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单程的旅行，没有导航，充满变数。网上流行一个金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当“明天”成为“昨天”，“意外”已成了“回忆”，那些“事情”“事故”也渐渐模糊、浓缩为“故事”。
　　霍举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在上海市普陀区，朝阳路上的一栋二层小阁楼，留下了她关于童年的记忆和成长的期待。
　　十一岁那年，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她，和家人一起，突然被车子拉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安徽定远。后来，她从大人嘴里断断续续知道，他们“下放”了。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学校，陌生的住处，带给她和姐妹们的，不是新鲜，不是好奇，而是城乡之间巨大的反差。霍举芳是家里的老二，她倒是心宽，天塌下来，有大姐撑着。她和乡村的孩子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十六岁那年，霍举芳已经辍学两年，姐姐出嫁了，她也被介绍给大队的一个会计，并且很快定下婚期。当时，这是一条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乡村新闻。新闻点在于，一个城里人，而且是上海人，嫁给了农村人。
　　这段不被家人也不被外人看好的婚姻，安静地走到了今天。他们生育了六个子女，最后的一儿一女，实在养不起了，外地有人登门抱养过去。过了几天，霍举芳和老公有些反悔，又觍着脸上门要了回来。
　　意外，接着意外。后来的政策，上海下放户可以回城，但是，已经在农村成家的除外。霍举芳和姐妹都被排除在外，这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在偏僻的定远乡村，也发生过让人开心的意外，只是来得有点晚了。2007年3月的一天，乡邮政局的邮递员突然找到霍举芳，递给她一张汇款单，上面写的名字是：霍小妹，那是一个久违多年的乳名。谁给她汇来一百元呢？她搞不清楚，只知道來自遥远的故乡上海。自此之后，她每个月都准时收到一张汇款单。直到现在，汇款已经涨到每月八百一十五元。好几年之后，霍举芳才弄清来龙去脉，这是上海民政部门给当年未回城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从他们退休之时开始发放。
　　这笔意外的汇款，让霍举芳常常回想起自己温暖的童年，回想起父亲的拿手好菜，父亲原来在上海武宁路开过饭店，后来公私合营。不幸的是，母亲的妹夫，也就是她的小姨父，国民党高级官员，1949年败退台湾，离开前，偷偷跑到她家里，住过一宿，三反五反运动时，有人写大字报举报，父亲被抓进去，坐了几年大牢，因为生病，才被保外就医。最受打击的是母亲，她从一个阔太太突然变身为犯人家属，一气之下，她把近二百平方米的二层阁楼卖了，只卖了八百元钱。而后，她带着三个女儿，匆匆离开伤心地，下放到定远，一“定”很“远”，竟是终生。
　　现实虐我百遍，待它亦如初见。在人生的过山车上跌爬滚打的霍举芳，比许多同龄人更为开朗、豁达。即使人到晚年，在最不能忍受的家庭意外面前，她依然选择了坚强。
　　2018年2月，最小的儿子张健，当年被人抱走又给抱回来的那个男孩，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了两周，他还是走了，年仅三十五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该多疼。可是，霍举芳跟老伴还是在儿子的器官捐献志愿书上庄重签上自己的名字，早逝的儿子，最后让四个人重见光明，三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是一个乡村农妇令人刮目相看的意外举动。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年近古稀的霍举芳，在被命运捉弄多年之后，找到一种独特的解压方式，一天两顿，一顿二两白酒。桌上有了菜，杯里有了酒，一啄一饮，话渐渐多起来，她常常说起自己的那些陈年旧事。小辈们知道，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笑着谈起。
　　每一个酒杯里，都斟满故事。——霍小妹，来，跟往事干一杯！
　　【原载《山东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