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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渐渐式微、“文学青年”已然略带嘲讽和调侃意味的今天，同时拍摄六部文学大师纪录片，可谓勇气和情怀。而观看《他们在岛屿写作》这六部纪录片，最深的感触也是里面散发的幽深、细腻、厚重的情感，以及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书写者个体的命运流转和家国剧变的动荡离散。
导演林靖杰在考虑要不要接拍作家王文兴的纪录片时，心里进行了一番权衡。老作家的活动都很单调，他想象自己能拍到的无非就是作家写作、阅读、散步，或者是散步、阅读、写作，他怀疑这样乏味的纪录片能好看吗？后来，劝服自己的理由是“制作费还不错”。那时距离他拍完电影《最遥远的距离》已有两年，拍电影的债还尚未还清，他异想天开也许拍这个能赚100万，若真如此，便能填补亏损了。林靖杰觉得自己大概用几天时间就能拍完了，唯一的麻烦是还得表演拍一年。后来，他发现自己想多了，根本不需要表演，因为王文兴很难拍，真的需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拍他。
当然，这是调侃版本。严肃的版本是，当林靖杰看到《他们在岛屿写作》的作家名单时，“王文兴”这个名字让他眼睛一亮，这个传奇人物，武功高强却又风格奇特的高手，让林靖杰非常有“想去挑战一下他的欲望”。
《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纪录片，便以这样精雕细琢、不计投入和回报的方式同时拍了6部，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等5位台湾导演，把摄像机聚焦在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杨牧这6位文学大师的身上。
用影像保留文学
在文学渐渐式微、“文学青年”已然略带嘲讽和调侃意味的今天，同时拍摄六部文学大师纪录片，可谓勇气和情怀。而观看这六部纪录片，最深的感触也是里面散发的幽深、厚重的情感，以及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书写者个体的命运流转和家国剧变的动荡离散。
总监制陈传兴在说起这套纪录片的缘起时，“抢救”这个词在他的话语中出现了好几次。
20世纪70年代他在巴黎留学时，一些法国思想大师尚还在世，他非常有幸能在几位大师门下受教。10多年后，这些大师相继故去，回到台湾清华大学教书的陈传兴，由此想到自己年轻时喜欢过的那些文学大家，他们也都已经垂垂老矣。很久以来，他都想把他们宝贵的文学生命记录流传下来。
2008年，台湾现代舞团“云门舞集”的排练场不幸遭遇了一场大火，大批的音响、灯光器材、影音资料和服装道具被烧毁，令人惋惜至极。这也触发了华硕电脑创始人之一的童子贤同样的构想：用影像的方式保护台湾文化和历史。
于是，陈传兴和他的夫人、曾经一手打造了台湾诚品书店和广州方所书店的廖美立女士，有幸获得了童子贤充裕的资金支持。“他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条件，把片子拍好，他让我得以完成这六部片子的监制，可以放手创作。”从前期到后期，每一部片子差不多都花了两年的时间。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愿意被拍摄，他们不能接受一群陌生人来到家里，把自己的生活打乱，隐私被窥视。原本列出的12位作家计划，经过耐心而又辗转的说服、沟通，最后才终于确定了6位。
与其说是纪录片，陈传兴更愿意用“作家传记片”来定义它们，因为它们的制作手法不太像传统的纪录片，而更像是电影。“在每部影片拍摄以前，根据每个作家的特点，我都会准备好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拍摄大纲和剧本。拍摄时也是在严谨清楚的拍摄架构下进行。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六部影片全部使用原创配乐，选择什么样的音乐作品，乃至后期制作的调光、混音和剪接，我都要参与。”
