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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知道白求恩，才知道加拿大的，这是因为“老三篇”（毛泽东写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人人都知道有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国门敞开，他们开始有更多机会去加拿大看一看、转一转时，往往会特意跑到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去看一眼白求恩的故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那座故居直到1976年加中建交，才被加拿大联邦政府开辟成纪念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来这里凭吊、参观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对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同胞，并没有特别多的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尤其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中国，当1990年版加、中、法三国合拍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在3年后公映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可谓一点也不“纯粹”，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在加拿大，当左翼和右翼、自由市场论者和福利国家论者、“北美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一次又一次激辩，并不可避免地将白求恩的名字反复提及，当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对手的加拿大人开始刨根问底，去探究这个名字熟悉、事迹陌生的同胞时，却同样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生活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2002年8月，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是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冒险的家族传统
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是苏格兰人，家族的族长，18世纪后半叶，他以牧师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当地首家苏格兰长老会。当时的蒙特利尔是法国殖民重镇，约翰·白求恩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风险。
约翰·白求恩的儿子安格斯·白求恩，冒险精神比乃父更强，他年纪轻轻加入了当时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
由此可见，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是白求恩家族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日后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血脉的传承。
白求恩家族的第一个医生也叫诺尔曼·白求恩——本文传主的爷爷，和传主同名同姓。老诺尔曼是科班出身的医生，还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学习，归国后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上加拿大医学院”，这所后来被并入多伦多圣三一学院的医学专门学府，是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前身之一。
然而冒险和医学的血脉，似乎差点在白求恩父亲一代断绝：他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一名普普通通、但虔诚无比的牧师，忠实于工作和家庭，渴望平静的生活，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厉。小诺尔曼·白求恩是家中长子，自然受到最严格的教育。
白求恩自幼多才多艺，具有音乐和美术的才能，他喜欢科学，中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安大略欧文桑德专上学院学医，这在一开始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他喜欢医学，因为有记载表明，他曾告诉朋友，当年做此选择，是因为这所学校费用低廉且课程宽松，可以边打工边深造，而当时他家庭经济状况拮据，负担不起诸如艺术之类更“奢侈”的专业学习费用。但也有传闻称，白求恩从小就对解剖和骨骼结构兴趣盎然，并在8岁时宣布放弃原本的复名“亨利·诺尔曼”，而选择和祖父一样的“诺尔曼”，并将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门口，表示继承祖父衣钵的决心。孰是孰非（或两种传说都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在学习期间，白求恩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但1909年，即他从专上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年，他作出的一个抉择表明，自己的确遗传了祖父的血脉：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这正是老诺尔曼·白求恩参与创建的学府。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并放浪形骸，曾吸食大麻叶，并沉湎于酒精和女伴之间。
他在1923年底赴苏格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妮，两人在次年春天匆匆结婚，并双双奔赴欧洲度蜜月。但婚后两人的良好关系很快破裂，有记载称，一文不名的白求恩在欧洲主要依靠妻子遗产度日，但他在任性中几乎耗尽这笔本就不多的钱，最后不得不在1924年底回到北美行医。
他第一次和弗朗西斯离婚，是因为自己的肺结核病，并由白求恩主动提出，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两人间关系早已破裂。离婚期间两人频繁通信，关系有所修复，康复后两人于1929年复婚，但二人间的关系不久后便再度破裂，1933年两人再度离异。
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却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许多记载都显示，不论是婚姻维持期间，还是在西班牙期间，白求恩都继续保持着一些浪子习性：酗酒、和许多女性周旋，等等，他似乎有一些不尊重女性，经常肆无忌惮地用粗俗语言开熟悉女性的玩笑，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这种“越熟越不客气”似乎是白求恩性格中一个鲜明特点，即便在生命最后阶段，他在晋察冀工作时，也曾因对下属过于粗暴严厉而做过自我批评。
