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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麦客》或远或近地超出了惯常对摄影专题的理解或期许。虽然，因为我应该想到做到却没有完全想到做到，使编者过高的期望未能实现，但，终了还是能印证一种超出摄影的定位或旨趣的编辑意图，值得欣慰。也算是对麦客们的一个交待。
书出来了，想到很多……
应该想到，摄影不仅仅是摄影的、艺术的、抑或报导的。1989年个人作品集出版后，一个“不过如此”的对创作、作品、艺术崇高感的质疑过程伴随虚荣心的冷却开始了，曾几何时的强烈的依仗摄影履行社会批判的功利欲，逐渐转化为严峻的现实认同意识，认同于现实的“之所以如此”，并开始尝试一种长时段的涉足和生存域的探触。这期间，也拍过几组地域文化的专题，向“文化热”靠拢，似总感到好像是隔靴搔痒，与自己对现实的理解相去太远，“打水漂”的波涟不解黄土旱塬的焦渴，且仍与“创作”藕断丝连，这才转向拍摄麦客。边拍边想，想得很多很多，却基本上囿于麦客们的赶场、转场的来来往往。及至1997年准备出书，这才发现许多应该准备在前的识见和为作，仅处于印象式的“理解”状态。比如“麦客现象”的历史，究竟何以为凭，传说归传说，直觉归直觉，难以应照；又如，麦客们年复一年，自然是因为一个“穷”字—“穷根扎的深了”（麦客语），这个“根”在哪里，怎么个“扎法”，图像、文字均未涉及；更难堪的是，我所拍过的麦客们的赶、转场过程中节节坎坎、根根茎茎的个人遭遇，拍摄记录本上除了拍摄地、姓名、家境、住址和个别“不幸”的粗略记事外，不能再多了！编辑的惋惜与作者的尴尬不言而喻。只有去埋头图书馆查报纸、翻志书，再多方写信、打电话托人找资料，苦思冥想对着图像记忆当年与麦客们的遭际情景，更不用说循着地址、姓名千里迢迢对着相片去找当年的麦客了。在黄土地上拍了十几年照片，自以为再熟悉不过、理解不过的，通通成为出我所料的自省：自己就是如此与“创作”式的浪漫和报导式的就事论事告别的（从1993年起，我就在文论影评中不再使用“创作、画面、审美”的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尽力防范“神韵”“典型”以及形而上的攀缘）？这就是一个曾把“表现真实、注重体验”奉作人格准则的摄影人的行为范式？这些看似操作性、程序性的“前后颠倒”，不正是一种严谨细微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反思弥补这些缺失，或许启示着多种有别于“摄影创作”“摄影专题”的实践可能性和多样性，去告别那种“摄影仅仅是摄影”的自我清高和无知。
应该想到，命运关涉恒长的生存链条，而不仅仅是一张张得意之作，一个个感人“形象”。应该说，对麦客们“拿命换钱”的体验是我拍摄欲的本源。将麦客们的命运转换成更多的人和社会的关切、思考，也是我认同现实的基本责任。图像，尤其是这种事关他人生存境遇楚痛的图像，似不该以各种理由仅视作“创作”的个人私产（我曾一度如此）。但善愿未必善举，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做成又是一回事。或许是因为素质低下先天不足，或许是少有一种面对“宏大题材”的判断力，或许是因为“宏大”与“细小”于麦客们都是一种外在的“叙事”方式，或许诸种主观因素兼而有之，数年的拍摄，我常处于“两难相顾”的忙乱。我意图全过程的“深入”，可麦客们行无定向，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变化难料，不是跟丢，就是放弃；我曾随“麦客专列”（火车）一路西行赴麦客家乡，不料半夜天水站下车黑灯瞎火散了；我也曾与麦客张和平、王治忠言定拍个赶场来回，可出师不利，他们头一场就上当受骗被困潼关塬上；我不能和麦客一样房檐下栖身，受罪是小，相机丢了事大；而几十里路披星戴月的赶路，天天如此就的确受不了了；浩浩荡荡的麦客潮要拍，病祸他乡的变故也要拍。于是，当一大堆图片端给编辑时竟没有关于一个人、一拨人从头到尾的故事，首尾相顾的线索。麦客们的命运，只呈现于赶场、转场的片段。我力图表达的命运恒长，只显现于流徙中的各种形态！1998年底当我赶赴宁夏隆德县见到麦客王治忠，听他叙说“被困潼关”屡遭债主欺辱以及每年赶场后再赴新疆哈密下矿背煤，仍不能还完家中的陈年欠账，面对他和女儿的憨朴热情和“你还能来我这”的感叹，心中的疚悔难以言表！一种貌似群体的生存方式，半蔽半掩了对个体的关涉承接，又该如何去接续这本不应该脱节的命运链条！我（们）沉溺于形象、图像太久太久，也就在错觉中有意无意地间离了对象、真相，使图像、艺术之轻替代了对象、命遇之重。当这不尊重感将轻浮与浅薄和盘托出时，摄影人的优越感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鄙视啊！这是了悟，虽然在我未曾料到之后。
