设有作曲、乐理、和声等一些西方音乐课程，提升了学员们对西方音乐知识的掌握，在中西方音乐文化认知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剧团成员的年轻化也为剧团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具有较强超前意识，在想法上比较一致，所以在乐队建制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些主客观条件与桂剧团采用西洋乐队单管编制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尽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效仿京剧样板戏的风潮席卷全国，戏曲界出现乐队僵化、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剧团成员在形势发展下对桂剧乐队模式做出一定的探索、实践，为后来桂剧乐队编制的发展留下了实践性的经验、教训。
五、 改革开放以来桂剧乐队编制的传统回归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百家爭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戏剧团恢复建制，政府取消“禁戏”政策，恢复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并对其进行整理、改编，重新提出“三并举”的戏曲政策。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为戏曲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给人们带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蔡立彤先生在访谈的过程中提到，“桂剧团在八十年代中期乐队人员有的调走，分流去了其他剧团或改行去了其他单位，如有调到歌舞团的周建军、胡占华，小号去了京剧团，木管改行去了电视台。”广西桂剧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革”时期形成的整个西洋单管乐队编制被拆散，西洋乐器没有保留，伴奏乐队保留民族乐器，回归至传统的民族乐队模式。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成立，将广西桂剧团、广西壮剧团、广西彩调剧团和广西京剧团整合组建。戏剧院的整合为剧团在排演时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使得乐队的运用具有灵活性。剧团在排演一些大型剧目时，因各剧团乐队面临人员较少的境况，所以由四个剧团合力完成排练、演出任务，乐队规模有二十七八人，各个剧团在排演小戏时使用本团乐队人员，甚至在一些小型演出时会使用电子录音带作为戏曲的伴奏。桂剧团在现今的发展中，基本有一个较全的乐队规模，保持着民族乐队的传统模式，分为文武场。文场是与京剧相同的传统“三大件”特色，有京胡、配胡（京二胡）、月琴，另有一些弹拨乐和吹管乐，包括琵琶、扬琴、笛子、唢呐、笙，目前没有低音乐器，有时会加入大阮或中阮、二胡，形成小型的管弦乐形式。武场打击乐有四个人，一个鼓师和三个下手，乐器有鼓板（由鼓师左手敲鼓，右手掌板）、大锣、小锣、小镲，组成一堂打击乐。桂剧团乐队成员包括团长、副团长在内有十二人，成员多数是一专多能，如月琴兼古筝，唢呐兼笙。现今，剧团乐队明显出现人员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有关，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整合剧团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人员流失的情况，另一方面与剧团乐队成员的年龄问题有关，部分人员达到退休年龄，更替过程中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在适当的时期没有做好人员的新旧交替，从而导致剧团乐队人员减少。近几年，在保持现有乐队的情况下，桂剧团通过对社会公开招生考核，对目前乐队急需的乐器种类进行招生，以此来扩大乐队建制。
六、结语
纵观桂剧乐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始终保持着戏曲乐队传统“三大件”和打击乐锣鼓配合的基本模式，突出戏曲音乐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风格。桂剧乐队伴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统民族乐队模式发展到“文革”时期中西乐融合的单管乐队编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回归到民族乐队模式的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桂剧，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以及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下，对戏曲乐队建制的改革与实践使得桂剧在新时期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从桂剧乐队这一角度出发，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戏曲改革的发展历程。同时，口述访谈资料对文献资料的丰富，也使得当代历史发展变迁中的历史事件能够更好地呈现。
参考文献：
[1] 《广西通志·文化志》第二编辑室.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第二辑）[G].南宁，1987.
[2]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
[3] 汪人元.京剧“样板戏”音乐中东西方音乐文化的撞击与交流[J].戏曲研究，1996（1）.
[4] 常静之.建国50年戏曲音乐发展概述[J].文艺研究，1999（6）.
[5] 王林育.样板戏的产生极其创作模式[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1）.
[6] 毕泗振主编.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C].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
[7]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2.
[8] 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9] 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上）[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3）.
[10] 戴嘉枋.论京剧“样板戏”的音乐改革（下）[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4）.
[11] 田可文.青年学子对音乐口述史理论的解读与挖掘——“青年论坛”主持人语[J].歌海，2019（1）.
[12] 李莉，王玏.口述史在广西音乐史研究中的实践[J].歌海，2019（1）.
[13] 杨帆.口述史与抗战音乐史研究[J].歌海，2019（1）.
[14] 张潇元.“口述音乐史”访谈工作规范[J].歌海，2019（4）.
[15] 宋德祥口述，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17日.
[16] 蔡立彤口述，2019年11月3日.
[17] 戴景强口述，2019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