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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之上
1976年4月5日,大约是7点左右,群众冲破了纪念碑一圈人墙警戒线后,一阵骚乱,我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托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面的平台。
那时我就是一个小屁青工(月收入34.90元),把递上来的花圈摆放好,喊几句口号,四面看几眼,就灰溜溜爬下去了。
多年后,我跟年轻人侃过:
我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小丑,因为浮雕上的平台太大了——其实没那么大,我又不是人民英雄。
下来后,回望那花圈(某中学送献的),觉得它太小太单薄,但是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放在那儿的花圈。
我成了谈判代表
乱乱哄哄的激情群众被十多层战士组成的人墙截在小红楼外(军、警、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高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约半小时后,对方让我们选几个代表。因为我个高以及刚才上过纪念碑,关键是靠前,我在没有明白时就听见有个人说:“这个大个算一个。”马上选出了五个人。
门口、楼道都被战士堵得死死的,我们5个人是爬着战士们的肩膀进入小红楼的,又上了二层。见有军人、警察及民兵,最后出来一位首长模样的高个白脸军人——他把我们引进一间办公室。
双方磨蹭半天,对方只说这楼里没有花圈,没有你们的人。军人、警察对我们没有不礼貌,看得出他们想让我们劝阻外面的群众。后来有人问我这段事时,我断断续续是这么说的:
那时真的半疯半狂了,一股劲儿到了那份儿上,不知道怕了,可后来推举我为谈判代表时,我含糊了,一是觉这事搞大了,二是我也不擅言辞,关键是自投虎口。4月2日、3日被抓的人都是给送这小红楼了。
谁没自尊心呀?关键也是没有让我打退堂鼓的机会。在我上小红楼谈判前,已经犯下如下“罪行”:上纪念碑;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念《告工农子弟兵》(“工农子弟兵,请你们侧耳听……”旨在让战士们不要阻挡群众进入大会堂找花圈和被抓的人)……我心说这些事够判我了,所以上小红楼的时候,已经没什么顾忌了。
“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定性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属于反革命事件,于是抓人大潮风起。
我能漏网的原因:4月5日午后看见广播车被推倒、又着了火(其实烧的是轮胎),我便识相地跑掉了;工友们照顾我,给我当天画了出勤且连迟到也没有的符号;当晚吴德讲话的扩音声在广场回响时,我仅在外围看了看就离开了。
当公安系统在4月10日左右来我们厂查那个“高个平头”时竟没查出是我——车间主任说这人是好青年,那天他是全勤。但这事没过去,6月初的某天,我被叫到党委办公室里,面对屋子里的公安,我立即招认了——一是因为我有些害怕,二是我在广场做的事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嘛,三也因为人家说不老实就马上带走(那口气听起来像立即执行)。
还好,我最终没被带走,仅是在厂里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隔离审查从6月初至7月中旬,后我被发回车间“监督改造”,停发工资,只给十几元的生活费。3个月后,粉碎“四人帮”,上级为我平了反、补发了工资。
英模报告团
“四五事件”正式平反是1978年11月,那时我作为78级学生就读北京师范学院。《人民日报》的文章使学校知道了“特艺机械修造厂的赵世坚”,荣誉扑面而来:去国务院“一招”(第一招待所)开英雄宴会,戴着红花参加首都体育馆的表彰“四五英雄”的大会,系里的书记邀我入党,有人让我参加英模报告团的巡讲。至于女同学对我的青睐也不在话下。我这个小小的人民,竟上了大大的《人民日报》。
我面对荣誉当时大概是这么处理的:
英雄宴会上,多吃肉(先挑贵的,如鱼、鸡、牛,而后吃猪肉)而少说话。大多数人都激动谈论而忘了猛吃,所以我能吃到撑。至于入党,我对系里的书记说,我更喜欢在组织外为国家多做些事,再说我在关键时候也没经得住考验,没有与“四人帮”派来的爪牙做斗争就屈服了。
那时我也被请进了“四五英雄”巡讲团,我几乎没法拒绝,因为管饭,还派小汽车(上海牌)来接我。我只做了两场报告,演讲团里就不再带我玩了。我估计是因为我讲的内容和语气绝无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大无畏气概,而是实话实说,诸如我就是个普通工人、超龄团员,想得更多的是干好活、长级。诸如我怕死、怕挨打、也怕被抓,在广场上的那股冲劲儿是青春精力太旺。诸如我是认罪态度好才被遣回车间监督改造的。总之吧,我的报告与其他报告者几乎相反,是一个灰溜溜的典型,一点不像“四五英雄”。
如今再说当年事
我不是史学家、政治家,再说历史这样庄重的事轮不上我,我只是当年广场上蚁拥挤攒动中的一只疯狂的蚂蚁。有人在历史中记住了疼痛,我记得更多的是趣事。比如,4月5日我与众人挽臂由纪念碑走向国旗时,我左侧是一个姑娘——激动的情绪使她美丽。当前排的人纷纷往后躲的时候(因对面有几架相机在拍照,肯定有便衣)她倒没犹豫。我想往后排撤,但她不明就里地紧紧挽着我,所以我只能一直走在第一排。
比如,当年热血青年没有自己的歌,群众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冲挤战士的人墙,没想到战士们也唱起这首歌。双方共唱一歌而行为相反,这挺滑稽的。
比如,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在小红楼谈判渴了要水喝的小文,得了10元稿费,我与4个同学去涮了顿羊肉——那时一盘羊肉才1.10元。有人说:你已经开始吃上“四五运动”了。不好意思,后来,我又卖过不少当年那事的文章,我占了“四五运动”的便宜。不过,当年我可真没想到这经历能卖钱。我运气还可以,我感谢老天,心存敬畏。