不知是西班牙的血，还是日寇的暴行唤醒了他，总之自他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和浪子沾边的纪录都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的“纯粹的人”，曾经崇尚奢华的他不仅拒绝了汉口医疗部门的挽留，也谢绝了要他留在延安或五台山的好意，甚至因有人好心挽留他在延安工作而把一张椅子扔出窗户，最终他踏上了冀中前线，并在那里以“完人”的形象以身殉职。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妻子弗朗西斯的关系始终藕断丝连，直到在中国他还给弗朗西斯写信，临终致聂荣臻的信中，也提到“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一笔生活费，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不能因没有钱而遗弃她”，信中称“请代致以我对她的歉意，并同时告诉她，我曾经很快乐”。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他1935年秋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把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在艺术领域，他同样信守“全民福利”理念，并尝试在蒙特利尔主办了专门为贫民孩子免费提供美术教育的“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他赴西班牙、中国后仍然委托志同道合者照顾，并在白求恩去世后坚持了相当长时间。
一些国内记载称，白求恩曾在青年学生时代搜集大量中国瓷器并借此发了一笔小财，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加拿大人的确热衷于倒腾中国古董，尤其以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活动的加拿大人为最，他们中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医生，有的既是传教士也是医生。但白求恩在当时还是个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是没有财力和精力积攒据称多达400个以上的中国瓷器的。他的这些奢侈艺术收藏行为，多数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在欧洲滞留的那段“荒唐岁月”中。
从诊所走向社会
虽然婚姻失意，但白求恩的世界观似乎逐渐成形：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的论文，鲜明地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整个北美正陷入空前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而且越来越严重，对此他苦闷不已，称“医生无法解决应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的问题”。
1934年，他对前妻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保护全民健康’的医学理念”。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到处宣扬。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时期和此后一段时间，是北美左翼思潮最风行的阶段，饱受大萧条痛苦的北美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苏联经济奇迹”产生强烈好感和好奇，甚至有相当多美国人自愿移居苏联，成为苏联公民，白求恩出于对全民医疗体制的向往，在那个年代产生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很合时宜的，事实上当时邀请他演讲的北美机构纷至沓来。当然，白求恩的苏联之行实际是走马观花，加上他又是个主观色彩强烈的人，这个所谓“苏联医保模式”，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他本人理想的折射。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这种健保思想是“国际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加拿大人仍争辩不休。保守派认为，白求恩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因此是“邪恶共产主义思想的附属品”；但更多人则指出，白求恩只在苏联呆了很短时间，他的健保思想早在去苏联前便已成型，是因为在贫民中提倡免费医疗，他才被左翼组织选中送到苏联，而非相反，他回国后所提倡的医保，是依靠加拿大政府，而非颠覆这个政府另起炉灶，其服务对象也是加拿大人，因此从本质上还是“爱国主义”的。今天许多人将白求恩视作加拿大健保体系倡导者之一，也正是从这一逻辑所推论的。
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
46岁的白求恩在三周后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理由是“如果不趁还能制止时制止（法西斯主义），世界将被变成一个屠宰场”，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第三国际1930年代前期色彩的宣言。
在西班牙他努力救死扶伤，并曾巡回欧洲、北美，为西班牙共和派募集支持，谴责英、法、美的漠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他饱受创伤，1937年6月6日他动身回国，试图“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们”，但就在巡回演讲过程中，他得悉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便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日搭乘“日本皇后”号班轮从温哥华启程赴中国，1月20日抵达香港，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给他写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临终前的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虐疾病患者和贫血病者，还特别提醒“千万别再去保定、平津买药”，因为“价格比沪港贵两倍”。
大器晚成 在专业领域，白求恩的成就是公认的。
他的专业是胸外科，在这方面有14篇专著，发表在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刊物上；他知识面开阔，有异乎寻常的触类旁通能力，因此曾在上世纪20～30年代发明过一系列专业手术器械，其中最著名的“白求恩肋骨剪”，据说是他受到皮鞋匠修鞋钉工具的启发而发明的，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据说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其中有一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但有一项流传广泛的传说却是错的：有记载称，白求恩因积劳成疾，于1926年患上肺结核，并因此不得不离婚。为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并奇迹般痊愈；一种类似的传说承认，“人工气胸疗法”并非白求恩所发明，但认为白求恩本人当时掌握了这种疗法，而当年掌握这项技术的胸外科专家仅有12人。
