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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张向东和好朋友陈罡策划的比利时两栖旅行计划正式落地。他们计划让更多人骑自行车走遍比利时的大街小巷。
张向东曾是一名互联网连环创业者，现在进入传统轻工业制造行业，把自己的爱好“骑行”做成了事业。陈罡同样推崇技术和新兴生活方式，他是蚂蜂窝创始人之一。他们俩的结合让张向东看到了自行车创业的新思路。而一年前有关张向东及其自行车的一些疑虑也正在慢慢消逝。
张向东想起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曾经想当一个英雄，直到第三次创业才开始跟自己讲和。他更愿意接受一个在创业道路上甘于平常的自己。
张向东骑着700bike最新款银河自行车穿梭了小半个北京城，姗姗来迟。他说，这下好了，再也没法用“堵车”作为迟到的借口。他腼腆地笑着，坐下来喝了瓶啤酒，放松了自己。
自行车及其装备是张向东的标配。他收藏了很多价格不菲的纪念版公路自行车，第一辆公路自行车花费2万元，一笔不小的支出，张向东给自己算账：开车一年汽油要花多少钱？房子少买一平可以买几辆这样的自行车？“对我来讲，这不是障碍。”
张向东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他颇爱死飞（Fixed Gear），一种没有单向自由轮的自行车。车子与身子完全呼应，频率、节奏、方向都随心而动，就像人的呼吸一样自由，又透出一股少年般的叛逆。骑不同的自行车，他会搭配不同的装备和服装。比如工艺水平较高的公路自行车，他搭配优雅的服装，而专业骑行他选择时尚的专业骑行服。
张向东想，我这么爱自行车，不能白白爱过它啊。他的态度是喜欢一样东西就要为它做点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久邦数码总裁，他都在为失去创造性感到恐惧，于是辞职，把第三次创业献给自行车。
700bike原本是一家自行车媒体，两个创始人都是互联网出身，张向东是早期投资人之一。张向东曾多次建议他们转型做硬件。谈了几次，越讨论越深入，张向东干脆自己上阵。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这件事会让他比以前开心。可把一项爱好变成一项事业，不仅仅依靠激情，更多的是担心和质疑。唯一能让他保持创造力的是，在自行车这个产业里形成创新生产模式。
这在现有的中国自行车市场并非易事。类似于2000年左右的电脑市场，国内自行车品牌有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是以捷安特、美利达为代表的大户。张向东进入这个轻工业制造行业时，捷安特的年出货量将近300万辆，占整车内销市场20%-25%的份额，美利达出货量也超出百万辆，市场份额10%。剩下的市场份额由第二梯队的小品牌瓜分。
整个生产链上，各种零部件厂商更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市场体系。比如变速器，全球最大的变速器生产商是日本禧玛诺（Shimano），它一年的营收就将近捷安特的两倍，占有全球大半市场。第二名是成立于1987年的美国公司速联（SRAM）。一方面这些零部件巨头经过长期的市场洗牌、行业整合已经形成固定的市场格局；另一方面大品牌垄断下的市场生存空间非常有限，一些不知名的零部件品牌只能极力去占取更小的市场份额。“混乱”是这个逐渐僵化的市场体系的常态。
变速器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自行车行业整体停留在中低端制造水平。同质化、压缩价格等现象严重，而大部分零部件只为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多少与国产自行车的需求有些不匹配。
对于张向东而言，他要杀入这个正在失去创造力的市场，并且占取稳定的市场份额，一要解决一辆自行车的问题，二要协同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虽然他很喜欢自行车，但涉及到制造问题，他并不样样精通。比如一辆自行车放在他面前，他说不出这辆车的成本是多少。这正是他的创业团队缺失的。
张向东一边秘密造车，一边组建产品团队。他喜欢找参照物。他一直觉得自己内心有颗种子基因。这颗种子推动他在创业道路上不断进行自我反省。
生于1977年的张向东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的专业是信息管理，入学时互联网在中国发端。互联网开放、自由的市场给了他充足的想象空间，比尔·盖茨《未来之路》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他看到了未来世界将因互联网而改变的可能性。但他不想当一个追随者，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些什么。