(摘自《中国经营报》2010.4.5)B
1976年4月5日,大约是7点左右,群众冲破了纪念碑一圈人墙警戒线后,一阵骚乱,我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托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面的平台。
那时我就是一个小屁青工(月收入34.90元),把递上来的花圈摆放好,喊几句口号,四面看几眼,就灰溜溜爬下去了。
多年后,我跟年轻人侃过:
我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小丑,因为浮雕上的平台太大了——其实没那么大,我又不是人民英雄。
下来后,回望那花圈(某中学送献的),觉得它太小太单薄,但是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放在那儿的花圈。
我成了谈判代表
乱乱哄哄的激情群众被十多层战士组成的人墙截在小红楼外(军、警、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高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约半小时后,对方让我们选几个代表。因为我个高以及刚才上过纪念碑,关键是靠前,我在没有明白时就听见有个人说:“这个大个算一个。”马上选出了五个人。
门口、楼道都被战士堵得死死的,我们5个人是爬着战士们的肩膀进入小红楼的,又上了二层。见有军人、警察及民兵,最后出来一位首长模样的高个白脸军人——他把我们引进一间办公室。
双方磨蹭半天,对方只说这楼里没有花圈,没有你们的人。军人、警察对我们没有不礼貌,看得出他们想让我们劝阻外面的群众。后来有人问我这段事时,我断断续续是这么说的:
那时真的半疯半狂了,一股劲儿到了那份儿上,不知道怕了,可后来推举我为谈判代表时,我含糊了,一是觉这事搞大了,二是我也不擅言辞,关键是自投虎口。4月2日、3日被抓的人都是给送这小红楼了。
谁没自尊心呀?关键也是没有让我打退堂鼓的机会。在我上小红楼谈判前,已经犯下如下“罪行”:上纪念碑;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念《告工农子弟兵》(“工农子弟兵,请你们侧耳听……”旨在让战士们不要阻挡群众进入大会堂找花圈和被抓的人)……我心说这些事够判我了,所以上小红楼的时候,已经没什么顾忌了。
“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定性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属于反革命事件,于是抓人大潮风起。
我能漏网的原因:4月5日午后看见广播车被推倒、又着了火(其实烧的是轮胎),我便识相地跑掉了;工友们照顾我,给我当天画了出勤且连迟到也没有的符号;当晚吴德讲话的扩音声在广场回响时,我仅在外围看了看就离开了。
当公安系统在4月10日左右来我们厂查那个“高个平头”时竟没查出是我——车间主任说这人是好青年,那天他是全勤。但这事没过去,6月初的某天,我被叫到党委办公室里,面对屋子里的公安,我立即招认了——一是因为我有些害怕,二是我在广场做的事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嘛,三也因为人家说不老实就马上带走(那口气听起来像立即执行)。
还好,我最终没被带走,仅是在厂里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隔离审查从6月初至7月中旬,后我被发回车间“监督改造”,停发工资,只给十几元的生活费。3个月后,粉碎“四人帮”,上级为我平了反、补发了工资。
英模报告团
“四五事件”正式平反是1978年11月,那时我作为78级学生就读北京师范学院。《人民日报》的文章使学校知道了“特艺机械修造厂的赵世坚”,荣誉扑面而来:去国务院“一招”(第一招待所)开英雄宴会,戴着红花参加首都体育馆的表彰“四五英雄”的大会,系里的书记邀我入党,有人让我参加英模报告团的巡讲。至于女同学对我的青睐也不在话下。我这个小小的人民,竟上了大大的《人民日报》。
我面对荣誉当时大概是这么处理的:
英雄宴会上,多吃肉(先挑贵的,如鱼、鸡、牛,而后吃猪肉)而少说话。大多数人都激动谈论而忘了猛吃,所以我能吃到撑。至于入党,我对系里的书记说,我更喜欢在组织外为国家多做些事,再说我在关键时候也没经得住考验,没有与“四人帮”派来的爪牙做斗争就屈服了。
那时我也被请进了“四五英雄”巡讲团,我几乎没法拒绝,因为管饭,还派小汽车(上海牌)来接我。我只做了两场报告,演讲团里就不再带我玩了。我估计是因为我讲的内容和语气绝无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大无畏气概,而是实话实说,诸如我就是个普通工人、超龄团员,想得更多的是干好活、长级。诸如我怕死、怕挨打、也怕被抓,在广场上的那股冲劲儿是青春精力太旺。诸如我是认罪态度好才被遣回车间监督改造的。总之吧,我的报告与其他报告者几乎相反,是一个灰溜溜的典型,一点不像“四五英雄”。
如今再说当年事
我不是史学家、政治家,再说历史这样庄重的事轮不上我,我只是当年广场上蚁拥挤攒动中的一只疯狂的蚂蚁。有人在历史中记住了疼痛,我记得更多的是趣事。比如,4月5日我与众人挽臂由纪念碑走向国旗时,我左侧是一个姑娘——激动的情绪使她美丽。当前排的人纷纷往后躲的时候(因对面有几架相机在拍照,肯定有便衣)她倒没犹豫。我想往后排撤,但她不明就里地紧紧挽着我,所以我只能一直走在第一排。
比如,当年热血青年没有自己的歌,群众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冲挤战士的人墙,没想到战士们也唱起这首歌。双方共唱一歌而行为相反,这挺滑稽的。
比如,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在小红楼谈判渴了要水喝的小文,得了10元稿费,我与4个同学去涮了顿羊肉——那时一盘羊肉才1.10元。有人说:你已经开始吃上“四五运动”了。不好意思,后来,我又卖过不少当年那事的文章,我占了“四五运动”的便宜。不过,当年我可真没想到这经历能卖钱。我运气还可以,我感谢老天,心存敬畏。
(摘自《中国经营报》2010.4.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