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错的：他离婚后自我放逐去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一座名叫“草原”的寓所中和3名病友同住，这4人中有3名医生，且都是艺术爱好者，他们合作构思了一整套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并由白求恩主笔，画在寓所墙上。就在这近乎绝望的日子里，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当年出版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作者是著名胸外科医生约翰·亚历山大，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夫首创的“人工气胸疗法”，他欣喜若狂地找到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并要求进行这种治疗，但医生们告知“疗法不成熟，很危险”，他当即大声说“我欢迎危险”。最终他在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这种危险的、未成熟的疗法奇迹般痊愈。
由此可见，“人工气胸疗法”既非白求恩首创，他在接受治疗时也并未掌握。事实上，他是在这次死里逃生后，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能力尚有极大欠缺，从而在1929年起师从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并在几年间由一名普通胸外科大夫，成长为顶级胸外科专家的。
由于他投身名师时已经年近40，功成名就时年纪更大，在这个年龄里，多数医生早已定型，因此其成就被当时的同行们称为奇迹，也正因为他大器晚成，在40多岁的“高龄”才进入专业黄金期，他在事业巅峰时突然放弃这一切，先是投身“穷人医疗事业”，继而远赴西班牙、中国，才会令不少熟人感到费解和惋惜。
圈内一般认为，白求恩在专业领域的黄金期，是1929～1936年，他的大部分专业发明、重要论文和理论成就，都出产于这一阶段。此后因各处奔波，戎马倥偬，缺乏在专业领域更上一层楼的条件，但即便如此，他仍然继续有所建树。
在西班牙，他创制了流动输血车和野战伤员急救系统，这被认为是今天各国现代军队普遍采用的野战外科医疗方舱（MASH）的雏形；在中国，他曾试图在晋察冀根据地普及正规医疗体制，但历时两个月建成的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仅5天后便被迫关闭，后被扫荡的日军焚毁，这让白求恩下决心创造了一套可用人背马驮、适合游击战环境的流动外科医疗设备。在晋察冀，他创造了用普通铁匠、木匠土制医疗器械动手术，和在药箱上做手术的奇迹，也曾在69小时内动外科手术115起，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
唤醒的记忆
加拿大是最早和红色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建交谈判的西方国家之一，但由于顾虑美国的因素和朝鲜战争的影响，建交过程一波三折，直到1976年才瓜熟蒂落。
此时在中国，“文革”已近尾声，但“老三篇”的章节仍然家喻户晓，白求恩也仍然是中国人最熟悉、最具知名度的加拿大人。当1973年，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访问中国，重新关注中国大陆的加拿大人惊讶地发现，有个同胞在中国具有极高声望，自己却对此人一无所知时，便产生了刨根问底的冲动。
就在这一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购买了特雷文赫斯特的235 John Street North，白求恩出生的故居，并另行购买了一街之隔的297 John Street，一座白色二层小楼，并将之建成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
在探究和争执中，加拿大人开始逐渐重新认识了白求恩，知道他不仅是西班牙人和中国抗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也为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白求恩在加拿大事迹轮廓的逐渐清晰，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开始多起来，约克大学白求恩学院、安大略省士嘉堡白求恩中学相继成立，1990年3月，白求恩百年诞辰，加拿大和中国邮政同时发行了设计完全相同的纪念邮票。在白求恩曾长期生活的蒙特利尔，一座纪念雕像如今矗立在盖伊-协和地铁站附近的公共广场上。
公共医保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当今加拿大引为自豪的体制，2004年加拿大CBC广播公司评选过“史上最伟大加拿大人”，排名第一的是“加拿大医保之父”、前萨斯喀彻温省长汤米·道格拉斯，同样对全民医保作出推动贡献的白求恩排名第26，位列著名歌星席琳·迪翁之前。
1998年，位于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加拿大医学名人堂收录了白求恩的名字，这被认为是白求恩“回到加拿大”的标志性事件。
如今在白求恩的故居，处处给人古老印象的大键琴、木边沙发和毛线团、放置在落地长窗边的婴儿摇篮、墙壁上白求恩家人的照片……一幅似曾相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村家居图。令人诧异的是，“白求恩故居”却很难觅得白求恩本人的踪迹，除了那几幅婴儿照片，就只有那个据说婴儿白求恩曾睡过的摇篮。讲解员称，白求恩亲属在布置故居时曾提出“家族意见”，希望故居按照1890年、即白求恩刚出生时的原貌还原，因此人们今天看到的，便是没有成年白求恩痕迹的“白求恩故居”。
事实上白求恩在这座故居也的确只住到3岁多，且这儿并非他们家族的产业，而是其父亲任职教会时的宿舍，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那座白色二层楼看作白求恩的“故居”也不为过，因为那里可以觅得他更完整的人生记录。
格雷文赫斯特市是座几乎没有外来移民和华裔的林业小镇，100年前如此，如今也一样如此，据说上世纪70年代修葺白求恩纪念馆时，当地人甚至很少知道这位少小离家、为几亿中国人所熟知的“老乡”是何许人也，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参观者也多是华裔，热心市民甚至看见中国人，不待开口便直指故居的方向。
但近年来，尤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本地探访者开始明显增多，在白求恩故居门前，有时会有公益团体在散发小册子，印刷很普通，但都是英文，显然并非给中国游客所预备的。
