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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士英，新四军老战士， 1922年生于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1939年6月参军，1944年入党，1946年复员退伍返乡。当年，他曾跟随彭雪枫转战豫皖苏各地，担任过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亲眼目睹了彭雪枫在战场上的指挥风采，也亲身经历了其牺牲的全过程。如今，93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起来，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彭雪枫：“就叫韩士英吧”
我原名叫韩士清，今年93岁。1939年6月，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第一次进军淮上，游击支队二团滕海清部活动在我们怀远县淮河以北、涡河以南地区。当年5月，新四军4次攻打怀远县城，全歼距我家只7里之遥的上桥、安乡日伪军据点，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我亲眼目睹了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我们老百姓收割庄稼、打扫庭院，看见我们年轻人称兄道弟，见着老人呼爹喊娘，个个和蔼可亲，与国民党杂八队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我主动参加了新四军，在二团一营二连当战士。估计是在登记时我的乡音太重，登记员把我的名字误写成韩士英了。9月的一天，部队返回涡阳整训，在点名时，排长喊“韩士英”，我心想我的名字又不叫韩士英，就没有答“到”，排长将我拉出队，问：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说我叫韩士清，不叫韩士英。当时司令员彭雪枫也在场，他走上来拉着我的手，笑着说：看你长得清清秀秀的，穿上灰布军衣戴上军帽跟女同志一样，干脆“就叫韩士英吧”。就这样，“韩士英”正式成了我的大名。后来，彭雪枫司令员将我调到警卫班当战士，当他了解到我家里贫穷，小的时候为了混饭吃学过吹喇叭后，就叫我去学吹军号，担任司令部的司号员。
1940年2月，我所在的游击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年6月，新四军第六支队与八路军三四四旅黄克诚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0年11月16日，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及伪军绥靖部队，北上至宿南，与日军驻徐州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驻宿南第十五师共5000余人汇合，附汽车70辆、坦克20辆，在空军掩护下，沿着宿蒙公路西犯国民党军防地。驻该地区之国民党第二军骑八师及安徽的保安部队、李盛宗的一三五师、粟天一的一○五师，纷纷向太和、阜阳方向撤退。18日、19日蒙城、涡阳相继陷入敌手。为了打击日军，支援友军，粉碎日军的进攻，彭雪枫司令员命令五旅和司令部特务团，挖大战沟，使敌汽车、坦克无法通行，日伪军机械化部队在进攻中失去作用。同时利用我淮上抗日根据地的优势，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将水井全部用草盖上，断绝敌人的粮食和水的给养，利用各种办法瓦解日伪军。接着，八路军第四纵队集中在板桥与敌开展激战，反复争夺板桥集。到了冲锋时，我便爬上一个土堆吹起了冲锋号。这时司号长一下把我拉下来，说：“到土堆后面吹或卧倒在土堆上吹。”我说：“到土堆后面和卧倒吹，战士怎么能听到？”我仍坚持站在土堆上吹。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我紧跟着司令员，3次吹起冲锋号。经3昼夜的激战，我们最后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击毁敌汽车、坦克10余辆，击落日军九八式385号轰炸机一架。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我不怕死站在前沿吹冲锋号，鼓舞战士英勇杀敌，而荣立三等功一次。仗打完后，我的嘴也吹肿了，战友们开玩笑说：“小韩打一仗倒是胖了不少。”
彭雪枫化险为夷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我仍任司号员兼做师长的警卫工作。豫南战役结束后，日军全部撤回原驻地，国民党反共顽军汤恩伯集团15万大军8倍于我，大举向我新四军四师和边区根据地进攻。1941年4月20日，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千余人（地方土顽）窜到怀远县双桥东北大小郭家，首先向我们四师发动进攻。我们十旅二十八团全部、十一旅三十二团2个营5个连、特务营2个连积极迎战，彭雪枫师长亲自到前线指挥。21日下午3时许，他命令吹起冲锋号，与此同时，团营的司号员也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我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了这个支队。此役俘获敌副支队长以下310余人，毙伤50余人，缴获机枪12挺、步枪450余支、驳壳枪10余支、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500多枚。
