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建筑专家马炳坚的书房称“营宸斋”，他因此得一别号“营宸斋主”。“营”是营造，“宸”是屋宇，书房名称的意涵不言自明。
　　马炳坚1967年进入传统建筑行业，先是在一线施工，之后又搞研究、办刊物、著书立说、做设计、编制行业标准、组建行业协会，把这个行业里的事做了个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戏谑道，自己已经修炼成了“这一行里的老妖精”。
　　从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休之后，马炳坚并不清闲，仍在为这个行当“超期服役”。如今，作为《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他每天仍去办公室上班。
　　传统建筑技艺过往不见经传，是“学者和工人两张皮”的缘故，就像梁思成曾感慨的，历代文人学者多“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
　　基于自己的经历，马炳坚尤其鼓励“工匠著书”。在他看来，工匠著书能够补足建筑师“毫不曾执斧以施威，尤未曾动刀凿以用事，梢习长短高低薄厚而已”的知识短板，各地的工匠，应是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和文化的守护者。

红门还是黑门

　　2017年以来，马炳坚应主管部门之邀，以顾问身份参与了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街区“百街千巷”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参与街区整治方案评审，并与街区责任规划师们一起去现场督导方案执行。
　　在介入北京老城区改造时，马炳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对整饬方案中不符合传统风貌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
　　2017年下半年，北京市西城区开始推进鼓楼西大街整治与复兴计划，拟用3年时间对沿街六个文化地段、街区内100多户商户和单位进行“一户一策”改造，拆违建、修立面，努力恢复街区原有风貌。
　　马炳坚在很多整饬方案中发现了“硬伤”——胡同中统一将院门漆成红色是最典型的一种。
　　“朱红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不能滥用。这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马炳坚向责任规划师们说明了这一方案的不合理之处：根据明清“会典”的规定，一般百姓的宅门只可以使用黑色或木本色。
　　在鼓楼西大街整治过程中，他提议，民宅院门的漆油方式应尽量使用“黑红净”，即用黑色油与红色油相间的方式装饰建筑构件。于是，这条有着八百余年历史的老街上，悄然出现了几道样式“别致”的四合院院门：木门为黑色，再配以黑字红色木刻对联。
　　“黑红净”并不是一种创新，在北方地区的传统民居中曾十分常见，在北京胡同民居中也曾非常普遍。这种装饰既符合过去的等级制度规定，又可产生稳重、典雅、朴素而富于生气的效果。
　　不过，推行“黑红净”的过程并不容易。居民对黑门成见颇深，认为“红门是红红火火的，黑门显得不吉利”。
　　“受各种因素影响，近代以来，黑色在中国成了不吉利的颜色。但从传统文化来考察，其实黑色是个好颜色，它在五行中代表水，有防火、生财等意涵，视觉上又庄重典雅，是民居院门应当采用的颜色。”马炳坚说。
　　居民的观念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让马炳坚感到欣喜的是，很多居民看到试点的成品后，都感到“黑红净”的确比红门更漂亮，对黑门的成见也自然消失了。

小学徒和大工程

　　1956年从河北原籍随家人迁居北京后，马炳坚在一座有七八户人家的杂院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鸽群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盘旋，飞过四合院，也飞过庙坛、园林、王府、故宫和天安门。
　　那时候的马炳坚从没想过自己会参与这些建筑的修缮，也不知道这些建筑中隐藏着古代匠人的智慧密码，而他竟会用五十年的时间，破译这些密码并介绍给更多的人。
　　上世纪60年代，马炳坚被分配到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进入房屋管理员培训班接受职业培训。房屋管理员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收取房租，马炳坚对此不感兴趣。培训中，他认识了一位做古建修缮的老工人，常讲古建筑和老匠人的事，马炳坚听得入迷，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
　　1967年10月底，马炳坚主动要求进入北京市房屋修建二公司古建队，跟随古建队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学技术。

　　时间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当年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老师傅中，只剩一位老瓦匠还在世，但他们掌握的古老技术要领，保存在马炳坚与同仁们撰写的专著里。

