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其势汹涌。不过一切事物一旦具体化之后，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在反右中居然没有一个右派，这是局长王冶秋保护的结果。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新先生写回忆文章《反“右派”亲历记》，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然而“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
　　中共前任总书记张闻天，或许由于自己的经历，他也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1957年7月，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领导小组会议。当时他认为：对于即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来说，这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为慎重起见，须重新审查。此后，张闻天主持处理外交部的反右运动，他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 3年后，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
　　另一个例子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新中国成立不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和陈占祥提交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保留北京旧城，另外辟地新建一个首都的政治中心。显然，他们的建议大得反感，立刻被否定。到了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却因为有彭真的保护，得以免遭厄运。作家萧军也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才免于成为右派。
　　还有胡耀邦。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等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但却被胡耀邦（团中央第一书记）保了下来。相反，党外的傅雷先生等，以及党内的陈沂、潘复生等，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也有惊心动魄的例子，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曾想，未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摘自《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