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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坚持”一样东西比“倡导”很多东西要难得多。上海交大药学院有过一些独特的管理举措，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教授会”。
我坐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研究园区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吃着午餐，碗里是蔬菜色拉，看着我对面的苏明明(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愁眉苦脸地啃着手里的三明治，我们内心在想着同一件事——上海交大的食堂很美好!在交大工作时经常光顾学校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买3～6元的饭菜，觉得比在外面吃酒席强得太多了。很多次寻找借口推掉饭局宁愿去吃食堂，有次我把要去饭局的两个美国客人直接拉到了交大第一食堂拐角里的“八百里面吧”吃拉面，结果人家吃得很尽兴。学校食堂的菜式隔一阵就推出新花样，品种不断增加，让我大为赞赏。学生对我的热情还有点不理解，好像除了我以外，全中国的大学生和老师对大学的食堂都不满意——众口难调嘛。回到美国食堂条件就急转而下了，我每次在我们格林斯伯勒校区的教授俱乐部吃午饭，都是一式的色拉加一碗汤，别的选择还有一两种三明治，我估计这个餐厅自建成以来几十年里提供的也就是这几样东西。教授们彬彬有礼地排队拿这几样菜，然后就数十年如一日地津津有味地开吃，不论同桌的人和讨论的话题每日如何变换，永恒不变的是杯盏无声的吃法和简单得让我心酸的菜式——色拉或三明治。
但今天我跟明明讲了一个我从这里的吃饭当中悟出的道理。我跟他说，这千篇—律的菜式告诉我们，相对而言，西方人的思想很自由，但行为较为单一和规范；而我们呢，思想比较集中，而行为规范上则正好相反——各行其道。同一种菜式让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坚持一星期就很难了，要坚持一学期或者更长的话只怕会有人要发疯的。其实工作上也是一样，尽管我们自上而下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但高校几十年来，真正推得起来和坚持下去的文化和精神却很少。换一种说法，一种独特的管理制度或策略很难在我们的环境里长期生存下去。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上海交大药学院有过一些独特的管理举措，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教授会”。2004年学院考虑按照国际高校的惯例建立教授会制度，最先提出要搞教授会的是常务副院长刘燕刚。记得当时在徐汇区临时院办，刘、总支书记陶德坤和我三．人做过一个讨论，当时意见不一致，陶老师支持教授会，但其定位应是“政协”——参政议政；我也支持搞教授会，但认为教授会应是“议会”，希望他们两人考虑清楚由此带来的行政工作的挑战，不能学叶公好龙，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是个长期行为。最终在全体教授积极参与下成立了教授会，并由第一任主席起草了章程。教授会规定选举产生主席，一年一届，课题组长为教授会合法成员，院党政领导列席会议，担任院领导职务的本院教授也是合法成员，但不得担任教授会主席一职。教授会议程中的一个内容是由院长和书记汇报近阶段院务工作，对教授们的询问和质疑做陈述和解释。学院重大问题(通过会前的申请进入议题)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和表决，表决结果由职能部门(院党政班子和办公室等)进行实施。
从2004年开始，第一届主席为毛振民教授，习惯上叫毛主席。2009年轮值主席为王永祥教授。当时我们十几个教授自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敢为人先地进行学院管理改革，应该说教授会一路走来也是历经风风雨雨，着实不易。期间对于重大设备的购置等问题出现过激烈和冗长的辩论，最终采取表决来决定。另外在决策权力上，可以想象的是，我们遇到过教授会大还是院行政权力大的难题——尤其是出现分歧的时候。记得当时我们的王教授在会上做过即席演讲，痛陈行政决策的利害关系，我迄今仍然记得他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一个处级干部不就是个七品或从七品嘛!教授是五品以上，而在我们这里教授会最大!”现在我晚饭后散步时常能忆起当初的那些有趣的争论和这句“名言”，当时的教授会“纪要”肯定没有录入这句话，但它是应该载人中国高校改革史的。的确是这样，校园内少了几个领导我们多半能够照常运行，少了教授能行吗，还叫大学吗?