　　轉过年来的春天，马炳坚跟随王德宸、吴正华、陈蕴等几位同班组老师傅来到故宫端门西朝房，一起为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工程“紮小样”。他们的任务是将建筑按照一定比例做成模型，为正式施工做好技术准备。
　　他们紮的小样是天安门城楼最西侧的梢间。作为歇山式建筑，天安门城楼最复杂的木结构都集中于梢间，搞清楚这部分的结构，其他部分就不成问题了。
　　这是马炳坚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工程。工程总指挥是周恩来总理，木结构、琉璃瓦和油漆彩画等制作由北京市房管局及下属的两个房屋修缮公司承担。
　　紮小样完成后，马炳坚参与了斗拱和外檐的制作和装修工作。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当时调动了外贸和交通等多个部门，从东南亚进口大木原材料。“材料非常大，木头横躺在那里，人站在对面就看不见了。”
　　王德宸是负责大木制作的首席掌案。“师傅日夜盯在工地上。为核对一个尺寸或检查一个榫卯，有时会半夜爬起来到现场仔细检查。”马炳坚说。师傅的责任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天安门城楼重建完成后，马炳坚对古建筑木作技术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后，他又参与了中山公园地面建筑恢复、景山北海大修等工程。
　　1970年参与中山公园南部地面建筑恢复工作时，马炳坚所在班组的老师傅们遇到了难题——给游廊木构架一个45度转角梁画线时，尺寸总是不对。马炳坚结合学过的几何知识，看懂了问题所在，顺利完成了画线，让老师傅们刮目相看。从此，这位23岁的二级工，便成了所在班组的掌案。 　　这段经历，促使马炳坚更深入地钻研起古建筑修建技术。他住在工地上，其他人下了班，他仍围着亭台楼阁转悠，盯着复杂的部分，琢磨它的构成。

流传开来的讲义

　　时间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当年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老师傅中，只剩一位老瓦匠还在世，但他们掌握的古老技术要领，保存在马炳坚与同仁们撰写的专著里。

　　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可以找到三十多年前马炳坚编写的一本油印教材——《古建筑木结构营造修缮技术》，上世纪80年代末由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古建研究设计室、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职工大学印制。
　　这是《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的前身，而《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是中国当代木作师傅、从事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的必读书目之一。
　　1974年到1978年，马炳坚被调离技术岗位，到房管局宣传处做宣传干事，但他仍然喜欢古建筑相关业务。1978年，在技术人员归队的契机下，他回到技术部门，并给房管局的职工学校授课。
　　北京皇家建筑多，古建筑修缮任务重，但彼时技术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已开始显现。“老工人退休，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个行当，好多人是农村来的临时工。为了传承技术，我们就成立了研究室，整理技术。”
　　1985年，北京市房管局职工大学开办了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马炳坚承担了编写木作专业课教材的重任。
　　后来，这本内部教材流传到职工大学之外，从北京流向全国各地，工人、建筑师和学者都很感兴趣。有人劝马炳坚，干脆找出版社，将教材变为专著正式出版。
　　彼时出版社正在经历“事业转企业”，出版社要考虑如此冷僻的专业书籍能否盈利，这造成书稿出版的一些波折。不过，出版后的27年里，这本书印过21次，在科学出版社，这是一个打破纪录的数字。

“应该鼓励匠人著书”

　　完成《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后，在多年从事北京四合院保护、研究、设计、施工的基础上，马炳坚又写成《北京四合院建筑》一书。出版20年来，《北京四合院建筑》一直被视为内容最全，技术、艺术信息含量最大的四合院建筑专著。
　　无论是古建筑工匠、建筑师还是研究人员，都将这两本书当作案头必读。马炳坚著书目的往往指向实践，因此文字朴素易懂、内容系统实用，很“接地气”。马炳坚说，这样的著书风格，是做工匠的经历所造就的。
　　1949年之后，苏联风格建筑在中国城市拔地而起，传统建筑技艺更多的是服务于修繕，而非城市建设需要，加之传统文化曾长期被边缘化，相关研究更难以开展。
　　马炳坚有时会想，如果自己当初考入了大学，或者分配工作时去做了房屋管理员，而与传统建筑行当失之交臂，这份传统建筑技艺研究整理的工作可能会推迟几十年。
　　“很可惜的是，中国古建技术目前就这么几本书。”除了马炳坚的《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还有刘大可的《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和蒋广全的《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技术》。
　　这几本书，都是对北方明清官式建筑营造技艺的总结。马炳坚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大量不同风格特色和工艺技术特色的传统建筑，他希望各地都能有人来总结本地传统建筑文化和技术。
　　深谙地方传统建筑文化和技术的往往是工匠，“我最近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倡导工匠著书’，鼓励有文化的工匠著书，同时也提倡研究者帮助工匠们总结和整理他们所掌握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