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章节译自《布罗茨基谈话录》。《布罗茨基谈话录》系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凡十二章，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创作，他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英国诗人奥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对上世纪五十～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本章系该书的第三章，中文译文长约一万三千字，限于篇幅，刊出时做了删节。
　　沃尔科夫（下文简称沃）：约瑟夫，我想向您打听关于1964年的审判，关于您的被捕和住在苏联精神病院的经过。我知道，您不喜欢谈这些，经常拒绝回答有关的问题。但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回忆列宁格勒，对于我，“布罗茨基案件”和审讯--这是那些年列宁格勒风景的一部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布罗茨基（下文简称布）：您知道，所罗门，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从来不把这审讯当一回事儿--无论是在审讯时还是在这以后。
　　沃：为啥这整个机器突然运转起来？为啥恰恰是列宁格勒，为啥是您？要知道，在1958年声讨帕斯捷尔纳克运动以后，苏联当局已有一段时间不曾策划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了。您认为应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
　　布：说实在话，我迄今仍不热衷于这一点，也不曾思考过这一点。但是如果谈到这一点，在任何事件之后总站着具体的面孔，具体的人。是人在启动机器--比较起来，其实他不同于机器。我的案子就是如此。它是列尔湼尔所发动的，我相信他已魂归天国，因为他死了。
　　沃：是这位列尔湼尔，在1963年的列宁格勒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针对您的文章《准文学的雄蜂》吗？
　　布：对，他有着陈旧的“文学”趣味。
　　沃：您在1964年的被捕不是第一次吧？
　　布：不是，第一次被捕是在《句法》出版时--您知道，这是亚历卡·金兹堡的主意。
　　沃：这是在莫斯科出版的手抄诗歌杂志吧？似乎在五十年代末？那时是谁抓您--民警还是克格勃？
　　布：克格勃。说真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沃：那会儿他们想拿您怎么办？
　　布：这些人想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认为克格勃的这个办事处就像世间的一切，是统计员的牺牲品。即农民下田--他有一块地不曾收割。工人到车间--派工单在等着他。克格勃人员在上班--除却创始人或“铁腕费利克斯” （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俄国革命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创始人。）的画像外，他们那儿啥也没有，然而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以证实自己的存在，对吧？所有这些生产都是因此而来。这多方面的一切是否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如此恶劣而产生，我不知道，是否列宁或斯大林是如此严酷，或者有鬼怪在这儿兜兜转？不，这只是官僚政治，纯官僚政治的现象--它完全没有审查的一级--用最多瓣的鲜花装饰和天知道在干什么。
　　沃：我总有这种感觉，克格勃是在纯官僚政治的基础上工作。
　　


　　布：我想，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思想在原则上也就是面对国内外敌人捍卫革命的思想，--类似的思想多多少少是自然的。当然，如果接受了革命的自然性--一般来说，它就很不自然了。然而，这个不自然的产物带着时间找到了某一个毫不矫揉造作的自然的外貌，亦即征服了一定的空间。您夜间睡觉时，总会锁门的吧？这就很自然。契卡--这被认为仿佛是锁。您委派一个人值班，于是他站着。而这个人应该有一个指挥，在这个指挥旁边--还有一个人在他后边监督，等等。万一克格勃的一切截然相反。亦即在这个岗哨后边没有人了。他既可以入睡又可以拿刺刀捅你。于是大混乱开始。我想国家安全百分之九十的活动--就是纯粹制造案件。您大概曾遇到过老想着工作的人，只是他曾干过些什么呢？
　　沃：随便多少。
　　布：那么，克格勃人员--正是老想着工作的人，因为真正的案子一般来说他是没有的。在俄国有谁会推翻国家体系呀？没有！
　　沃：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