如果说我的同事们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个制度建立起来，我想原因之一是当时就有了临界规模，学院教授几乎清一色有留洋背景，有文化土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没有等待校领导的支持。事实上这件事学院并未得到校级领导的支持，还曾有过麻烦，因为我们这种教授组织的“合法性”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受到过质疑，曾一度更名为“教授例会”。所以当时刘和陶两位老师还是顶了压力的，也为教授会受了“委屈”——从凌驾于上，到平等对话，再过渡到听从教授们的意见去执行，这种行政上的“退步”逐步成就了“去行政化”的产生。当然最“伟大”的还是坚持了5年的各任轮值主席和教授会(除了我以外)的每个成员!在我回到美国参加教授会后，才进一步地感受到了我的同事们当初做的工作多么有意义!没有教授会，这里的系和学术机构是无法立足的!我们这个有5年历史的教授会或许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跟国际接轨的“教授治学”的管理制度，尽管一直以来是“静悄悄”地在实施着。
在中国“坚持”一样东西比“倡导”很多东西要难得多。高校的改革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有了好的想法，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就应该大胆地“尝鲜”并一路坚持下去，别去等着领导告诉你“应该”吃什么花样的饭菜，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眼下国内又开始出现了“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的新提法。我想口号谁都会喊，真正能踏实地做起来的、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长三角地区外籍人才供需两旺
为促进长三角地区国际人才资源共享与交流，为外国文教专家与聘用单位双向选择提供便利，上海市外国专家局、浙江省外国专家局、江苏省外国专家局于4月14日在上海联合举办2012年长三角地区(上海)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作为长三角地区国外人才交流与合作一体化的品牌活动，本次供需见面会共有来自上海、浙江、江苏的60余家聘请单位参加，聘请单位包括高等院校、中学、培训机构和有关企业。浙江有25家单位参展，推出教授、语言教师、市场营销等100余个外国专家岗位需求。本次见面会共接待洽谈外籍人才1500余人，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等42个国家，共达成初步意向70余个。
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是联系外国专家和国内用人单位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自200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已经在上海、江苏、浙江成功举办了5届，缓解了聘请单位聘请外国专家难的问题，有效地整合了区域内外的外国专家资源配置。(浙江省外专局钟逸供稿)
我坐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研究园区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吃着午餐，碗里是蔬菜色拉，看着我对面的苏明明(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愁眉苦脸地啃着手里的三明治，我们内心在想着同一件事——上海交大的食堂很美好!在交大工作时经常光顾学校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买3～6元的饭菜，觉得比在外面吃酒席强得太多了。很多次寻找借口推掉饭局宁愿去吃食堂，有次我把要去饭局的两个美国客人直接拉到了交大第一食堂拐角里的“八百里面吧”吃拉面，结果人家吃得很尽兴。学校食堂的菜式隔一阵就推出新花样，品种不断增加，让我大为赞赏。学生对我的热情还有点不理解，好像除了我以外，全中国的大学生和老师对大学的食堂都不满意——众口难调嘛。回到美国食堂条件就急转而下了，我每次在我们格林斯伯勒校区的教授俱乐部吃午饭，都是一式的色拉加一碗汤，别的选择还有一两种三明治，我估计这个餐厅自建成以来几十年里提供的也就是这几样东西。教授们彬彬有礼地排队拿这几样菜，然后就数十年如一日地津津有味地开吃，不论同桌的人和讨论的话题每日如何变换，永恒不变的是杯盏无声的吃法和简单得让我心酸的菜式——色拉或三明治。
但今天我跟明明讲了一个我从这里的吃饭当中悟出的道理。我跟他说，这千篇—律的菜式告诉我们，相对而言，西方人的思想很自由，但行为较为单一和规范；而我们呢，思想比较集中，而行为规范上则正好相反——各行其道。同一种菜式让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坚持一星期就很难了，要坚持一学期或者更长的话只怕会有人要发疯的。其实工作上也是一样，尽管我们自上而下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但高校几十年来，真正推得起来和坚持下去的文化和精神却很少。换一种说法，一种独特的管理制度或策略很难在我们的环境里长期生存下去。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上海交大药学院有过一些独特的管理举措，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教授会”。