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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矿产资源的最大进口国遭遇域外“非理性资源民粹主义”的围剿，应早谋对策
中国已经是多种初级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保持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本世纪初以来，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最大副产品之一就是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资源民粹主义”浪潮。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负、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
蒙古迁就国内民粹情绪经常违约
蒙古就是“资源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蒙古各派政治力量经济政策竞争的焦点，是比拼谁更能投合不劳而获的人性弱点，提出离奇不靠谱的经济决策及主张，冷静理智早已沦为牺牲品。
比如，在2008年议会选举中，蒙古民主党承诺全民每人分红100万图格里克（831.6美元）对决人民革命党承诺每人分红150万图格里克（约折合1247美元），致使承诺分红总额达到24亿—35亿美元，超过2010年蒙古当局财政收入总量（25.6亿美元），接近蒙古2010年GDP（61亿美元）的一半。
2011年，蒙古当局决定向全民每人分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Erdenes-Tavan Tolgoi，亦称“珍宝TT公司”）股票536股，合计占总股本10%。而该矿至今未建成基础设施，更未全面投产，上市计划一再推迟后仍遥遥无期，连合作开发的海外投资者财团也未落实。
有这样分光吃净式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无怪乎即使在前几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资源丰富的蒙古依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而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又给蒙古宏观经济稳定埋下了地雷。
在国内民粹情绪的刺激下，对于外部贸易伙伴与投资者，蒙古当局和企业、居民的违约行为已成家常便饭。2012年末至2013年初，沸沸扬扬的中铝-蒙古纠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毫无疑问，中铝与蒙古之间就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供货合同的纠纷明显是对方违约。当初中铝和塔旺陶勒盖公司2011年7月签订的《塔旺陶勒盖东区煤炭长期贸易协议》前后谈判经历一年时间，且经过双方政府批准，协议内容是中铝预付3.5亿美元货款以解救对方公司和政府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对方按每吨70美元的价格以煤炭实物偿还，实质上是贷款换煤炭。然而，蒙方去年实际供货数量（237万吨）就没有达到协议规定的300万至400万吨，去年年末又提出要重新谈判合同，提高煤炭供货价格，减少供货量。今年1月，蒙方干脆停止向中铝供货，以此要挟中铝退让。中铝公司为此发布公开声明，要求蒙古政府遵守已达成合约中的全部条款，“包括其中的保密协定”，实属有理有节。
资源出口要价过高违反经济理性
即使不考虑商业交易中的履约义务，仅从商业合理性角度来看，蒙古方面以中国东部沿海焦煤进口价格为标准声称当初协议规定的每吨70美元价格太低，也完全站不住脚。须知蒙古不仅深居内陆，而且运输系统极为落后，与通过海路进口的澳大利亚等地焦煤相比，运输成本高得惊人。
塔旺陶勒盖煤矿距离最近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265公里。这段路程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能用卡车运输，甚至连成型的铁路规划也没有。抵达甘其毛都口岸之后，目前也必须用卡车运输上百公里才能到达最近的铁路，然后输往钢铁企业云集的东部地区。一路下来，塔旺陶勒盖焦煤运费、损耗、杂费等物流成本接近每吨100美元，是澳大利亚焦煤海运至日本运费的数倍。类似品质的澳洲焦煤如果倒推至中蒙边境的甘其毛都口岸，在2012年大多数时间里比蒙古煤炭进口价格低十几至几十美元。
不仅塔旺陶勒盖煤炭，蒙古所有矿产资源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高额运输成本问题都难以彻底解决。神华集团为开发蒙古的煤炭资源的配套工程甘泉铁路虽然已于2011年3月开工，另一条连接内蒙西小召和甘其毛都口岸的国铁I级线路也在建设，但建成运营尚需时日，即使全面投入运营，塔旺陶勒盖煤炭的运输成本也不能与海运进入东亚市场的澳大利亚煤炭相比。
