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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一人。当今史学界研究司马迁及其著作的文章有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对其卒年及死因形成一个能够被大家都接受的结论。长期以来，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司马迁自杀说和被武帝斩杀说两种争论，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认为司马迁是善终。
关键词：司马迁；死因；善终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42-02
司马迁(前145或135—?)，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人，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作为继孔子之后中国史学第一人，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中国历代正史的编纂有着决定性影响，其地位绝对无人可以替代。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今史学界，在众多学者共同努力下，对司马迁的史学地位、《史记》的思想和成就及其对后人影响等问题，都有非常深刻的阐述。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即：司马迁到底死于什么时间，以及他的死因是什么?
一、关于司马迁去世原因的两种解释
当今史学界，关于司马迁死因，主要存在两种影响较大的解释：自杀说和武帝斩杀说。
首先，影响最大的是自杀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和文章很多，比如方平权《(报任安书)三题》、肖国兴《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等，这种说法，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即：一是以司马迁《报任安书》为依据，认为在该信中，司马迁已经有多处表现出自杀倾向。二是从《史记》内容表现的思想倾向得出同样结论。
上述认为司马迁是自杀的学者，不管是根据《报任安书》，还是根据《史记》本身对自杀行为的赞叹，都把遭受宫刑作为司马迁心理变化的根本理由，并从此推导出《史记》完成后不久，司马迁即自杀的结论。这种推导方法，看似比较合理，但也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假如真的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不会不有所反映，但我们今天仔细阅读一下该文，虽然存在众多嫉愤之辞，但却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达出自杀倾向。而更为重要的是，《史记》被杨恽公布以后，曾有大量的学者进行《史记》的续补工作，在班彪《史记后传》之前百年间，尚有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孝山等十六人，这些人有不少生活时间与司马迁非常接近，比如褚少孙的续补工作即开始于元帝初元元年(前48)，冯商开始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如此多的学者的续补之作都未涉及到司马迁的死亡时间，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说明司马迁去世之时并不为多数人所接触。
其次，另外一种影响较大的说法认为司马迁是被武帝所杀。
这种说法的影响也较大。其具体说法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看法认为《史记》过多记载了汉朝初年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弊端，从而触怒了汉武帝，再加上《报任安书》中过多的嫉愤之词，刺激了武帝，从而牵连于任安狱中，而出于避讳或者政治考虑，后人有意避免去记载司马迁的死因，当然其死亡时间也就无从说起；另一类看法则认为司马氏因为世代担任天官职务，负责解释天文异象，这与汉武帝独掌大权的要求相冲突，故被其有意识的疏远、消灭；第三类看法则认为司马迁死于汉武帝末年的长安巫蛊大狱。
其中，第一类影响最大。郭沫若在他的《关于司马迁之死》这篇文章中，即认为司马迁《报任安书》是“充满怨言”的，正是这种对皇帝和政府的不满之辞导致司马迁在任安死后不久即被处死，此外在分析桓宽《盐铁论·周秦》中所载的“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中的“就刀锯”三个字时，即是指司马迁在被处宫刑后再次下狱致死。聂石樵、陆永品等人虽然对郭氏解释在细节上有所批评，但结论大致相同。
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确实言之有据，并且班彪的相关言论似乎也证实了这个问题有很大可能性，即他所说的：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簿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但，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相关言论，如“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草创未就，适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可以发现，在汉代宫刑亦在“极刑”之列，所以班固在传后赞中道：“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因此，《汉书》本传中的“极刑”二字只能说明司马迁遭受非人道待遇，而不能作为他最后是被武帝杀害的证据。
二、善终：司马迁死因的另一种解释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上述两种说法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那么司马迁到底因何而死?通过《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司马迁在李陵之狱后，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淡出了当时的政局。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辞官隐居而亡?