如今适逢经济危机，许多民众重陷失业和困苦，而曾引以为傲的加拿大福利医疗体系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效率威胁，此时此刻，人们更多地怀念白求恩这位毕生致力于将医疗保障提供给穷人的医生，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白求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仍有人坚持认为，他首先是个“共产主义者”。1998年，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拉里·汉纳特出版了《白求恩作品集》（The Politics of Passion——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一书，在这本资料基本来自北美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记录了许多白求恩的“红色事迹”，如他在抵达中国之前就深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为此不惜拒绝国民政府挽留，毅然投身中共根据地等，尽管他本人日记、时人记载，乃至中共方面的资料，对此都付诸阙如。
然而如今已不是1973年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已不再那么陌生。许多人在CBC留言簿上指出，白求恩救死扶伤，并为加拿大人的福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未必认同其政治信仰，但不应抹煞其功绩”，有人列举白求恩在结核病防治、输血安全、贫民福利等方面的贡献，以及其在电影、戏剧等领域的造诣，嘲笑带头发难的安德斯议员“是个对加拿大历史人物缺乏了解的可笑政客”。在《多伦多太阳报》上，当犹太政论家埃兹拉·勒旺呼吁“推倒白求恩纪念馆”后，许多人在该报网页上留言指出，白求恩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而埃兹拉本人是犹太人，祖先曾在欧洲遭受纳粹迫害，后者污蔑攻讦白求恩是“数典忘祖的可笑行为”。更有人在《国家邮报》上引经据典，指出抗战中加拿大和中国国共双方都是盟友，白求恩投身中国抗日事业，和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并无冲突，质疑白求恩在抗战中的行为是“匪夷所思和颠倒黑白的”。
如今小镇和纪念馆已恢复了平静，激烈的争辩已平复，该纪念的继续纪念，该健忘的也照旧健忘，但争执的内容表明，如今的加拿大人或中国人，许多已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而且首先将他当做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医学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而非一个抱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人物。
当国门敞开，他们开始有更多机会去加拿大看一看、转一转时，往往会特意跑到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去看一眼白求恩的故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那座故居直到1976年加中建交，才被加拿大联邦政府开辟成纪念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来这里凭吊、参观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对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同胞，并没有特别多的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尤其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中国，当1990年版加、中、法三国合拍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在3年后公映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可谓一点也不“纯粹”，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在加拿大，当左翼和右翼、自由市场论者和福利国家论者、“北美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一次又一次激辩，并不可避免地将白求恩的名字反复提及，当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对手的加拿大人开始刨根问底，去探究这个名字熟悉、事迹陌生的同胞时，却同样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生活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2002年8月，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是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冒险的家族传统
白求恩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是苏格兰人，家族的族长，18世纪后半叶，他以牧师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当地首家苏格兰长老会。当时的蒙特利尔是法国殖民重镇，约翰·白求恩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风险。
约翰·白求恩的儿子安格斯·白求恩，冒险精神比乃父更强，他年纪轻轻加入了当时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
由此可见，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是白求恩家族的传统，诺尔曼·白求恩日后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血脉的传承。
白求恩家族的第一个医生也叫诺尔曼·白求恩——本文传主的爷爷，和传主同名同姓。老诺尔曼是科班出身的医生，还在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学习，归国后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上加拿大医学院”，这所后来被并入多伦多圣三一学院的医学专门学府，是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前身之一。
然而冒险和医学的血脉，似乎差点在白求恩父亲一代断绝：他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一名普普通通、但虔诚无比的牧师，忠实于工作和家庭，渴望平静的生活，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厉。小诺尔曼·白求恩是家中长子，自然受到最严格的教育。
白求恩自幼多才多艺，具有音乐和美术的才能，他喜欢科学，中学时成绩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安大略欧文桑德专上学院学医，这在一开始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他喜欢医学，因为有记载表明，他曾告诉朋友，当年做此选择，是因为这所学校费用低廉且课程宽松，可以边打工边深造，而当时他家庭经济状况拮据，负担不起诸如艺术之类更“奢侈”的专业学习费用。但也有传闻称，白求恩从小就对解剖和骨骼结构兴趣盎然，并在8岁时宣布放弃原本的复名“亨利·诺尔曼”，而选择和祖父一样的“诺尔曼”，并将祖父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门口，表示继承祖父衣钵的决心。孰是孰非（或两种传说都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在学习期间，白求恩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但1909年，即他从专上学院毕业后的第三年，他作出的一个抉择表明，自己的确遗传了祖父的血脉：他在攒够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大学胸外科专业，这正是老诺尔曼·白求恩参与创建的学府。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并放浪形骸，曾吸食大麻叶，并沉湎于酒精和女伴之间。
