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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常来讲，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并不被纳入到“城市文学”这一极有标出性的讨论之中。但是这些文本的确又带有题材上的一致性，在“农村”、“革命历史”等鲜明的题材分类之下，显得无所依附。笔者试图借鉴张鸿生教授将1949—1976年纳入城市文学的说法，选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当代文学史》三个较为特殊的叙述表现，来探讨这一特殊年代下特殊题材的文学史书写，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文学史视角与立场。
【关键词】：文学史叙述；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城市文学；阶级性；现代性；历史情境
一、阶级视角下对城市资本主义性质的警惕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部颁教材，显示出了新时期过渡階段的复杂状态，而涉及到城市文学的叙述时，则表明了鲜明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阶级分析视角。
例如涉及到《我们夫妇之间》这一作品时，《初稿》的评价显现出了与五十年代批评视角的亲近。它虽然肯定“力图探索从多方面来表现工农兵、反映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创作方式，但是却以“往往流露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趣”[1]作结。
新时期对为工农兵服务的准则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今天，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包括科学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内的一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服务，为全体人民服务。”[2]这一泛化的概念最先出自周扬1962年为纪念“讲话”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社论，在1980年人民日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也得以延续。因此，在回顾《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时，论者将其看作对以往长期被忽略的知识分子表现的补充，是对工农兵书写多面性的尝试，却对城市书写的“小资产阶级情趣”持有否定态度。这说明，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对抗革命叙事的日常化书写，在《初稿》看来仍然是需要批判的对象。
《初稿》对《百炼成钢》的推崇主要在于其对工业建设表现的成功，以及对于工人阶级正面形象的叙述。而对《上海的早晨》，则立足于阶级分析立场，对其题材及作者世界观合法性进行了追认，这种阶级分析的视角，在对《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的论述中更加明显。
在《初稿》看来，对待城市的不同态度，其实反映了作者不同的阶级思想。靠拢城市的一方，带有小资产阶级趣味而受到批评；改造城市的一方，因表现出了正确的阶级对立而受到推崇。作为一部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高度一致的部颁教材，这实际上反映出，在新时期的转折之时，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然受到警惕，如何书写城市，避免被城市改造而坚持自身的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依然是一个充满疑虑的问题。
二、现代性视角下城市文学的缺失
当阶级分析立场瓦解，城市文学丧失了体现无产阶级优势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能被当作“反衬革命力量的强大”或教育下一代如何延续革命传统的例子，又因其文学价值、创作数量以及影响力处于整个文学史之中的薄弱地位，因此也无法获得与农村、革命历史题材相当的关注。
许多文学史书写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对于城市经验的表达基本处于断裂状态。
例如2005年董建等“再起炉灶”，重新编订的《初稿》，起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他们希望抛除历史（主要是政治）所带来的阴影，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去分析，与《初稿》与政治的亲近态度显然不同。在论及《我们夫妇之间》时，《新稿》进入历史语境，它提出了当代文学中城市文学缺失的原因：
城市已被改造得不再具有城市的功能、品格，在精神上甚至更有农耕文化的色彩。此为大陆当代文学反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直到80年代初，城市开始恢复生机，城市文学才开始重现。[3]
《新稿》将城市与现代性相联结，实际上是立足于城市现代性角度进行审视的结果。而此处的现代性，也就是所谓“城市的功能、品格”，所谓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耕文化色彩”，最为突出的当是城市的物质、消费、娱乐、日常性等特征。被农村改造过的城市，丧失了城市的“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属性、日常生活属性，而被纳入到了消除城乡差别的国家统一体进程中，自此，“城市被排除掉了它的多重功能，而被简约为国家大工业的引领和政治领导的功用”[4]。
因此，除了《我们夫妇之间》涉及到城市文学之外，《新稿》在80年代前的文学中，没有再提及与城市相关的作品。它以现代性立场排除了改造后城市的现代性，而宣告了这一时期城市文学的终结。
三、靠近历史情境：对城市文学的整合与梳理
对这一段时间的城市文学的表述并非都处于缺席状态，但大多数都被肢解在了“工业题材文学”“文革文学”“文学批判运动”之中。在现行的文学史中，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一书，将都市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列为一节，则是看到了它们共同拥有的城市背景。
他在这一短小章节，梳理了新感觉派、张爱玲、苏青等都市经验表达的脉络，进而通过五六十年代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抵制城市经验的分析，以及对新感觉派张爱玲的清除，提出了城市文学在五十年代之后丧失合法性的原因。
同时，他将城市的书写作为一种分类，作为“被压抑小说”的一类归纳起来。这一分类实际上体现出了洪子诚文学史叙述的这一观念：文学作品在一体化进程中，受到社会环境、文学体制的影响而得以构建。在洪本的文学史叙述中，“当代文学是特定的时期概念，指的是毛泽东的文学规范全面确立到它的离散、解体的过程。”[5]对城市日常经验的文学史书写，同样是在这一语境之下完成的，不过其被当成“被压抑”的一方，成为主流一体化之外的存在。
总地来说，洪本将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归类，并在分析中突出对城市本身生活经验、图景的描写，弥补了《初稿》对城市文学阶级视角与分裂叙述的局限性，也填上了现代性视角下城市文学的空白，从而展现出了文学史叙述进入历史语境后的中肯。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文学现实，还是对于文学史现象的评价与判断，他常常都是“进入历史而勾勒出某种问题脉络而展开的”[6]，以历史的情境，冲淡史观的中心化的焦点叙事，从而展现出了某种融合与宽容。
注释：
[1]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18页。
[2]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9页。
[3]董健、西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08月第1版，第88页。
[4]张鸿声：《文化的缺失——中国当代都市文学论略》，《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期。
