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报业历程是胜利者的，也是悲剧性的。
　　吴惠连（William F. Woo），第一位在美国主流媒体担任总编辑的亚裔新闻人。他文章优美，笔锋富有感情，才华飘逸，是一位学者型报人，曾三次入围普利策奖决赛。作为普利策报业旗舰《圣路易邮报》首任非普氏家族的总编辑，他秉承约瑟夫普利策的办报理念，追求公正，以新闻为手段促进社会进步。然而，在整个美国报纸商业化、报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压力下，许多传统的新闻价值观被扭曲；家族办报的环境造就了他，家族经营的削弱，也注定了他从业界黯然消退。
　　吴惠连193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吴嘉棠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留学时，结识了他的美籍母亲；婚后两人回到上海。吴嘉棠曾任英文《大陆报》和《大美晚报》主编，兼任《申报》采访主任。二战后，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吴惠连回到美国中部的堪萨斯，从未再婚，生活相当拮据。吴惠连上大学时主修英国文学，为了赚取学费，在当地一家报社打工，就此迈入新闻行业。后来有人问及他是否因父母的影响而选择从业新闻，他很坦然地解释，“这完全是巧合”。
　　时值上个世纪50年代，尤其是置身于美国中部相当保守的环境，吴惠连由单身母亲带大。1951年父亲经过堪萨斯时一家见面，父母芥蒂仍深，情景尴尬，给他少年的心灵很大冲击。多年后吴嘉棠在香港病重，吴惠连前去探望，往日孺慕又隔阂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为此曾写下极有感染力的一篇杂文。
　　吴幼年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礼教分明的中国大家庭，塑造出长幼尊卑的观念。1962年，他进入普利策家族报业《圣路易邮报》，才气与勤奋受到重视。尤为突出的是，他全心全意追随普利策制定的办报原则，以高度的理想主义，为弱势群体说话，推动社会改革，受到时任总编辑兼发行人普利策三世的赏识，着力栽培。1970年，吴惠连成为社论版主编，通过“普利策平台”，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些价值观。1976年，他陪同普利策来中国访问，两人过从更密。当时报社已有人预言：普利策三世将会打破家族传统，不把报纸传给自己亲生的儿子，而传给他的“中国干儿子”。至1986 年，吴惠连果然被任命成为第一位“非普氏总编辑”，普三世自己则保留董事长、发行人的职位。
　　有了三世的支持，无往不利，吴惠连迎来了他事业最辉煌的阶段。他昔日属下编辑、现任职《纽约时报》社论版的凯伦弗里曼（Karen Freeman）还记得，吴在开编辑会议时，手里总拿着一本字典，不时翻阅，讲话用字用词，都恰到好处。但是1993年普利策三世去世，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麦克普利策接手事业，新任执行总编（Managing Editor）与吴之间经常发生龃龉。吴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报社内形成两派势力。
　　此时的美国报业受到互联网冲击，加上零售业整合使广告收入下滑，各主流媒体纷纷寻找对应之道。吴惠连坚持普利策的传统理念，强调新闻质量与深度报道；执行总编则提倡改革，编辑部内鸿沟日深，士气低迷。结局是两败俱伤，他的对手自动离职，数月后，吴惠连也被迫出局。后来在一次亚裔记者会议上，有人问，亚洲人在美国报业难以位居顶层是不是文化因素所致，吴认为，他的遭遇并不是因为重视“和为贵”的文化；他的领导方式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以人格和道义来感召团队。
　　1996年夏天，吴惠连与家人在英国度假时，得知其已被免除总编辑之职，遂于新职位任命之前，主动请辞。离开《圣路易邮报》数天后，普家任命了新的总编辑，推行新政，核心就是发展“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贴近民生，大众参与，而这正是吴以前特别不热衷的。他认为，公民新闻会导致新闻的庸俗化；新闻人的责任是引导社会进步，以高素质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来设置议题；他们应该有崇高的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岂能被一般读者牵着鼻子走？这种观念，他始终持守。
　　吴惠连的离职，反映出美国一个以家族办报恪守祖训时代的式微。
　　此后，吴惠连定居加州，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他认为，新闻学的传授不光在技巧上，更重要的是人品，是道德理念的循循善诱；人生在世需追求一些不朽的价值，来改造社会，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吴惠连与妻子Martha Shirk得到奈特基金的资助，前往香港考察传媒业。此后，他在香港大学新成立的新闻传媒中心担任顾问及访问教授，经常来往于美国与香港、中国内地之间讲学，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