应该想到“场景”之后的“背景”，而不仅仅是场景或背景的。摄影者得到的是“过去的现时”，观看者得到的是“现时的过去”。图像永远是现时、局部、直觉或视角场景的，但图像的语意生成、阐发却与整体、知觉、情感等非直觉、视角的历史背景诸因素相关（在解读的层面上更是如此），是视角之“景”与知觉（不仅仅是知觉）之“景”的交互和历时作用。大概由于对“决定性瞬间”的偏好，在关注现实的名义下，不难看到摄影者五马长枪拼争于“现时场景”和苦心孤旨于“视角发现”，在媒体的炒作下营构着“平面化”的图像世界，似乎对“现时”前后的追寻和“场景”左右的环顾，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于摄影并无大的干系。然而，现时在历史中延续，场景在背景中变化，随着市场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的突进，“国情无情”，场景镶嵌于上的“历史（社会）大背景”却挤迫人们去作视角之外的思考。《麦客们》的拍摄虽与这种大背景式的思考并行，可当“成功在即”时，这一思考却在“现时场景”与“连续场景”间若即若离。虽然这其中不乏对麦客们的心态、状态的背景式引深，但历史背景因了生存背景的缺失（尚无“麦客故乡”这一后来增补的内容），致使场景仅仅成为场景。而正是对背景的增补，才使场景之“景”与背景之“景”获得了一种“国情之情”的较宽展视域和解读纵深，将“国情即境遇”这个背景所指凸现出来：它不仅是地缘的、文化的、自然的，更是生态的！可以说，“麦客故乡”行，也使我对主流形态话语定式的长期质疑，达向认知方式的飞跃性转换，将“红与白”转换成“黄与绿”。虽然这仍然有二值判断之嫌，但决不再是“象征”所能涵盖的。也对“麦客现象”不再在道德自省中辗转反侧，并对“奔小康”（麦客的家乡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赶现代”的急切形成警觉：这种急功近利与未尽的红彤彤的历史余热的互动，是否会烤焦仅存的自然残绿？摄影，又能为启发一种“意识生态”，保持、复苏、拓展这自然残绿的背景做点什么，让“现时场景”在成为“过去背景”时，少些无法弥补的罪过！我在麦客的家乡目睹遍野秃黄，人越生越多，绿越死越少，黄尘起时天地昏！这又使我想到，如果把近半个世纪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统计数累加起来，那么，岂止黄土高原，恐怕整个大西北都是一片葱绿了…… 应该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图像的直接、坦白，或许比含蓄委婉更现实、更本来。虽然我知道相机不是麦客手中的镰刀，但也不应是泪泉。如果不是为艺术，摄影还是直白些好，个人心理的懦弱于事无补。就某些生存现象、文化场景的把握，只有图像和摄影准备是不够的，基本定位的圆心所辐射的方方面面，都当留神积累。何况，摄影不一定非得摄影式去看，把图像视作诱因、旁证、标识、符号均可，就看你想让图像永垂不朽，还是让图像见出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的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日下正时髦的“身份”，如同我从小就想到的“农村户口”：农民，究竟算个什么身份？象泄在土里的种子，泄哪，就得在哪生，长，死？蒲公英的种子还能随风飘！开放了，搞活了，想挪挪步脚的农民开始从“盲流”变成“打工者”，变成“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两字比白眼他们似好多了，就象“麦客”称谓的“客”气，就象麦客还得在赶、转场之后哪来哪去，去他（们）那个“穷根扎得深了”的地方。也是“寻根”：制度层面与文化夙愿对这个“根”—“农民身份”的限定和挽留是否因为历史的过错已经酿成了向现代化转承难以应对的过错，酿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过错？人是这么多，这么多人都急着富起来，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
有一点我是早想明白了。编者之所以不无遗憾而又义无反顾地编《麦客》，全在摄影之外的效用。因为不只我把摄影视作思考方式。
（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日记·1995年4月25日周二