毕业并在当当网工作几个月后，他决定成立自己的第一家类RSS网站，名字来源于崔健的同名歌曲——解决。他的名片背面是这样解释的：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后来想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很认真地找过一个有钱朋友算了一下，在中国，多少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朋友给他的数字是100万美金。直到第二次创业，做成上市公司，他才发现真正的自由是以许多不自由为代价的。
2004年，张向东和他的北大同学邓裕强一起创办了久邦数码，专营3G门户网站，在中国市场首次提出了免费WAP概念。倡导理想与自由的生活调性在他身上有很强的烙印。他几乎是凭着年轻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他羞于见任何人，跑到广州躲起来。他昼伏夜出，满脑子都是别人会怎么看他。“我总希望别人认为我重要，还没有走到那个台阶”，他逐渐意识到要跟自己对话，“一个人成熟的过程，就是越来越不在乎外面人对你的看法。”这种成熟转化到创业过程中，就是做对市场而言有开创性价值的事。
张向东是“趋势型”选手。“久邦数码至少有两点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有价值”，“是移动互联网开启者”，是首个把中国产品覆盖到全球的公司。他要的就是这种对于互联网产业旧秩序的破坏，以及由这种破坏带来的新秩序的建立，“产业变化太快，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两天它就没有价值了。”张向东把创业路上的“看路”比作打篮球，“传球的时候，你一定传到他线路前面的位置。如果你现在迎合人们今天的需要，你的创业可能时间点上会有问题”，他相信一件事，“人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这是他判断大势的风向标。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家一开始追逐汽车最后开始变得拥堵”，“（现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希望很自信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而不需要一辆汽车来证明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在全球市场，“自行车大部分是公路类型、运动类型”，城市自行车的市场空缺让张向东看到了个性化的需求。
有些时候，张向东想从一些繁杂、琐碎的事务中跳脱出来，保持一些自由、自我的生活状态。他觉得这样的诉求发生在当下的自己身上难免看上去有着矛盾之处。
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善于平衡自我矛盾的人。他用阅读、旅行、骑行中和内心的激烈、孤寂。久邦数码上市后，直到现在，大家见面就爱问他：财务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张向东仍然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房子常漏水。大学一年住宿费加学费1100元，父母每年都要沿街去问左邻右舍借。到了大三，他自立更生还往家里寄钱了。但在第一次创业失败落魄时，他也可以为了省钱不坐公交车。金钱对于他而言已经失去了个人财务自由的意义。他的内心一直很富足。他从小就想成为作家，觉得文学是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平衡物。他保持了用文字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先后以创业者的身份出版了三本畅销书：《我手机》、《创业者对话创业者》、《短暂飞行》。
2007年开始，他每年利用假期骑车去陌生的城市，骑遍五大洲，再回到北京跟老友们一起骑过天安门。所谓自由，不过是对不确定性的渴求。这也是他前后三次创业的动力。他享受将世界踩在脚底的感觉，这种自由比财务自由更让他着迷。
这一次，张向东也找到了参照物——搭档刘冬。刘冬曾在久邦数码与张向东共事多年，理工科出身的刘冬更讲究思维的严谨和条理。刚开始造车，他们只做了一件事：不停地拜访捷安特、永久 C、美利达，了解一辆自行车成品从研发到制造共有哪些环节，每个环节分别有什么标准，哪些人能达到最高标准。
理清了架构和团队，张向东才感到未来可期，“在他们（专业队伍）面前，谈到锻造、公差、强度补强，（我）只有听的份，这才是让我最踏实的。”
第一辆自行车在张向东办公室藏了好几个月。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几乎失去了他的消息。他不是担心车的设计问题，而是担心做出一辆车之后，他有没有产业化的能力。从造出原型车到产品发布，张向东花了大半年时间。
期间，他在深圳高速公路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车祸。问自己：如果事先知道生命在那一刻停止，还会不会选择造自行车？答案是肯定的。
