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的订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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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清华大学,天生丽质的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过多久,女同学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当时清华大学里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
  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中、英文考分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大学出名的才子。
  1932年春天,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大学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大学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钟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钟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令杨绛先生还记得,后来他俩在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1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等。夏天,她和钱钟书在苏州订婚。
  这期间,钱钟书创作了不少富有李商隐风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其中写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这不免使人想起钱钟书的《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他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原来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
  杨绛同时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说过:“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钟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
  订过婚,钱钟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兼任國文系教员。杨绛则仍回北京,到清华大学念完研究生。
  (摘自京华出版社《杨绛传》 作者:罗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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