好久不在许多人面前言说摄影了，说了一次，倒显得力不从心。路局的通讯员学习班让我给讲一堂摄影课，答应下来后心里直发怵，该讲些什么，怎么讲，许多通讯员并不是搞摄影的。难的不是讲给人家什么，而是该怎么讲。好久好久了，言说摄影似乎对我已经成了一种与己无关的陌生事了。我的摄影，我和摄影仅仅保持了一种行动上及心理上的联系，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关系，评判它，探索它，甚至思考它应该怎样或者它是怎样几乎成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成了多此一举的事。我和摄影成了两个心照不宣的同行者，彼此缄口不语地只管向前走，走到哪里，该怎么走成了一个不用言明的问题，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最多，当我处于矛盾和疑虑时，当我无力再风急火燎地向前走时，只需叹息一声它—摄影，就够了。它只需给予一个无声地回应—慢慢走吧，就行了。保持这种关系，谈不上心领神会，起码算得上彼此彼此。但是，在这种不用言说的关系中，在这种不言不语的同行中，又间或存在着一种难言的隐衷或者苦涩，仿佛它是一块伤疤谁也不愿触及它，仿佛它是一块禁地谁也不愿踏进它，仿佛它是一个包融着全部人生奥秘的沼泽地，就会终于陷入绝望之地似的！摄影之于我，亦然成了我所尝试的基本的“生存方式”，但从心灵深处，这种“生存方式”也只是一种方式而已，这方式之内的确是一面已经斑斑驳驳破碎不堪的镜子，是反射我心灵话语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既能看到一个熟知的我，也可以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如同我也是一面镜子，同时我能映照出一个熟知和陌生的摄影来。这是一面破裂成鳞片状的镜子，只是一面仅靠一种距离才得以保持镜面的整形的镜子，是一片只是保持沉默才不致哗啦一下酥散了的镜子。言说它虽然并不意味着亵渎它，但确可能伤害它，危及它，特别可能会让我与它的种种不曾言说的“陌生”关系明朗化，让一种用回忆用曾经有过的激越的爱情和信念所积淀的葱绿在瞬间里打蔫枯萎，使破碎的只能成为破碎！认识摄影对我已经成了一件骑驴找驴的事了。但是，我还是说了，说了许多许多。我不知道面对的六七十人的青年男女是否能听懂我言说之后的言说，摄影之后的摄影。比如摄影与工业社会的关系，与现代文明的血缘，与人的自我关照，与对人的“侵犯性”等等等等。但我的确是说了许多我与摄影同行的个人体悟和人生感慨。与其说我是在给他们讲摄影，还不如说我在讲自己，讲一个摄影的陌路人的自白……
日记·1985年元月19日
今日从宝鸡回来，看来，我同武功的宣讲还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许多市上的作者都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这种煽风点火式的行为是否能被作者们理解，但那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分明是在告诉我们的直觉：“新的”，或许他们总算看到、听到、想到了他们只仅仅开始想的东西，能给人的头脑打开一扇透透气的小窗，能给宝鸡市这块闭塞的地方留下一点“不平静”我们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每次这样的“自我满足”过后又会马上进入另外一种心境悲叹！一阵毛毛细雨过后情绪的埃土，又无形之中泛开—这块土地太贫瘠了。虽然我和武功已经调动了自己全部的形象能力和表演天才，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得不把许多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简化出种种思考的必要，但许多年轻人显然是什么也不懂的。前天下午，当几小时的答辩结束后，我们于口干舌燥时所得到的全部启示就是：“现在究竟怎么‘拍’？”、“十四届影展我们怎样才能多上几张？”悲哀吗？辛辛苦苦地喊了一天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每天晚上扯到三四点钟没完没了地感慨，没完没了地思索，没完没了地连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秘诀，人、社会、性格、恋爱、婚姻、道德、观念、信誉、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像一个个失重的人，在这人生的天空中飘荡，似乎总固定不下来。