起初，七八十岁的老作家未必能接受后辈导演，导演是仰望，作家是俯视，有落差。在筹拍和拍摄过程中，每部片子也专门为导演准备了顾问团队，顾问们基本都是作家的朋友，或者研究作家的学者，帮助导演找到了解作家作品和重要转折经历的捷径。当然，他们在最初也充当了说服作家出镜的角色。陈传兴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才说服周梦蝶接受拍摄，而在最后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周梦蝶的学生、照顾他多年的高雄师范大学教授曾进丰。
炼金术士
“几十年下来，我给自己很大的自由走这条路，这个很大的自由不是标新立异，对我来讲，而是绝地求生，是一种困兽之斗。”
在《寻找背海的人》这部以作家王文兴为主角的片子里，他这句字正腔圆的独白，说出了写字人内心最深沉的一种自我较力，这种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正是自己。
20多年前，林靖杰就被王文兴充满反叛和先锋意识的小说《家变》震住过。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做过编辑，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后来从写作走上了导演之路。拍摄王文兴之难，在于他成名很早，作品却少，只有两部代表作《家变》和《背海的人》。然而这不是最关键的，他的文字以现代性、实验性著称，表面上读起来不属于优美、能予人快感的那一类，用他朋友的话形容，“佶屈聱牙”。
在林靖杰的镜头中，王文兴大隐隐于市，像是透过文字在修行，精神世界非常优雅。他保持很着老派的做事方式，像个古早人，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创作写东西，家里不开火，在外面买吃的，不用电脑，不用智能手机，也不会开车。他在台大外文系做教授，不是没有朋友，而是不怎么跟朋友联络，他的夫人生动地说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家里的传真机。”
经王文兴的允许，林靖杰将一架自动摄像机对准了他有如牢房一般的窄小写字间，我们也得以看到，在夜里孤独向隅写作的他，在纸片上用线条和符号构思着每个句子的音韵走向，反复笔、推敲（真的是用笔去猛敲桌子），不满意了就撕掉，一地纸片。写作之于他，非常耗费元气，而同时“每天写35个字”的写作真相也被揭开了。
陈传兴担当了其中两部纪录片的导演。当他在美国拍摄诗人郑愁予的生活时，因为诗人在耶鲁大学与张充和先生交好，陈传兴得以有机会去了张充和先生的家。她的一手书法依然漂亮，陈传兴形容现场她生动的话：“你看我握手很有力吧，因为我每天都还在写字！”坐在那里听她亲口讲过去的事，陈传兴很感动，就像“把历史摊开在那里，走进去了”。他发愿这个纪录片接下来要做第二辑、第三辑，能抢救多少人就抢救多少。 陈传兴拍摄周梦蝶时，能像显微镜一样近距离地观看他，对他自己来说，这是“老天赏的”。他也正是受着这些文学大师作品的滋养长大的，“他们等于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潮。”
但周公无疑是几位作家里最难拍的一个，他本身就是一个特例，在台湾文学界被神化了。他平常不太跟别人来往，不在乎外面人，话少，诗作也非常艰深晦涩。周公几乎无视镜头的存在，很淡定。“他不东张西望，不太有东西能打动他。跟他讲话，有时他想听就听到了，不想听就不想听，也不讲场面话，这蛮可爱的。”
陈传兴希望能呈现出他这真实的一面，而不是煽情和美化。摄影机架好，只是远远观察，不去打扰他，给他营造一种比较舒适的氛围，让他慢慢酝酿，而不是刻意提一些尖锐的问题来打开他的话。有时影片会空白好长一段时间，不是按了暂停键，而是里面的主角还在沉思，欲言又止。事实上，这一部《化城再来人》也是最有艺术美感和留白空间的一部，镜头的慢和耐心，能让人感觉到周公的生活方式，以及时间的存在感。
陈传兴每次在拍摄现场，听着作家们缓缓讲来，最让他们这些制作人感慨的，就是现场的那种很美又很神秘的氛围。“作家们就像炼金术士，我们在拍他，他在告诉你他是怎么炼金的，怎么从石头里面把金子炼出来，好像拥有魔法。”他们对信念的坚持也会让人反观自身。“他们的那种belief，认定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在这条路上这么寂寞，很苦，却始终相信自己写的著作绝对会留下来。这种坚持，让他们不容易被外面的世界所干扰。”
为什么是台湾
