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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门”的三位主创中，担任主持人的阎华是年纪最轻的，却自称最为“保守”。每期为了台上的几分钟呈现，台下都要做大量选题策划、采访沟通和资料查找，这个过程令她十分享受，因为在老人、旧闻中，找到了一种打破、寻觅、沉淀、重新绽放的心心相印。
阎华绝对符合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1993年，15岁的她因在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上出任点火的“东亚圣女”而名声大噪，大学毕业后做起了令人艳羡的新闻主播，却突然选择从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的荣光大道上下来，寻找内心的真实。
2012年，以“克勒门”女主持身份出现的她，比之前在任何镜头前或者大型活动中都更显得游刃有余，气场契合。此时的她，角色已经发生转变：从文化艺术的爱好者、消费者，变成了整合者、传播者。
克勒的魅力在于精神
围绕克勒文化，近年挖掘渐多，有人致力于温故，有人专注于辨析，有人则试图恢复。在为“克勒门”走访过众多老人后，阎华将这个群体的核心魅力归纳为一种精神：隐忍而顽强。
“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可以接触到国际上最新的文化艺术潮流。而老克勒曾是那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最灿烂、最洋化、最摩登的一群人。他们曾经那样生活，又在接下来的岁月经历那么大的变故。当一切被剥夺，人前的优雅却成为不可夺的尊严。”说起这些老人，阎华的语气中充满敬意，“时过境迁，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火气与怨恨，磨难淬炼出的乃是平和与包容。”
若非经历过特殊时代的动荡，克勒很可能与任何历史阶段的“潮人”无异。正是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时间沉淀，使得21世纪的今天，克勒得以能被抽离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而不只是浅层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观察点，与阎华一直揪心的另一个问题有关：“今天的上海，在硬件上已经逐步重新接近‘东方巴黎’的水准，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远不及当年。”相比之下，玩过、灿烂过、失去过、劫后余生的老克勒们，倒比年轻一代包容与开明得多，所以她一再强调：“老克勒一点不老！”
和另两位主创一样，阎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克勒门”并非怀旧：“老克勒不可复制，也不必复制。我们关心的是这种适应现代文明的精致文化，因其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精华。”令他们痛心的是，上海一直有着中西合璧的老克勒文化和老城厢的里弄市井文化，可当下几乎大多媒体和聚焦都放在市井这一块，以至于上海人和海派的形象都被歪曲了。“我们的群体里有这样最后的老克勒，所以希望用我们的力量把这种精神最起码记录下来，并期待传播与传承。”
安全感只来自文化本身
几个人的自娱自乐，在这么短时间里变成这么大场面。面对各种飞来横“福”，阎华也有自己清醒的思路：现在很难找到一群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单纯出于对美与文化的信仰而共同做事的人了。“每个人都在义务地贡献着自己的资源，相互间的配合也恰到好处。”
这份随意与纯粹，令她感到心安：“凡事太有目的性，味道就会变。”她称自己一直不喜欢励志，“我们做的事情的确很有意义，也很有趣，但并不想把它变成口号，这个时代是开放而多元的，一切都在变化。”
于是，她选择以“玩儿心”处之，却玩儿得很敬业。2013年春节前夕，“克勒门”策划了一场口琴音乐会，这个选题的最初酝酿是2012年夏秋之际。长达几个月时间里，阎华兴致勃勃地查阅文献，采访有关嘉宾，跑去音乐厅“补课”，慢慢梳理出关于口琴从大文脉到小趣闻的各类信息。“沙龙本来就是玩儿，玩儿的过程中，顺便自己也能搞搞清楚。再说做事情嘛，总归要做好。”
她将自己的心态描述为“路过”：尽情感受路上的风景，而不急于到达某地。“任何事都不能改变我自己随遇而安的心态。哪怕哪天做不成，聚三五知己，留下这些资料，也已经很好。”
伴随国内文化市场启动，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这里有纯粹的商业，也有纯粹的文化，然而，真正的大多数，是爱好文化却苦思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而不可得的中青年才俊们。相比于前二者的纯粹，这个“大多数”本来最有可能做些什么，却也最有可能一事无成。