日记·1987年9月25日（节选）
昨天接到了朱羽君的“殷切期待”，她把地址搞错了，9月4号的信，24号才到我的手里，她让我写一下创作《变迁》的“动机、构思”……我只能回信，不料回信引出许多思想来： 什么是动机？动机广义与狭义之分？创作动机与艺术个性限定？动机与动机的历史？动机的排我性等等。我真高兴，一封回信虽然没有把我所思考的东西弄清楚，但的的确确知道了自己还想知道这么多东西，我无形中看见了一张网等待我用思想和理性，特别是思辨和逻辑去实证，我甚至感到：我一步一步地在朝摄影艺术还没有人涉足的荒野进发，看到许多相互交织的路等待探索，或许艺术个性这个最让人厌烦的盘肠路，能向我启示出新的活力。然而当我激动地平息了激动，进入思想的暗处时，我才发现自己仍然无能为力，真苦啊！知道了可能，却不能！
……
日记·1988年5月14日（节选）
我走向车站，我钻进暗室，我用5月1日这个劳动节的劳动为“艰距历程”做了一次最后的艰巨的付出，我要洗完最后一批样片，以备它的最后一环，出画册。妻子在骂：“你死在暗室里好了”；女儿在央求“爸爸陪我们去爬山吧”。我苦笑着走了，苦笑着在黑暗中翻动着一张张照片，一张张历史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并从这不幸中获取着幸运的快感！我在炼铁炉的吵闹里听到狂热和愚蠢的沸腾，我在批斗会的施虐和开怀中听到了历史的报复；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悲鸣和痛哀中领悟着人民的虚无和丧失；我在彭德怀怒目圆睁的挣扎中理解了什么是自作自受；进而在卖报的大学生的吆喝声中听到了历史的醒悟，在比基尼的三点上发现了人性的解放。还有长漂队那个被浪涛击簸的皮圈里禁锢着的自由和证明！以及那十几具“魂系者阴”的尸体的生命的价值。我猜想他们在死的一瞬或冲锋陷阵的一瞬里，也许会被神圣的死激抖得浑身血流乱奔，并在血涌眼胀中使自己高大万丈。于是，比基尼和烈士就奇妙的重合了，历史和人生就这样奇妙的重合了，死去的和活着的，还有那些不死不活又绝对永恒的精神就奇妙地结合了……。
我就这样在暗室中度过了自己的劳动节，带着完全被亵渎的精神和颠倒了的理智走出来，走出了成功与失败的阀门，该自在的流淌。
……
书出来了，想到很多……
应该想到，摄影不仅仅是摄影的、艺术的、抑或报导的。1989年个人作品集出版后，一个“不过如此”的对创作、作品、艺术崇高感的质疑过程伴随虚荣心的冷却开始了，曾几何时的强烈的依仗摄影履行社会批判的功利欲，逐渐转化为严峻的现实认同意识，认同于现实的“之所以如此”，并开始尝试一种长时段的涉足和生存域的探触。这期间，也拍过几组地域文化的专题，向“文化热”靠拢，似总感到好像是隔靴搔痒，与自己对现实的理解相去太远，“打水漂”的波涟不解黄土旱塬的焦渴，且仍与“创作”藕断丝连，这才转向拍摄麦客。边拍边想，想得很多很多，却基本上囿于麦客们的赶场、转场的来来往往。及至1997年准备出书，这才发现许多应该准备在前的识见和为作，仅处于印象式的“理解”状态。比如“麦客现象”的历史，究竟何以为凭，传说归传说，直觉归直觉，难以应照；又如，麦客们年复一年，自然是因为一个“穷”字—“穷根扎的深了”（麦客语），这个“根”在哪里，怎么个“扎法”，图像、文字均未涉及；更难堪的是，我所拍过的麦客们的赶、转场过程中节节坎坎、根根茎茎的个人遭遇，拍摄记录本上除了拍摄地、姓名、家境、住址和个别“不幸”的粗略记事外，不能再多了！编辑的惋惜与作者的尴尬不言而喻。只有去埋头图书馆查报纸、翻志书，再多方写信、打电话托人找资料，苦思冥想对着图像记忆当年与麦客们的遭际情景，更不用说循着地址、姓名千里迢迢对着相片去找当年的麦客了。在黄土地上拍了十几年照片，自以为再熟悉不过、理解不过的，通通成为出我所料的自省：自己就是如此与“创作”式的浪漫和报导式的就事论事告别的（从1993年起，我就在文论影评中不再使用“创作、画面、审美”的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尽力防范“神韵”“典型”以及形而上的攀缘）？这就是一个曾把“表现真实、注重体验”奉作人格准则的摄影人的行为范式？这些看似操作性、程序性的“前后颠倒”，不正是一种严谨细微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反思弥补这些缺失，或许启示着多种有别于“摄影创作”“摄影专题”的实践可能性和多样性，去告别那种“摄影仅仅是摄影”的自我清高和无知。
