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在和记者谈《三峡好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三峡是一个江湖。来来往往的人，漂泊不定的码头。”这个山西好人离开了他熟悉的山西，他带了两个人来到三峡，一个是韩三明，一个是沈红。周围是叮叮咚咚的敲打声，旧楼房要敲成碎片，三峡水将把它埋在底下，游轮在江里拉着汽笛，风景不再，工厂关门了，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工人们吵吵闹闹，他们不知道明天应该怎么办。这里没有平静的心灵。
　　贾樟柯站在三峡淹没线上，他让两个人替他发言。他要讲韩三明寻妻，沈红寻夫，讲这两个山西人的故事。韩三明是个农民，也是个挖煤的工人，他的年龄在三十六到四十岁之间。正如麻幺妹所问，“你为什么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呢?”导演没有给出理由。他找到麻老大，麻老大有敌意。他说，“我只是想看看孩子”。没理由不让人家看孩子，麻老大应该懂这个人情世故，换一句话说，在这些卑微地生活着的人们中，并不总是蛮不讲理，恶言恶语，人是很复杂多样的，但电影中的人就一个样子：冲动，冷漠，只认自己的道理。
　　郭斌有两年时间没和沈红见面，只给她留了一个七位数的电话号码，但是他偶尔会打电话到家里。沈红作为一个女人，她的职业是护士，她来这个地方，第二天，郭斌终于出现，没有坐下来，不在家里，也不在某一个房间里，就在走廊，沈红要走，郭斌没有阻拦。生活的全部经验在这儿都不起作用。郭斌不想遮人耳目，不想用任何内疚和礼节性的挽留，他是不是有点超然物外。到送别的码头，要跳舞，然后是沈红说出来，要离婚，喜欢上别一个男人，要到宜昌会合，去上海。沈红是孩子和家庭也不管了，她投奔自由了。
　　我们生活的世界太多文化符号，比如港台片，明星，流行歌曲，名人效应，流行语。这些符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无视，但它又跟我们的生活隔了一层，使我们保持一种警惕。比如小马哥的故事，年轻人学发哥，向往有一个江湖，用钞票点烟，两手一摊，说，我们都老了，喜欢怀旧了。导演是想表达世俗生活中通俗文化对人的影响，在一代一代人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人在按小说或者电影来生活，设计自己的人生。
　　他在影片中试图表现一种整齐、秩序、诗意来。但如果把摄影机撤走，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样的街道，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拆房人呢?那将是混乱，肮脏，没有秩序的。这里面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贾樟柯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他又是如何在这个现实中发现和认识世界。贾樟柯的优秀，在于他一直不愿意离开真正当下的中国现实，而且如前所述，这种现实在底层，在卑微的人群中，他的影片中也有苦难，有生活的难以让人喘息的沉重。他所面对的这一个现实，一天一块二毛钱的住宿费，拆房子一天四五十块钱，挖煤不要命才百十块钱，他还要诗意化、秩序与整齐，这其实是对他的反动，跟影片的表达有深刻的撕裂。这样的风格就缺少了他原来电影中的粗糙的却又是亲切的质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