受社会价值观影响，多数年轻人将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想象为做事的前提。但无数实例证明，将有限的精力用来想钱，而不是去想自己适合以及可以做的事情，这才是我们这个标榜“理性”的时代为所有文化爱好者铺设的陷阱——如果文化本身都不能带给你安全感，那么别人口袋里的钱更不可能做到。
这方面，“克勒门”的主创们显示出了更多的成熟：“有了文化，还怕没资金吗？”阎华肯定地说。事实上，前几期的反馈已经初步证明，只要本着对艺术的敬畏与尊重，纯粹地去做自己想做的那种文化，就会发现到处是机遇，到处是惊喜。
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的文化与纯粹的商业，现阶段都表现为心甘情愿的付出，归根到底是因为双方都对文化市场怀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而观望中的大多数，恰因缺乏这样的信念，从而缺乏这样的付出，也就无法专注、投入去做事。
当然，对文化的信念乃至信仰，并非来自空幻理想。性格上，阎华并不是个“闯将”，反而相当缺乏冒险精神。在“克勒门”这件事上展现出的“反常”，乃因她曾亲身体验过文化的力量。
光阴虚度中与文化对视
刚认识阎华的时候，她正忙着“虚度”，带我一条一条去走上海有味道的老路，去各种小资咖啡馆儿喝下午茶。路上有时聊起她的感悟，有时聊起老房子的故事，聊起她正在思考的选题，聊起她遇到的问题与疑惑。当然，也聊起她自己。
这个乖乖女一直愿意做让家人和老师开心的事，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三好学生，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才女，再到每天出入化妆间、演播室，被每个人都认识的新闻主播，“圣女”阎华的人生一度平平坦坦，大家都觉得很好。
可只有阎华自己，隐隐感到什么地方不对：这种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可想要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2007年，她作出一个率性的决定：辞职，赴美，游学。别人问她出去干什么，她说“去感受”。半年时光，走走、看看、写写，“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但还说不清，只觉得到处是心情，到处是感悟，每天都特别丰富，每天都在收获。”回忆起那段虚度光阴，阎华充满感恩。 回国后，她又“重蹈覆辙”做起了新闻主播，心里却始终觉得状态不对。2010年，阎华再次离开众星捧月的主播位置，转去艺术人文频道，“因为觉得文化这块离心更近”。没想到，等待她的是长达两年的第二段“虚度”。
“在人生最彷徨迷茫的时候，才最能感受到书给人的力量。”对阎华来说，低谷阶段能引为心灵寄托的，不是那些励志的书，而是艺术、文化这些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艺术是真正的良药！”
渐渐地，她开始放下人前的面子，放下别人眼中的“好”。“人是可以失败的。不适合自己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做好，那又何必强求？”她转而倾听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直到机缘巧合，利用工作之余玩起了“克勒门”。选题、策划、采访、主持、整理、传播，她在文字、音乐、文化方面的爱好通通整合到了一起。
说起这段寻寻觅觅又水到渠成的转变，阎华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知道内心要的是什么，而且踏实地走在这条路上。“其实买椟还珠的人只是跟普世价值观不同而已，他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审美，而不因别人告诉说珍珠昂贵就去盲目追逐。我从小走的都是买珠的路，现在要走买椟的路啦！”
回归中国式心灵绽放
回头想来，如果不是工作“变故”，从前那个走在众人期许的风光坦途之上的主播阎华，很难找到现在这种状态，貌似虚度闲玩儿，却可以慢慢做出一些自己的东西。“真正的绽放是自己感受到的由内而外的打开，而不是别人眼中的华丽，这种绽放只有自己知道。”
其实，无论是她解读克勒的视角，还是之前兜兜转转的寻觅，阎华身上流溢出一种在当代已十分难得的“中国”品质：向内，而不是向外去寻求答案。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中通过中西对比描绘了何谓他眼中“真正的中国人”（the real Chinaman）：不是通过感官，不是通过头脑，而是通过心灵来生活，从而实现心与智的和谐。