应该想到，命运关涉恒长的生存链条，而不仅仅是一张张得意之作，一个个感人“形象”。应该说，对麦客们“拿命换钱”的体验是我拍摄欲的本源。将麦客们的命运转换成更多的人和社会的关切、思考，也是我认同现实的基本责任。图像，尤其是这种事关他人生存境遇楚痛的图像，似不该以各种理由仅视作“创作”的个人私产（我曾一度如此）。但善愿未必善举，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做成又是一回事。或许是因为素质低下先天不足，或许是少有一种面对“宏大题材”的判断力，或许是因为“宏大”与“细小”于麦客们都是一种外在的“叙事”方式，或许诸种主观因素兼而有之，数年的拍摄，我常处于“两难相顾”的忙乱。我意图全过程的“深入”，可麦客们行无定向，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变化难料，不是跟丢，就是放弃；我曾随“麦客专列”（火车）一路西行赴麦客家乡，不料半夜天水站下车黑灯瞎火散了；我也曾与麦客张和平、王治忠言定拍个赶场来回，可出师不利，他们头一场就上当受骗被困潼关塬上；我不能和麦客一样房檐下栖身，受罪是小，相机丢了事大；而几十里路披星戴月的赶路，天天如此就的确受不了了；浩浩荡荡的麦客潮要拍，病祸他乡的变故也要拍。于是，当一大堆图片端给编辑时竟没有关于一个人、一拨人从头到尾的故事，首尾相顾的线索。麦客们的命运，只呈现于赶场、转场的片段。我力图表达的命运恒长，只显现于流徙中的各种形态！1998年底当我赶赴宁夏隆德县见到麦客王治忠，听他叙说“被困潼关”屡遭债主欺辱以及每年赶场后再赴新疆哈密下矿背煤，仍不能还完家中的陈年欠账，面对他和女儿的憨朴热情和“你还能来我这”的感叹，心中的疚悔难以言表！一种貌似群体的生存方式，半蔽半掩了对个体的关涉承接，又该如何去接续这本不应该脱节的命运链条！我（们）沉溺于形象、图像太久太久，也就在错觉中有意无意地间离了对象、真相，使图像、艺术之轻替代了对象、命遇之重。当这不尊重感将轻浮与浅薄和盘托出时，摄影人的优越感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鄙视啊！这是了悟，虽然在我未曾料到之后。
应该想到“场景”之后的“背景”，而不仅仅是场景或背景的。摄影者得到的是“过去的现时”，观看者得到的是“现时的过去”。图像永远是现时、局部、直觉或视角场景的，但图像的语意生成、阐发却与整体、知觉、情感等非直觉、视角的历史背景诸因素相关（在解读的层面上更是如此），是视角之“景”与知觉（不仅仅是知觉）之“景”的交互和历时作用。大概由于对“决定性瞬间”的偏好，在关注现实的名义下，不难看到摄影者五马长枪拼争于“现时场景”和苦心孤旨于“视角发现”，在媒体的炒作下营构着“平面化”的图像世界，似乎对“现时”前后的追寻和“场景”左右的环顾，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于摄影并无大的干系。然而，现时在历史中延续，场景在背景中变化，随着市场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的突进，“国情无情”，场景镶嵌于上的“历史（社会）大背景”却挤迫人们去作视角之外的思考。《麦客们》的拍摄虽与这种大背景式的思考并行，可当“成功在即”时，这一思考却在“现时场景”与“连续场景”间若即若离。虽然这其中不乏对麦客们的心态、状态的背景式引深，但历史背景因了生存背景的缺失（尚无“麦客故乡”这一后来增补的内容），致使场景仅仅成为场景。而正是对背景的增补，才使场景之“景”与背景之“景”获得了一种“国情之情”的较宽展视域和解读纵深，将“国情即境遇”这个背景所指凸现出来：它不仅是地缘的、文化的、自然的，更是生态的！可以说，“麦客故乡”行，也使我对主流形态话语定式的长期质疑，达向认知方式的飞跃性转换，将“红与白”转换成“黄与绿”。虽然这仍然有二值判断之嫌，但决不再是“象征”所能涵盖的。也对“麦客现象”不再在道德自省中辗转反侧，并对“奔小康”（麦客的家乡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赶现代”的急切形成警觉：这种急功近利与未尽的红彤彤的历史余热的互动，是否会烤焦仅存的自然残绿？摄影，又能为启发一种“意识生态”，保持、复苏、拓展这自然残绿的背景做点什么，让“现时场景”在成为“过去背景”时，少些无法弥补的罪过！我在麦客的家乡目睹遍野秃黄，人越生越多，绿越死越少，黄尘起时天地昏！这又使我想到，如果把近半个世纪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统计数累加起来，那么，岂止黄土高原，恐怕整个大西北都是一片葱绿了…… 应该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图像的直接、坦白，或许比含蓄委婉更现实、更本来。