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乾隆四十二年，户部官员带领浙江绍兴府通判张廷泰引见乾隆皇帝。乾隆在听张廷泰所奏其履历时，听出了其似乎带有绍兴口音，便加以询问。张廷泰解释说自幼曾随父亲在绍兴居住数年，所以会讲当地的“土音”。
乾隆为此下谕道：“张廷泰如此与寄籍绍兴有何不同，何况他的话尚且不能令人信服。通判虽然不是要职，但本地人在当地做官，与本朝体制不合。”并下令将张廷泰交福建巡抚钟音在福建的通判内调补。与此同时，乾隆以张廷泰事例举一反三，又进一步指示说，“今天张廷泰既系如此，恐怕各省现任官员中类似的情况很多，各省总督和巡抚要通行确查，自行呈明奏闻，与邻省对调。如隐匿不报，应予治罪。”
这段史实载于《大清会典事例？吏部？处分例》。从中可以看出，在为时很短的召见中，乾隆通过张廷泰的“土音”发觉其曾寄籍绍兴，于是毫不放过，亲自指示将其调至福建。乾隆为什么对审查“土音”如此敏感和警惕，这就要讲到清朝任职回避制度中的地区回避制度了。
清朝回避制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亲族回避制度、特殊机构回避制度、地域回避制度。亲族回避制度其回避的范围首先是宗亲回避，其次是姻亲，再者是师生、官幕等关系回避。特殊机构回避制度，是对军机处、督察院、刑部、户部等一些特殊机构及某些特定人员或特定职务的特别回避制度。地域回避制度，亦称籍贯回避，即不允许官员们在原籍或与原籍接壤地区任职为官。
清朝官员的籍贯回避，主要包括原籍、寄籍回避。所谓原籍即祖籍，指官员本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又称“本省”、“本府”等。所谓寄籍，即官员本人或父辈久离祖籍，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九年曾有规定：要求回避官员所在省，邻近省，应以五百里为回避限度。
具体实施过程，首先责成有权推荐和委派官员的吏部、兵部和各省督抚大臣们进行认真严格的审核。在京凡由吏兵两部奏荐引见的文武候补各官，必须附有经过审核的履历表，举荐人要对其真实可靠性负责，尽可能排除一切违背回避规定的人选。对于各省总督和巡抚提名中的低级官员，则明文规定：“查明该原籍地方，如系邻省在五百里之内，应行回避之缺，不得混行题补委署。与两省交界添设佐杂等官，如驻扎衙署，与该员属籍附近在五百里之内者，亦令照例回避……如有违匿等情，照例议处。”
官员的籍贯回避，其实是一种涉及“原籍”的政务或利益纠葛的回避。对中央在京各部，主要限制在户部和刑部等“刑名钱谷之责”的部门的官吏，应予回避籍贯。如，户部司官不准用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地之人。这些地区是国家的主要产粮区，漕粮北运，主要仰赖于此。为防止地方与上级勾结，舞弊钱粮，不便任用上述籍贯的人。
康熙年间，江南人户部尚书赵申乔，受康熙宠信十年而不衰。但一次因议江南蠲免钱粮事而没有回避，被康熙帝直斥其非。康熙十五年，康熙问赵申乔江南蠲免钱粮一事所议如何。赵申乔上奏后，康熙道：“尔系江南人，议蠲免江南钱粮之事，理应回避，况尔亦有地丁钱粮在内。虽尔自谓无私，众心必然不服。”赵申乔回道：“回避甚善。”康熙斥道：“朕言在先，尔今以回避为善。朕未谕尔之前，何以不请回避？”赵申乔词穷无以对。康熙进一步又说道：“凡理应回避之事，即行回避，此定例也。应回避而不回避，执意求名，不但难免众论，抑且于理有碍。”赵申乔只得认错回避。
地方官的籍贯回避，自顺治始，即总督、巡抚以下，均回避在本省任职。简言之，就是易地为官。康熙时，易地为官，应与本人籍贯相去500里以外，而不出500里者，均应回避，直到去职（罢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谓“宦游”，即一直在外“漂泊”。
乾隆五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张廷瑑为江苏学政。因张廷瑑原籍安徽桐城，距江苏较近（没有超过五百里的地区回避范围），对他是否宜于主持江苏的教育和考务，御史程修明认为他有地区关系涉嫌，于是提出異议。乾隆帝认为：“此奏所见甚是。”后来乾隆虽然没有改委他人，但张廷瑑却是带着地区关系涉嫌的包袱上任的。
