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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文鑫（1991— ），男，山东临沂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本科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学生会主席兼团委副书记。
摘 要：哲宗新政，新党当权，给苏门文人带来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苏门四学士”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贬黜。在苦难面前，不管是感性挣扎还是理性救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屈子，通过屈骚精神来寄托自己的贬黜心境。然而，对待相似的苦痛，每个人的个人秉性不一，其屈骚精神也各有特点。
关键词：苏门四学士；屈骚精神；贬谪；感情蕴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31-02
“苏门四学士”是北宋时期拜于苏轼门下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大文学家的并称。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具有强烈的文化继承意识，“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1]。经过长期的交游和聚会，他们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集政治和文学于一体的苏门文人集团。当时，朝中党争剧烈，内外矛盾激发，不少文人都遭遇了贬谪的厄运，“苏门四学士”也不例外。政治生活的跌宕起伏，蛮荒之地的悲惨遭遇，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都极大地重塑了他们对生命的情感体验。这种与屈原被放逐相似的经历，让他们对屈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结。
一、黄庭坚：沉稳豁达的忍默人格
在北宋复杂的党争中，黄庭坚被看作旧党，多次遭新党打击，却并未因此而有怨恨谩骂之词。对于其晚年的贬谪大难，《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这样描述道：“泊然不以迁谪介意。”黄庭坚在大难之前的态度是：“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赠送张叔和》），表现出其类似屈原的忠贞高尚人格和宽大胸怀。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也说：“超佚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黄庭坚曾经在贬居戎州时写过一篇《书幽芳亭记》，其中就有：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而后贵之也。
这里，“楚之逐臣”指的就是屈原。文章开篇将兰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引用屈原之例表明心迹，反复赞颂兰花的高风亮节，借此表现其豁达飘逸、乐观沉稳，置苦难于度外的屈骚精神。他还亲自书写唐代韩伯庸的《幽兰赋》，成为当今书法史上的行书佳作。
二、秦观：哀婉缠绵的骚怨精神
秦观早期的作品受屈原的影响就很大，他依然秉承赋体原有的传统形式。苏轼称他的赋为“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2]。后来，他被放逐到湘潭一带，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屈原精神的内涵。他在《江城子》中问：“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这种“天问”式的仰天长啸看似自问自答，其实根本无人能答、无人能解，正是承继了屈子文风。被贬谪异地，他北望京城，不禁慨叹：“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另外，他的《鼓笛慢》中写道：“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调笑令》中：“往日繁华何处，旧欢新爱谁是主。啼笑两难分付。”[3]都充分体现出他的沉痛哀怨和感情上的脆弱。秦观“惆怅谁人会”的落寞处境，正和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擦出了默契的火花。由于秦观性格的至情至性而带着悲观，所以他深深地沉浸在这种悲恸之中无法自拔，带着哀怨缠绵的骚怨精神，早早地告别人世。
三、张耒：平静解脱的超越意识
张耒与苏氏兄弟在政治上共进共退，甚至在苏轼死后私设灵堂以悼之，并因此得罪。张耒在苦难面前，并没有像秦少游一样执着地沉浸在痛苦之中。相反，他通过对真实生命的把握，表现为超然的平静解脱。试看以下两首诗：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和端午》）
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餔糟更遣从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屈原》）
诗中用语悲戚，情意深沉，表现出对屈子的深刻哀悼以及对其爱国精神的追随。即使“国亡身殒”，那光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彪炳千秋的鸿篇《离骚》仍然将一次次震撼人们的心灵。张耒在《潘大临文集序》中说：“士有闻道于达者，一会其意，涣然不凝，师其道，治其言，终身守之而不变。”这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他特别推崇《离骚》：“只应诵得《离骚》赋，长作行吟去国人。”（《出京寄无咎二首》）张耒自身的诗作也体现出悲戚后的平静超脱。《他乡二首》：“莫叹萍蓬迹，心安即是家。”《白月》：“慎勿忧世故，彼昏谓汝狂。”他的词也体现出心志高洁的境界，在《减字木兰花》中用“蜂蝶休忙，不与春风一点香”来自比脱离纷纭世俗的道德倾向。张耒的赋更是深深烙上了屈原作品影响的印记。黄庭坚曾经这样评价他：“短褐不磷缁，文章近楚辞。”他的《暮秋赋》《遣忧赋》都有许多语段通过借鉴《离骚》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生命超越意识。
四、晁补之：悲慨沉咽的归隐情感
