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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粮商”而不是做“农民”
11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起，这是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增加的第十个年头。然而，这组看似喜人的数字背后，“丰年缺粮”的现实却鲜被提及：在过去的10年中，除2008、2009年两年国内的产量大于需求，其余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缺口呈日益增大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数的大国来说，吃饭是头等大事。“中国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势必导致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利用海外资源还处于初级阶，离真正‘走出去’还差得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知名农业问题专家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十连增”背后的巨大缺口
中国农业的“走出去”始于上世纪后期，由于初期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较高，最初的“走出去”并非为了获取资源来满足国内的需求，而是以对外援助的方式帮助他国。然而，自从加入WTO组织以后，情况就变了。
根据程国强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的一份名为《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变化特征》的报告，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时间拐点，中国从此进入全面对外开放阶段，贸易量逐年迅速攀升，农产品贸易顺差却逐步减小，到了2004年更是转变为了逆差。中国农产品的“身份”一下子从过去的出口创汇手段，变成了必须较大程度地依赖进口才能满足国内生产与消费需求的紧缺商品。
“导致这种供给结构改变的原因有两个。”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也被不断推高；第二，城镇化水平的逐年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迁移，这使得粮食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推进，人们对于其他非食品类的农产品需求量也在上升。比如，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会间接导致对橡胶需求的上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失以及供给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逐渐显现。“2009年是个拐点，在这以前产量大于需求，2010年进入了产不足需的状态，当年的缺口是352.3万吨。”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走出去，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口，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以前我们以为走出去，就是到国外去买地种庄稼，然后运回国。现在，不只是要靠进口来补缺口，还得向其他国家输出国内的优势生产技术帮着别的国家提高产量。所以我觉得‘走出去’的叫法不够准确，应该叫‘全球农业战略’。”程国强告诉记者。
“走出去”阻碍在哪儿？
虽然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但是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却没多少话语权。“以大豆进口为例，1996年我们正式放开了大豆市场，2001年进口1000万吨，2010年进口5420万吨，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话语权。”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背后的原因，程国强也做了分析，“首先，我国的农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现代粮油加工业才刚刚起步。过去20年时间里，中国的企业一直处于学习的状态，学习国际粮油企业的布局方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方式。这个客观因素决定了‘走出去’在前10年时间里，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
“除此之外，中国的农业企业也应该找找自身的原因。目前中国国内的农业企业仍然缺乏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经营能力，缺乏国际化人才。此外，国内的企业或多或少地存在资金不足，投资能力较弱，不具备对外投资的最基本条件。”程国强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农业的对外开放，国内的业界缺乏整体规划，国内生产、市场流通、对外贸易环节都存在部门分割的问题，这会给管理上带来麻烦，甚至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
在风险应对方面，中国也缺乏整体规划。入世之后，市场的危机不再是单纯的国外商品涌入国内，冲击国内市场的风险，而是整个国际市场面对的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举个例子，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产品的能源化问题，在美国40%的玉米都被用来当燃料，这就让国际粮价和油价扯上关系了，这是以前没有的情况，这也是WTO没法插手的事儿，只能是我们自己去适应。”
做“粮商”而不是做“农民”
“很多国人和企业家都会错误地认为到海外投资，就是到海外去买地、或者雇人种地。这让中国在某些地区被扣上了‘土地殖民者’的帽子。这也使很多国家对于耕地租赁的条件收紧。”程国强说。
到海外投资土地，成本高，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单纯地租地、租劳动力，你花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粮食的定价话语权。到最后，你的进口价格还是得四大粮商说了算。”程国强说。
所谓“四大粮商”是指美国的ADM、美国邦基、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这4家农业巨头最擅长的是进行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从田间地头的生产到加工、贸易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条。通过这种方式，这4家农业巨头掌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粮食交易量，对于粮食进出口价格的制定，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看看那些跨国的粮食巨头，就能有点儿启发。我们到海外去投资，不是为了到海外去继续做‘农民’，而是要做‘粮商’。”程国强说。
聚龙集团是“走出去”的一批龙头企业里比较成功的一家，如今在国外的主营业务是在印尼种植棕榈树。聚龙集团办公室主任孙卫军对此深有体会，他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道：“我们到海外去，不仅建立了一个种植园，还打造了一条棕榈油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从1993年创业到今天，我们已经在天津、江苏、印度尼西亚打造了囊括上游的农业种植、中游的工业生产和研发、下游的品牌营销，以及贯穿上下游的物流、金融支撑保障体系在内‘从田间到餐桌’的一整套食用油产业链。”
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能单纯地走出去，只有从田间地头，到生产加工，再到进出口的各个环节，做好全产业链的规划，才能从源头上把握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什么时候把定价权拿在手里了，什么时候才能说中国的农业真正走出去了。从现阶段看，我们还差得远。”
