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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1年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高峰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连续两年刷新年度发射纪录。2012年12月19日凌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成功发射土耳其“GK- 2地球观测卫星”，至此，“长征”顺利完成本年度约2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火箭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值得骄傲的内容之一。它自1949年以来就深为中国领导人所关切，是为“两弹一星”中的“一星”。
从“东风”到“长征”，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本刊记者借中国科技馆“火箭飞行原理”科普讲座的机会，专访了火箭导弹弹道专家、中科院院士余梦伦。
76岁的余梦伦院士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即到航天部门从事火箭弹道研究，参与了自“东风一号”、“长征”至今中国大多数火箭、导弹的发射任务。
广为人知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梦伦班组”- - -专门从事弹道设计，每次发射都要进行天量的数据运算。
余梦伦说，中国航天历经几十载起伏梦想不坠，新目标犹在前方。
发射基地也曾没粮食
《瞭望东方周刊》：火箭和导弹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科学、装备领域，也是保密度最高的事业之一，你能简要回顾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历程吗？
余梦伦：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家贫困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起步，发展航天事业。当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发展航天事业，有一批献身于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这三股力量，使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航天事业，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发射“东风一号”的时候，国家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量，工作人员的伙食很好。火箭发射成功后，发射基地已经没有粮食了，吃的都是土豆。临上火车回京的时候，每人发了几个烧饼，带着路上吃。酒泉到北京要在兰州转车，在兰州下了火车找饭店，我们拿着粮票都很难买到东西，就是靠几个烧饼撑着回到北京的。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我们感触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然顶住压力，坚持搞航天事业。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认可。当时营造出一种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有过“航天无用论”。当时航天部门工资低、待遇不好，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单位有一些同志离开了航天部门，在北京展览馆摆摊招人，没多少人报名。
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航天事业支撑，国防力量的壮大也需要航天，航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被重视。
亲历火箭发射失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航天事业一直以一个又一个成功展示给世人，能讲讲你所经历的失败吗？
余梦伦：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目前长征火箭共经历了174次发射，取得了166次成功。失败的这8次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其中70年代失败1次、80年代失败1次，90年代失败5次，还有一次是2009年8月3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时由“长征三号B”发射一颗美国通信卫星。卫星发射前三天，为了解决火箭发射操作上的一些问题，我到发射基地去帮忙。临近发射时，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不过仍在监控中心。
我过去都是在控制大厅里，很少到外面看过，这次想出去看看火箭飞行的实况。这时发射阵地打来电话说，“老余，你既然来了就坚持到底吧，别离开，还是和发射队伍在一起吧。”本来我打算去的地方，就是后来火箭落下来爆炸的地点。
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第一次发射失败时我也在现场。那次火箭飞得很高，抬头往上看，就像从头上掉下来。发射基地的同志说“趴下！”我们全都趴在了地上。火箭落下来砸在远处。
再早一些的发射也经历过失败。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64年在酒泉基地发射火
箭，发动机出了问题，飞了几十米就熄火掉了下来。
我们当时都在有几米厚的水泥墙的地下控制间里。火箭点火发射正常，大家开始从控制间往外走。我走在后面，忽然前面的人都往回走，说“不好！”大家赶紧把铁门关上，谁都不说话了，你看我、我看你。后来“轰”的一声，火箭在控制间上方爆炸了，控制间被震得烟雾腾腾。
毕竟是自己亲手造出来的，当时就有人心疼得掉了眼泪。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发射失败，对航天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余梦伦：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总结原因。特别是1974年那次，我们通过技术改进，在以后的火箭上把系统的“单点单线”改进成“双点双线”，即便坏了一路，还有备份。我们每失败一次，就前进一步，从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有今天中国航天的成就。
中国的火箭事业有着悠久历史。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余梦伦班组”有50多年历史，现在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是这个班组的第五任组长。
班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方俊奎，比他高一级的是钱三强、王大衍等人，更高一级的有钱伟长。新中国成立之前方俊奎也曾在美国学习，和钱学森一样，同是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方俊奎1912年出生于江西农村，在清华品学兼优，受到吴有训、叶企孙等著名教授的青睐。他毕业后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作。1949年3月，方俊奎辞去了上海物资供应局的工作，静待解放。后来参加解放军，正式进入军械部工作。
1957年，方俊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总设计师室任工程师，从事导弹弹道研究设计工作。他当时所在的工作团队，就是我们现在班组的前身。
