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无意间画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那样恢宏的历史长卷，给后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难得、鲜活的史料。
　　张荣明先生将《竺可桢日记》视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而且是四者之中的首选，在民国日记领域中空前绝后，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下文是张先生对《竺可桢日记》的分析和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的学术才华受到中共领袖高度器重，并委以中科院副院长之重任：
　　六点余即出发赴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余之座位为548号，与江问渔、俞庆棠二人为隔邻。首由周恩来副主席报告。此次应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平638人，实到635人，不能到者10人，其中有杨杰在香港被人暗杀，徐向前、颜惠庆因病不能到，萨镇冰、榮德生年老不能到。次推朱德主席，请毛主席泽东致开幕词（十八分钟）。继续演讲者有各团体代表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华侨代表八十四老人司徒美堂，散会已十一点。乘车至寓十一点半。当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首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悉数到场，竺可桢邻座的江问渔与黄炎培长期精诚合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颜惠庆是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中的资深外交家，萨镇冰是晚清至民国海军界硕果仅存的元老，荣德生则是企业界的著名代表。连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都千里迢迢自海外归国参加此次盛会。有趣的是，竺可桢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听取领导人演讲时也不忘气象变化：“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真是活灵活现，情景交融。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高度礼遇以竺可桢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一点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谈及，据竺可桢记载：
　　六点半偕正之、子竞等乘车赴中南海春藕斋（居仁堂对面），应新政协会筹备会周恩来、吴玉章、李维汉三先生之约晚膳。膳后周恩来询各人对此次科学会议之意见;谓人民政府起自农村，对于农村较有把握，而对于工业建设颇有茫然之感。（《竺可桢日记》1949年7月29日）
　　《竺可桢日记》不仅字数篇幅之广为第一，而且内容丰富，巨细皆记。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对于常人忽视的细微事物保持一种严谨的探索精神。现举数例如下。
　　初起见地上霜白如雪，但房中温度并不低也。至七点半左右忽大雾迷漫，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雾来极骤，亦奇事也。七点以前空气静止，至但能见度甚佳，并不料数分钟内即有迷天之大雾也。至九点雾已散尽矣。（《竺可桢日记》1936年12月26日）
　　昨见西方之光芒，乃系黄道光无疑。在温带中惟春、秋分见之，但近热带则每晨晚晴明无月光均可见。作椭圆形，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地平上约占三四十度，高可达六十度，系空中疏稀之点反映日光云。（《竺可桢日记》1944年7月11日）
　　这两段文字皆是对天文气象的记载。第一段描绘的先是“霜白如雪”，后却是“大雾迷（弥）漫”，乃至“百尺以外不辨人物”，这种现象不常见，故称“奇事”。第二段是天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这当然也是不常见到的现象。古人通常会把这两种现象称为天文异象，并且往往将之与人间灾祸祥异挂起钩来。这种“天人感应”的观点盛行不衰，直至近现代，在许许多多晚清民国日记中都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