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11年冬春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肺鼠疫。在那个抗生素尚未发现的年代,阻止疫情最便捷、有效的措施。莫过于借助国家力量,动用警察乃至军队阻断交通、消毒疫区、清扫街道、设立隔离病院等。然而。自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名义上虽属中国,实际上日、俄却在南、北满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不受中国行政管辖的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卫生监督权,那么在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由谁行使,怎样行使检疫、防疫主权也就成为其时中、日、俄之间最具冲突性的争端。就此,以往研究只是一般性地提及检疲、防疫过程中的主权之争,关于实际发生的大小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影响,都还值得进一步开掘和讨论。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当时帝国主义、国族主义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脉络之中,并试图从普通民众的感受中呈现国家权力向下伸展的实际影响。本文认为:当俄、日分别在北满、南满展开检疫、防疫之时,中国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行政理念,因反应迟缓而招致俄、日出兵干预的威胁;面对日、俄的强大压力,中国方面将本属于内政事务的检疫、防疫,视为紧急外交事件,由外务部直接负责督办,并与俄、日之间进行了频繁外交交涉和协调;再由于主权之争迫使中国国家权力必须向下伸展,检疫、防疫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简单、粗暴的扰民事件,遭到社会普遍不满和抵制。本文结论指出:在捍卫主权,防止日、俄军事干预的思维框架下,检疫、防疫过程中执法者的简单和粗暴被赋予了不得已的政治正当性。不过,普遍的自然法则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呼吸道传染的肺鼠疫在人群中蔓延不受种族、领土、国家和文化的限制。主权作为民族国家独立身份的政治标志,在人类经受这样一种巨大灾难时可能只具有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