　　布：是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如果在1937年之前，有人可能会想到把另一个人推到上面，到1937年之后类似的思想不见得就会发生。任何关于居民手里有武器的传言都是行不通的。可能，根据例外的方式。类似的案子民警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事与愿违！既然这些国家安全的家伙业已存在，那么他们就组织起告密的制度。在告密的基础上就收集起某种情报来，在这种情报基础上已经可以着手干一些事情。这特别合适，如果您处理文学家的案件，对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档案，这个档案在增加。如果您是文学家，这个档案增加的速度就快得多--因为往里放的是您的文献手稿：诗作或小说，对吧？
　　沃：也就是说您自个儿在生产国家安全的档案！
　　布：最后您的案子在克格勃的架子上占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那时候人们应该拿出它并用以做些什么事了。等到情报丰富了，人们拿起它并按其价目一块拆开它。一切简单不过。
　　沃：这意味着，您与克格勃的纠葛始于您的诗刊登在《句法》上？
　　布：对，以后又出现了所谓乌曼斯基案。
　　沃：我记得！乌曼斯基案在您的审讯中被当局大大地夸大了。它与您有什么关系呢？
　　布：顺便说一句，没有任何关系。事情开始时，我十八岁，而舒尔克·乌曼斯基大概是二十岁。我俩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列格·沙赫马托夫的人认识的。他比我俩都大，已经在部队服完兵役，是飞行员。他被部队撵走了--不知道是因为酗酒还是老在好发号施令的老婆后边颠。可能另有原因。他在各地蹓蹓跶跶，找不到安身之地。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认识了乌曼斯基，在列宁格勒找到了工作--似乎是在沃耶伊科夫地质天文台。乌曼斯基对世间最感兴趣的是哲学、瑜珈和其他类似的事儿。他家里有一个相应的图书馆。沙赫马托夫开始阅读所有这些藏书。您能够想象，一个苏联军官，还是战斗飞行员，当他在人生第一次接触到黑格尔，罗摩克里希纳（注：1836-1886，印度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维韦卡南达（注：1863-1902，印度人道主义思想家。），贝特兰·罗素和卡尔·马克思时脑子在想些什么吗？
　　沃：不，我不能。
　　


　　布：他突然开窍了！顺便说，沙赫马托夫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对音乐有异禀，演奏吉他，总之富有才华。人们喜欢与他来往。这样就发生了一件事：他把水倒在套鞋里，再把套鞋扔到他女朋友宿舍公共厨房的汤中--以抗议他的女朋友在半夜十二点钟以后不让他进入自己的房间。沙赫马托夫陷入麻烦中并以流氓罪被关了一年。他噗咚一声倒下了，后来获释，又来到列宁格勒。我待他很好，因为我对他很感兴趣。在二十岁时，您对一切都感兴趣，这儿有--多姿多彩的履历。一切理应如此。
　　沃：真的，多姿多彩的履历，没说的。
　　布：以后沙赫马托夫又在萨马尔汗住下来，他开始邀请我去作客。我很想到中亚走一遭！我在电视台搞摄影攒了一些钱，得以动身到萨马尔汗。我和沙赫马托夫在那儿非常不幸：上无片瓦，啥也没有。不知道到哪儿栖身。顺便说一句，这所有的经历像一部史诗。长话短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沙赫马托夫又一次向我抱怨自己绝对的不幸（他认为自己吃尽了苏联当局的苦头），一个主意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不记得它来自谁......多半来自我。长话短说，我对沙赫马托夫说：“奥列格，换了我是你，我只需坐上一架这样细小飞机，比如说雅克-12，朝阿富汗飞去。要知道你是飞行员呀！在阿富汗耗尽了汽油，徒步走到最近的城市--是否喀布尔，我不知道。”
　　沃：沙赫马托夫对这个主意有些什么反应？
　　布：他建议我俩到阿富汗去。计划是这样的。我们买到小飞机的机票。沙赫马托夫与驾驶员并排而坐，我手攥石头坐到后边，猛可朝驾驶员的脑袋来一下。我捆上他，沙赫马托夫接过操纵盘。我们升上高空，然后下滑，在国境线上飞行，这样任何的雷达都标记不出我们。
　　沃：这是吉卜林式的恶作剧！
　　布：我不知道怎样实现这个计划，但我们曾认真讨论过它。沙赫马托夫毕竟要比我大十岁，再者他是飞行员。他应该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沃：据我所知，在你们的案子里不曾出现外逃这一点，而仅仅是有所筹划而已。是什么让你们停止了呢？
　　布：事实上，这从来都只是我的构想。我当然是败类和恶棍。因为我们已经买到这种飞机的机票--一共四张，一共三个座位，一如我们所想的--我突然想。
　　沃：害怕了？
　　布：不完全另一回事。在起飞前我用找头--我还剩一卢布--买了些胡桃。我坐下用准备朝飞行员的脑袋来一下的石头破开它们。我破开这些胡桃，朝缺口内一张，蓦地想起......