在这场争端中，蒙古方面旨在赢得主动权的动作不断：企图拉拢神华集团挖中铝的墙脚；寻求非国家性质的海外合作伙伴以修建塔旺陶勒盖-甘其毛都铁路线等。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蒙貌似又给蒙方增加了新的砝码。因为安倍此举旨在拼凑“对华包围圈”，且日蒙官员会谈主题之一就是协作开发蒙古资源，包括招徕日本对其矿产和运输铁路投资。
在中国对外经贸实践中，这种东道国（地区）“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违约风险远远不局限于蒙古一地，而是遍及亚、欧、非、拉各大洲。
2007年春，安哥拉政府突然取消中石化公司投资30亿美元在洛比托建设一家巨型炼油厂的合同便是如此。当时安哥拉方面的理由是炼油厂产品设计过多地考虑了中国市场的需求，而对满足当地需求考虑不足，实际上是期望获得收益的更大份额。
塔旺陶勒盖煤田2000年发现，2006年被外蒙古当局定为战略性大矿。世界最大煤炭公司中国神华集团2003年最早向外蒙古当局提出合作意向，但蒙古当局和社会花费了足足10年时间去争吵该矿股权结构等问题，2010年2月才确定50%政府控股、30%香港上市、10%无偿分配给公众、10%发售给当地企业的股权方案，合作开采竞标工作才得以启动。直到2012年7月，塔旺陶勒盖煤田开发权招标结果方才出台，神华集团、美国最大私人上市煤炭公司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蒙古俄罗斯联合财团，分别获得40%、24%和36%的权益，结果其他竞争国家对竞标过程表示不满，外蒙古政府又立马撤销了这一招标结果，至今也没有对这部分开发权做出任何最终裁定。 中国企业面对纠纷应确立信心
面对域外“非理性资源民粹主义”所导致的违约风险，中铝和其他中国企业如之奈何？笔者认为，无论是外交交涉还是诉诸公堂打官司，我们都不缺乏综合国力和法律方面的优势，首要的是确立信心。就总体而言，一个制造业大国在面对初级产品输出国时占有更大市场优势。我们的企业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一宏观优势应用落实到企业微观层次。
就中铝纠纷案而言，即使不考虑地利，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也决定了蒙古无法改变其出口90%以上是矿产、矿产90%以上销往中国的基本格局，蒙古的矿产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不过是一厢情愿。由于中国矿产销售市场的巨大规模不仅源于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源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比如中国一国钢铁产量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总和，中国矿产市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将长期居高不下。
为了打开中国之外的销售市场，蒙古2010年宣布了全长3000多公里的三阶段“新铁路计划”，旨在将塔旺陶勒盖等战略大矿连接通往海参崴港口，进而形成连接整个蒙古的铁路网，但此计划至今仍然躺在纸面上，吸引不来外部投资者参与。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长达四五千公里的运输距离必将使得这条运输线路难以与通往天津或秦皇岛、锦州的已有线路竞争，因为后者距离只有1000多公里，不足海参崴路线的1/3。
更关键的是，蒙古的焦煤等矿产在通往中国的铁路沿线有现成的巨大销售市场。河北一省钢铁产量单列便可排名世界第二钢铁生产大国，唐山一市钢铁产量可跻身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前五名。如果说，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高涨的矿产价格还能够承受海参崴线路的高额运费的话，那么，在正在到来的初级产品熊市中，日益下跌的矿产价格将越来越难以承受海参崴线路的运费，不取道天津（秦皇岛、锦州）线路等于自绝于销售市场。更不用说俄罗斯运输系统的低效和信用风险在国际市场上早已是“大名鼎鼎”了。
而且，蒙古在塔旺陶勒盖项目中标财团、中铝贷款换煤炭等项目上屡次出尔反尔，已经严重损害了其在市场上的信用。同时，蒙古政局风云变幻无常，关键职位人事变动犹如走马灯，2004—2008年的4年间经历了四党、两党再三党的联合政府，三任总理，两任总统；最大的两个党派人民革命党和民主党在战略矿控股权、是否引进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政见相左，且各派和民间社会从未表现出求同存异共同前进的能力与意愿，海外投资者与蒙方的很多谈判往往是刚进入轨道就遭遇蒙古当局人事更迭，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目睹甚至亲身体会了这一切，真正有实力的海外投资者有几人愿意贸然闯入接下烫手山芋？
