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诗人霁晨的诗给编者带来某种思考，他的诗看似有口语的有力而恣意的表面态势，而在诗的背后又簇集着什么？按照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逊的观点，文学改变和强化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日常语言。在霁晨的诗里，他试图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叫我这个不通乐理的人弹琴真是搞笑/但我会胡乱一弹，只要我喜欢”（《琴询》），“那时我对爬山没有概念，但爱小土堆”（《一个人爬山》），用日常语言入诗是霁晨的一大特色，同时，霁晨改变了口语诗常见的日常语言的粗鄙化和随意性，诗歌不仅仅有调侃、自嘲的修辞色调，还有机敏与果敢的叙述布局，“但、也、就、还、只”等关联词塞满诗句，让诗的日常语言又因循“学院派”的套路，强化了诗歌日常语言形态的审美趣味。
　　黄明洋的诗属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又归一的类型。语言简洁，表达主题明确，譬如在其《田野观察笔记》等诗中，写父亲，写出野草、黄牛、青瓦片，又进一步写出桑树、柏树和梧桐树，这种多数诗人类似的经验并不能给我们带来阅读上的新颖之感，黄明洋依靠自己的耐力，“把握住这个相关物的本身”（胡塞尔语），黄明洋企图让我们接受他在诗歌抒情上对相关物的情感设置。
　　编者注意到本期另外两位青年诗人：麦先森和唐永鑫。麦先森在诗歌语言上的谨慎和拘谨，有消瘦之感，就好比一个书法爱好者临摹沈度的《敬斋箴册》，笔笔工致稳健，“稳健”是现代诗歌写作的一大弊端，也如同米芾的《论草书帖》，其行书提按的取巧限制了草书使转的发挥一样，好在年轻的麦先森懂得诗歌的媚美，书法的圆转也有其媚美的一面，诗歌有时候需要这种“媚美”——圆润。唐永鑫试图在古典的词素和意象里融入进现代的情愫，相比麦先森，其诗歌语言要庞杂些，以短句、长句相累加的形式企图建立起诗歌的外在的框架，诗歌这类视觉上的外在错落感能不能同样反映出诗的内在结构，诗书同源，长短句相间的范仲淹的《边事帖》的无纵逸之态、张即之的《行书台慈贴》的飘逸灵动以及赵孟頫的《秋深帖》的体态修长，唐永鑫应深谙之。
　　霁晨，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