“岛屿”的含义，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地域概念，其实更是意指“文学的岛屿”，是每个人在文学的海洋里、在他们自己的岛屿上，忍受孤独，努力开创和扎根。
2011年整套纪录片拍竣时，台北的商业院线看到这是个文学电影，并且拍的还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少有愿意放映的。后来就一家一家地磨，花了很多工夫，好在努力磕下来了几个艺术院线，给拨了档期。童子贤和陈传兴都以为，顶多放映一周就会下线，没想到时间一加再加，整整放映了一个半月，并且还在很多县市巡回放映。后来又去了香港库布里克书店放映。
而现在，这个系列纪录片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也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和百老汇电影院的大银幕上上映了，并且同样也获得了超出所有制作人预期的好评。很多年轻的观众从六部电影中感受到了台湾特有的温暖而温文尔雅的人情世态。这种心理上的慰藉，就有如忙碌的白昼过去，到了傍晚时光，宝蓝色的天空，淡淡黄黄的灯光，让人感觉极为安心。这也达成了制作各方最初的心愿，那就是：文学虽是一条小径，但是透过影像，让年轻一代可以直观地认识这些作家，让文学的命脉传承下去。
作家杨照说，岛屿写作这个系列纪录片，塑造和还原了他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文学根源，纪录片“透过人来铺织时代，又回过头来用时代剪出清楚的人影轮廓。”
很多人也在反思，为什么是在台湾，能这样慢工出细活，拍出这样朴素、细腻而又温暖的纪录片，并且还能够在商业的院线得到放映，让人看到写作者的尊严和应受的礼遇，让人感受到就在不远的过去，作家还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
“这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大家都比较匆忙，好像不赶快就赶不上车，车就跑走了。”陈传兴说，二十年前的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外在的环境经济在变动，人们都神色慌张匆匆忙忙。“可是二十年过去，台湾已经进入比较缓和的阶段了，整个社会沉淀下来，会有更多的反思。文化生态是可以慢下来的。”
导演林靖杰在考虑要不要接拍作家王文兴的纪录片时，心里进行了一番权衡。老作家的活动都很单调，他想象自己能拍到的无非就是作家写作、阅读、散步，或者是散步、阅读、写作，他怀疑这样乏味的纪录片能好看吗？后来，劝服自己的理由是“制作费还不错”。那时距离他拍完电影《最遥远的距离》已有两年，拍电影的债还尚未还清，他异想天开也许拍这个能赚100万，若真如此，便能填补亏损了。林靖杰觉得自己大概用几天时间就能拍完了，唯一的麻烦是还得表演拍一年。后来，他发现自己想多了，根本不需要表演，因为王文兴很难拍，真的需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拍他。
当然，这是调侃版本。严肃的版本是，当林靖杰看到《他们在岛屿写作》的作家名单时，“王文兴”这个名字让他眼睛一亮，这个传奇人物，武功高强却又风格奇特的高手，让林靖杰非常有“想去挑战一下他的欲望”。
《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个系列纪录片，便以这样精雕细琢、不计投入和回报的方式同时拍了6部，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等5位台湾导演，把摄像机聚焦在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杨牧这6位文学大师的身上。
用影像保留文学
在文学渐渐式微、“文学青年”已然略带嘲讽和调侃意味的今天，同时拍摄六部文学大师纪录片，可谓勇气和情怀。而观看这六部纪录片，最深的感触也是里面散发的幽深、厚重的情感，以及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书写者个体的命运流转和家国剧变的动荡离散。
总监制陈传兴在说起这套纪录片的缘起时，“抢救”这个词在他的话语中出现了好几次。
