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了的老根：回不去的农村，模糊了的故乡

　　他们“是农民不会种地，是城里人却被称作农民”，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没有种过地，也不会种地，比起农村的生活甚至更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接受新鲜事物快，在城市生活多年，他们与他们父辈的观念已大相径庭。他们拥有自己的QQ号，耳朵里听着耳机，口袋里揣着各种式样的智能手机……相比他们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父辈们外出工作的目的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父辈们看不惯年轻的他们穿品牌衣服抽高档烟的奢侈，而对于年轻的他们而言，他们不再有父辈们盯着一亩三分地不停盘算的“农民意识”。不是他们不想回去，而是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农村，没有农业生产基本经验，所以对土地也缺乏父辈那样缱绻的眷恋，长期与农村和土地的疏离，农村的根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儿时的记忆。
　　老家在山东省东阿县的尹涛很少回老家。“像春节、国庆，还有就是每年农忙的时候，才会回老家住上三两天。”尹涛说。
　　对家乡而言，尹涛已不再是曾经的模样。现在的他，白净的面庞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如果没有头顶的安全帽和周围嘈杂的环境，尹涛已同寻常的城市青年相差无几。尹涛说，眼下家里七八亩的耕地全靠家里年迈的父母耕作，农耕生活已成为他脑海中模糊的回忆。“小时候家里就不太让我干农活，现在更谈不上什么种田的手艺了。”
　　其实尹涛的老家山东省东阿县离济南并不远，只有不到两个小时车程。尹涛打算以后自己过好了，把父母从农村接出来，在城里，在自己身边安度晚年。
　　此外，城乡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的落差，也坚定了他远离农村的念头。“老家的交通毕竟不如城里快捷，周围的环境也一成不变，出门更没啥可逛，就是想看个报，都没地儿买。”尹涛说。
　　“我不太想回去，想着先工作几年，多了解社会、积累些人脉，再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在城市打拼一番，这才是我未来的规划。”尹涛觉得，既然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再回去会有种难言的挫败感。
　　重庆的唐道桉与不会种地的尹涛不同，他说：“我家有13.5亩土地，都是父母在种，每年能收1万多斤谷子，乍听起来挺多，其实也就能挣2000多元钱，还没有我和媳妇一个月薪水多。”
　　“种地没什么出息。再说，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家里那几亩地根本不需要几个人就能搞定，我们在家里不是浪费吗？”唐道桉解释了不愿回家种地的原因是觉得赚不到钱，“就算是回家不种地，家乡的工资水平也不高，虽然我也不喜欢重庆，但为了生活，我还是会留在这里。”如今他已在重庆结了婚，创了业，更没有回去的可能了。

　　和尹涛想法有点类似的磊磊，大学毕业后在一座二线省城谋得了工作。磊磊说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寒窗苦读，读高中，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能够走出那片黄土地吗？他觉得“我好不容易读了那么多书，现在要我回去继续做农民，总觉得浪费了”。
　　他有自己的打算，想留在城市寻找他要的，在这里发展，不想回家。他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城里拥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房子，扎下根，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
　　来自湖南某个小地方的周丽没有像磊磊一样读过很多书，过年后就赶紧去了广东工作，她最讨厌别人称呼她为“农民工二代”，“我父母的确是打工的，他们很辛苦，但我不想像他们那样生活。”
　　周丽说她的偶像是李宇春，自己还曾经给她用手机投过票。“她（李宇春）从什么也没有变成一个大明星，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难道我们就应该天天在家乡洗衣服，然后嫁个人？”23岁在家乡，周丽应该早就嫁人了，她觉得一结婚就有负担，自己还没奋斗够。离开安逸的农村并不只是为了挣份工钱，这事关梦想。“有朝一日站稳了脚跟还要创业。如果我们和父母这一代有什么相同点，那可能是我们的户口还在一个地方；如果和大城市同龄人有什么不同的话，也许只是户口本上的农民两个字。”
　　对于家乡，这群“尹涛们”说“走出去”的时候，也不是不喜欢那片生他们养他们的淳朴农村，有时候也很怀念那片黄色的土地，那片儿时的“游乐园”，也许在经历了沟沟坎坎，在拐角处停留的时候，偶尔也会想“我们还会回去吗”的问题，大部分的时候也只是想想，或許，这将是他们下半生该回答的问题。