2015年6月1日，在没有任何产品形象、图片、参数、价格的情况下，700Bike举行了一场盲订会。张向东不跟参会者讲解产品有多厉害，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模式，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诚意，“他们开始的时候会将信将疑，他会觉得你一个喜欢自行车的人来玩票吗？他觉得你不懂这个。”但转念一想，张向东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有自己品牌的，比如说大的厂商会怀疑我多一些，但是供应链的厂商都会很喜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用新的方式设计产品。”
张向东的构想是先把700bike的产品体系建立起来，然后用更高效率的商务运营打开全球市场，做好下一代产品的升级拓展，“自行车行业是以生产为核心的行业，但我要做的是像苹果那样的公司，做自己的品牌而不做生产型的企业。”
盲订收到了两万多张订单，这让张向东感到意外的惊喜。刘冬画了一个用户分布图给张向东：一个三角形，最上面是核心用户群，这些人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第二群是自行车玩家，这些人喜欢自行车，基数比第一群人要多。接下来是视自行车为生活必需品的一群人。而第四类人群是把自行车当作交通工具，对价格敏感的人。第四类人群不是张向东的目标，“（我们的用户）还是年轻的，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然后开始追求品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信，不会盲从一些东西，有自己的态度”，“这些人一定不是穿很大牌衣服的人，但是他们穿的衣服都会有自己的调调，有自己的选择。”
花了一年时间，700bike自主研发了4个系列整车产品，其中3个系列完成量产上市。
张向东面临的不仅是一辆自行车、一个创业企业的创新，而是发掘自行车传统行业以及整个产业链条的创新驱动力。
按照北京市《2016年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北京市将在路权保障上向自行车和步行倾斜。除了治理300公里自行车道外，2016年将新增一万辆公共自行车，其中海淀区将新建公共自行车系统，新增3000辆自行车。“十三五”对此的规划有林荫绿道、重点商业街区空中和地下连廊、文保区慢行胡同，至少五环路内将形成3200公里连续成网的自行车道路系统。
这让张向东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未来空间。目前，国内中高端自行车市场的一个怪象是，城市自行车远远不如山地自行车普及。城市自行车的研发、用户还没有形成系统性运作，“国内自行车产业有很多想法、积累和创新，但是不敢做”，张向东希望能以闯入者的身份去为这个行业作出些改变，至少把他在互联网领域对于用户开发和资本运作的强项嫁接过来。他告诉自己，放弃移动互联网思维的惯性，放弃捷径，耐住寂寞。
典型的硬件创业是这样的：产生了一个好的想法，设计出图纸找一家研发公司，实现不了的功能和设计再改一改，拿到生产商、供应链那里再改一改，“产品变成了一步步的妥协和跳票”。张向东觉得这样太被动，而移动互联网和硬件创业环境也有很大不同，后者一个零部件、一条生产线创新所需要的时间、资金有时能摧毁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意，尤其是自行车这个产业环节分散、生产线庞杂，变数繁多。
以前的张向东会认为，“我是互联网的，我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现在他更认同这样的观点，“我只是众多（中的一个），我们这么多程序员加在一起才是改变人们生活（的因素），没有我会有另外一个人顶上。”他更偏向于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跟随这个世界“失控但是又有序的变化”去适应环境。
传统制造业做产品与互联网做线上运营是两个思维方式迥异的领域。张向东采用联动研发模式，调动全产业链所有环节参与构思、设计、研发、生产，完成了85%的自主研发，“我愿意节省渠道费用投在产品研发上，让这个产品是好产品。”
张向东想起曾经去见的那些传统的自行车厂商，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设计，人家说“原来就是这样的”，“那些很好的车都是少数人在做、在用，和日常人、日常生活没有关系。”而张向东接下来要做的，是让他的城市自行车成为一个“有生活态度的产品”。
作为“信息技术背景下出来的自行车产品”，张向东定义它们为“新一代城市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有隐藏式折叠技术，也有联网防盗性能。
6月中旬，蚂蜂窝策划张向东和他的银河去比利时骑行试水。同行的还有蒋方舟等人。一天傍晚，蒋方舟停下车，看到银河的前端屏幕一直亮着，这里显示里程和速度。蒋方舟问张向东，它怎么熄灭？张向东说，你对它说晚安它就休眠了。蒋方舟惊呼高科技，然后低下头，凑近银河的屏幕，认真地说：晚安。