获胜之后，十一旅三十二团产生了轻敌情绪，对国民党反共顽军作出了错误估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迅速转移，只向北转移约5公里，在大小王营和左圩子一带休整。4月22日7时许，彭雪枫严厉批评了三十二团团长姚运良麻痹轻敌的思想。正在这时，驻龙亢反共顽军1个步兵团和骑八师等多倍于我的兵力，突然向三十二团发动了报复性进攻“围剿”。正在吃饭的指战员们忙丢掉饭碗拿起枪应战。由于敌众我寡，我们又没有与骑兵交战的经验，再加上部分抗大、联中学生缺乏实战经验，只能且战且退，情况万分危急。见情势不对，我与警卫班长忙将彭师长架上他的坐骑，朝马屁股上打了两鞭，策马向北跑去，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也迅速上马护卫师长向北撤离，最终脱离了险境。4月23日，彭雪枫将这次战斗经过如实电报给新四军军部：“22日，马彪之骑八师全部骑兵约800，后续一四二师步兵一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一带之三十二团战斗部队470人（非战斗部队、团各机关及直属队隐蔽于罗集附近）作六里许之宽大正面搜索进攻。我发现情况后，即向北撤，骑兵即由左右两侧实行大迂回及包围。”“在大平原中大跑30里，率以兵疲弹尽，被敌俘去及伤亡及冲散者达200余名，两个营长一伤一俘”（后在清理中实际300余人），“当时我也在场，冲散部队在收容中，当天晚上即回来40人”。“损失机枪12挺、长短枪270支”。该团损失后，将旅特务营一部编入三十二团作为第一营，将蒙城县常备队及旅直属分队一个部编入第二营。经此整编后，于6月，新四军四师全部转移至皖东北。
空手夺取鬼子枪
1944年8月，我们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彭雪枫师长命令我与其他两位战友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去萧县县城侦察敌情。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由于怕敌人搜查，我们都没有带武器。完成任务后，我们返回驻防地，当走到半路，太阳已经落山。就在这时，有两个日军从据点里出来，为首的腰带上还别着一把盒子枪，逐个盘查过往的行人。我们3人身上背着褡子，头上戴着草帽，按事前说好的一前两后。在快要轮到搜查我们的时候，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鬼子不多，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着等待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那两个日军眼前，乘其不备，我大喊一声：“动手！”我们闪电般搂过两个鬼子的脖子，麻利地把他们的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那两个日军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解下了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结果了其性命。之后，我们也不敢怠慢，一边叫老百姓“快跑！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的尸体弄到路边的沟里，然后迅速撤离，回到了部队。 我们白手夺枪击毙两个日军的事，很快在部队里传开了。彭师长高兴地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好样的！好样的！”并叫拂晓报社在报纸上表扬了我们。
洒泪送师长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率十一旅2个团、九旅1个团、骑兵团及萧铜独立团1个营，由泗南、泗宿等地出发西征。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路西地区日伪军。20日首战萧县小朱庄，消灭王传绶部3个营1000多人。9月11日，再战夏邑八里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一道，不怕牺牲，勇敢冲锋在前，在枪林弹雨中，我左腿被敌人的子弹擦破了腿肚子，鲜血直流，我简单地包扎一下，又紧紧跟上师长。这时，彭师长命令：“快吹冲锋号！”我迅速拿起军号吹了起来。军号一响，进攻部队的营连军号都响起来了。此战全歼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顽军李光明部，俘李光明以下千余人，毙伤200余人。
战斗结束后，指战员们打扫战场，检查我军牺牲的战士，分别登记，清理遗物。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随着彭师长和张震参谋长等领导，顺着大战沟行走。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沟深只有一米多。师长与参谋长走在前面，我们警卫班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过来，来不及掩护，也来不及躲闪，也没有听到枪声，我们都来不及反应，师长就突然倒下了。我们一见师长突然倒地，身上并没有流血，都不知所措。张震参谋长跑上前掀起师长的军衣褂子，发现他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冷弹穿进他的胸窝。参谋长忙命令我们迅速背着师长跑步到战地医院抢救。然而，还没到医院，师长就停止了呼吸，壮烈牺牲。