“新铁路计划”第一阶段规划建设1100多公里铁路线。其“铁道建设部副部长”普日布巴特尔堂而皇之宣布的计划工程投资总额居然只有20亿美元，2010年末就声称要两年时间建成，至今不见一根枕木。
市场力量将迫使资源出口国回归理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无须为日本参与蒙古“新铁路计划”而担忧。他们如果参加了反而是我国的福音，因为日本将因此背上一个注定无法回本的大包袱，加速消耗日本国力，进一步改善中日力量对比，何乐而不为？
一厢情愿的做法从来就不可能如期如愿实现。2010年，1550家蒙古私营领军企业联合成立“蒙古人999民族财团”，竞标开发塔旺陶勒盖煤田，声称“不需要外国人帮助，我们就能做好这件事”。这个声势浩大的蒙古私营财团为此凑出的基金总额“高达”100万美元，而国际同行均认为该矿开发投资额不可能低于24亿美元，与蒙古一年财政收入总额相当。
2011年，蒙古当局就声称塔旺陶勒盖煤矿将于当年八九月份登陆香港、伦敦资本市场，至今仍然遥遥无期，而且承认起码2013年内无望。
经济周期将助力中国企业博弈
从全局来看，可以肯定，无论蒙古和其他国家某些人如何折腾也改变不了蒙古资源开发和销售的基本格局。蒙古方面接二连三的折腾不仅严重损害了其信用，而且必然耽误资源开发的最佳时机，因市场牛市终结步入熊市而最终大大恶化其市场地位，五心不定，输个干净。这一趋势已经开始表露。
蒙古一手挑起的对中铝供货合同之争令其2000多工人失业，塔旺陶勒盖产区积压煤炭100余万吨，口岸积压30多万吨，财政收入损失巨大，到4月末不得不全面恢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对中国煤炭出口。但到了这个时候，在本来已经萧条大幅度降温的中国煤炭市场上，蒙古煤炭已经因为供货方诚信纪录太过恶劣而乏人问津了，以至于在内蒙西部的策克口岸，2011、2012两年煤炭进口量都超过900万吨，今年1—5月进口量却仅有230多万吨，且该口岸仅太豪、庆华两家公司6月末煤炭库存就高达240万吨，整个口岸进口几乎全面停顿。
力拓公司投资的世界最大金铜矿之一奥云陶勒盖金铜矿刚开始生产，蒙古当局就在税收、成本增加、利润分成等方面横生枝节，坚持要求其在力拓董事会的代表审视力拓与中国买家的销售合同，导致该项目出口铜矿计划不断推迟。力拓公司固然损失巨大，蒙古当局也因此每天损失税收200万美元。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从牛转熊的态势2011年就开始表现得比较明显，蒙古方面直到2013年却还如此纠缠，其无知和贪婪实在过分。直到6月末7月初，市场铜价已经显著下跌且跌势不可挽回，蒙古当局方才慌了手脚，匆忙批准项目出口，奥云陶勒盖第一批600吨铜矿7月9日向中国发货。
有鉴于此，我们何必为贸易伙伴的资源民粹主义过分担忧？中国要做的是好整以暇，借助经济周期从容驯服域外“资源民粹主义”这头非理性怪兽。
中国已经是多种初级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保持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本世纪初以来，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最大副产品之一就是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资源民粹主义”浪潮。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负、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
蒙古迁就国内民粹情绪经常违约
蒙古就是“资源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蒙古各派政治力量经济政策竞争的焦点，是比拼谁更能投合不劳而获的人性弱点，提出离奇不靠谱的经济决策及主张，冷静理智早已沦为牺牲品。
比如，在2008年议会选举中，蒙古民主党承诺全民每人分红100万图格里克（831.6美元）对决人民革命党承诺每人分红150万图格里克（约折合1247美元），致使承诺分红总额达到24亿—35亿美元，超过2010年蒙古当局财政收入总量（25.6亿美元），接近蒙古2010年GDP（61亿美元）的一半。
2011年，蒙古当局决定向全民每人分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Erdenes-Tavan Tolgoi，亦称“珍宝TT公司”）股票536股，合计占总股本10%。而该矿至今未建成基础设施，更未全面投产，上市计划一再推迟后仍遥遥无期，连合作开发的海外投资者财团也未落实。
有这样分光吃净式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无怪乎即使在前几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资源丰富的蒙古依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而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又给蒙古宏观经济稳定埋下了地雷。