晁补之虽然有强烈的拯世救民的豪迈理想，但是由于卷入了党争的漩涡，经历了宦海沉浮，他的作品大多悲慨沉郁。他还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屈子精神颇为认可。他在《续楚辞序》中说：“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晁补之的作品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屈原抒愤的传统。针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补之表现出了对高山仰止人格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生迟暮的忧伤慨叹。他在《消息（同前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端午）》中写道：
红日葵开，映墙遮牖，小斋端午。杯展荷金，簪抽笋玉，幽事还数。绿窗纤手，朱奁轻缕。争斗彩丝艾虎。想沈江怨魄归来，空惆怅、对菰黍。
词中既有归隐的清逸深远，又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的呜咽。另还有《尉迟杯》：“都将命、拼与酬花，似岘山、落日客犹迷。尽归路，拍手拦街，笑人沉醉如泥。”这其中流露出的悲怆黯淡与屈宋作品中的伤春悲秋意识是何其相似！《摸鱼儿》：“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迟暮，黄昏、晚年。屈原《离骚》中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晁补之的诗词赋都如心灵自白，慷慨悲怨、哀凉沉郁，他的愤懑、期许，都托与形形色色的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屈子之赋，消沉而不颓靡，归隐而不低微。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屈子精神在苏门四学士所生活的时代放射出异彩也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首先，政治、军事上的积弱状态导致了文人们的忧患意识的激烈迸发。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很浓，但是由于其关于兴利除弊的政治设想得不到实现，以屈骚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题便得以高扬。其次，宋代文人重视内心道德修养的审美情趣与屈骚精神也充分地契合。宋代的士大夫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当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也许正因为他们拥有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才能在文格、人格上达到屈子的广度和深度，屈原情结被转换成诗歌意象并上升到艺术审美境界中。第三，苏门文人政治生命遭遇的多灾多难、时起时落，也是他们在文学上成就颇丰的另一个原因。历史的社会条件具有了创造这样一个杰出诗人群的条件，几度放逐，使他们无形中了解了民情，丰富了阅历，扩大了视野。
不管是感性挣扎还是理性救赎，不管是长歌当哭还是缄默无言，我们都可以从“苏门四学士”的诗词赋中窥见屈子感情蕴藉的影子。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人格却不约而同全都指向了屈原情结，殊途同归。我们是否可以说，苏门四学士的屈骚精神深刻反映了当时宋代文人痛苦、矛盾、挣扎的思想困境呢？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苏轼.苏轼诗集•卷十七•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摘 要：哲宗新政，新党当权，给苏门文人带来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苏门四学士”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贬黜。在苦难面前，不管是感性挣扎还是理性救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屈子，通过屈骚精神来寄托自己的贬黜心境。然而，对待相似的苦痛，每个人的个人秉性不一，其屈骚精神也各有特点。
关键词：苏门四学士；屈骚精神；贬谪；感情蕴藉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31-02
“苏门四学士”是北宋时期拜于苏轼门下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大文学家的并称。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具有强烈的文化继承意识，“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1]。经过长期的交游和聚会，他们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集政治和文学于一体的苏门文人集团。当时，朝中党争剧烈，内外矛盾激发，不少文人都遭遇了贬谪的厄运，“苏门四学士”也不例外。政治生活的跌宕起伏，蛮荒之地的悲惨遭遇，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都极大地重塑了他们对生命的情感体验。这种与屈原被放逐相似的经历，让他们对屈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结。
一、黄庭坚：沉稳豁达的忍默人格
在北宋复杂的党争中，黄庭坚被看作旧党，多次遭新党打击，却并未因此而有怨恨谩骂之词。对于其晚年的贬谪大难，《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这样描述道：“泊然不以迁谪介意。”黄庭坚在大难之前的态度是：“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赠送张叔和》），表现出其类似屈原的忠贞高尚人格和宽大胸怀。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也说：“超佚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黄庭坚曾经在贬居戎州时写过一篇《书幽芳亭记》，其中就有：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而后贵之也。
这里，“楚之逐臣”指的就是屈原。文章开篇将兰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引用屈原之例表明心迹，反复赞颂兰花的高风亮节，借此表现其豁达飘逸、乐观沉稳，置苦难于度外的屈骚精神。他还亲自书写唐代韩伯庸的《幽兰赋》，成为当今书法史上的行书佳作。
二、秦观：哀婉缠绵的骚怨精神