司马迁的心态变化，《报任安书》反映非常明显。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表达了其愤懑之情，但他愤懑的对象到底是谁?则值得思考。以往分析这篇文字时，多把矛头指向汉武帝，但司马迁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诩，他编纂《史记》的重要目的正是为了正君臣之义，即他对壶遂所说的：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宣扬《春秋》之义为己任、提倡君臣大义的司马迁是否会为了报复就改变花费自己一生心血的著作的宗旨，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更无论他受宮刑后的地位并不低，“为中书令，尊崇任职。”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司马迁到底对汉武帝有没有太大的不满也值得考虑。
但在《报任安书》中，确实又存在许多不满之词。这些言辞到底是对谁而发?笔者认为这些不满之辞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在朝诸臣。该书中有两个地方能说明司马迁愤懑原因所在。
一是李陵案前后朝臣的不同态度。李陵案是导致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直接原因，在李陵投降之后，朝廷大臣纷纷落井下石，“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正是这样一位劳苦功高的大臣，最后却落得族诛的下场，而群臣中唯有司马迁敢于为其辩护，这种状况使司马迁对朝臣的道德产生了普遍性的疑问。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司马迁本人在遭受宫刑以前朝廷大臣的态度。汉朝罪过可以赎减，如飞将军李广即有多次赎罪的经历。这样的制度下，假如司马迁家有余财，或者其他交游者肯给予帮助，司马迁都可以平安无事。但事实恰好相反，众人都对他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想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陨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种情况，彻底摧毁了司马迁对廷臣的信心。可以说，李陵案和遭受宫刑两个事件使司马迁心中生成了对曾与之有交游关系甚至所有朝廷大臣的怨恨情绪，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身为“故人”的任安向他求救时，司马迁会如此冷漠，因为在司马迁处于类似情况的时候，也根本没有人为他求情或纳赎金，“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一语，正是司马迁心态的最好写照。
所以，《报任安书》的不满之辞，并非针对武帝，而是针对见死不救的诸臣。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晚年在史学“春秋”大义思想的原则下，虽然在《史记》中记载了部分武帝时期的政治弊端，但不可能将此作为政治报复的工具；其《报任安书》虽然有大量的“愤懑之辞”，但也绝非针对武帝而发。因此，司马迁晚年死于政治案件的可能性非常低。
最后，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班固的说法，司马迁受宫刑以后，虽然心态发生变化，不再积极参与朝廷事务，但“为中书令，尊崇任职”，在朝廷中仍然有一较高的地位。如果司马迁去世时仍然在朝的话，不可能所有的官方记载和时人文集中都没有涉及，以致那些与之前后相续、为其续写《史记》的文人诸如杨恽、褚少孙、冯商等人都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两汉之际社会混乱、典籍大量焚毁的情况下也极不寻常。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以后，辞官归隐，直至去世。
关键词：司马迁；死因；善终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42-02
司马迁(前145或135—?)，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人，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作为继孔子之后中国史学第一人，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中国历代正史的编纂有着决定性影响，其地位绝对无人可以替代。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今史学界，在众多学者共同努力下，对司马迁的史学地位、《史记》的思想和成就及其对后人影响等问题，都有非常深刻的阐述。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即：司马迁到底死于什么时间，以及他的死因是什么?
一、关于司马迁去世原因的两种解释
当今史学界，关于司马迁死因，主要存在两种影响较大的解释：自杀说和武帝斩杀说。
首先，影响最大的是自杀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和文章很多，比如方平权《(报任安书)三题》、肖国兴《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等，这种说法，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即：一是以司马迁《报任安书》为依据，认为在该信中，司马迁已经有多处表现出自杀倾向。二是从《史记》内容表现的思想倾向得出同样结论。
上述认为司马迁是自杀的学者，不管是根据《报任安书》，还是根据《史记》本身对自杀行为的赞叹，都把遭受宫刑作为司马迁心理变化的根本理由，并从此推导出《史记》完成后不久，司马迁即自杀的结论。这种推导方法，看似比较合理，但也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假如真的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不会不有所反映，但我们今天仔细阅读一下该文，虽然存在众多嫉愤之辞，但却没有直接的文字表达出自杀倾向。而更为重要的是，《史记》被杨恽公布以后，曾有大量的学者进行《史记》的续补工作，在班彪《史记后传》之前百年间，尚有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孝山等十六人，这些人有不少生活时间与司马迁非常接近，比如褚少孙的续补工作即开始于元帝初元元年(前48)，冯商开始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如此多的学者的续补之作都未涉及到司马迁的死亡时间，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说明司马迁去世之时并不为多数人所接触。