可惜辜鸿铭和他所赞美的中国精神，以及以此为印记形成的文化人种，在过去百年间备受鄙薄，而后果，就是我们今日这个无法平衡内心、理性与外部环境的空洞社会。发自内心的灵性是一种能力，它直接关联着能否塑造文化价值观上的自信，阎华称之为：“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这种“内观”习性，从她的文字情结上也可窥一斑。随意、随性的阎华，对文字却表现出十足的挑剔。连发微博都要字斟句酌，一旦措辞不妥，立即删除。正是这种挑剔，成就了她在“克勒门”请柬上为每期画作配的长短句。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文老得奖。高中以后数学变得很差，上的又是理科学校，学业压力陡增，当时老师要求写的随笔、日记就成了情绪发泄的出口。”多数孩子选择应付了事，她却可以花上一整天。高中毕业时，攒下的已不是一摞作业，而俨然一本“集子”。
在文字中，她越来越找到自信，语文老师也多加鼓励，她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要在班上当众朗读。为此，阎华开始特别在意句子的排布、发音、平仄，酝酿良久，每篇都当朗诵作品来写。“毕竟写出来和读出来不同。”
久而久之，她与文字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依相伴的关系。文字成为她观照内心、与文化相处的通道，带着敬畏，沉溺其中。
去年，她租下一间弄堂里的老房子，取名“花间小筑”，独处、会友、虚度。于是又遇到了“干什么”的提问，答曰：“这是我和自己内心面对面的地方。” 在她看来，独处是人一生的功课。平时在外跟人接触，毕竟不可能完全本色，所以需要有这样一块“心安”之所，“见我愿意见的人，做我愿意做的事”。
她还为这间弄堂里的老房子写了篇《铭》，读来十分有趣。“居闹市之中，却远车马之喧；处市井之巷，竟无油浊之染。”就像她小时候居住过的环境，“能听到雨声、市井声、隔壁小孩子在跑的声音，好像回到了心灵的家园，充满安全感”。
我虽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却切身体验过花间小筑的气场，干净，随意，不着尘埃。屋里并没有什么奢华重器，只是用自己喜欢的东西装点自己虚度的空间。这种对真实的洁癖，恰是我近年观察到的中产阶级的文化信仰——不装。
过去的几十年动荡，造成了今日中国财富与文化的空前隔离，然而按照历史大趋势，二者终将重新汇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阶段成长中的中产阶级，被赋予了西方社会不曾存在的可能性。
有限的财富与无限的文化相结合，将这些探索放回社会大背景下，会发现当今中产阶级的自娱自乐，再不是古代文人的消极避世、隐逸，而是对精神家园积极主动的回归：以一种貌似务虚的心态，寻找心底的真实。
阎华绝对符合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1993年，15岁的她因在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上出任点火的“东亚圣女”而名声大噪，大学毕业后做起了令人艳羡的新闻主播，却突然选择从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的荣光大道上下来，寻找内心的真实。
2012年，以“克勒门”女主持身份出现的她，比之前在任何镜头前或者大型活动中都更显得游刃有余，气场契合。此时的她，角色已经发生转变：从文化艺术的爱好者、消费者，变成了整合者、传播者。
克勒的魅力在于精神
围绕克勒文化，近年挖掘渐多，有人致力于温故，有人专注于辨析，有人则试图恢复。在为“克勒门”走访过众多老人后，阎华将这个群体的核心魅力归纳为一种精神：隐忍而顽强。
“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可以接触到国际上最新的文化艺术潮流。而老克勒曾是那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最灿烂、最洋化、最摩登的一群人。他们曾经那样生活，又在接下来的岁月经历那么大的变故。当一切被剥夺，人前的优雅却成为不可夺的尊严。”说起这些老人，阎华的语气中充满敬意，“时过境迁，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火气与怨恨，磨难淬炼出的乃是平和与包容。”
若非经历过特殊时代的动荡，克勒很可能与任何历史阶段的“潮人”无异。正是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时间沉淀，使得21世纪的今天，克勒得以能被抽离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而不只是浅层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观察点，与阎华一直揪心的另一个问题有关：“今天的上海，在硬件上已经逐步重新接近‘东方巴黎’的水准，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远不及当年。”相比之下，玩过、灿烂过、失去过、劫后余生的老克勒们，倒比年轻一代包容与开明得多，所以她一再强调：“老克勒一点不老！”