　　沃：人脑子！
　　布：正是。于是我想--我何必朝他的脑袋来一下？归根结底他不曾薄待我。重要的是我已经见到这位飞行员......总之，谁需要这一切--到阿富汗去？祖国--我祖国--当然不属于这种范畴。但我突然想起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虽然她已经嫁人......我想，我不会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不会再见他们--朋友、熟人了。这刺痛了我，令我非常动情。总之，我想回家。归根结底--在中亚附近，我仍然是白人，对吧？一句话，我对奥列格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要这一切了。我俩从不同的道路折返苏联的欧洲部分。以后我在莫斯科见到沙赫马托夫。他在那儿程度不等地过着穷日子，一年后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因手枪被抓起来。
　　沃：这就是乌曼斯基案子的开端？
　　布：对，因为沙赫马托夫--显然害怕再判他徒刑--表示只向国家安全的代表招出他私藏手枪的事实，这个代表马上同意了，因为这在俄国实在简单不过。在这儿--就像quick coin laundry（注：投币式快速洗衣机。）。
　　沃：在侦讯材料中您外逃的思想被认定为“叛变祖国的计划”或者诸如此类。就是说，对此当局是完全知情的，是这样吗？
　　


　　布：对，因为沙赫马托夫已向这位国家安全的代表和盘托出。但不能因此认为他有罪，既然他要救自己一命，我们中一些人遇到很大的麻烦，尤其是乌曼斯基。既然，沙赫马托夫招出了他认识的所有人，表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我们都被抓了起来。有十二个人被传作证人。我也被传作证人，他们把我当作嫌疑犯。喏，很正常。
　　沃：这就是说，对布罗茨基的一连串审讯直接延伸到乌曼斯基案？
　　布：我想这一切要有趣和复杂得多。但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想弄清这一切。我不想。既然原因完全不令我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侦讯。因为侦讯总是最岂有此理。也就是说--至少就视觉而言--它们最有趣。
　　沃：从鼻烟壶回到这只小鬼列尔湼尔--为啥他会想到写这篇小品文？要知道按职业他根本不是新闻撰稿人。
　　布：显然，这不是列尔湼尔本人的主意。显然是国家安全唆使他写的。既然我的专案文件愈积愈多。我认为，是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就在第三次搅扰我时，那时他们总算起我的账来--《句法》的，乌曼斯基的，沙赫马托夫的，萨马尔汗的，一切，我们在这儿遇到所有的朋友。
　　沃：何时这一切落到您身上--第三次被捕，审讯--您怎样理解这一切：作为灾难？作为决斗？作为与当局对抗的可能性？
　　布：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今天的立场解释过去很难不受扭曲。另一方面，我有理由想，正是这一方面在我其时和现在的感受中没有特殊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个人不曾察觉这一区别。可以说，我不曾感受到无论作为悲剧还是作为我与当局对抗的这些事件。
　　沃：难道您不害怕？
　　布：您知道，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其时您才起床，身子暖烘烘的，您有着虚弱的保护反应。当然我被吓坏了。您想象一下，在囚室进行审问之后，把您押到大房子，审问。
　　沃：为什么--囚房位于大房子里？
　　布：您不知道？我可以告诉您。大房子是很有趣的建筑。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体现了“自在之物”的思想，亦即大房子有--这应该怎么说，--自己的周长，对吧？大房子建成正方形，正方形之中又有一个正方形。内正方形与外间通过叹息桥连接。
　　沃：就像威尼斯？
　　布：正是！这座桥建在大房子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第二层的平面上--这座走廊在第二和第三层之间。他们押着您沿走廊从外建筑来到实为监狱的内建筑。最可怕的时刻来临了，说实在话，审问之后您希望他们打发您回家。您想：您很快就置身于街道！突然您明白过来，他们让您走的完全是另一个方向。
　　沃：接着有些什么监狱仪式？
　　布：接着有人向您说：“把手放在背后！”开步走。在您面前突然门打开了。啥也不会告诉您，您自己理会这一切。这有啥可说的！这儿不需要任何解释！
　　沃：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Againstinterpretation!" （注：反对阐释。）
　　布：终于有人把您押到这座叹息桥尾，将您交给内监狱门边的值班。这位值班与助手一起搜身。然后抽走您的鞋带。再押走您。就拿我说，被押到三楼。顺便说一句，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的囚室位于列宁的囚室之上。押走我时，有人说，我不能朝这个方向看。我尝试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对我说，列宁本人曾坐过这个班房，而我，作为敌人，绝对不准朝这个方向窥探。
　　沃：难道大房子是这样的老建筑，以至列宁也在里面住过？
　　布：内建筑早在革命前就有了，外部设施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我想在二十年代。无论怎样，说是斯大林恐怖时期盖的，似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正是那时候的人知道追求些什么。有许多名人在这座外建筑的创作中付出了劳动。我想，甚至亚历山大·伯努瓦（注：1870-1960，俄国画家、艺术史学家与美术评论家。）也参加过建筑。但也有可能我在信口雌黄。
　　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伯努瓦是在1926年到法国的。这可以查......