虽然我知道相机不是麦客手中的镰刀，但也不应是泪泉。如果不是为艺术，摄影还是直白些好，个人心理的懦弱于事无补。就某些生存现象、文化场景的把握，只有图像和摄影准备是不够的，基本定位的圆心所辐射的方方面面，都当留神积累。何况，摄影不一定非得摄影式去看，把图像视作诱因、旁证、标识、符号均可，就看你想让图像永垂不朽，还是让图像见出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的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日下正时髦的“身份”，如同我从小就想到的“农村户口”：农民，究竟算个什么身份？象泄在土里的种子，泄哪，就得在哪生，长，死？蒲公英的种子还能随风飘！开放了，搞活了，想挪挪步脚的农民开始从“盲流”变成“打工者”，变成“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两字比白眼他们似好多了，就象“麦客”称谓的“客”气，就象麦客还得在赶、转场之后哪来哪去，去他（们）那个“穷根扎得深了”的地方。也是“寻根”：制度层面与文化夙愿对这个“根”—“农民身份”的限定和挽留是否因为历史的过错已经酿成了向现代化转承难以应对的过错，酿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过错？人是这么多，这么多人都急着富起来，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
有一点我是早想明白了。编者之所以不无遗憾而又义无反顾地编《麦客》，全在摄影之外的效用。因为不只我把摄影视作思考方式。
（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日记·1995年4月25日周二
好久不在许多人面前言说摄影了，说了一次，倒显得力不从心。路局的通讯员学习班让我给讲一堂摄影课，答应下来后心里直发怵，该讲些什么，怎么讲，许多通讯员并不是搞摄影的。难的不是讲给人家什么，而是该怎么讲。好久好久了，言说摄影似乎对我已经成了一种与己无关的陌生事了。我的摄影，我和摄影仅仅保持了一种行动上及心理上的联系，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关系，评判它，探索它，甚至思考它应该怎样或者它是怎样几乎成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成了多此一举的事。我和摄影成了两个心照不宣的同行者，彼此缄口不语地只管向前走，走到哪里，该怎么走成了一个不用言明的问题，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最多，当我处于矛盾和疑虑时，当我无力再风急火燎地向前走时，只需叹息一声它—摄影，就够了。它只需给予一个无声地回应—慢慢走吧，就行了。保持这种关系，谈不上心领神会，起码算得上彼此彼此。但是，在这种不用言说的关系中，在这种不言不语的同行中，又间或存在着一种难言的隐衷或者苦涩，仿佛它是一块伤疤谁也不愿触及它，仿佛它是一块禁地谁也不愿踏进它，仿佛它是一个包融着全部人生奥秘的沼泽地，就会终于陷入绝望之地似的！摄影之于我，亦然成了我所尝试的基本的“生存方式”，但从心灵深处，这种“生存方式”也只是一种方式而已，这方式之内的确是一面已经斑斑驳驳破碎不堪的镜子，是反射我心灵话语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既能看到一个熟知的我，也可以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如同我也是一面镜子，同时我能映照出一个熟知和陌生的摄影来。这是一面破裂成鳞片状的镜子，只是一面仅靠一种距离才得以保持镜面的整形的镜子，是一片只是保持沉默才不致哗啦一下酥散了的镜子。言说它虽然并不意味着亵渎它，但确可能伤害它，危及它，特别可能会让我与它的种种不曾言说的“陌生”关系明朗化，让一种用回忆用曾经有过的激越的爱情和信念所积淀的葱绿在瞬间里打蔫枯萎，使破碎的只能成为破碎！认识摄影对我已经成了一件骑驴找驴的事了。但是，我还是说了，说了许多许多。我不知道面对的六七十人的青年男女是否能听懂我言说之后的言说，摄影之后的摄影。比如摄影与工业社会的关系，与现代文明的血缘，与人的自我关照，与对人的“侵犯性”等等等等。但我的确是说了许多我与摄影同行的个人体悟和人生感慨。与其说我是在给他们讲摄影，还不如说我在讲自己，讲一个摄影的陌路人的自白……
日记·1985年元月19日