1964年，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后，他主动提出到边疆去。他说，靶场的弹道也很重要，搞设计的要到靶场去做实验。于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甘肃省酒泉。 当时条件很艰苦，作为老科学家，他的边疆补助是工资的一倍。但方老把补助的钱都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文革”时方俊奎被下放，他并没有灰心，还利用业余时间教年轻科技人员学习英语。
1992年方老80岁时在成都去世。由于他去世比较早，工作单位又发生了变动，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航天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他的记录。
有限度的国际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众所周知，中国早期的火箭事业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到现在我们的国际合作情况怎样？
余梦伦：1960年我刚刚到航天部门参加工作，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听老同志说，他们所谓的专家，有的学术上功力深厚，有的只是普通的中专技术人员。
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把很完整的资料留给我们，连火箭燃料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是靠自己不断摸索成功的。
而美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企图压制我们，没有合作。1993年美俄带头，包括印度、日本等16国参与研制的国际空间站，也没让中国参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或学习机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才真正和美国人开始接触。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发射美国的卫星。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航天运载火箭开始进入美国卫星发射市场。美国人开始不相信中国的技术。最后，我们火箭技术的可靠性和价格优势吸引了美国的目光。1990年我们去美国进行技术协调，会场上都有美国国防部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监督会谈中有没有涉及技术机密，他们有权随时中断会议。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在美方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通过国际竞标，和法国、俄罗斯等国激烈竞争，1990年4月，我们用“长征三号”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 通信卫星，开始了与美国长达近十年的发射合作。其间我们的科研人员也不断地去美国进行卫星发射前的技术协调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一些政客无中生有，说中国通过发射卫星窃取了美国的技术。结果，美国不允许中国发射任何国家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
事实上，发射美国卫星的时候，美国来的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一负责保卫，三分之一是管理人员，还有三分之一是技术操作人员。他们进行卫星测试不允许中国人观看，所有环节都是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其实，美国公开的杂志上倒是可以看到不少火箭、卫星方面的资料。
当然，发射美国卫星，他们对轨道精度、可靠性等问题提出很多技术要求，促使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地思考问题，促使我们攻克了相关的技术，客观上也促进了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
1989年上半年，中国宇航学会邀请苏联专家、“联盟号”飞船总师米申院士来中国访问，见到了曾经的学生、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王永志。通过师生关系，两国开始了访问和交流。2011年11月，俄罗斯还帮中国发射火星探测卫星“萤火一号”，不过发射失败了。
中国是开放的，愿意和外国合作，向他们学习，只是有些国家还有顾忌。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和美、俄在航天技术上的差距有多大？
余梦伦：我认为，基础的航天关键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只是发展航天的投入还有限。
我们的航天事业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度发展。当航天发展不够，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时，就要加大发展航天事业。现在中国航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航天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发动机、控制、制造、结构材料等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发射成功率来说，我们已经是世界前列。不过，我们的薄弱环节是科研队伍规模不够强大，创新方面还需要努力。人才是基础，创新是关键。目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航天大国，还需要继续努力发展成航天强国。
我们计划2020年建立载人空间站，美俄都已经搞了很多年，美国载人登月是上世纪70年代，再次计划登月将在20年以后。
中国仍在研究航天飞机
《瞭望东方周刊》：谈到火箭，人们很关注中国的导弹能力，能否谈谈这方面情况？
余梦伦：我们历来重视发动机技术，过去叫“动力先行”，这个原则在航天领域根深蒂固。中国航天的发动机做得比较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导弹要求更高一些，要有较大的机动性，火箭推力要更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必要加强国防，发展弹道导弹。现在国家能有这样的地位，维护主权这么坚决，和经济力量、国防力量都有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2013年就要竣工，它的投入使用将对我国的航天事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余梦伦：最初论证时有三个方案：三亚方案、文昌方案、广东阳江方案。从地理位置上讲，海南纬度较低，有利于地球同地卫星的发射，降低发射成本和飞行难度。另外，火箭发射经过的区域为海洋，更安全。此外，海南地方政府极力支持在文昌建设发射基地，配合规划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
不利因素是，沿海有海盐空气的侵蚀，且海边多雨和台风。不过综合考虑，在海南建航天发射场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新一代运载火箭、航天飞机研究等情况如何？
余梦伦：航天飞机实质是为了降低发射成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我们也叫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按美国的原译应该叫空间往返运载器。中国也在做研究，不过还属于探索性研究。
2012年11月，我国新一代小型液体运载火箭试车成功。现在的“长征一号”至“长征四号”属于第一代运载火箭，发动机性能尚不能满足进一步开发太空资源的需求。下一步要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使用液氧煤油推进剂，运载能力将大大提高，属高性能运载火箭。