2004年学院考虑按照国际高校的惯例建立教授会制度，最先提出要搞教授会的是常务副院长刘燕刚。记得当时在徐汇区临时院办，刘、总支书记陶德坤和我三．人做过一个讨论，当时意见不一致，陶老师支持教授会，但其定位应是“政协”——参政议政；我也支持搞教授会，但认为教授会应是“议会”，希望他们两人考虑清楚由此带来的行政工作的挑战，不能学叶公好龙，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是个长期行为。最终在全体教授积极参与下成立了教授会，并由第一任主席起草了章程。教授会规定选举产生主席，一年一届，课题组长为教授会合法成员，院党政领导列席会议，担任院领导职务的本院教授也是合法成员，但不得担任教授会主席一职。教授会议程中的一个内容是由院长和书记汇报近阶段院务工作，对教授们的询问和质疑做陈述和解释。学院重大问题(通过会前的申请进入议题)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和表决，表决结果由职能部门(院党政班子和办公室等)进行实施。
从2004年开始，第一届主席为毛振民教授，习惯上叫毛主席。2009年轮值主席为王永祥教授。当时我们十几个教授自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敢为人先地进行学院管理改革，应该说教授会一路走来也是历经风风雨雨，着实不易。期间对于重大设备的购置等问题出现过激烈和冗长的辩论，最终采取表决来决定。另外在决策权力上，可以想象的是，我们遇到过教授会大还是院行政权力大的难题——尤其是出现分歧的时候。记得当时我们的王教授在会上做过即席演讲，痛陈行政决策的利害关系，我迄今仍然记得他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一个处级干部不就是个七品或从七品嘛!教授是五品以上，而在我们这里教授会最大!”现在我晚饭后散步时常能忆起当初的那些有趣的争论和这句“名言”，当时的教授会“纪要”肯定没有录入这句话，但它是应该载人中国高校改革史的。的确是这样，校园内少了几个领导我们多半能够照常运行，少了教授能行吗，还叫大学吗?
如果说我的同事们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个制度建立起来，我想原因之一是当时就有了临界规模，学院教授几乎清一色有留洋背景，有文化土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没有等待校领导的支持。事实上这件事学院并未得到校级领导的支持，还曾有过麻烦，因为我们这种教授组织的“合法性”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受到过质疑，曾一度更名为“教授例会”。所以当时刘和陶两位老师还是顶了压力的，也为教授会受了“委屈”——从凌驾于上，到平等对话，再过渡到听从教授们的意见去执行，这种行政上的“退步”逐步成就了“去行政化”的产生。当然最“伟大”的还是坚持了5年的各任轮值主席和教授会(除了我以外)的每个成员!在我回到美国参加教授会后，才进一步地感受到了我的同事们当初做的工作多么有意义!没有教授会，这里的系和学术机构是无法立足的!我们这个有5年历史的教授会或许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跟国际接轨的“教授治学”的管理制度，尽管一直以来是“静悄悄”地在实施着。
在中国“坚持”一样东西比“倡导”很多东西要难得多。高校的改革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有了好的想法，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就应该大胆地“尝鲜”并一路坚持下去，别去等着领导告诉你“应该”吃什么花样的饭菜，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眼下国内又开始出现了“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的新提法。我想口号谁都会喊，真正能踏实地做起来的、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长三角地区外籍人才供需两旺
为促进长三角地区国际人才资源共享与交流，为外国文教专家与聘用单位双向选择提供便利，上海市外国专家局、浙江省外国专家局、江苏省外国专家局于4月14日在上海联合举办2012年长三角地区(上海)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作为长三角地区国外人才交流与合作一体化的品牌活动，本次供需见面会共有来自上海、浙江、江苏的60余家聘请单位参加，聘请单位包括高等院校、中学、培训机构和有关企业。浙江有25家单位参展，推出教授、语言教师、市场营销等100余个外国专家岗位需求。本次见面会共接待洽谈外籍人才1500余人，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等42个国家，共达成初步意向70余个。
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是联系外国专家和国内用人单位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自200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已经在上海、江苏、浙江成功举办了5届，缓解了聘请单位聘请外国专家难的问题，有效地整合了区域内外的外国专家资源配置。(浙江省外专局钟逸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