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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学美国学习大企业的领导力与基业常青之道不同，北大国际（BiMBA）院长杨壮教授带领学生去希腊与土耳其的游学，更像是一场文化与思想探索之旅：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土耳其则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所——对于熟悉东方文化的中国企业家而言，还有比去这两个地方更能比照两种文化的差异吗？
“这对于中国企业从深层次了解国际化背后的文化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杨壮对《中外管理》说。他希望他的学生能深入理解这种文化差异，以及由于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文化冲突，并寻求解决之道。“中国现在特别需要的是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物。”他说。
不了解希腊，就不了解西方文化
这次游学的第一站是希腊。杨壮认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到现在阶段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国际化、企业家成长，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更多是一个“软件”的问题，是思想意识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发展的瓶颈。“这就需要从思想的源头去寻求解决之道。”杨壮说，“要按以前，我们就到老祖宗那里去找就行了。但现在都开放了，需要全球视野，要从世界文化的源头去寻找。”
在他看来，希腊就是这种世界文化的源头之一。正如在北大国际（BiMBA）游学归来的反思会上，应邀而来的前中国驻希腊大使甄建国所说，在历史最辉煌的时期，希腊语可以说是整个西方语言的老祖宗，然后发展到拉丁语，在意大利和拉丁语的基础上再演变出现在所有这些文字。这是对人类文字文化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际上，在任驻希腊大使期间，甄建国曾多次向外交部领导建议，所有到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出任使节的官员，都应该到希腊看一下，了解希腊的文明发展。“因为在欧洲做工作，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不了解希腊文明，很难把工作做得很深入。” 甄建国说。
不仅如此，杨壮还认为：希腊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思想上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石，但是这种基石到底是什么？如何呈现？这是杨壮和他的学生们希望了解的内容。“现在中国企业都往外走，而走的过程中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这就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西方思想，而希腊就是西方思想之源。”
可为佐证的是，尽管希腊现在遭遇各种经济问题，但由于它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战略地位，欧盟无法袖手旁观。原因在于，从思想层面，希腊的哲学理念思想渊源，使得西方社会不可能放弃希腊；而从战略层面，希腊地处欧洲的南大门，非常敏感，且跟中东、西亚都有接壤。希腊的问题如果任其蔓延，很可能在欧洲，特别是欧盟内部，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希腊是不能倒的，政治上不能倒、思想不能倒、文化的认同感上不能倒，因此它的经济就不能倒。”杨壮分析说。
在土耳其寻找东西方文化的交汇
与希腊不同，游学的第二站土耳其，让杨壮和他的学生们体会到了另外的收获：与希腊的处境刚好相反，土耳其的经济大约从21世纪起获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过去三年都达到8%、9%的速度。但其实19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1年，土耳其的情况跟希腊现在的情况类似：经济衰退、政府无能、通胀严重。事实上，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被排除在欧盟之外，长时间坐冷板凳，成为所谓“欧盟候选国”——从地缘上而言，土耳其有近一成的土地在欧洲板块内，其他超过90%的领土属于亚洲。因而，对绝大部分的土耳其人而言，文化的归属曾一度是一个令人非常纠结的问题。
前来参加反思会的新华社前驻土耳其记者王秀琼提道：“如果你问很多土耳其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他们会说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他们一直想要加入欧盟，想成为欧洲人。”这种地缘与文化的跨界，造成了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产生了冲突与纠结，但同时也形成了其包容性。王秀琼认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给土耳其带来了机会。以旅游业为例，土耳其的旅游业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其体现的东西方文明和谐共处。
但现在，土耳其是欧洲国家里经济最好的，对于要不要加入欧盟，很多土耳其人的态度是“Who care？”（谁在乎呢？）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土耳其脱颖而出？答案或许正在于长期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包容和开放。
杨壮和他的学生们对土耳其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国家的思维是欧洲的，但心灵是亚洲的。“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发现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质是包容、开放，到处都是中西合璧的东西，相当有活力。”杨壮说。对于伊斯坦布尔，王秀琼有更深刻地体会：“我去过一些欧洲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像伊斯坦布尔这么独特，在那儿感受最深的，就是东西方文明拉扯的魅力。土耳其的那种民族心底最深处的忧郁，就是在这种东西方文化不断的拉扯中形成的张力，这也是这个民族的特性。”王秀琼认为：土耳其应该值得中国的企业家深入了解，它的经济发展，以及它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文化冲突，是时候重视了