现在，“无人月球探测”计划，即“嫦娥探月工程”正在按计划进行，2013年“嫦娥三号”将要发射。同时，航天科学家们将进一步研究更大规模的空间探索活动，为人类探索宇宙作出中国航天人的应有贡献。
火箭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值得骄傲的内容之一。它自1949年以来就深为中国领导人所关切，是为“两弹一星”中的“一星”。
从“东风”到“长征”，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本刊记者借中国科技馆“火箭飞行原理”科普讲座的机会，专访了火箭导弹弹道专家、中科院院士余梦伦。
76岁的余梦伦院士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即到航天部门从事火箭弹道研究，参与了自“东风一号”、“长征”至今中国大多数火箭、导弹的发射任务。
广为人知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梦伦班组”- - -专门从事弹道设计，每次发射都要进行天量的数据运算。
余梦伦说，中国航天历经几十载起伏梦想不坠，新目标犹在前方。
发射基地也曾没粮食
《瞭望东方周刊》：火箭和导弹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科学、装备领域，也是保密度最高的事业之一，你能简要回顾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历程吗？
余梦伦：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家贫困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起步，发展航天事业。当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发展航天事业，有一批献身于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这三股力量，使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航天事业，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发射“东风一号”的时候，国家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量，工作人员的伙食很好。火箭发射成功后，发射基地已经没有粮食了，吃的都是土豆。临上火车回京的时候，每人发了几个烧饼，带着路上吃。酒泉到北京要在兰州转车，在兰州下了火车找饭店，我们拿着粮票都很难买到东西，就是靠几个烧饼撑着回到北京的。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我们感触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然顶住压力，坚持搞航天事业。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认可。当时营造出一种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有过“航天无用论”。当时航天部门工资低、待遇不好，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单位有一些同志离开了航天部门，在北京展览馆摆摊招人，没多少人报名。
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航天事业支撑，国防力量的壮大也需要航天，航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被重视。
亲历火箭发射失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航天事业一直以一个又一个成功展示给世人，能讲讲你所经历的失败吗？
余梦伦：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目前长征火箭共经历了174次发射，取得了166次成功。失败的这8次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其中70年代失败1次、80年代失败1次，90年代失败5次，还有一次是2009年8月3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时由“长征三号B”发射一颗美国通信卫星。卫星发射前三天，为了解决火箭发射操作上的一些问题，我到发射基地去帮忙。临近发射时，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不过仍在监控中心。
我过去都是在控制大厅里，很少到外面看过，这次想出去看看火箭飞行的实况。这时发射阵地打来电话说，“老余，你既然来了就坚持到底吧，别离开，还是和发射队伍在一起吧。”本来我打算去的地方，就是后来火箭落下来爆炸的地点。
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第一次发射失败时我也在现场。那次火箭飞得很高，抬头往上看，就像从头上掉下来。发射基地的同志说“趴下！”我们全都趴在了地上。火箭落下来砸在远处。
再早一些的发射也经历过失败。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64年在酒泉基地发射火
箭，发动机出了问题，飞了几十米就熄火掉了下来。
我们当时都在有几米厚的水泥墙的地下控制间里。火箭点火发射正常，大家开始从控制间往外走。我走在后面，忽然前面的人都往回走，说“不好！”大家赶紧把铁门关上，谁都不说话了，你看我、我看你。后来“轰”的一声，火箭在控制间上方爆炸了，控制间被震得烟雾腾腾。
毕竟是自己亲手造出来的，当时就有人心疼得掉了眼泪。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发射失败，对航天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余梦伦：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总结原因。特别是1974年那次，我们通过技术改进，在以后的火箭上把系统的“单点单线”改进成“双点双线”，即便坏了一路，还有备份。我们每失败一次，就前进一步，从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有今天中国航天的成就。
中国的火箭事业有着悠久历史。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余梦伦班组”有50多年历史，现在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是这个班组的第五任组长。
班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方俊奎，比他高一级的是钱三强、王大衍等人，更高一级的有钱伟长。新中国成立之前方俊奎也曾在美国学习，和钱学森一样，同是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方俊奎1912年出生于江西农村，在清华品学兼优，受到吴有训、叶企孙等著名教授的青睐。他毕业后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作。1949年3月，方俊奎辞去了上海物资供应局的工作，静待解放。后来参加解放军，正式进入军械部工作。
1957年，方俊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总设计师室任工程师，从事导弹弹道研究设计工作。他当时所在的工作团队，就是我们现在班组的前身。
1964年，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后，他主动提出到边疆去。他说，靶场的弹道也很重要，搞设计的要到靶场去做实验。于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甘肃省酒泉。 当时条件很艰苦，作为老科学家，他的边疆补助是工资的一倍。但方老把补助的钱都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文革”时方俊奎被下放，他并没有灰心，还利用业余时间教年轻科技人员学习英语。