　　布：如果有需要的话......长话短说，他们把您押到囚室。当他们在人生中第一次把您押到囚室，顺便说说，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因为这是单人囚室。
　　沃：囚室的门真的像以监狱生活为题材的电影那样，猛地砰的一声给关上？
　　布：对，正是这样砰地一声。
　　沃：您就这样被关在大房子的单人囚室里。请描述一下。
　　布：喏，砖墙，但髹上一层油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灰绿色的，白天花板，也可能是灰色的，我记不清了。锁上门。您落到独自面对板床、盥洗池和厕所的地步。
　　沃：囚室有多大？
　　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长八到九步。这儿，我在纽约的这个房间，大约是它的两倍。有些什么呢？床头柜、盥洗池、茅坑，还有些什么？
　　沃：什么叫“茅坑”？
　　布：茅坑？就是地板上的洞，亦即厕所。所罗门，我不知道您住在哪儿？
　　沃：其时我住在列宁格勒，与您同一座城市，在音乐学院附属的音乐学校。这个词儿--“茅坑”--我可不曾听说。
　　布：还有什么？透过它啥也看不清的窗，因为那儿照例除了窗栅外，外面还有个笼子。我得说：这是一个木套子，您不能探出头去，向谁扮鬼脸或招手。总之，它使得您非常不愉快。
　　沃：床头柜有灯吗？
　　布：没有，天花板里嵌有挂灯。它用格框隔住，您甭想打碎它。门里当然有监视孔和食物槽。
　　沃：食物槽就像电影中那样朝里打开？
　　布：对，朝里打开。但事实是，我在那儿住了这么久，不曾看见它打开过。既然这是侦查监狱，他们连续审讯我十二个小时，因此我一回囚室，便发现饭菜已经摆在柜子上。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是相当文明的了。
　　沃：伙食怎样？
　　布：很一般，也就是说很简单。我记得，有一回吃上了肉饼，我还兴奋异常。谈监狱的伙食--这是笑话和罪过，对吧？总而言之，侦查期间伙食多少要好一点--如果拿真正监狱的伙食相比的话。
　　沃：为乌曼斯基案子抓您的时候，又将您押到大房子了吗？
　　布：对。但第三次我绕过了大房子。他们在街上抓住我，将我押到民警局去。在那儿拘押了好几个星期。以后将我送到普里亚日克疯人院所谓的司法精神鉴定委员会。我在那儿被关了好几个星期。这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
　　沃：我知道，回忆这一点很不容易。站在您的立场上，我大概也会拒绝回答这个时期的问题。然而作为文化编辑，也可以说作为文化史学家，在这个场合下，我想知道您住在精神病院的某些细节。您在那儿住过几次？
　　布：喏......两次......
　　沃：具体日期呢？
　　布：第一次--1963年12月。第二次......在哪个月份？1964年2～3月。我甚至将这一切写进诗里。您知道--《戈尔布诺夫和戈尔察科夫》吗？
　　沃：似乎在诗集中--我知道。告诉我，实际上这是怎么回事。我对第二次特别感兴趣，其时当局把您遣送到强制性的司法精神病院去了。
　　布：喏，这是正常的疯人院。充斥着好闹事和不闹事的病人的病房。既然有人怀疑这些那些人......
