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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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到重新回到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尽管取消了情感作为普遍依据的资格,却未抛弃这一概念,而是对其作出了新的解说。由此,情感与理性第一次产生了关联。这一关联对情感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情感概念不仅摆脱经验状态从而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并且以道德情感与精神情感两种方式拥有了自身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情感由此进入先验过程,并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中呈现出三重不同的功能:作为准则,它辅佐道德法则保证了道德行为的必然性;作为动机,它协助实践理性展示出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作为评判,它和直观形式一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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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到重新回到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尽管取消了情感作为普遍依据的资格,却未抛弃这一概念,而是对其作出了新的解说。由此,情感与理性第一次产生了关联。这一关联对情感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情感概念不仅摆脱经验状态从而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并且以道德情感与精神情感两种方式拥有了自身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情感由此进入先验过程,并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中呈现出三重不同的功能:作为准则,它辅佐道德法则保证了道德行为的必然性;作为动机,它协助实践理性展示出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作为评判,它和直观形式一起完成了自由与自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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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概念论基于概念能力对知觉的解释,一些现象学家们认为知觉经验具有基于身体运动的非概念的组织形式。本文将论证:与这种组织形式相对应,任何知觉经验需要满足一种独立于知觉因果机制的形式条件。在对事物及其属性的知觉中,事物知觉预设被感知事物的统一性,属性知觉预设被感知属性及其所属事物在变化的知觉条件下的存在。对于知觉者来说,知觉经验内容首先为其身体运动提供一种可利用的结构;知觉中被预设的事物及其属性的存在是相对于其身体运动的一种预设。在感知-运动过程中,知觉者自身被预设的统一性和同一性体现为其身体的统一性和同
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所有权最终导致了对所有权的否定,这是自由主义劳动所有权理论的悖谬之处,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正是通过劳动所有权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近代政治哲学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转化为资本所有权问题,即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研究。就此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基于某种需要的“外在嫁接”,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内生关系”,正是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筑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
马克思在批驳国民经济学家“人口”概念的过程中发现: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因素,人口就只是抽象。这揭示了阶级分析背后所依据的雇佣劳动、资本、分工等因素,暗含了城市研究中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潜在可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承担解放任务的城市无产阶级。然而,在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城市现代发展进程中,资本进一步将主体展现为以“无产者”和“物产者”为代表的阶级幻象以及相伴生的从“匮乏”到“剩余”的个体性体验。有鉴于此,城市研究有必要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在激发人的主体性的同时破解资本逻辑带来的主体幻象,最
社会平等是一种不同于分配平等的平等观,其以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尊重与对待为辩护基础,要求消除人们在支配、尊敬与地位等方面的社会等级差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安德森、舍弗勒、杨等关系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的价值要义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分配问题,社会平等才应是正义的首要关切,并意欲通过制度设置构建平等的社会。本文认为,将社会平等等同为一种正义观念的尝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尝试无法完全实现社会平等诉求。社会平等概念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其中包含正义的诉求,并超越于正义。
“余”是方以智原创的哲学概念,是其重要哲学著作《易余》的主旨。“余”与“正”相对,《易余》开篇以冬与三时、大一与天地、无声与有声、道与法、死与生之喻来诠释“余”与“正”,结尾以三眼喻点睛,包含“正”“余”的超越与归实。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方以智“余”论源于传统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郭齐勇著《中国哲学史十讲》一书于2020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了作者有关中国哲学史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礼记〉哲学诠释的四个向度——以〈礼运〉〈王制〉为中心的讨论》《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老、庄之道论及其异同》《马祖禅的哲学意蕴》《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之比较》。作者对于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传统经学诠释、出土简帛研究、儒家政治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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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质料性概念,如物体、颜色、意识、感知等,人们可获得相关的质料本质命题。关于这些命题的性质,早期现象学和分析哲学间有一个争论:前者认为它们是先天综合的,后者认为它们是先天分析的。但该争论的实质并非集中于对分析性之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或语词之争,而在于能否认定并说明质料本质命题的真正认知样态,以及它们是否具有实际增益知识的认知意义。石里克等人的分析性理解不能完成上述认定;而采取想象变更方法的现象学,能益于认定并说明质料本质命题的认知特性。尽管质料本质命题是先天的,但其综合性在于能和可修正性兼容,其必然性也
由于黑格尔的《伦理体系》是部未完成的作品,再加上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正在进行着哲学的体系化尝试,因此《伦理体系》不仅在文法结构上特别复杂,而且在语词表达上也相当晦涩。如果能够对《伦理体系》所表达的主题有所把握,将有利于从总体上驾驭这部著作。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提炼了该著的三个主题,即“文化”“生产”和“自由”。沿着马尔库塞所给出的这三条线索,我们能够发现《伦理体系》背后所隐含的深刻思想,同时也能够获得理解黑格尔与批判理论之关系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