清初名臣于成龙，籍贯山西人，于顺治时中进士，分到广西罗城任知县。其后，又升任四川合州知府，再到武汉、南京，官至两江总督，直至死，也没有回原籍。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陆耀，江苏人，早年调到甘肃任职，以路远照顾年迈母亲不便，要求调到邻省。乾隆帝成全其孝心，改派到山东，离原籍在500里开外。几年后母患重病，无人照顾，他只好请求暂时解除职务，回籍“侍养”。直至母亲去世，他才恢复职务。
在执行籍贯回避制度时，审查“土音”是一个重要环节。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一年，江浙一带的士子假冒直隶等处北籍参加科举考试者甚多，康熙对臣下说“十三省语音，朕悉通晓，观人察言即可识辨。”意思是说，通过“审音”即可识辩籍贯。他让臣下向中式的进士宣布，如有冒籍者，即速到礼部坦白，复试的时候向皇帝面奏也行。但如果隐瞒不报，一经查出，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谓冒籍参考，一如现今的“高考移民”，因为当时各地教育水平不一，饱读诗书的江浙考生到北京或河北等北部省份参考，更容易考取。为了对付冒籍考试，清代对北京地区考试专门制定了审查土音的“审音”制度，设有专门的“审音御史”，根据口音当场分辨考生的真实籍贯。康熙帝一生南巡西游，亲自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说通晓各省语音自非虚言，何况康熙帝还经常引见各地官员，对各地口音并不陌生。不过，史书上并未见到康熙帝听人口音而辨其冒籍的记载，倒是记载了他的孙子乾隆帝凭口音听出问题的事例。
据史书记载，乾隆应该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执行回避法最严密的。雍正年间，福建巡抚赵国麟与藩司刘藩长联姻，湖广提督魏经国与其子魏锧、魏琨同地为官，均违反了清朝的同官回避制度，但雍正帝却下旨具奏允行。到了乾隆朝，“后则部例日繁矣，今复有捐免回避之例。”乾隆元年，皇帝还颁发了《乡试回避则例》，规定入场官员将应行回避之子弟、亲族的姓名自行开出，并上报。如有不报者，官员被革职，回避生虽中举，也得除名。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内监试御史德宁之族弟举人富升额属按例应行回避之人，然德宁未经开出，结果德宁本人被革职，其族弟富氏虽中举也被除名。
当然，籍贯回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弊端。新官赴任，离本籍少则五百里，多则上千里，举家迁徙，朝廷不提供赴官费用，“必须举债方能为官”。而官到当地之后，“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胥吏”。所谓“官避本籍，吏则土著世守”，世守的吏胥则在地方胡作非为。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朝廷曾做过一些调整。雍正七年，曾规定：对同一总督辖区内的不同地区，不必僵硬地实施一概回避。“凡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诸处，府州县以下官员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抚统辖之内者，不必令其回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内者，仍照隔省回避之例，一体遵行。”自此，对府州县官、同知、通判等佐贰官在同一总督而不同巡抚辖下任职，已不再受籍贯回避的限制。但是，对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官的任用，特别是对督抚的委任，仍然严格遵循地区回避的限制。
清朝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封建社会官场滋生腐败的条件，具有防微杜渐的作用。当然回避制度不是整顿吏治的根本办法，何况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对官员任职的“审音”措施也难奏效。但“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得可以资，失亦可资”，今天的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如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还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问题。