　　沃：假装？
　　布：对，假装。第一晚我旁边单人床的那个人就自杀了。他切断了血管。我记得，夜里三点钟我醒来后：周围的人到处乱蹿。那个人躺在血泊中。他用什么法子弄来了剃刀？完全不知道......
　　沃：第一印象还不错。
　　布：不，第一印象截然不同。当我一来到这个病房，它几乎没把我逼疯。这儿的空间组织令我大吃一惊。我到现在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是窗子比通常的要小一点，不知是天花板太低，还是床太大。这儿的床是铁铸的，士兵用，很古老，大约是尼古拉二世朝代的产物。总之，大大地违反比例。仿佛您来到十六世纪的某座农舍，来到异教徒的某个房间，那儿放着些现代家具。
　　沃：便壶？
　　布：那儿似乎没有便壶。但违反比例彻底逼疯了我。那儿的窗子打不开，不准散步，更不能上街。那儿除我以外，任何人都能会见亲人。
　　沃：为啥？
　　布：不知道。也许认为我怙恶不悛吧。
　　沃：我很清楚这种完全绝缘体的感受。但在监狱里不是很愉快吗？
　　布：在囚室里可以召来看守人，如果您心脏或诸如此类的疾病发作。可以摇铃--有摇铃的把。可悲的是，如果您再次摇这个把，铃便不会发声。但在精神病院要糟得多，因为在这儿人们用各种愚蠢念头刺激着您，将一些药片硬塞给您吃。
　　沃：硫磺--这很痛苦吧？
　　布：一般来说，不。除非他们给您注射硫磺。那时甚至连动一动小指头都会给您带来不可思议的肉体疼痛。这样做为的是让您刹车，停下来，以便您啥也干不了，不能动弹。当人们开始折腾和吵架时，往往就猛塞硫磺。但除此之外，护理员还纯以硬塞找乐子。我记得在这家精神病院里有许多反常的小伙子--简直是低能儿。护理员开始逗他们，亦即用所谓色情手法煽动他们。当这些小伙子勃起了，开始硬塞和捆住他们，扎硫磺针。每一个人都尽可能以此为消遣。在这儿，精神病院，工作毕竟很沉闷。
　　沃：护理员曾经虐待过您吗？
　　布：这可以想象：您躺着，在阅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路易·布塞纳（注：1847-1910，法国作家。）--突然来了两个护理员，从床上拽起您，用床单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您从浴缸拽起，却不解开床单。这时床单就在您身上结成硬块。此之谓“捆着”。总之，这很令人厌恶。非常厌恶......俄国人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精神病院比监狱要好得多，“我发誓不乞讨也不坐牢”，对吧？喏，这在另一个时代......
　　沃：为啥在您看来俄国人认为精神病院要比监狱好得多？
　　布：它是怎样产生的？它是这样产生的--这很正常--伙食要好些。真的，伙食要好得多。有时候供应白面包，黄油，甚至肉。
　　沃：然而您还是坚持监狱要好一些？
　　布：对，因为坐牢您至少知道什么在等着您。您有期限--从铃声到铃声。当然，他们可以再给你一个期限。但不会这样做。原则上你会知道，或迟或早总归会放你的，对吧？可是在疯人院您要完全取决于医生的恣意妄为。
　　沃：我知道，您不相信这些医生......
　　布：我认为，俄国的精神病学水平--在全世界来说--极其低下。它所使用的工具--非常一般。事实上，这些人对脑子和神经系统运行的真正程序一无所知。比方说，我知道飞机在飞，但它凭什么做到这点，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想象。在精神病学中情况相类。因为他们将极骇人听闻的实验加之于您。这与拿斧子打开手表机械完全一样，对吧？亦即确确凿凿可以彻底摧残您。然而在监狱里，--归根结底这又是什么？缺乏空间，而以大量时间来补偿。这就是一切。
　　沃：我看，您有点儿适应监狱，对精神病院则不。
　　布：因为您无论如何总能挺过监狱。在您这儿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他们不会教会您憎恨谁，不会注视着您。当然，在监狱里他们可能会扇您的嘴巴或者蹲“希左”......