1992年方老80岁时在成都去世。由于他去世比较早，工作单位又发生了变动，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航天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他的记录。
有限度的国际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众所周知，中国早期的火箭事业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到现在我们的国际合作情况怎样？
余梦伦：1960年我刚刚到航天部门参加工作，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听老同志说，他们所谓的专家，有的学术上功力深厚，有的只是普通的中专技术人员。
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把很完整的资料留给我们，连火箭燃料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是靠自己不断摸索成功的。
而美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企图压制我们，没有合作。1993年美俄带头，包括印度、日本等16国参与研制的国际空间站，也没让中国参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或学习机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才真正和美国人开始接触。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发射美国的卫星。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航天运载火箭开始进入美国卫星发射市场。美国人开始不相信中国的技术。最后，我们火箭技术的可靠性和价格优势吸引了美国的目光。1990年我们去美国进行技术协调，会场上都有美国国防部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监督会谈中有没有涉及技术机密，他们有权随时中断会议。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在美方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通过国际竞标，和法国、俄罗斯等国激烈竞争，1990年4月，我们用“长征三号”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 通信卫星，开始了与美国长达近十年的发射合作。其间我们的科研人员也不断地去美国进行卫星发射前的技术协调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一些政客无中生有，说中国通过发射卫星窃取了美国的技术。结果，美国不允许中国发射任何国家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
事实上，发射美国卫星的时候，美国来的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一负责保卫，三分之一是管理人员，还有三分之一是技术操作人员。他们进行卫星测试不允许中国人观看，所有环节都是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其实，美国公开的杂志上倒是可以看到不少火箭、卫星方面的资料。
当然，发射美国卫星，他们对轨道精度、可靠性等问题提出很多技术要求，促使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地思考问题，促使我们攻克了相关的技术，客观上也促进了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
1989年上半年，中国宇航学会邀请苏联专家、“联盟号”飞船总师米申院士来中国访问，见到了曾经的学生、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王永志。通过师生关系，两国开始了访问和交流。2011年11月，俄罗斯还帮中国发射火星探测卫星“萤火一号”，不过发射失败了。
中国是开放的，愿意和外国合作，向他们学习，只是有些国家还有顾忌。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和美、俄在航天技术上的差距有多大？
余梦伦：我认为，基础的航天关键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只是发展航天的投入还有限。
我们的航天事业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度发展。当航天发展不够，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时，就要加大发展航天事业。现在中国航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航天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发动机、控制、制造、结构材料等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发射成功率来说，我们已经是世界前列。不过，我们的薄弱环节是科研队伍规模不够强大，创新方面还需要努力。人才是基础，创新是关键。目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航天大国，还需要继续努力发展成航天强国。
我们计划2020年建立载人空间站，美俄都已经搞了很多年，美国载人登月是上世纪70年代，再次计划登月将在20年以后。
中国仍在研究航天飞机
《瞭望东方周刊》：谈到火箭，人们很关注中国的导弹能力，能否谈谈这方面情况？
余梦伦：我们历来重视发动机技术，过去叫“动力先行”，这个原则在航天领域根深蒂固。中国航天的发动机做得比较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导弹要求更高一些，要有较大的机动性，火箭推力要更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必要加强国防，发展弹道导弹。现在国家能有这样的地位，维护主权这么坚决，和经济力量、国防力量都有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2013年就要竣工，它的投入使用将对我国的航天事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余梦伦：最初论证时有三个方案：三亚方案、文昌方案、广东阳江方案。从地理位置上讲，海南纬度较低，有利于地球同地卫星的发射，降低发射成本和飞行难度。另外，火箭发射经过的区域为海洋，更安全。此外，海南地方政府极力支持在文昌建设发射基地，配合规划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
不利因素是，沿海有海盐空气的侵蚀，且海边多雨和台风。不过综合考虑，在海南建航天发射场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新一代运载火箭、航天飞机研究等情况如何？
余梦伦：航天飞机实质是为了降低发射成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我们也叫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按美国的原译应该叫空间往返运载器。中国也在做研究，不过还属于探索性研究。
2012年11月，我国新一代小型液体运载火箭试车成功。现在的“长征一号”至“长征四号”属于第一代运载火箭，发动机性能尚不能满足进一步开发太空资源的需求。下一步要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使用液氧煤油推进剂，运载能力将大大提高，属高性能运载火箭。
现在，“无人月球探测”计划，即“嫦娥探月工程”正在按计划进行，2013年“嫦娥三号”将要发射。同时，航天科学家们将进一步研究更大规模的空间探索活动，为人类探索宇宙作出中国航天人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