和另两位主创一样，阎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克勒门”并非怀旧：“老克勒不可复制，也不必复制。我们关心的是这种适应现代文明的精致文化，因其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精华。”令他们痛心的是，上海一直有着中西合璧的老克勒文化和老城厢的里弄市井文化，可当下几乎大多媒体和聚焦都放在市井这一块，以至于上海人和海派的形象都被歪曲了。“我们的群体里有这样最后的老克勒，所以希望用我们的力量把这种精神最起码记录下来，并期待传播与传承。”
安全感只来自文化本身
几个人的自娱自乐，在这么短时间里变成这么大场面。面对各种飞来横“福”，阎华也有自己清醒的思路：现在很难找到一群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单纯出于对美与文化的信仰而共同做事的人了。“每个人都在义务地贡献着自己的资源，相互间的配合也恰到好处。”
这份随意与纯粹，令她感到心安：“凡事太有目的性，味道就会变。”她称自己一直不喜欢励志，“我们做的事情的确很有意义，也很有趣，但并不想把它变成口号，这个时代是开放而多元的，一切都在变化。”
于是，她选择以“玩儿心”处之，却玩儿得很敬业。2013年春节前夕，“克勒门”策划了一场口琴音乐会，这个选题的最初酝酿是2012年夏秋之际。长达几个月时间里，阎华兴致勃勃地查阅文献，采访有关嘉宾，跑去音乐厅“补课”，慢慢梳理出关于口琴从大文脉到小趣闻的各类信息。“沙龙本来就是玩儿，玩儿的过程中，顺便自己也能搞搞清楚。再说做事情嘛，总归要做好。”
她将自己的心态描述为“路过”：尽情感受路上的风景，而不急于到达某地。“任何事都不能改变我自己随遇而安的心态。哪怕哪天做不成，聚三五知己，留下这些资料，也已经很好。”
伴随国内文化市场启动，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这里有纯粹的商业，也有纯粹的文化，然而，真正的大多数，是爱好文化却苦思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而不可得的中青年才俊们。相比于前二者的纯粹，这个“大多数”本来最有可能做些什么，却也最有可能一事无成。
受社会价值观影响，多数年轻人将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想象为做事的前提。但无数实例证明，将有限的精力用来想钱，而不是去想自己适合以及可以做的事情，这才是我们这个标榜“理性”的时代为所有文化爱好者铺设的陷阱——如果文化本身都不能带给你安全感，那么别人口袋里的钱更不可能做到。
这方面，“克勒门”的主创们显示出了更多的成熟：“有了文化，还怕没资金吗？”阎华肯定地说。事实上，前几期的反馈已经初步证明，只要本着对艺术的敬畏与尊重，纯粹地去做自己想做的那种文化，就会发现到处是机遇，到处是惊喜。
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的文化与纯粹的商业，现阶段都表现为心甘情愿的付出，归根到底是因为双方都对文化市场怀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而观望中的大多数，恰因缺乏这样的信念，从而缺乏这样的付出，也就无法专注、投入去做事。
当然，对文化的信念乃至信仰，并非来自空幻理想。性格上，阎华并不是个“闯将”，反而相当缺乏冒险精神。在“克勒门”这件事上展现出的“反常”，乃因她曾亲身体验过文化的力量。
光阴虚度中与文化对视
刚认识阎华的时候，她正忙着“虚度”，带我一条一条去走上海有味道的老路，去各种小资咖啡馆儿喝下午茶。路上有时聊起她的感悟，有时聊起老房子的故事，聊起她正在思考的选题，聊起她遇到的问题与疑惑。当然，也聊起她自己。
这个乖乖女一直愿意做让家人和老师开心的事，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三好学生，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才女，再到每天出入化妆间、演播室，被每个人都认识的新闻主播，“圣女”阎华的人生一度平平坦坦，大家都觉得很好。
可只有阎华自己，隐隐感到什么地方不对：这种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可想要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2007年，她作出一个率性的决定：辞职，赴美，游学。别人问她出去干什么，她说“去感受”。半年时光，走走、看看、写写，“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但还说不清，只觉得到处是心情，到处是感悟，每天都特别丰富，每天都在收获。”回忆起那段虚度光阴，阎华充满感恩。 回国后，她又“重蹈覆辙”做起了新闻主播，心里却始终觉得状态不对。2010年，阎华再次离开众星捧月的主播位置，转去艺术人文频道，“因为觉得文化这块离心更近”。没想到，等待她的是长达两年的第二段“虚度”。