今日从宝鸡回来，看来，我同武功的宣讲还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许多市上的作者都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这种煽风点火式的行为是否能被作者们理解，但那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分明是在告诉我们的直觉：“新的”，或许他们总算看到、听到、想到了他们只仅仅开始想的东西，能给人的头脑打开一扇透透气的小窗，能给宝鸡市这块闭塞的地方留下一点“不平静”我们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每次这样的“自我满足”过后又会马上进入另外一种心境悲叹！一阵毛毛细雨过后情绪的埃土，又无形之中泛开—这块土地太贫瘠了。虽然我和武功已经调动了自己全部的形象能力和表演天才，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得不把许多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简化出种种思考的必要，但许多年轻人显然是什么也不懂的。前天下午，当几小时的答辩结束后，我们于口干舌燥时所得到的全部启示就是：“现在究竟怎么‘拍’？”、“十四届影展我们怎样才能多上几张？”悲哀吗？辛辛苦苦地喊了一天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每天晚上扯到三四点钟没完没了地感慨，没完没了地思索，没完没了地连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秘诀，人、社会、性格、恋爱、婚姻、道德、观念、信誉、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像一个个失重的人，在这人生的天空中飘荡，似乎总固定不下来。
日记·1987年9月25日（节选）
昨天接到了朱羽君的“殷切期待”，她把地址搞错了，9月4号的信，24号才到我的手里，她让我写一下创作《变迁》的“动机、构思”……我只能回信，不料回信引出许多思想来： 什么是动机？动机广义与狭义之分？创作动机与艺术个性限定？动机与动机的历史？动机的排我性等等。我真高兴，一封回信虽然没有把我所思考的东西弄清楚，但的的确确知道了自己还想知道这么多东西，我无形中看见了一张网等待我用思想和理性，特别是思辨和逻辑去实证，我甚至感到：我一步一步地在朝摄影艺术还没有人涉足的荒野进发，看到许多相互交织的路等待探索，或许艺术个性这个最让人厌烦的盘肠路，能向我启示出新的活力。然而当我激动地平息了激动，进入思想的暗处时，我才发现自己仍然无能为力，真苦啊！知道了可能，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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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988年5月14日（节选）
我走向车站，我钻进暗室，我用5月1日这个劳动节的劳动为“艰距历程”做了一次最后的艰巨的付出，我要洗完最后一批样片，以备它的最后一环，出画册。妻子在骂：“你死在暗室里好了”；女儿在央求“爸爸陪我们去爬山吧”。我苦笑着走了，苦笑着在黑暗中翻动着一张张照片，一张张历史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并从这不幸中获取着幸运的快感！我在炼铁炉的吵闹里听到狂热和愚蠢的沸腾，我在批斗会的施虐和开怀中听到了历史的报复；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悲鸣和痛哀中领悟着人民的虚无和丧失；我在彭德怀怒目圆睁的挣扎中理解了什么是自作自受；进而在卖报的大学生的吆喝声中听到了历史的醒悟，在比基尼的三点上发现了人性的解放。还有长漂队那个被浪涛击簸的皮圈里禁锢着的自由和证明！以及那十几具“魂系者阴”的尸体的生命的价值。我猜想他们在死的一瞬或冲锋陷阵的一瞬里，也许会被神圣的死激抖得浑身血流乱奔，并在血涌眼胀中使自己高大万丈。于是，比基尼和烈士就奇妙的重合了，历史和人生就这样奇妙的重合了，死去的和活着的，还有那些不死不活又绝对永恒的精神就奇妙地结合了……。
我就这样在暗室中度过了自己的劳动节，带着完全被亵渎的精神和颠倒了的理智走出来，走出了成功与失败的阀门，该自在的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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