这一刻，张向东感动了。他想，无论如何，不要破坏自行车的美。
张向东曾是一名互联网连环创业者，现在进入传统轻工业制造行业，把自己的爱好“骑行”做成了事业。陈罡同样推崇技术和新兴生活方式，他是蚂蜂窝创始人之一。他们俩的结合让张向东看到了自行车创业的新思路。而一年前有关张向东及其自行车的一些疑虑也正在慢慢消逝。
张向东想起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曾经想当一个英雄，直到第三次创业才开始跟自己讲和。他更愿意接受一个在创业道路上甘于平常的自己。
混乱与缺失
张向东骑着700bike最新款银河自行车穿梭了小半个北京城，姗姗来迟。他说，这下好了，再也没法用“堵车”作为迟到的借口。他腼腆地笑着，坐下来喝了瓶啤酒，放松了自己。
自行车及其装备是张向东的标配。他收藏了很多价格不菲的纪念版公路自行车，第一辆公路自行车花费2万元，一笔不小的支出，张向东给自己算账：开车一年汽油要花多少钱？房子少买一平可以买几辆这样的自行车？“对我来讲，这不是障碍。”
张向东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他颇爱死飞（Fixed Gear），一种没有单向自由轮的自行车。车子与身子完全呼应，频率、节奏、方向都随心而动，就像人的呼吸一样自由，又透出一股少年般的叛逆。骑不同的自行车，他会搭配不同的装备和服装。比如工艺水平较高的公路自行车，他搭配优雅的服装，而专业骑行他选择时尚的专业骑行服。
张向东想，我这么爱自行车，不能白白爱过它啊。他的态度是喜欢一样东西就要为它做点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久邦数码总裁，他都在为失去创造性感到恐惧，于是辞职，把第三次创业献给自行车。
700bike原本是一家自行车媒体，两个创始人都是互联网出身，张向东是早期投资人之一。张向东曾多次建议他们转型做硬件。谈了几次，越讨论越深入，张向东干脆自己上阵。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这件事会让他比以前开心。可把一项爱好变成一项事业，不仅仅依靠激情，更多的是担心和质疑。唯一能让他保持创造力的是，在自行车这个产业里形成创新生产模式。
这在现有的中国自行车市场并非易事。类似于2000年左右的电脑市场，国内自行车品牌有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是以捷安特、美利达为代表的大户。张向东进入这个轻工业制造行业时，捷安特的年出货量将近300万辆，占整车内销市场20%-25%的份额，美利达出货量也超出百万辆，市场份额10%。剩下的市场份额由第二梯队的小品牌瓜分。
整个生产链上，各种零部件厂商更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市场体系。比如变速器，全球最大的变速器生产商是日本禧玛诺（Shimano），它一年的营收就将近捷安特的两倍，占有全球大半市场。第二名是成立于1987年的美国公司速联（SRAM）。一方面这些零部件巨头经过长期的市场洗牌、行业整合已经形成固定的市场格局；另一方面大品牌垄断下的市场生存空间非常有限，一些不知名的零部件品牌只能极力去占取更小的市场份额。“混乱”是这个逐渐僵化的市场体系的常态。
变速器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自行车行业整体停留在中低端制造水平。同质化、压缩价格等现象严重，而大部分零部件只为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多少与国产自行车的需求有些不匹配。
对于张向东而言，他要杀入这个正在失去创造力的市场，并且占取稳定的市场份额，一要解决一辆自行车的问题，二要协同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虽然他很喜欢自行车，但涉及到制造问题，他并不样样精通。比如一辆自行车放在他面前，他说不出这辆车的成本是多少。这正是他的创业团队缺失的。
趋势与平衡
张向东一边秘密造车，一边组建产品团队。他喜欢找参照物。他一直觉得自己内心有颗种子基因。这颗种子推动他在创业道路上不断进行自我反省。
生于1977年的张向东毕业于北京大学。他的专业是信息管理，入学时互联网在中国发端。互联网开放、自由的市场给了他充足的想象空间，比尔·盖茨《未来之路》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他看到了未来世界将因互联网而改变的可能性。但他不想当一个追随者，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些什么。
毕业并在当当网工作几个月后，他决定成立自己的第一家类RSS网站，名字来源于崔健的同名歌曲——解决。他的名片背面是这样解释的：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后来想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很认真地找过一个有钱朋友算了一下，在中国，多少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朋友给他的数字是100万美金。直到第二次创业，做成上市公司，他才发现真正的自由是以许多不自由为代价的。