彭雪枫师长牺牲的消息，当时要绝对保密，参谋长和我们都强忍悲痛，不能哭出声来，只好眼泪往肚里流。后在附近找来最好的柏树棺材，我们亲自将彭师长的遗体轻轻放进棺材中。这时，我实在控制不住哭出声来。张震参谋长呜咽着说：“我们都要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于是大家擦干眼泪工作着。
上级最后决定将彭雪枫的遗体送到路东抗日根据地安葬。从夏邑到路东有千余华里的路程，用人抬或大车拉，最少得半个月左右，还要通过敌占区，很不安全。最后决定由夏邑送到涡河从大船运送，顺水顺流，这样既快又安全（船只通过敌占区由西往东去不检查）。于是，我与其他4位战友被选中，随同领导护送彭师长的灵柩，经过第五、第六、第七等兵站，一直由津浦路西的夏邑护送至津浦路东到洪泽湖畔，之后将灵柩停厝在一条大船上，灵柩上覆盖着红布幔子。我们下船后，灵柩由警卫部队日夜守护着。
患病退伍回乡
1945年元月5日，彭雪枫为国捐躯的消息才向机关部队公布。压抑在心中100多天的悲痛，突然爆发出来，我在师长的灵柩前大声痛哭起来。由于悲痛至极导致休克，我被战友背到医院抢救。从那以后，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闭上眼我就想到了敬爱的彭师长。由于精神受到刺激，我成天颠三倒四嘴里喊着“彭司令员”“彭师长”。后来，领导让我到后方医院疗养2个多月，病情虽然有了好转，但我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1946年5月，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承，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人特发名誉勋章颁发给我，并准予我复员。
当时我们家乡还是敌占区，我父亲怕我出事，便将我的复员证与入党志愿书和党组织介绍信都收藏起来。回乡后，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但还是成天咕叨“彭师长”“彭司令员”。后来，我们当地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叫顾竹升（1940年抗战时任过我民主乡政府的副乡长）和一位李先生（即李星光，党的秘密工作者）也来看过我，叫我不要乱说，不要乱跑。解放后，我身体基本恢复，积极参加村里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政府号召开展讲卫生除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活动，一个儿童在我家屋檐下捉麻雀，却摸到一个小布袋子。我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袋子里装的正是我的复员证和《党员履历表》。在《复员履历表》上，清晰写着：1939年自动入伍，1944年入党，在党内职务一栏写着“党小组长”“白手夺枪”，受报纸表扬一次也被写入了奖励一栏内。我拿着入党志愿书，找到了乡党委，党组织立即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直到今天。
（责任编辑：徐嘉）
彭雪枫：“就叫韩士英吧”
我原名叫韩士清，今年93岁。1939年6月，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第一次进军淮上，游击支队二团滕海清部活动在我们怀远县淮河以北、涡河以南地区。当年5月，新四军4次攻打怀远县城，全歼距我家只7里之遥的上桥、安乡日伪军据点，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我亲眼目睹了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我们老百姓收割庄稼、打扫庭院，看见我们年轻人称兄道弟，见着老人呼爹喊娘，个个和蔼可亲，与国民党杂八队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于是，我主动参加了新四军，在二团一营二连当战士。估计是在登记时我的乡音太重，登记员把我的名字误写成韩士英了。9月的一天，部队返回涡阳整训，在点名时，排长喊“韩士英”，我心想我的名字又不叫韩士英，就没有答“到”，排长将我拉出队，问：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说我叫韩士清，不叫韩士英。当时司令员彭雪枫也在场，他走上来拉着我的手，笑着说：看你长得清清秀秀的，穿上灰布军衣戴上军帽跟女同志一样，干脆“就叫韩士英吧”。就这样，“韩士英”正式成了我的大名。后来，彭雪枫司令员将我调到警卫班当战士，当他了解到我家里贫穷，小的时候为了混饭吃学过吹喇叭后，就叫我去学吹军号，担任司令部的司号员。