回到国际化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国际化问题的背后，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比如：早年上汽对韩国双龙汽车的收购、TCL对阿尔卡特的收购，近年有吉利汽车对沃尔沃的收购。在并购后的整合中，最大的问题与难题，无一不是出在文化层面。具有非常丰富海外经验的甄建国建议：不要兜里有钱就着急出去买个企业，光有钱不解决问题，企业家先不要挑那些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企业。
“什么叫民族代表性企业？” 甄建国说，“一说瑞典肯定是沃尔沃，沃尔沃在瑞典人眼里是人民的股份公司。瑞典人自己养不起了卖给美国，美国养不起卖给吉利，2000人不许你解雇。他们一个工人等于我们10个工人的工资，这你养得起吗？这些工人肯定不走，但是挡不住技术人员走。”因此，甄建国认为：可以先投资，不必控股，这样也能赚钱。
“先当个二股东，买10%的股份，虽然没有做主的权利，但是可以参与列席会议，获得分红。慢慢扩充，明年20%、后年30%，五六年就有80%了，就控股了。” 甄建国说，“当然，这里需要两部分人，一方面是有优秀的中国人能过去领导这个企业，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大批企业家愿意做中国公司的老板。”
杨壮与其观点不谋而合。“中国人需要清醒一下头脑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以去国际上收购这样那样的知名企业，以为就可以国际化了。但你真正到海外去看看，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去美国游学中，杨壮也曾和联想集团以及中国建筑集团的负责人交流，后者强调，国际化的过程中，文化磨合与文化冲突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杨壮认为：现在中国国有企业都要走出去，怎么走、为什么走、遇到什么问题了、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去应对？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国企、民企、高科技公司、资源性企业遇到的问题还各不相同。往大里看，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远远不只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背后是哲学问题、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和文化制度问题。
“现在我们缺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杨壮说，“社会一旦富裕，会发生异化，而在这个社会异化的过程中，可能往前走也可能倒退，我们从希腊的情况看是倒退，而从土耳其的情况看是在往前走，当然，也有可能会倒退。但如果真正把民族主义的精神提到一个很高的层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杨壮认为：土耳其文化所体现的包容性与活力，正是这种思想与精神提升到高层次的表现。
“那么，反观自身，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阶段，应该提倡一种什么精神？”杨壮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讨，这将决定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市场中的表现，同时也决定着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因为，正如管理学家杜拉克所言：企业是国家的细胞，一个国家要真正发展起来，必须依靠企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焦 晶
“这对于中国企业从深层次了解国际化背后的文化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杨壮对《中外管理》说。他希望他的学生能深入理解这种文化差异，以及由于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文化冲突，并寻求解决之道。“中国现在特别需要的是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物。”他说。
不了解希腊，就不了解西方文化
这次游学的第一站是希腊。杨壮认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到现在阶段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国际化、企业家成长，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更多是一个“软件”的问题，是思想意识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发展的瓶颈。“这就需要从思想的源头去寻求解决之道。”杨壮说，“要按以前，我们就到老祖宗那里去找就行了。但现在都开放了，需要全球视野，要从世界文化的源头去寻找。”
在他看来，希腊就是这种世界文化的源头之一。正如在北大国际（BiMBA）游学归来的反思会上，应邀而来的前中国驻希腊大使甄建国所说，在历史最辉煌的时期，希腊语可以说是整个西方语言的老祖宗，然后发展到拉丁语，在意大利和拉丁语的基础上再演变出现在所有这些文字。这是对人类文字文化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际上，在任驻希腊大使期间，甄建国曾多次向外交部领导建议，所有到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出任使节的官员，都应该到希腊看一下，了解希腊的文明发展。“因为在欧洲做工作，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不了解希腊文明，很难把工作做得很深入。” 甄建国说。
不仅如此，杨壮还认为：希腊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思想上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石，但是这种基石到底是什么？如何呈现？这是杨壮和他的学生们希望了解的内容。“现在中国企业都往外走，而走的过程中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这就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西方思想，而希腊就是西方思想之源。”
可为佐证的是，尽管希腊现在遭遇各种经济问题，但由于它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战略地位，欧盟无法袖手旁观。原因在于，从思想层面，希腊的哲学理念思想渊源，使得西方社会不可能放弃希腊；而从战略层面，希腊地处欧洲的南大门，非常敏感，且跟中东、西亚都有接壤。希腊的问题如果任其蔓延，很可能在欧洲，特别是欧盟内部，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希腊是不能倒的，政治上不能倒、思想不能倒、文化的认同感上不能倒，因此它的经济就不能倒。”杨壮分析说。
