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我在北京市平谷县的山区人民公社工作了近7年，耳闻目睹了几位农村干部清正廉洁的故事。
　　书记进桃园，不吃一个桃
　　平谷县胡家店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杨玉成，是北京市的农业劳动模范，曾多次受到市领导的接见，其所在大队也荣获了北京市农业十面红旗之一称号。
　　1965年秋，我在这个大队搞“四清”工作，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下进行的。我问过一位对杨玉成意见最多的社员：“杨玉成在经济上清不清？”他说：“杨玉成，连多吃多占的问题都没有。”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大队有个桃园，一天他进了桃园，看桃园的社员说：“杨书记吃个桃吧！”杨玉成说：“我的胃不好，最忌生冷。”事后，有人问他：“你怎么进了桃园，连个桃都不吃？”他说：“我吃一个，他们敢往家中拿一筐。”
　　的确，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大队，不仅没有一人敢白吃水果，而且粮食都颗粒归仓。
　　该领的补助，他不领
　　将军关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朱俊全，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全国模范复转军人，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当时他已经是乡党委书记了。1962年国家有干部下放回乡的政策。这个大队是个出了名的靠吃国家返销粮的大村。社员说：“我们宁肯不吃返销粮，也愿意让朱俊全回村当支部书记。”所以说，朱俊全是群众把他请回来的。
　　“四清”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在朱俊全所在的靠山集公社任职。当时他是公社党委常委、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革委经常开会。将军关大队距公社所在地近20里，他往返全靠步行参加。按大队规定，他因公外出，可领取补助。但他从未领过一分钱。他不但不领补助，而且留他在公社吃饭，他都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国家干部，一天只有一斤的口粮，我吃了，你们吃什么呀！”
　　一把稻草也要见斤称的生产队长
　　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生产队长王国福，是一位病故在工作岗位上的农村干部。1971年《人民日报》用《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标题，报道了他一心为公的事迹。
　　他长期担任生产队长，一次从队里拿了一把稻草，过秤后到会计那里交了钱，才回家。
　　社员随着收入的增长，大都盖起了新房，唯独他一家五口，还住在破旧的“长工屋”内。社员劝他，你该盖新房了，他说：“等全体社员都盖了新房，我再盖房也不晚。”
　　在他病故后，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向王国福同志学习的通知》。我曾带领社队干部到王国福所在的生产队参观，亲眼看了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长工屋”，那张他用了生产队的一把稻草付了钱的收据，也在这间屋里展出。
　　参观后的社队干部，都亮出了自己认为当干部吃亏的思想，决心要学习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的精神，今后不撂挑子，干好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