2004年，张向东和他的北大同学邓裕强一起创办了久邦数码，专营3G门户网站，在中国市场首次提出了免费WAP概念。倡导理想与自由的生活调性在他身上有很强的烙印。他几乎是凭着年轻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他羞于见任何人，跑到广州躲起来。他昼伏夜出，满脑子都是别人会怎么看他。“我总希望别人认为我重要，还没有走到那个台阶”，他逐渐意识到要跟自己对话，“一个人成熟的过程，就是越来越不在乎外面人对你的看法。”这种成熟转化到创业过程中，就是做对市场而言有开创性价值的事。
张向东是“趋势型”选手。“久邦数码至少有两点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有价值”，“是移动互联网开启者”，是首个把中国产品覆盖到全球的公司。他要的就是这种对于互联网产业旧秩序的破坏，以及由这种破坏带来的新秩序的建立，“产业变化太快，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两天它就没有价值了。”张向东把创业路上的“看路”比作打篮球，“传球的时候，你一定传到他线路前面的位置。如果你现在迎合人们今天的需要，你的创业可能时间点上会有问题”，他相信一件事，“人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这是他判断大势的风向标。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家一开始追逐汽车最后开始变得拥堵”，“（现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希望很自信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而不需要一辆汽车来证明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在全球市场，“自行车大部分是公路类型、运动类型”，城市自行车的市场空缺让张向东看到了个性化的需求。
有些时候，张向东想从一些繁杂、琐碎的事务中跳脱出来，保持一些自由、自我的生活状态。他觉得这样的诉求发生在当下的自己身上难免看上去有着矛盾之处。
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善于平衡自我矛盾的人。他用阅读、旅行、骑行中和内心的激烈、孤寂。久邦数码上市后，直到现在，大家见面就爱问他：财务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张向东仍然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房子常漏水。大学一年住宿费加学费1100元，父母每年都要沿街去问左邻右舍借。到了大三，他自立更生还往家里寄钱了。但在第一次创业失败落魄时，他也可以为了省钱不坐公交车。金钱对于他而言已经失去了个人财务自由的意义。他的内心一直很富足。他从小就想成为作家，觉得文学是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平衡物。他保持了用文字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先后以创业者的身份出版了三本畅销书：《我手机》、《创业者对话创业者》、《短暂飞行》。
2007年开始，他每年利用假期骑车去陌生的城市，骑遍五大洲，再回到北京跟老友们一起骑过天安门。所谓自由，不过是对不确定性的渴求。这也是他前后三次创业的动力。他享受将世界踩在脚底的感觉，这种自由比财务自由更让他着迷。
这一次，张向东也找到了参照物——搭档刘冬。刘冬曾在久邦数码与张向东共事多年，理工科出身的刘冬更讲究思维的严谨和条理。刚开始造车，他们只做了一件事：不停地拜访捷安特、永久 C、美利达，了解一辆自行车成品从研发到制造共有哪些环节，每个环节分别有什么标准，哪些人能达到最高标准。
理清了架构和团队，张向东才感到未来可期，“在他们（专业队伍）面前，谈到锻造、公差、强度补强，（我）只有听的份，这才是让我最踏实的。”
产业与用户
第一辆自行车在张向东办公室藏了好几个月。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几乎失去了他的消息。他不是担心车的设计问题，而是担心做出一辆车之后，他有没有产业化的能力。从造出原型车到产品发布，张向东花了大半年时间。
期间，他在深圳高速公路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车祸。问自己：如果事先知道生命在那一刻停止，还会不会选择造自行车？答案是肯定的。