[5]王万森、刘新锁编：《文学历史的跟踪：198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史料辑》，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274页。
[6]贺桂梅著：《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224页。
【关键词】：文学史叙述；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城市文学；阶级性；现代性；历史情境
一、阶级视角下对城市资本主义性质的警惕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部颁教材，显示出了新时期过渡階段的复杂状态，而涉及到城市文学的叙述时，则表明了鲜明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阶级分析视角。
例如涉及到《我们夫妇之间》这一作品时，《初稿》的评价显现出了与五十年代批评视角的亲近。它虽然肯定“力图探索从多方面来表现工农兵、反映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创作方式，但是却以“往往流露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趣”[1]作结。
新时期对为工农兵服务的准则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今天，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包括科学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内的一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服务，为全体人民服务。”[2]这一泛化的概念最先出自周扬1962年为纪念“讲话”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社论，在1980年人民日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也得以延续。因此，在回顾《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时，论者将其看作对以往长期被忽略的知识分子表现的补充，是对工农兵书写多面性的尝试，却对城市书写的“小资产阶级情趣”持有否定态度。这说明，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对抗革命叙事的日常化书写，在《初稿》看来仍然是需要批判的对象。
《初稿》对《百炼成钢》的推崇主要在于其对工业建设表现的成功，以及对于工人阶级正面形象的叙述。而对《上海的早晨》，则立足于阶级分析立场，对其题材及作者世界观合法性进行了追认，这种阶级分析的视角，在对《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的论述中更加明显。
在《初稿》看来，对待城市的不同态度，其实反映了作者不同的阶级思想。靠拢城市的一方，带有小资产阶级趣味而受到批评；改造城市的一方，因表现出了正确的阶级对立而受到推崇。作为一部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高度一致的部颁教材，这实际上反映出，在新时期的转折之时，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然受到警惕，如何书写城市，避免被城市改造而坚持自身的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依然是一个充满疑虑的问题。
二、现代性视角下城市文学的缺失
当阶级分析立场瓦解，城市文学丧失了体现无产阶级优势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能被当作“反衬革命力量的强大”或教育下一代如何延续革命传统的例子，又因其文学价值、创作数量以及影响力处于整个文学史之中的薄弱地位，因此也无法获得与农村、革命历史题材相当的关注。
许多文学史书写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对于城市经验的表达基本处于断裂状态。
例如2005年董建等“再起炉灶”，重新编订的《初稿》，起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他们希望抛除历史（主要是政治）所带来的阴影，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去分析，与《初稿》与政治的亲近态度显然不同。在论及《我们夫妇之间》时，《新稿》进入历史语境，它提出了当代文学中城市文学缺失的原因：
城市已被改造得不再具有城市的功能、品格，在精神上甚至更有农耕文化的色彩。此为大陆当代文学反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直到80年代初，城市开始恢复生机，城市文学才开始重现。[3]
《新稿》将城市与现代性相联结，实际上是立足于城市现代性角度进行审视的结果。而此处的现代性，也就是所谓“城市的功能、品格”，所谓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耕文化色彩”，最为突出的当是城市的物质、消费、娱乐、日常性等特征。被农村改造过的城市，丧失了城市的“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属性、日常生活属性，而被纳入到了消除城乡差别的国家统一体进程中，自此，“城市被排除掉了它的多重功能，而被简约为国家大工业的引领和政治领导的功用”[4]。
因此，除了《我们夫妇之间》涉及到城市文学之外，《新稿》在80年代前的文学中，没有再提及与城市相关的作品。它以现代性立场排除了改造后城市的现代性，而宣告了这一时期城市文学的终结。
三、靠近历史情境：对城市文学的整合与梳理
对这一段时间的城市文学的表述并非都处于缺席状态，但大多数都被肢解在了“工业题材文学”“文革文学”“文学批判运动”之中。在现行的文学史中，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一书，将都市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列为一节，则是看到了它们共同拥有的城市背景。
他在这一短小章节，梳理了新感觉派、张爱玲、苏青等都市经验表达的脉络，进而通过五六十年代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抵制城市经验的分析，以及对新感觉派张爱玲的清除，提出了城市文学在五十年代之后丧失合法性的原因。
同时，他将城市的书写作为一种分类，作为“被压抑小说”的一类归纳起来。这一分类实际上体现出了洪子诚文学史叙述的这一观念：文学作品在一体化进程中，受到社会环境、文学体制的影响而得以构建。在洪本的文学史叙述中，“当代文学是特定的时期概念，指的是毛泽东的文学规范全面确立到它的离散、解体的过程。”[5]对城市日常经验的文学史书写，同样是在这一语境之下完成的，不过其被当成“被压抑”的一方，成为主流一体化之外的存在。
总地来说，洪本将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归类，并在分析中突出对城市本身生活经验、图景的描写，弥补了《初稿》对城市文学阶级视角与分裂叙述的局限性，也填上了现代性视角下城市文学的空白，从而展现出了文学史叙述进入历史语境后的中肯。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文学现实，还是对于文学史现象的评价与判断，他常常都是“进入历史而勾勒出某种问题脉络而展开的”[6]，以历史的情境，冲淡史观的中心化的焦点叙事，从而展现出了某种融合与宽容。
注释：
[1]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18页。
[2]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9页。
[3]董健、西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08月第1版，第88页。
[4]张鸿声：《文化的缺失——中国当代都市文学论略》，《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期。
[5]王万森、刘新锁编：《文学历史的跟踪：198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史料辑》，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274页。
[6]贺桂梅著：《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