1940年2月，我所在的游击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同年6月，新四军第六支队与八路军三四四旅黄克诚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0年11月16日，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及伪军绥靖部队，北上至宿南，与日军驻徐州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驻宿南第十五师共5000余人汇合，附汽车70辆、坦克20辆，在空军掩护下，沿着宿蒙公路西犯国民党军防地。驻该地区之国民党第二军骑八师及安徽的保安部队、李盛宗的一三五师、粟天一的一○五师，纷纷向太和、阜阳方向撤退。18日、19日蒙城、涡阳相继陷入敌手。为了打击日军，支援友军，粉碎日军的进攻，彭雪枫司令员命令五旅和司令部特务团，挖大战沟，使敌汽车、坦克无法通行，日伪军机械化部队在进攻中失去作用。同时利用我淮上抗日根据地的优势，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将水井全部用草盖上，断绝敌人的粮食和水的给养，利用各种办法瓦解日伪军。接着，八路军第四纵队集中在板桥与敌开展激战，反复争夺板桥集。到了冲锋时，我便爬上一个土堆吹起了冲锋号。这时司号长一下把我拉下来，说：“到土堆后面吹或卧倒在土堆上吹。”我说：“到土堆后面和卧倒吹，战士怎么能听到？”我仍坚持站在土堆上吹。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我紧跟着司令员，3次吹起冲锋号。经3昼夜的激战，我们最后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击毁敌汽车、坦克10余辆，击落日军九八式385号轰炸机一架。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我不怕死站在前沿吹冲锋号，鼓舞战士英勇杀敌，而荣立三等功一次。仗打完后，我的嘴也吹肿了，战友们开玩笑说：“小韩打一仗倒是胖了不少。”
彭雪枫化险为夷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我仍任司号员兼做师长的警卫工作。豫南战役结束后，日军全部撤回原驻地，国民党反共顽军汤恩伯集团15万大军8倍于我，大举向我新四军四师和边区根据地进攻。1941年4月20日，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千余人（地方土顽）窜到怀远县双桥东北大小郭家，首先向我们四师发动进攻。我们十旅二十八团全部、十一旅三十二团2个营5个连、特务营2个连积极迎战，彭雪枫师长亲自到前线指挥。21日下午3时许，他命令吹起冲锋号，与此同时，团营的司号员也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我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了这个支队。此役俘获敌副支队长以下310余人，毙伤50余人，缴获机枪12挺、步枪450余支、驳壳枪10余支、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500多枚。
获胜之后，十一旅三十二团产生了轻敌情绪，对国民党反共顽军作出了错误估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迅速转移，只向北转移约5公里，在大小王营和左圩子一带休整。4月22日7时许，彭雪枫严厉批评了三十二团团长姚运良麻痹轻敌的思想。正在这时，驻龙亢反共顽军1个步兵团和骑八师等多倍于我的兵力，突然向三十二团发动了报复性进攻“围剿”。正在吃饭的指战员们忙丢掉饭碗拿起枪应战。由于敌众我寡，我们又没有与骑兵交战的经验，再加上部分抗大、联中学生缺乏实战经验，只能且战且退，情况万分危急。见情势不对，我与警卫班长忙将彭师长架上他的坐骑，朝马屁股上打了两鞭，策马向北跑去，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也迅速上马护卫师长向北撤离，最终脱离了险境。4月23日，彭雪枫将这次战斗经过如实电报给新四军军部：“22日，马彪之骑八师全部骑兵约800，后续一四二师步兵一个团，向我隐蔽于小营集西北左圩子一带之三十二团战斗部队470人（非战斗部队、团各机关及直属队隐蔽于罗集附近）作六里许之宽大正面搜索进攻。我发现情况后，即向北撤，骑兵即由左右两侧实行大迂回及包围。”“在大平原中大跑30里，率以兵疲弹尽，被敌俘去及伤亡及冲散者达200余名，两个营长一伤一俘”（后在清理中实际300余人），“当时我也在场，冲散部队在收容中，当天晚上即回来40人”。“损失机枪12挺、长短枪270支”。该团损失后，将旅特务营一部编入三十二团作为第一营，将蒙城县常备队及旅直属分队一个部编入第二营。经此整编后，于6月，新四军四师全部转移至皖东北。
空手夺取鬼子枪
1944年8月，我们西征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彭雪枫师长命令我与其他两位战友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去萧县县城侦察敌情。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由于怕敌人搜查，我们都没有带武器。完成任务后，我们返回驻防地，当走到半路，太阳已经落山。就在这时，有两个日军从据点里出来，为首的腰带上还别着一把盒子枪，逐个盘查过往的行人。我们3人身上背着褡子，头上戴着草帽，按事前说好的一前两后。在快要轮到搜查我们的时候，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鬼子不多，弄两把枪使使。于是，我们装着等待检查的样子，慢慢走到那两个日军眼前，乘其不备，我大喊一声：“动手！”我们闪电般搂过两个鬼子的脖子，麻利地把他们的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那两个日军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解下了他们的枪支，“啪啪”两枪结果了其性命。之后，我们也不敢怠慢，一边叫老百姓“快跑！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的尸体弄到路边的沟里，然后迅速撤离，回到了部队。 我们白手夺枪击毙两个日军的事，很快在部队里传开了。彭师长高兴地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好样的！好样的！”并叫拂晓报社在报纸上表扬了我们。