苦恼地寻根：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人

　　年轻的“尹涛们”喜欢城市，渴望融入城市，虽然从身份上来说，他们还是农民，但他们并没有没把自己当成农民，他们不满足于“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学会了享受城市的繁华，只是在高耸的烟囱下，在严重的雾霾里，当他们面对高企的房价、严峻的就业、就医和孩子就学等方面问题，这些看似无形实则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待遇”时，他们才意识到无奈，原来自己的根，也不在这里。
　　“我就是现在一天24小时上班，也很难买一套房子。”尹涛在济南已经打工了几年，他说他有技术，但是暂时就是融入不进这个城市，户口、工作、房子，都是他认为的一道道门槛。在他心里，户口、房子、稳定的工作就是他认为的归属感。
　　对于“农民工二代”来讲，与父辈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法律意识也高，如果稍有些不如意，他们就会去找有关部门投诉。他们很关心国事，关心事关他们的改革政策，例如户籍、居住、劳动环境等，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是找不到“方向”。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经常自问：我是谁？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市民？对他们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而对他们的父辈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的根在农村。 　　磊磊就经常困惑于这些问题：“说我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连耙子都没有摸过；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身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实际上，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种种差异依旧那样清晰，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周丽说，在外打工似乎总是缺乏“安全感”，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她现在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如今已在企业营销部得到一个不错的岗位。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她感到，城市不仅有太多的诱惑，还有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只有中专文凭，又沒有一技之长，压力很大，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周丽说，“稍微有点差池，随时都可能下岗，还要面对和忍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眼见着那些有点关系的本地城里人，都被父母安排进了对口单位。”她经常要加班加到凌晨，却没有加班工资。她也曾想放弃这份工作，可更好的工作又在哪里？
　　她的内心有些“纠结”：尽管在大城市有种种不顺心，但毕竟已经适应了，只是找不到她要的归属感。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是因为在这里他们没有一个公平的环境，一个“家”的感觉。“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周丽这样期待。
　　像周丽一样，老家在河南驻马店的女孩子徐丽丽在省会郑州打了5年工，尽管她说得一口流利的当地话，对郑州熟悉得差点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半个郑州人了，即便如此，稳定的郑州城市生活对她而言依旧很遥远，贴上“农民工”标签的身份让她没有归属感，“感觉自己就像是浮萍，始终融不进偌大的郑州。”23岁的她现在迫切盼望找个好婆家，条件之一就是，对方一定要是郑州人。她觉得通过婚姻，可以改变自己的尴尬身份，和郑州这座城市产生一点联系，会找到她要的归属感。
　　不仅仅是这些，虽然在重庆的唐道桉已经成家立业，但作为一个身份证上的外地人，他也有烦恼。“孩子已经4岁了，转眼就要上小学。他现在是跟着父母在老家四川武胜，但将来会到重庆读书，这里的教育肯定比老家好。周边的学校我都去了解过，有免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不知道教学质量如何；稍微教学质量好点的学校，入学赞助费和高昂的学费生活费也是不小的费用。”在他看来，在面对小孩的就学问题上，他也深深感到了和城里人的不同。
　　户口、房子、稳定的工作、公平的环境、就医、就业、就学等问题，都成了他们心里与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我有一个梦，想在城里安个家，不要取笑我，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在他们眼里我的梦有一点疯狂，在我的心里没什么阻挡……”农民工歌手推出的歌《想在城里安个家》，唱响了所有“农民工二代”们的梦想。他们在寻根路上，迷惘彷徨——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

华丽地扎根：为梦想奋斗，吾心安处是吾乡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他们的孩子，“农民工二代”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他们心里对“根”的定义，也与他们的父母有了本质的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忙碌了大半辈子，对于他们来说，外出打工的基本目的就是挣钱，他们很明确地把自己的家乡当成自己的根，他们把年纪大了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这种“有家可回”“有根可循”的念想支撑着他们的整个精神大厦，使他们在面对城市的艰苦环境、情感压抑时能顽强地坚持下来。
　　如今，“农民工二代”的观念与他们的父辈已完全不同，他们不仅仅为了“出来挣钱”，他们中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传统农民的劳动技能，早已不是父辈“傻根”的社会形象，他们外出务工更是为了“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大多不能忍受身份歧视，更注重工作环境、自身的权益乃至个体感受，他们有更强的融入城市的动机，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享受人生！
　　他们将自己定位为“白领”，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和发展空间；他们穿着前卫，热衷聊QQ、打游戏、K歌，渴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心中的“根”或许不再是为了回去，严格意义上也不在城市，他们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的“根”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渴望获得一技之长，也擅长发挥自身的优势，有着全新的生活诉求，他们胸怀绚丽青春梦想；他们坚信“经过努力，一定能成为真正的‘白领’”，做个真正的有根的人。是的，他们的根，在自己手中，在每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里。
　　在长沙一家大企业担任中层的游俊峰来自江西的一个小地方，大学毕业至今10多年，他华丽地完成了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江西打工仔”到如今在长沙结婚生子有车有房有产业的“新长沙人”的转变。甚至比很多本土“长沙人”都活得更像“城里人”。他说：“我也是农村的孩子，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想来，其实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忍很多人之不能忍吧！”
　　在每一个城市清晨的明艳阳光下，在早起忙碌的人群里，在有着无数个游俊峰的高楼里，紧张繁忙的都市生活，都承载着他们小小的梦想，也砥砺着他们的生活毅力。
　　在“游俊峰”们的眼里，与其说他们的“根”是房子、车子、票子，是有个家，或者是农村还是城市，不如说他们的“根”是那一份手中的希望和力量，是经过一番努力，能通过艰苦奋斗而一步步实现的那个理想。
　　他们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用自己的胆识和艰辛，在城市里唱响现实版的《春天里》。
　　再问他们的“根”在何方？或许“根”就在每一个理想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