其次，另外一种影响较大的说法认为司马迁是被武帝所杀。
这种说法的影响也较大。其具体说法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看法认为《史记》过多记载了汉朝初年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弊端，从而触怒了汉武帝，再加上《报任安书》中过多的嫉愤之词，刺激了武帝，从而牵连于任安狱中，而出于避讳或者政治考虑，后人有意避免去记载司马迁的死因，当然其死亡时间也就无从说起；另一类看法则认为司马氏因为世代担任天官职务，负责解释天文异象，这与汉武帝独掌大权的要求相冲突，故被其有意识的疏远、消灭；第三类看法则认为司马迁死于汉武帝末年的长安巫蛊大狱。
其中，第一类影响最大。郭沫若在他的《关于司马迁之死》这篇文章中，即认为司马迁《报任安书》是“充满怨言”的，正是这种对皇帝和政府的不满之辞导致司马迁在任安死后不久即被处死，此外在分析桓宽《盐铁论·周秦》中所载的“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中的“就刀锯”三个字时，即是指司马迁在被处宫刑后再次下狱致死。聂石樵、陆永品等人虽然对郭氏解释在细节上有所批评，但结论大致相同。
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确实言之有据，并且班彪的相关言论似乎也证实了这个问题有很大可能性，即他所说的：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簿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但，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相关言论，如“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草创未就，适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可以发现，在汉代宫刑亦在“极刑”之列，所以班固在传后赞中道：“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因此，《汉书》本传中的“极刑”二字只能说明司马迁遭受非人道待遇，而不能作为他最后是被武帝杀害的证据。
二、善终：司马迁死因的另一种解释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上述两种说法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那么司马迁到底因何而死?通过《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司马迁在李陵之狱后，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淡出了当时的政局。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辞官隐居而亡?
司马迁的心态变化，《报任安书》反映非常明显。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表达了其愤懑之情，但他愤懑的对象到底是谁?则值得思考。以往分析这篇文字时，多把矛头指向汉武帝，但司马迁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诩，他编纂《史记》的重要目的正是为了正君臣之义，即他对壶遂所说的：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宣扬《春秋》之义为己任、提倡君臣大义的司马迁是否会为了报复就改变花费自己一生心血的著作的宗旨，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更无论他受宮刑后的地位并不低，“为中书令，尊崇任职。”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司马迁到底对汉武帝有没有太大的不满也值得考虑。
但在《报任安书》中，确实又存在许多不满之词。这些言辞到底是对谁而发?笔者认为这些不满之辞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在朝诸臣。该书中有两个地方能说明司马迁愤懑原因所在。
一是李陵案前后朝臣的不同态度。李陵案是导致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直接原因，在李陵投降之后，朝廷大臣纷纷落井下石，“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正是这样一位劳苦功高的大臣，最后却落得族诛的下场，而群臣中唯有司马迁敢于为其辩护，这种状况使司马迁对朝臣的道德产生了普遍性的疑问。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司马迁本人在遭受宫刑以前朝廷大臣的态度。汉朝罪过可以赎减，如飞将军李广即有多次赎罪的经历。这样的制度下，假如司马迁家有余财，或者其他交游者肯给予帮助，司马迁都可以平安无事。但事实恰好相反，众人都对他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想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陨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种情况，彻底摧毁了司马迁对廷臣的信心。可以说，李陵案和遭受宫刑两个事件使司马迁心中生成了对曾与之有交游关系甚至所有朝廷大臣的怨恨情绪，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身为“故人”的任安向他求救时，司马迁会如此冷漠，因为在司马迁处于类似情况的时候，也根本没有人为他求情或纳赎金，“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一语，正是司马迁心态的最好写照。
所以，《报任安书》的不满之辞，并非针对武帝，而是针对见死不救的诸臣。因此可以说，司马迁晚年在史学“春秋”大义思想的原则下，虽然在《史记》中记载了部分武帝时期的政治弊端，但不可能将此作为政治报复的工具；其《报任安书》虽然有大量的“愤懑之辞”，但也绝非针对武帝而发。因此，司马迁晚年死于政治案件的可能性非常低。
最后，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班固的说法，司马迁受宫刑以后，虽然心态发生变化，不再积极参与朝廷事务，但“为中书令，尊崇任职”，在朝廷中仍然有一较高的地位。如果司马迁去世时仍然在朝的话，不可能所有的官方记载和时人文集中都没有涉及，以致那些与之前后相续、为其续写《史记》的文人诸如杨恽、褚少孙、冯商等人都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即使是在两汉之际社会混乱、典籍大量焚毁的情况下也极不寻常。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以后，辞官归隐，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