11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起，这是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增加的第十个年头。然而，这组看似喜人的数字背后，“丰年缺粮”的现实却鲜被提及：在过去的10年中，除2008、2009年两年国内的产量大于需求，其余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缺口呈日益增大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数的大国来说，吃饭是头等大事。“中国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势必导致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利用海外资源还处于初级阶，离真正‘走出去’还差得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知名农业问题专家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十连增”背后的巨大缺口
中国农业的“走出去”始于上世纪后期，由于初期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较高，最初的“走出去”并非为了获取资源来满足国内的需求，而是以对外援助的方式帮助他国。然而，自从加入WTO组织以后，情况就变了。
根据程国强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的一份名为《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变化特征》的报告，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时间拐点，中国从此进入全面对外开放阶段，贸易量逐年迅速攀升，农产品贸易顺差却逐步减小，到了2004年更是转变为了逆差。中国农产品的“身份”一下子从过去的出口创汇手段，变成了必须较大程度地依赖进口才能满足国内生产与消费需求的紧缺商品。
“导致这种供给结构改变的原因有两个。”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也被不断推高；第二，城镇化水平的逐年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迁移，这使得粮食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推进，人们对于其他非食品类的农产品需求量也在上升。比如，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会间接导致对橡胶需求的上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失以及供给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逐渐显现。“2009年是个拐点，在这以前产量大于需求，2010年进入了产不足需的状态，当年的缺口是352.3万吨。”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走出去，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口，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以前我们以为走出去，就是到国外去买地种庄稼，然后运回国。现在，不只是要靠进口来补缺口，还得向其他国家输出国内的优势生产技术帮着别的国家提高产量。所以我觉得‘走出去’的叫法不够准确，应该叫‘全球农业战略’。”程国强告诉记者。
“走出去”阻碍在哪儿？
虽然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但是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却没多少话语权。“以大豆进口为例，1996年我们正式放开了大豆市场，2001年进口1000万吨，2010年进口5420万吨，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话语权。”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背后的原因，程国强也做了分析，“首先，我国的农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现代粮油加工业才刚刚起步。过去20年时间里，中国的企业一直处于学习的状态，学习国际粮油企业的布局方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方式。这个客观因素决定了‘走出去’在前10年时间里，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
“除此之外，中国的农业企业也应该找找自身的原因。目前中国国内的农业企业仍然缺乏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经营能力，缺乏国际化人才。此外，国内的企业或多或少地存在资金不足，投资能力较弱，不具备对外投资的最基本条件。”程国强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农业的对外开放，国内的业界缺乏整体规划，国内生产、市场流通、对外贸易环节都存在部门分割的问题，这会给管理上带来麻烦，甚至影响整个市场的发展。
在风险应对方面，中国也缺乏整体规划。入世之后，市场的危机不再是单纯的国外商品涌入国内，冲击国内市场的风险，而是整个国际市场面对的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举个例子，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产品的能源化问题，在美国40%的玉米都被用来当燃料，这就让国际粮价和油价扯上关系了，这是以前没有的情况，这也是WTO没法插手的事儿，只能是我们自己去适应。”
做“粮商”而不是做“农民”
“很多国人和企业家都会错误地认为到海外投资，就是到海外去买地、或者雇人种地。这让中国在某些地区被扣上了‘土地殖民者’的帽子。这也使很多国家对于耕地租赁的条件收紧。”程国强说。
到海外投资土地，成本高，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单纯地租地、租劳动力，你花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粮食的定价话语权。到最后，你的进口价格还是得四大粮商说了算。”程国强说。
所谓“四大粮商”是指美国的ADM、美国邦基、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这4家农业巨头最擅长的是进行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从田间地头的生产到加工、贸易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条。通过这种方式，这4家农业巨头掌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粮食交易量，对于粮食进出口价格的制定，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看看那些跨国的粮食巨头，就能有点儿启发。我们到海外去投资，不是为了到海外去继续做‘农民’，而是要做‘粮商’。”程国强说。
聚龙集团是“走出去”的一批龙头企业里比较成功的一家，如今在国外的主营业务是在印尼种植棕榈树。聚龙集团办公室主任孙卫军对此深有体会，他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道：“我们到海外去，不仅建立了一个种植园，还打造了一条棕榈油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从1993年创业到今天，我们已经在天津、江苏、印度尼西亚打造了囊括上游的农业种植、中游的工业生产和研发、下游的品牌营销，以及贯穿上下游的物流、金融支撑保障体系在内‘从田间到餐桌’的一整套食用油产业链。”
程国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能单纯地走出去，只有从田间地头，到生产加工，再到进出口的各个环节，做好全产业链的规划，才能从源头上把握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什么时候把定价权拿在手里了，什么时候才能说中国的农业真正走出去了。从现阶段看，我们还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