在土耳其寻找东西方文化的交汇
与希腊不同，游学的第二站土耳其，让杨壮和他的学生们体会到了另外的收获：与希腊的处境刚好相反，土耳其的经济大约从21世纪起获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过去三年都达到8%、9%的速度。但其实19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1年，土耳其的情况跟希腊现在的情况类似：经济衰退、政府无能、通胀严重。事实上，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被排除在欧盟之外，长时间坐冷板凳，成为所谓“欧盟候选国”——从地缘上而言，土耳其有近一成的土地在欧洲板块内，其他超过90%的领土属于亚洲。因而，对绝大部分的土耳其人而言，文化的归属曾一度是一个令人非常纠结的问题。
前来参加反思会的新华社前驻土耳其记者王秀琼提道：“如果你问很多土耳其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他们会说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他们一直想要加入欧盟，想成为欧洲人。”这种地缘与文化的跨界，造成了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产生了冲突与纠结，但同时也形成了其包容性。王秀琼认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给土耳其带来了机会。以旅游业为例，土耳其的旅游业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其体现的东西方文明和谐共处。
但现在，土耳其是欧洲国家里经济最好的，对于要不要加入欧盟，很多土耳其人的态度是“Who care？”（谁在乎呢？）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土耳其脱颖而出？答案或许正在于长期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包容和开放。
杨壮和他的学生们对土耳其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国家的思维是欧洲的，但心灵是亚洲的。“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发现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质是包容、开放，到处都是中西合璧的东西，相当有活力。”杨壮说。对于伊斯坦布尔，王秀琼有更深刻地体会：“我去过一些欧洲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像伊斯坦布尔这么独特，在那儿感受最深的，就是东西方文明拉扯的魅力。土耳其的那种民族心底最深处的忧郁，就是在这种东西方文化不断的拉扯中形成的张力，这也是这个民族的特性。”王秀琼认为：土耳其应该值得中国的企业家深入了解，它的经济发展，以及它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文化冲突，是时候重视了
回到国际化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国际化问题的背后，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比如：早年上汽对韩国双龙汽车的收购、TCL对阿尔卡特的收购，近年有吉利汽车对沃尔沃的收购。在并购后的整合中，最大的问题与难题，无一不是出在文化层面。具有非常丰富海外经验的甄建国建议：不要兜里有钱就着急出去买个企业，光有钱不解决问题，企业家先不要挑那些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企业。
“什么叫民族代表性企业？” 甄建国说，“一说瑞典肯定是沃尔沃，沃尔沃在瑞典人眼里是人民的股份公司。瑞典人自己养不起了卖给美国，美国养不起卖给吉利，2000人不许你解雇。他们一个工人等于我们10个工人的工资，这你养得起吗？这些工人肯定不走，但是挡不住技术人员走。”因此，甄建国认为：可以先投资，不必控股，这样也能赚钱。
“先当个二股东，买10%的股份，虽然没有做主的权利，但是可以参与列席会议，获得分红。慢慢扩充，明年20%、后年30%，五六年就有80%了，就控股了。” 甄建国说，“当然，这里需要两部分人，一方面是有优秀的中国人能过去领导这个企业，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大批企业家愿意做中国公司的老板。”
杨壮与其观点不谋而合。“中国人需要清醒一下头脑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以去国际上收购这样那样的知名企业，以为就可以国际化了。但你真正到海外去看看，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去美国游学中，杨壮也曾和联想集团以及中国建筑集团的负责人交流，后者强调，国际化的过程中，文化磨合与文化冲突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杨壮认为：现在中国国有企业都要走出去，怎么走、为什么走、遇到什么问题了、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去应对？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国企、民企、高科技公司、资源性企业遇到的问题还各不相同。往大里看，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远远不只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背后是哲学问题、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和文化制度问题。
“现在我们缺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杨壮说，“社会一旦富裕，会发生异化，而在这个社会异化的过程中，可能往前走也可能倒退，我们从希腊的情况看是倒退，而从土耳其的情况看是在往前走，当然，也有可能会倒退。但如果真正把民族主义的精神提到一个很高的层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杨壮认为：土耳其文化所体现的包容性与活力，正是这种思想与精神提升到高层次的表现。
“那么，反观自身，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阶段，应该提倡一种什么精神？”杨壮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讨，这将决定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市场中的表现，同时也决定着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因为，正如管理学家杜拉克所言：企业是国家的细胞，一个国家要真正发展起来，必须依靠企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焦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