　　沃：何谓“希左”？
　　布：惩戒隔离室！总之，监狱--这是正常的，对吧？然而在疯人院......我记得，当我迈过这道门坎时，人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健康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正常的良好睡眠。”我自认完全正常。但我睡不着！我就是睡不着！您开始注视自己，关心自己。结果是完全不该发生的综合体出现了。但这不重要......
　　沃：请谈谈“克列斯特”。要知道这个称呼的本身--彼得堡--列宁格勒口头创作的一部分，正如大房子一样。
　　布：只用眼看“克列斯特” --这是一个巨大的景观。我不曾注意它的内院，因为它相当平庸。我打量它时，是在太平间工作。这是内部的景观！因为这座监狱是在十九世纪末年建的。这不是新艺术派，但仍然有：所有这些迴廊、弹簧、电线......
　　沃：与皮拉内西（注：乔万里·皮拉内西（1720-1778）意大利画家。）相似？
　　布：纯皮拉内西！绝对是！这样的--àlɑrusse。甚至不是àlɑrusse（注：法文，按俄国方式。），也带有德国的倾斜面。类似普梯洛夫工厂。到处是红砖。总之，非常悦目。但以后就没有趣味了，因为他们将我送到公共囚室里，那儿关着四个人。这已经很复杂，因为开始交际。单人独处要好得多。
　　沃：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坐牢您的情绪发生了什么变化？
　　布：第一次将我押到“克列斯特”时，我很慌张。濒于歇斯底里发作。但我仿佛不曾显示出任何特别的情绪，我只是认出了老地方。第三次这已经成为绝对的惯性。最不惬意的部分仍然是--逮捕。更准确地说，就是抓您的时候逮捕的程序，以及搜寻您的时候。因为您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您觉得，您还有机会挣脱。当您已经落到监狱里，那时一切都不重要了。归根结底，这与外边的制度是一样的。
　　沃:您指的是什么？
　　布：您知道我曾经尝试向老朋友解释，监狱--这已经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现实--静静地生活，守口如瓶--所有这些难道是出于怕坐牢？没啥好特别怕的。可能就因为我们是另一代，所以已经啥也看不见？可能，我们生畏的门坎会低一点儿，对吧？
　　沃：您是想说--高一点儿？
　　布：一般来说，愈年轻，愈不怕，你想，就能忍受得愈多。因而失去自由的前景已经不会令你发疯。
　　沃：您和侦查员怎样打交道？
　　布：喏，我从不打交道，也不吭声。只是一言不发。这气得他们发疯。他们拿拳头敲你，掌你的嘴巴......
　　沃：真的打？
　　布：顺便说一句，使劲打过几次。
　　沃：就像那时人们爱说的，这已经是比得上吃素的年代了。似乎不应该再打。
　　布：不应该的多的是。
　　沃：难道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去申诉这些殴打？
　　布：什么？您知道吗，这还在捍卫法制运动兴盛期之前。
　　沃：我们中有许多人不曾出席审判布罗茨基，然而通过记者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在法庭所作的速记记录获悉了审判过程。这些记录在俄国的地下出版物中广为流传。它们详细地反映出法院审讯的过程。
　　布：详细地，但这儿并非一切。这儿可能只有六分之一的审判过程。因为很快就从法庭撵走了她。以后便开始了最具戏剧性、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沃：我认为这些记录是最出色的文件。
　　布：您可能会这样认为，而我则--不。更不必说打那以后这文件印行了一千次。这一切已经不那么有趣了，相信我，所罗门。
　　沃：这个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些文件的独一无二性，即它统布于全世界。打那时候起它被无数次地征引。
　　布：我在所有方面都很走运。其他人的遭遇要比我坏得多、困难得多。
　　沃：这个审判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审判的是诗人。在俄国，诗人--象征性的人物，特别才华横溢：这个时期不曾有像您这一等级的诗人被当局如此粗暴地对待。
　　布：我那时不是任何等级的诗人。无论如何，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可能，从这种观点--不知道哪儿有上帝。
　　沃：那时在俄国不出版您的诗，但人们读了又读。因为您的诗在地下刊物中广泛地流传。这时候大概不能指望获得高度的赞赏。当局或多或少地想象到他们在审判谁。您想当您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时他们会想到开庭审判吗？