在国内民粹情绪的刺激下，对于外部贸易伙伴与投资者，蒙古当局和企业、居民的违约行为已成家常便饭。2012年末至2013年初，沸沸扬扬的中铝-蒙古纠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毫无疑问，中铝与蒙古之间就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供货合同的纠纷明显是对方违约。当初中铝和塔旺陶勒盖公司2011年7月签订的《塔旺陶勒盖东区煤炭长期贸易协议》前后谈判经历一年时间，且经过双方政府批准，协议内容是中铝预付3.5亿美元货款以解救对方公司和政府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对方按每吨70美元的价格以煤炭实物偿还，实质上是贷款换煤炭。然而，蒙方去年实际供货数量（237万吨）就没有达到协议规定的300万至400万吨，去年年末又提出要重新谈判合同，提高煤炭供货价格，减少供货量。今年1月，蒙方干脆停止向中铝供货，以此要挟中铝退让。中铝公司为此发布公开声明，要求蒙古政府遵守已达成合约中的全部条款，“包括其中的保密协定”，实属有理有节。
资源出口要价过高违反经济理性
即使不考虑商业交易中的履约义务，仅从商业合理性角度来看，蒙古方面以中国东部沿海焦煤进口价格为标准声称当初协议规定的每吨70美元价格太低，也完全站不住脚。须知蒙古不仅深居内陆，而且运输系统极为落后，与通过海路进口的澳大利亚等地焦煤相比，运输成本高得惊人。
塔旺陶勒盖煤矿距离最近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265公里。这段路程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能用卡车运输，甚至连成型的铁路规划也没有。抵达甘其毛都口岸之后，目前也必须用卡车运输上百公里才能到达最近的铁路，然后输往钢铁企业云集的东部地区。一路下来，塔旺陶勒盖焦煤运费、损耗、杂费等物流成本接近每吨100美元，是澳大利亚焦煤海运至日本运费的数倍。类似品质的澳洲焦煤如果倒推至中蒙边境的甘其毛都口岸，在2012年大多数时间里比蒙古煤炭进口价格低十几至几十美元。
不仅塔旺陶勒盖煤炭，蒙古所有矿产资源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高额运输成本问题都难以彻底解决。神华集团为开发蒙古的煤炭资源的配套工程甘泉铁路虽然已于2011年3月开工，另一条连接内蒙西小召和甘其毛都口岸的国铁I级线路也在建设，但建成运营尚需时日，即使全面投入运营，塔旺陶勒盖煤炭的运输成本也不能与海运进入东亚市场的澳大利亚煤炭相比。
在这场争端中，蒙古方面旨在赢得主动权的动作不断：企图拉拢神华集团挖中铝的墙脚；寻求非国家性质的海外合作伙伴以修建塔旺陶勒盖-甘其毛都铁路线等。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蒙貌似又给蒙方增加了新的砝码。因为安倍此举旨在拼凑“对华包围圈”，且日蒙官员会谈主题之一就是协作开发蒙古资源，包括招徕日本对其矿产和运输铁路投资。
在中国对外经贸实践中，这种东道国（地区）“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违约风险远远不局限于蒙古一地，而是遍及亚、欧、非、拉各大洲。
2007年春，安哥拉政府突然取消中石化公司投资30亿美元在洛比托建设一家巨型炼油厂的合同便是如此。当时安哥拉方面的理由是炼油厂产品设计过多地考虑了中国市场的需求，而对满足当地需求考虑不足，实际上是期望获得收益的更大份额。
塔旺陶勒盖煤田2000年发现，2006年被外蒙古当局定为战略性大矿。世界最大煤炭公司中国神华集团2003年最早向外蒙古当局提出合作意向，但蒙古当局和社会花费了足足10年时间去争吵该矿股权结构等问题，2010年2月才确定50%政府控股、30%香港上市、10%无偿分配给公众、10%发售给当地企业的股权方案，合作开采竞标工作才得以启动。直到2012年7月，塔旺陶勒盖煤田开发权招标结果方才出台，神华集团、美国最大私人上市煤炭公司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蒙古俄罗斯联合财团，分别获得40%、24%和36%的权益，结果其他竞争国家对竞标过程表示不满，外蒙古政府又立马撤销了这一招标结果，至今也没有对这部分开发权做出任何最终裁定。 中国企业面对纠纷应确立信心
面对域外“非理性资源民粹主义”所导致的违约风险，中铝和其他中国企业如之奈何？笔者认为，无论是外交交涉还是诉诸公堂打官司，我们都不缺乏综合国力和法律方面的优势，首要的是确立信心。就总体而言，一个制造业大国在面对初级产品输出国时占有更大市场优势。我们的企业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一宏观优势应用落实到企业微观层次。
就中铝纠纷案而言，即使不考虑地利，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也决定了蒙古无法改变其出口90%以上是矿产、矿产90%以上销往中国的基本格局，蒙古的矿产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不过是一厢情愿。由于中国矿产销售市场的巨大规模不仅源于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源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比如中国一国钢铁产量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总和，中国矿产市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将长期居高不下。