秦观早期的作品受屈原的影响就很大，他依然秉承赋体原有的传统形式。苏轼称他的赋为“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2]。后来，他被放逐到湘潭一带，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屈原精神的内涵。他在《江城子》中问：“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这种“天问”式的仰天长啸看似自问自答，其实根本无人能答、无人能解，正是承继了屈子文风。被贬谪异地，他北望京城，不禁慨叹：“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另外，他的《鼓笛慢》中写道：“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调笑令》中：“往日繁华何处，旧欢新爱谁是主。啼笑两难分付。”[3]都充分体现出他的沉痛哀怨和感情上的脆弱。秦观“惆怅谁人会”的落寞处境，正和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擦出了默契的火花。由于秦观性格的至情至性而带着悲观，所以他深深地沉浸在这种悲恸之中无法自拔，带着哀怨缠绵的骚怨精神，早早地告别人世。
三、张耒：平静解脱的超越意识
张耒与苏氏兄弟在政治上共进共退，甚至在苏轼死后私设灵堂以悼之，并因此得罪。张耒在苦难面前，并没有像秦少游一样执着地沉浸在痛苦之中。相反，他通过对真实生命的把握，表现为超然的平静解脱。试看以下两首诗：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和端午》）
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餔糟更遣从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屈原》）
诗中用语悲戚，情意深沉，表现出对屈子的深刻哀悼以及对其爱国精神的追随。即使“国亡身殒”，那光辉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彪炳千秋的鸿篇《离骚》仍然将一次次震撼人们的心灵。张耒在《潘大临文集序》中说：“士有闻道于达者，一会其意，涣然不凝，师其道，治其言，终身守之而不变。”这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他特别推崇《离骚》：“只应诵得《离骚》赋，长作行吟去国人。”（《出京寄无咎二首》）张耒自身的诗作也体现出悲戚后的平静超脱。《他乡二首》：“莫叹萍蓬迹，心安即是家。”《白月》：“慎勿忧世故，彼昏谓汝狂。”他的词也体现出心志高洁的境界，在《减字木兰花》中用“蜂蝶休忙，不与春风一点香”来自比脱离纷纭世俗的道德倾向。张耒的赋更是深深烙上了屈原作品影响的印记。黄庭坚曾经这样评价他：“短褐不磷缁，文章近楚辞。”他的《暮秋赋》《遣忧赋》都有许多语段通过借鉴《离骚》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生命超越意识。
四、晁补之：悲慨沉咽的归隐情感
晁补之虽然有强烈的拯世救民的豪迈理想，但是由于卷入了党争的漩涡，经历了宦海沉浮，他的作品大多悲慨沉郁。他还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屈子精神颇为认可。他在《续楚辞序》中说：“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晁补之的作品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屈原抒愤的传统。针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补之表现出了对高山仰止人格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生迟暮的忧伤慨叹。他在《消息（同前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端午）》中写道：
红日葵开，映墙遮牖，小斋端午。杯展荷金，簪抽笋玉，幽事还数。绿窗纤手，朱奁轻缕。争斗彩丝艾虎。想沈江怨魄归来，空惆怅、对菰黍。
词中既有归隐的清逸深远，又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的呜咽。另还有《尉迟杯》：“都将命、拼与酬花，似岘山、落日客犹迷。尽归路，拍手拦街，笑人沉醉如泥。”这其中流露出的悲怆黯淡与屈宋作品中的伤春悲秋意识是何其相似！《摸鱼儿》：“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迟暮，黄昏、晚年。屈原《离骚》中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晁补之的诗词赋都如心灵自白，慷慨悲怨、哀凉沉郁，他的愤懑、期许，都托与形形色色的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屈子之赋，消沉而不颓靡，归隐而不低微。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屈子精神在苏门四学士所生活的时代放射出异彩也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首先，政治、军事上的积弱状态导致了文人们的忧患意识的激烈迸发。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很浓，但是由于其关于兴利除弊的政治设想得不到实现，以屈骚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题便得以高扬。其次，宋代文人重视内心道德修养的审美情趣与屈骚精神也充分地契合。宋代的士大夫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当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也许正因为他们拥有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才能在文格、人格上达到屈子的广度和深度，屈原情结被转换成诗歌意象并上升到艺术审美境界中。第三，苏门文人政治生命遭遇的多灾多难、时起时落，也是他们在文学上成就颇丰的另一个原因。历史的社会条件具有了创造这样一个杰出诗人群的条件，几度放逐，使他们无形中了解了民情，丰富了阅历，扩大了视野。
不管是感性挣扎还是理性救赎，不管是长歌当哭还是缄默无言，我们都可以从“苏门四学士”的诗词赋中窥见屈子感情蕴藉的影子。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人格却不约而同全都指向了屈原情结，殊途同归。我们是否可以说，苏门四学士的屈骚精神深刻反映了当时宋代文人痛苦、矛盾、挣扎的思想困境呢？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苏轼.苏轼诗集•卷十七•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