20世纪70年代他在巴黎留学时，一些法国思想大师尚还在世，他非常有幸能在几位大师门下受教。10多年后，这些大师相继故去，回到台湾清华大学教书的陈传兴，由此想到自己年轻时喜欢过的那些文学大家，他们也都已经垂垂老矣。很久以来，他都想把他们宝贵的文学生命记录流传下来。
2008年，台湾现代舞团“云门舞集”的排练场不幸遭遇了一场大火，大批的音响、灯光器材、影音资料和服装道具被烧毁，令人惋惜至极。这也触发了华硕电脑创始人之一的童子贤同样的构想：用影像的方式保护台湾文化和历史。
于是，陈传兴和他的夫人、曾经一手打造了台湾诚品书店和广州方所书店的廖美立女士，有幸获得了童子贤充裕的资金支持。“他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条件，把片子拍好，他让我得以完成这六部片子的监制，可以放手创作。”从前期到后期，每一部片子差不多都花了两年的时间。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愿意被拍摄，他们不能接受一群陌生人来到家里，把自己的生活打乱，隐私被窥视。原本列出的12位作家计划，经过耐心而又辗转的说服、沟通，最后才终于确定了6位。
与其说是纪录片，陈传兴更愿意用“作家传记片”来定义它们，因为它们的制作手法不太像传统的纪录片，而更像是电影。“在每部影片拍摄以前，根据每个作家的特点，我都会准备好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拍摄大纲和剧本。拍摄时也是在严谨清楚的拍摄架构下进行。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六部影片全部使用原创配乐，选择什么样的音乐作品，乃至后期制作的调光、混音和剪接，我都要参与。”
起初，七八十岁的老作家未必能接受后辈导演，导演是仰望，作家是俯视，有落差。在筹拍和拍摄过程中，每部片子也专门为导演准备了顾问团队，顾问们基本都是作家的朋友，或者研究作家的学者，帮助导演找到了解作家作品和重要转折经历的捷径。当然，他们在最初也充当了说服作家出镜的角色。陈传兴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才说服周梦蝶接受拍摄，而在最后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周梦蝶的学生、照顾他多年的高雄师范大学教授曾进丰。
炼金术士
“几十年下来，我给自己很大的自由走这条路，这个很大的自由不是标新立异，对我来讲，而是绝地求生，是一种困兽之斗。”
在《寻找背海的人》这部以作家王文兴为主角的片子里，他这句字正腔圆的独白，说出了写字人内心最深沉的一种自我较力，这种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正是自己。
20多年前，林靖杰就被王文兴充满反叛和先锋意识的小说《家变》震住过。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做过编辑，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后来从写作走上了导演之路。拍摄王文兴之难，在于他成名很早，作品却少，只有两部代表作《家变》和《背海的人》。然而这不是最关键的，他的文字以现代性、实验性著称，表面上读起来不属于优美、能予人快感的那一类，用他朋友的话形容，“佶屈聱牙”。
在林靖杰的镜头中，王文兴大隐隐于市，像是透过文字在修行，精神世界非常优雅。他保持很着老派的做事方式，像个古早人，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创作写东西，家里不开火，在外面买吃的，不用电脑，不用智能手机，也不会开车。他在台大外文系做教授，不是没有朋友，而是不怎么跟朋友联络，他的夫人生动地说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家里的传真机。”
经王文兴的允许，林靖杰将一架自动摄像机对准了他有如牢房一般的窄小写字间，我们也得以看到，在夜里孤独向隅写作的他，在纸片上用线条和符号构思着每个句子的音韵走向，反复笔、推敲（真的是用笔去猛敲桌子），不满意了就撕掉，一地纸片。写作之于他，非常耗费元气，而同时“每天写35个字”的写作真相也被揭开了。