2015年6月1日，在没有任何产品形象、图片、参数、价格的情况下，700Bike举行了一场盲订会。张向东不跟参会者讲解产品有多厉害，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模式，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诚意，“他们开始的时候会将信将疑，他会觉得你一个喜欢自行车的人来玩票吗？他觉得你不懂这个。”但转念一想，张向东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有自己品牌的，比如说大的厂商会怀疑我多一些，但是供应链的厂商都会很喜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用新的方式设计产品。”
张向东的构想是先把700bike的产品体系建立起来，然后用更高效率的商务运营打开全球市场，做好下一代产品的升级拓展，“自行车行业是以生产为核心的行业，但我要做的是像苹果那样的公司，做自己的品牌而不做生产型的企业。”
盲订收到了两万多张订单，这让张向东感到意外的惊喜。刘冬画了一个用户分布图给张向东：一个三角形，最上面是核心用户群，这些人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第二群是自行车玩家，这些人喜欢自行车，基数比第一群人要多。接下来是视自行车为生活必需品的一群人。而第四类人群是把自行车当作交通工具，对价格敏感的人。第四类人群不是张向东的目标，“（我们的用户）还是年轻的，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然后开始追求品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信，不会盲从一些东西，有自己的态度”，“这些人一定不是穿很大牌衣服的人，但是他们穿的衣服都会有自己的调调，有自己的选择。”
花了一年时间，700bike自主研发了4个系列整车产品，其中3个系列完成量产上市。
互联网与传统
张向东面临的不仅是一辆自行车、一个创业企业的创新，而是发掘自行车传统行业以及整个产业链条的创新驱动力。
按照北京市《2016年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北京市将在路权保障上向自行车和步行倾斜。除了治理300公里自行车道外，2016年将新增一万辆公共自行车，其中海淀区将新建公共自行车系统，新增3000辆自行车。“十三五”对此的规划有林荫绿道、重点商业街区空中和地下连廊、文保区慢行胡同，至少五环路内将形成3200公里连续成网的自行车道路系统。
这让张向东看到了这个产业的未来空间。目前，国内中高端自行车市场的一个怪象是，城市自行车远远不如山地自行车普及。城市自行车的研发、用户还没有形成系统性运作，“国内自行车产业有很多想法、积累和创新，但是不敢做”，张向东希望能以闯入者的身份去为这个行业作出些改变，至少把他在互联网领域对于用户开发和资本运作的强项嫁接过来。他告诉自己，放弃移动互联网思维的惯性，放弃捷径，耐住寂寞。
典型的硬件创业是这样的：产生了一个好的想法，设计出图纸找一家研发公司，实现不了的功能和设计再改一改，拿到生产商、供应链那里再改一改，“产品变成了一步步的妥协和跳票”。张向东觉得这样太被动，而移动互联网和硬件创业环境也有很大不同，后者一个零部件、一条生产线创新所需要的时间、资金有时能摧毁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意，尤其是自行车这个产业环节分散、生产线庞杂，变数繁多。
以前的张向东会认为，“我是互联网的，我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现在他更认同这样的观点，“我只是众多（中的一个），我们这么多程序员加在一起才是改变人们生活（的因素），没有我会有另外一个人顶上。”他更偏向于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跟随这个世界“失控但是又有序的变化”去适应环境。
传统制造业做产品与互联网做线上运营是两个思维方式迥异的领域。张向东采用联动研发模式，调动全产业链所有环节参与构思、设计、研发、生产，完成了85%的自主研发，“我愿意节省渠道费用投在产品研发上，让这个产品是好产品。”
张向东想起曾经去见的那些传统的自行车厂商，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设计，人家说“原来就是这样的”，“那些很好的车都是少数人在做、在用，和日常人、日常生活没有关系。”而张向东接下来要做的，是让他的城市自行车成为一个“有生活态度的产品”。
作为“信息技术背景下出来的自行车产品”，张向东定义它们为“新一代城市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有隐藏式折叠技术，也有联网防盗性能。
6月中旬，蚂蜂窝策划张向东和他的银河去比利时骑行试水。同行的还有蒋方舟等人。一天傍晚，蒋方舟停下车，看到银河的前端屏幕一直亮着，这里显示里程和速度。蒋方舟问张向东，它怎么熄灭？张向东说，你对它说晚安它就休眠了。蒋方舟惊呼高科技，然后低下头，凑近银河的屏幕，认真地说：晚安。
这一刻，张向东感动了。他想，无论如何，不要破坏自行车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