为了打开中国之外的销售市场，蒙古2010年宣布了全长3000多公里的三阶段“新铁路计划”，旨在将塔旺陶勒盖等战略大矿连接通往海参崴港口，进而形成连接整个蒙古的铁路网，但此计划至今仍然躺在纸面上，吸引不来外部投资者参与。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长达四五千公里的运输距离必将使得这条运输线路难以与通往天津或秦皇岛、锦州的已有线路竞争，因为后者距离只有1000多公里，不足海参崴路线的1/3。
更关键的是，蒙古的焦煤等矿产在通往中国的铁路沿线有现成的巨大销售市场。河北一省钢铁产量单列便可排名世界第二钢铁生产大国，唐山一市钢铁产量可跻身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前五名。如果说，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高涨的矿产价格还能够承受海参崴线路的高额运费的话，那么，在正在到来的初级产品熊市中，日益下跌的矿产价格将越来越难以承受海参崴线路的运费，不取道天津（秦皇岛、锦州）线路等于自绝于销售市场。更不用说俄罗斯运输系统的低效和信用风险在国际市场上早已是“大名鼎鼎”了。
而且，蒙古在塔旺陶勒盖项目中标财团、中铝贷款换煤炭等项目上屡次出尔反尔，已经严重损害了其在市场上的信用。同时，蒙古政局风云变幻无常，关键职位人事变动犹如走马灯，2004—2008年的4年间经历了四党、两党再三党的联合政府，三任总理，两任总统；最大的两个党派人民革命党和民主党在战略矿控股权、是否引进外资等一系列问题上政见相左，且各派和民间社会从未表现出求同存异共同前进的能力与意愿，海外投资者与蒙方的很多谈判往往是刚进入轨道就遭遇蒙古当局人事更迭，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目睹甚至亲身体会了这一切，真正有实力的海外投资者有几人愿意贸然闯入接下烫手山芋？
“新铁路计划”第一阶段规划建设1100多公里铁路线。其“铁道建设部副部长”普日布巴特尔堂而皇之宣布的计划工程投资总额居然只有20亿美元，2010年末就声称要两年时间建成，至今不见一根枕木。
市场力量将迫使资源出口国回归理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无须为日本参与蒙古“新铁路计划”而担忧。他们如果参加了反而是我国的福音，因为日本将因此背上一个注定无法回本的大包袱，加速消耗日本国力，进一步改善中日力量对比，何乐而不为？
一厢情愿的做法从来就不可能如期如愿实现。2010年，1550家蒙古私营领军企业联合成立“蒙古人999民族财团”，竞标开发塔旺陶勒盖煤田，声称“不需要外国人帮助，我们就能做好这件事”。这个声势浩大的蒙古私营财团为此凑出的基金总额“高达”100万美元，而国际同行均认为该矿开发投资额不可能低于24亿美元，与蒙古一年财政收入总额相当。
2011年，蒙古当局就声称塔旺陶勒盖煤矿将于当年八九月份登陆香港、伦敦资本市场，至今仍然遥遥无期，而且承认起码2013年内无望。
经济周期将助力中国企业博弈
从全局来看，可以肯定，无论蒙古和其他国家某些人如何折腾也改变不了蒙古资源开发和销售的基本格局。蒙古方面接二连三的折腾不仅严重损害了其信用，而且必然耽误资源开发的最佳时机，因市场牛市终结步入熊市而最终大大恶化其市场地位，五心不定，输个干净。这一趋势已经开始表露。
蒙古一手挑起的对中铝供货合同之争令其2000多工人失业，塔旺陶勒盖产区积压煤炭100余万吨，口岸积压30多万吨，财政收入损失巨大，到4月末不得不全面恢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对中国煤炭出口。但到了这个时候，在本来已经萧条大幅度降温的中国煤炭市场上，蒙古煤炭已经因为供货方诚信纪录太过恶劣而乏人问津了，以至于在内蒙西部的策克口岸，2011、2012两年煤炭进口量都超过900万吨，今年1—5月进口量却仅有230多万吨，且该口岸仅太豪、庆华两家公司6月末煤炭库存就高达240万吨，整个口岸进口几乎全面停顿。
力拓公司投资的世界最大金铜矿之一奥云陶勒盖金铜矿刚开始生产，蒙古当局就在税收、成本增加、利润分成等方面横生枝节，坚持要求其在力拓董事会的代表审视力拓与中国买家的销售合同，导致该项目出口铜矿计划不断推迟。力拓公司固然损失巨大，蒙古当局也因此每天损失税收200万美元。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从牛转熊的态势2011年就开始表现得比较明显，蒙古方面直到2013年却还如此纠缠，其无知和贪婪实在过分。直到6月末7月初，市场铜价已经显著下跌且跌势不可挽回，蒙古当局方才慌了手脚，匆忙批准项目出口，奥云陶勒盖第一批600吨铜矿7月9日向中国发货。
有鉴于此，我们何必为贸易伙伴的资源民粹主义过分担忧？中国要做的是好整以暇，借助经济周期从容驯服域外“资源民粹主义”这头非理性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