陈传兴担当了其中两部纪录片的导演。当他在美国拍摄诗人郑愁予的生活时，因为诗人在耶鲁大学与张充和先生交好，陈传兴得以有机会去了张充和先生的家。她的一手书法依然漂亮，陈传兴形容现场她生动的话：“你看我握手很有力吧，因为我每天都还在写字！”坐在那里听她亲口讲过去的事，陈传兴很感动，就像“把历史摊开在那里，走进去了”。他发愿这个纪录片接下来要做第二辑、第三辑，能抢救多少人就抢救多少。 陈传兴拍摄周梦蝶时，能像显微镜一样近距离地观看他，对他自己来说，这是“老天赏的”。他也正是受着这些文学大师作品的滋养长大的，“他们等于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潮。”
但周公无疑是几位作家里最难拍的一个，他本身就是一个特例，在台湾文学界被神化了。他平常不太跟别人来往，不在乎外面人，话少，诗作也非常艰深晦涩。周公几乎无视镜头的存在，很淡定。“他不东张西望，不太有东西能打动他。跟他讲话，有时他想听就听到了，不想听就不想听，也不讲场面话，这蛮可爱的。”
陈传兴希望能呈现出他这真实的一面，而不是煽情和美化。摄影机架好，只是远远观察，不去打扰他，给他营造一种比较舒适的氛围，让他慢慢酝酿，而不是刻意提一些尖锐的问题来打开他的话。有时影片会空白好长一段时间，不是按了暂停键，而是里面的主角还在沉思，欲言又止。事实上，这一部《化城再来人》也是最有艺术美感和留白空间的一部，镜头的慢和耐心，能让人感觉到周公的生活方式，以及时间的存在感。
陈传兴每次在拍摄现场，听着作家们缓缓讲来，最让他们这些制作人感慨的，就是现场的那种很美又很神秘的氛围。“作家们就像炼金术士，我们在拍他，他在告诉你他是怎么炼金的，怎么从石头里面把金子炼出来，好像拥有魔法。”他们对信念的坚持也会让人反观自身。“他们的那种belief，认定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在这条路上这么寂寞，很苦，却始终相信自己写的著作绝对会留下来。这种坚持，让他们不容易被外面的世界所干扰。”
为什么是台湾
“岛屿”的含义，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地域概念，其实更是意指“文学的岛屿”，是每个人在文学的海洋里、在他们自己的岛屿上，忍受孤独，努力开创和扎根。
2011年整套纪录片拍竣时，台北的商业院线看到这是个文学电影，并且拍的还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少有愿意放映的。后来就一家一家地磨，花了很多工夫，好在努力磕下来了几个艺术院线，给拨了档期。童子贤和陈传兴都以为，顶多放映一周就会下线，没想到时间一加再加，整整放映了一个半月，并且还在很多县市巡回放映。后来又去了香港库布里克书店放映。
而现在，这个系列纪录片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也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和百老汇电影院的大银幕上上映了，并且同样也获得了超出所有制作人预期的好评。很多年轻的观众从六部电影中感受到了台湾特有的温暖而温文尔雅的人情世态。这种心理上的慰藉，就有如忙碌的白昼过去，到了傍晚时光，宝蓝色的天空，淡淡黄黄的灯光，让人感觉极为安心。这也达成了制作各方最初的心愿，那就是：文学虽是一条小径，但是透过影像，让年轻一代可以直观地认识这些作家，让文学的命脉传承下去。
作家杨照说，岛屿写作这个系列纪录片，塑造和还原了他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文学根源，纪录片“透过人来铺织时代，又回过头来用时代剪出清楚的人影轮廓。”
很多人也在反思，为什么是在台湾，能这样慢工出细活，拍出这样朴素、细腻而又温暖的纪录片，并且还能够在商业的院线得到放映，让人看到写作者的尊严和应受的礼遇，让人感受到就在不远的过去，作家还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
“这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大家都比较匆忙，好像不赶快就赶不上车，车就跑走了。”陈传兴说，二十年前的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外在的环境经济在变动，人们都神色慌张匆匆忙忙。“可是二十年过去，台湾已经进入比较缓和的阶段了，整个社会沉淀下来，会有更多的反思。文化生态是可以慢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