乾隆为此下谕道：“张廷泰如此与寄籍绍兴有何不同，何况他的话尚且不能令人信服。通判虽然不是要职，但本地人在当地做官，与本朝体制不合。”并下令将张廷泰交福建巡抚钟音在福建的通判内调补。与此同时，乾隆以张廷泰事例举一反三，又进一步指示说，“今天张廷泰既系如此，恐怕各省现任官员中类似的情况很多，各省总督和巡抚要通行确查，自行呈明奏闻，与邻省对调。如隐匿不报，应予治罪。”
这段史实载于《大清会典事例？吏部？处分例》。从中可以看出，在为时很短的召见中，乾隆通过张廷泰的“土音”发觉其曾寄籍绍兴，于是毫不放过，亲自指示将其调至福建。乾隆为什么对审查“土音”如此敏感和警惕，这就要讲到清朝任职回避制度中的地区回避制度了。
清朝回避制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亲族回避制度、特殊机构回避制度、地域回避制度。亲族回避制度其回避的范围首先是宗亲回避，其次是姻亲，再者是师生、官幕等关系回避。特殊机构回避制度，是对军机处、督察院、刑部、户部等一些特殊机构及某些特定人员或特定职务的特别回避制度。地域回避制度，亦称籍贯回避，即不允许官员们在原籍或与原籍接壤地区任职为官。
清朝官员的籍贯回避，主要包括原籍、寄籍回避。所谓原籍即祖籍，指官员本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又称“本省”、“本府”等。所谓寄籍，即官员本人或父辈久离祖籍，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九年曾有规定：要求回避官员所在省，邻近省，应以五百里为回避限度。
具体实施过程，首先责成有权推荐和委派官员的吏部、兵部和各省督抚大臣们进行认真严格的审核。在京凡由吏兵两部奏荐引见的文武候补各官，必须附有经过审核的履历表，举荐人要对其真实可靠性负责，尽可能排除一切违背回避规定的人选。对于各省总督和巡抚提名中的低级官员，则明文规定：“查明该原籍地方，如系邻省在五百里之内，应行回避之缺，不得混行题补委署。与两省交界添设佐杂等官，如驻扎衙署，与该员属籍附近在五百里之内者，亦令照例回避……如有违匿等情，照例议处。”
官员的籍贯回避，其实是一种涉及“原籍”的政务或利益纠葛的回避。对中央在京各部，主要限制在户部和刑部等“刑名钱谷之责”的部门的官吏，应予回避籍贯。如，户部司官不准用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地之人。这些地区是国家的主要产粮区，漕粮北运，主要仰赖于此。为防止地方与上级勾结，舞弊钱粮，不便任用上述籍贯的人。
康熙年间，江南人户部尚书赵申乔，受康熙宠信十年而不衰。但一次因议江南蠲免钱粮事而没有回避，被康熙帝直斥其非。康熙十五年，康熙问赵申乔江南蠲免钱粮一事所议如何。赵申乔上奏后，康熙道：“尔系江南人，议蠲免江南钱粮之事，理应回避，况尔亦有地丁钱粮在内。虽尔自谓无私，众心必然不服。”赵申乔回道：“回避甚善。”康熙斥道：“朕言在先，尔今以回避为善。朕未谕尔之前，何以不请回避？”赵申乔词穷无以对。康熙进一步又说道：“凡理应回避之事，即行回避，此定例也。应回避而不回避，执意求名，不但难免众论，抑且于理有碍。”赵申乔只得认错回避。
地方官的籍贯回避，自顺治始，即总督、巡抚以下，均回避在本省任职。简言之，就是易地为官。康熙时，易地为官，应与本人籍贯相去500里以外，而不出500里者，均应回避，直到去职（罢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谓“宦游”，即一直在外“漂泊”。
乾隆五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张廷瑑为江苏学政。因张廷瑑原籍安徽桐城，距江苏较近（没有超过五百里的地区回避范围），对他是否宜于主持江苏的教育和考务，御史程修明认为他有地区关系涉嫌，于是提出異议。乾隆帝认为：“此奏所见甚是。”后来乾隆虽然没有改委他人，但张廷瑑却是带着地区关系涉嫌的包袱上任的。