　　布：有可能！
　　沃：审判您的时候正值俄国历史上极重要的关头。这时候人人都希望，已临近大自由。赫鲁晓夫允许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展出某些展览和演奏现代音乐。我清楚地记得某种希望的期待。
　　布：喏，这已经是赫鲁晓夫时期的终结。恰好在1964年10月他们推翻了他。
　　沃：当阅读维格多罗娃的速记记录时，你会明白所有这些理想都太天真。我个人在阅读维格多罗娃的记录时毛发直竖。
　　布：这倒不必。
　　沃：因为您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行的。它把一切独立的、有创造性的、爱好自由的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下。它就像推土机在运行。
　　布：您知道，打审讯一开始我就明白，他们是主人。因此他们有权压迫您。您成了异己的身体，这时所有相应的肉体法则--绝缘体、压缩度、排挤--都本能地运行起来。这儿没有任何例外。
　　沃：您现在如此冷静地评价这一点，是事后使然吧！请原谅，干嘛要用这些来浅薄化重要的和戏剧性的事件？
　　布：不，我不会虚构！事实上我怎么想就怎么说！那时我是这样想的。我拒绝戏剧化这一切。
　　沃：我明白这是您的美学的一部分。然而维格多罗娃的速记记录，一般来说，不会戏剧化正在发生的事件。她不会强加效果。它仍然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一卷--正如您所断言的--维格多罗娃审判记录中最有戏剧性的部分，不曾记录下来。
　　布：在我看来--是这样。
　　沃：对于这些记录最可怕的部分--就是法庭的反应，所谓“普通人”。
　　布：该法庭的一半由国家安全和警局的同事组成：这些制服的数量我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新闻纪录片都不曾见过。他们仅仅没戴钢盔！我的审讯--顺便说，这也是一出电影！喜剧影片！这出喜剧比之维格多罗娃记录的要引人入胜得多。最可笑的地方是我背后坐着两个中尉，一分钟的问题，如果不是更频繁的话，他们对你说，时而是这个，时而是那个：“布罗茨基，坐好一点！”“布罗茨基，坐规矩一点！”“布罗茨基，你应该这样坐！”“布罗茨基，坐好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名字--“布罗茨基”，此后我无数次地听到它--出自警卫，出自审判员，出自陪审员，出自证人--对于我所有意义都失去了。这就像佛教中的禅，您知道吗？倘若你重复名称，它就会消失。这种思想甚至具有附加的作用。比方说，如果你想摆脱关于乔治·华盛顿的思想，请重复：“乔治·华盛顿，乔治·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十七次，--可能不到十七次，因为对于我，比方说，这是个外国名字，关于乔治·华盛顿的思想变得完全荒谬。审判对于我很快就变得这样的荒谬。我记得，那时惟一令我产生印象的是辩护证人的发言--阿德莫尼、埃金德。因为他们就我谈了一些实在的事。而我必须承认，在自己一生不曾听说过的话。因此这一切甚至有点儿感动了我。其他的都是动物园。相信我，这一切都不曾给我什么印象。确实不曾！
　　沃：我想问您一件与审讯有关的事儿。法庭上出示了您青年时代的日记，您在日记上似乎“辱骂了马克思和列宁”。您在俄国写日记吗？
　　布：没有，何必呢？一般来说俄国人怎么会写日记呢？我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时，曾尝试写过类似日记的东西，里面记录了我关于苏维埃政权的评论，有点儿俏皮。没有更多的东西。现时这一切都藏在克格勃的档案馆里。没有什么别的日记。
　　沃：在这儿，在西方，您从来都不试图写日记？
　　布：您知道，我试过。甚至在不很久以前。但我决定，如果我要写，就要按皇帝陛下的风格--用英文。亦即是像尼古拉沙（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蔑称。）般地写。我在这儿甚至开始记下些什么。但总之，无论如何我始终都写不成日记。不知怎的做不到这一点。缺乏必要的宁静。写日记需要像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那样地生活，对吧？
　　沃：住在雅斯纳亚·波利雅纳。
　　布：对，在自己的庄园里。那儿的生活进行得有条不紊。为了写日记必须形成某种习惯。在这儿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