洒泪送师长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率十一旅2个团、九旅1个团、骑兵团及萧铜独立团1个营，由泗南、泗宿等地出发西征。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路西地区日伪军。20日首战萧县小朱庄，消灭王传绶部3个营1000多人。9月11日，再战夏邑八里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一道，不怕牺牲，勇敢冲锋在前，在枪林弹雨中，我左腿被敌人的子弹擦破了腿肚子，鲜血直流，我简单地包扎一下，又紧紧跟上师长。这时，彭师长命令：“快吹冲锋号！”我迅速拿起军号吹了起来。军号一响，进攻部队的营连军号都响起来了。此战全歼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顽军李光明部，俘李光明以下千余人，毙伤200余人。
战斗结束后，指战员们打扫战场，检查我军牺牲的战士，分别登记，清理遗物。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随着彭师长和张震参谋长等领导，顺着大战沟行走。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沟深只有一米多。师长与参谋长走在前面，我们警卫班跟在后面。突然，一枚冷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过来，来不及掩护，也来不及躲闪，也没有听到枪声，我们都来不及反应，师长就突然倒下了。我们一见师长突然倒地，身上并没有流血，都不知所措。张震参谋长跑上前掀起师长的军衣褂子，发现他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冷弹穿进他的胸窝。参谋长忙命令我们迅速背着师长跑步到战地医院抢救。然而，还没到医院，师长就停止了呼吸，壮烈牺牲。
彭雪枫师长牺牲的消息，当时要绝对保密，参谋长和我们都强忍悲痛，不能哭出声来，只好眼泪往肚里流。后在附近找来最好的柏树棺材，我们亲自将彭师长的遗体轻轻放进棺材中。这时，我实在控制不住哭出声来。张震参谋长呜咽着说：“我们都要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于是大家擦干眼泪工作着。
上级最后决定将彭雪枫的遗体送到路东抗日根据地安葬。从夏邑到路东有千余华里的路程，用人抬或大车拉，最少得半个月左右，还要通过敌占区，很不安全。最后决定由夏邑送到涡河从大船运送，顺水顺流，这样既快又安全（船只通过敌占区由西往东去不检查）。于是，我与其他4位战友被选中，随同领导护送彭师长的灵柩，经过第五、第六、第七等兵站，一直由津浦路西的夏邑护送至津浦路东到洪泽湖畔，之后将灵柩停厝在一条大船上，灵柩上覆盖着红布幔子。我们下船后，灵柩由警卫部队日夜守护着。
患病退伍回乡
1945年元月5日，彭雪枫为国捐躯的消息才向机关部队公布。压抑在心中100多天的悲痛，突然爆发出来，我在师长的灵柩前大声痛哭起来。由于悲痛至极导致休克，我被战友背到医院抢救。从那以后，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闭上眼我就想到了敬爱的彭师长。由于精神受到刺激，我成天颠三倒四嘴里喊着“彭司令员”“彭师长”。后来，领导让我到后方医院疗养2个多月，病情虽然有了好转，但我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1946年5月，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承，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人特发名誉勋章颁发给我，并准予我复员。
当时我们家乡还是敌占区，我父亲怕我出事，便将我的复员证与入党志愿书和党组织介绍信都收藏起来。回乡后，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但还是成天咕叨“彭师长”“彭司令员”。后来，我们当地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叫顾竹升（1940年抗战时任过我民主乡政府的副乡长）和一位李先生（即李星光，党的秘密工作者）也来看过我，叫我不要乱说，不要乱跑。解放后，我身体基本恢复，积极参加村里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政府号召开展讲卫生除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活动，一个儿童在我家屋檐下捉麻雀，却摸到一个小布袋子。我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袋子里装的正是我的复员证和《党员履历表》。在《复员履历表》上，清晰写着：1939年自动入伍，1944年入党，在党内职务一栏写着“党小组长”“白手夺枪”，受报纸表扬一次也被写入了奖励一栏内。我拿着入党志愿书，找到了乡党委，党组织立即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直到今天。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