“在人生最彷徨迷茫的时候，才最能感受到书给人的力量。”对阎华来说，低谷阶段能引为心灵寄托的，不是那些励志的书，而是艺术、文化这些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艺术是真正的良药！”
渐渐地，她开始放下人前的面子，放下别人眼中的“好”。“人是可以失败的。不适合自己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做好，那又何必强求？”她转而倾听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直到机缘巧合，利用工作之余玩起了“克勒门”。选题、策划、采访、主持、整理、传播，她在文字、音乐、文化方面的爱好通通整合到了一起。
说起这段寻寻觅觅又水到渠成的转变，阎华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知道内心要的是什么，而且踏实地走在这条路上。“其实买椟还珠的人只是跟普世价值观不同而已，他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审美，而不因别人告诉说珍珠昂贵就去盲目追逐。我从小走的都是买珠的路，现在要走买椟的路啦！”
回归中国式心灵绽放
回头想来，如果不是工作“变故”，从前那个走在众人期许的风光坦途之上的主播阎华，很难找到现在这种状态，貌似虚度闲玩儿，却可以慢慢做出一些自己的东西。“真正的绽放是自己感受到的由内而外的打开，而不是别人眼中的华丽，这种绽放只有自己知道。”
其实，无论是她解读克勒的视角，还是之前兜兜转转的寻觅，阎华身上流溢出一种在当代已十分难得的“中国”品质：向内，而不是向外去寻求答案。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中通过中西对比描绘了何谓他眼中“真正的中国人”（the real Chinaman）：不是通过感官，不是通过头脑，而是通过心灵来生活，从而实现心与智的和谐。
可惜辜鸿铭和他所赞美的中国精神，以及以此为印记形成的文化人种，在过去百年间备受鄙薄，而后果，就是我们今日这个无法平衡内心、理性与外部环境的空洞社会。发自内心的灵性是一种能力，它直接关联着能否塑造文化价值观上的自信，阎华称之为：“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这种“内观”习性，从她的文字情结上也可窥一斑。随意、随性的阎华，对文字却表现出十足的挑剔。连发微博都要字斟句酌，一旦措辞不妥，立即删除。正是这种挑剔，成就了她在“克勒门”请柬上为每期画作配的长短句。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文老得奖。高中以后数学变得很差，上的又是理科学校，学业压力陡增，当时老师要求写的随笔、日记就成了情绪发泄的出口。”多数孩子选择应付了事，她却可以花上一整天。高中毕业时，攒下的已不是一摞作业，而俨然一本“集子”。
在文字中，她越来越找到自信，语文老师也多加鼓励，她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要在班上当众朗读。为此，阎华开始特别在意句子的排布、发音、平仄，酝酿良久，每篇都当朗诵作品来写。“毕竟写出来和读出来不同。”
久而久之，她与文字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依相伴的关系。文字成为她观照内心、与文化相处的通道，带着敬畏，沉溺其中。
去年，她租下一间弄堂里的老房子，取名“花间小筑”，独处、会友、虚度。于是又遇到了“干什么”的提问，答曰：“这是我和自己内心面对面的地方。” 在她看来，独处是人一生的功课。平时在外跟人接触，毕竟不可能完全本色，所以需要有这样一块“心安”之所，“见我愿意见的人，做我愿意做的事”。
她还为这间弄堂里的老房子写了篇《铭》，读来十分有趣。“居闹市之中，却远车马之喧；处市井之巷，竟无油浊之染。”就像她小时候居住过的环境，“能听到雨声、市井声、隔壁小孩子在跑的声音，好像回到了心灵的家园，充满安全感”。
我虽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却切身体验过花间小筑的气场，干净，随意，不着尘埃。屋里并没有什么奢华重器，只是用自己喜欢的东西装点自己虚度的空间。这种对真实的洁癖，恰是我近年观察到的中产阶级的文化信仰——不装。
过去的几十年动荡，造成了今日中国财富与文化的空前隔离，然而按照历史大趋势，二者终将重新汇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阶段成长中的中产阶级，被赋予了西方社会不曾存在的可能性。
有限的财富与无限的文化相结合，将这些探索放回社会大背景下，会发现当今中产阶级的自娱自乐，再不是古代文人的消极避世、隐逸，而是对精神家园积极主动的回归：以一种貌似务虚的心态，寻找心底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