清初名臣于成龙，籍贯山西人，于顺治时中进士，分到广西罗城任知县。其后，又升任四川合州知府，再到武汉、南京，官至两江总督，直至死，也没有回原籍。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陆耀，江苏人，早年调到甘肃任职，以路远照顾年迈母亲不便，要求调到邻省。乾隆帝成全其孝心，改派到山东，离原籍在500里开外。几年后母患重病，无人照顾，他只好请求暂时解除职务，回籍“侍养”。直至母亲去世，他才恢复职务。
在执行籍贯回避制度时，审查“土音”是一个重要环节。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一年，江浙一带的士子假冒直隶等处北籍参加科举考试者甚多，康熙对臣下说“十三省语音，朕悉通晓，观人察言即可识辨。”意思是说，通过“审音”即可识辩籍贯。他让臣下向中式的进士宣布，如有冒籍者，即速到礼部坦白，复试的时候向皇帝面奏也行。但如果隐瞒不报，一经查出，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谓冒籍参考，一如现今的“高考移民”，因为当时各地教育水平不一，饱读诗书的江浙考生到北京或河北等北部省份参考，更容易考取。为了对付冒籍考试，清代对北京地区考试专门制定了审查土音的“审音”制度，设有专门的“审音御史”，根据口音当场分辨考生的真实籍贯。康熙帝一生南巡西游，亲自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说通晓各省语音自非虚言，何况康熙帝还经常引见各地官员，对各地口音并不陌生。不过，史书上并未见到康熙帝听人口音而辨其冒籍的记载，倒是记载了他的孙子乾隆帝凭口音听出问题的事例。
据史书记载，乾隆应该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执行回避法最严密的。雍正年间，福建巡抚赵国麟与藩司刘藩长联姻，湖广提督魏经国与其子魏锧、魏琨同地为官，均违反了清朝的同官回避制度，但雍正帝却下旨具奏允行。到了乾隆朝，“后则部例日繁矣，今复有捐免回避之例。”乾隆元年，皇帝还颁发了《乡试回避则例》，规定入场官员将应行回避之子弟、亲族的姓名自行开出，并上报。如有不报者，官员被革职，回避生虽中举，也得除名。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内监试御史德宁之族弟举人富升额属按例应行回避之人，然德宁未经开出，结果德宁本人被革职，其族弟富氏虽中举也被除名。
当然，籍贯回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弊端。新官赴任，离本籍少则五百里，多则上千里，举家迁徙，朝廷不提供赴官费用，“必须举债方能为官”。而官到当地之后，“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胥吏”。所谓“官避本籍，吏则土著世守”，世守的吏胥则在地方胡作非为。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朝廷曾做过一些调整。雍正七年，曾规定：对同一总督辖区内的不同地区，不必僵硬地实施一概回避。“凡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诸处，府州县以下官员得本省之缺，不在本籍巡抚统辖之内者，不必令其回避。其相隔在五百里之内者，仍照隔省回避之例，一体遵行。”自此，对府州县官、同知、通判等佐贰官在同一总督而不同巡抚辖下任职，已不再受籍贯回避的限制。但是，对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官的任用，特别是对督抚的委任，仍然严格遵循地区回避的限制。
清朝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封建社会官场滋生腐败的条件，具有防微杜渐的作用。当然回避制度不是整顿吏治的根本办法，何况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对官员任职的“审音”措施也难奏效。但“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得可以资，失亦可资”，今天的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如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还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