他在1923年底赴苏格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妮，两人在次年春天匆匆结婚，并双双奔赴欧洲度蜜月。但婚后两人的良好关系很快破裂，有记载称，一文不名的白求恩在欧洲主要依靠妻子遗产度日，但他在任性中几乎耗尽这笔本就不多的钱，最后不得不在1924年底回到北美行医。
他第一次和弗朗西斯离婚，是因为自己的肺结核病，并由白求恩主动提出，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两人间关系早已破裂。离婚期间两人频繁通信，关系有所修复，康复后两人于1929年复婚，但二人间的关系不久后便再度破裂，1933年两人再度离异。
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却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许多记载都显示，不论是婚姻维持期间，还是在西班牙期间，白求恩都继续保持着一些浪子习性：酗酒、和许多女性周旋，等等，他似乎有一些不尊重女性，经常肆无忌惮地用粗俗语言开熟悉女性的玩笑，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这种“越熟越不客气”似乎是白求恩性格中一个鲜明特点，即便在生命最后阶段，他在晋察冀工作时，也曾因对下属过于粗暴严厉而做过自我批评。
不知是西班牙的血，还是日寇的暴行唤醒了他，总之自他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和浪子沾边的纪录都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的“纯粹的人”，曾经崇尚奢华的他不仅拒绝了汉口医疗部门的挽留，也谢绝了要他留在延安或五台山的好意，甚至因有人好心挽留他在延安工作而把一张椅子扔出窗户，最终他踏上了冀中前线，并在那里以“完人”的形象以身殉职。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妻子弗朗西斯的关系始终藕断丝连，直到在中国他还给弗朗西斯写信，临终致聂荣臻的信中，也提到“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一笔生活费，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不能因没有钱而遗弃她”，信中称“请代致以我对她的歉意，并同时告诉她，我曾经很快乐”。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他1935年秋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把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在艺术领域，他同样信守“全民福利”理念，并尝试在蒙特利尔主办了专门为贫民孩子免费提供美术教育的“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他赴西班牙、中国后仍然委托志同道合者照顾，并在白求恩去世后坚持了相当长时间。
一些国内记载称，白求恩曾在青年学生时代搜集大量中国瓷器并借此发了一笔小财，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前半叶，加拿大人的确热衷于倒腾中国古董，尤其以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活动的加拿大人为最，他们中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医生，有的既是传教士也是医生。但白求恩在当时还是个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是没有财力和精力积攒据称多达400个以上的中国瓷器的。他的这些奢侈艺术收藏行为，多数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在欧洲滞留的那段“荒唐岁月”中。
从诊所走向社会
虽然婚姻失意，但白求恩的世界观似乎逐渐成形：1932年，他发表《肺结核治疗宜趁早》的论文，鲜明地提出“肺结核的根源不是病灶，而是贫穷”，此时整个北美正陷入空前大萧条，贫穷这个“肺结核的根源”不但无法根除，而且越来越严重，对此他苦闷不已，称“医生无法解决应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解决的问题”。
1934年，他对前妻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普遍保护全民健康’的医学理念”。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在苏联，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到处宣扬。
应该指出的是，大萧条时期和此后一段时间，是北美左翼思潮最风行的阶段，饱受大萧条痛苦的北美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苏联经济奇迹”产生强烈好感和好奇，甚至有相当多美国人自愿移居苏联，成为苏联公民，白求恩出于对全民医疗体制的向往，在那个年代产生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很合时宜的，事实上当时邀请他演讲的北美机构纷至沓来。当然，白求恩的苏联之行实际是走马观花，加上他又是个主观色彩强烈的人，这个所谓“苏联医保模式”，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他本人理想的折射。
白求恩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并全免费用。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性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这种健保思想是“国际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加拿大人仍争辩不休。保守派认为，白求恩的思想来源于苏联，因此是“邪恶共产主义思想的附属品”；但更多人则指出，白求恩只在苏联呆了很短时间，他的健保思想早在去苏联前便已成型，是因为在贫民中提倡免费医疗，他才被左翼组织选中送到苏联，而非相反，他回国后所提倡的医保，是依靠加拿大政府，而非颠覆这个政府另起炉灶，其服务对象也是加拿大人，因此从本质上还是“爱国主义”的。今天许多人将白求恩视作加拿大健保体系倡导者之一，也正是从这一逻辑所推论的。
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
46岁的白求恩在三周后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理由是“如果不趁还能制止时制止（法西斯主义），世界将被变成一个屠宰场”，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第三国际1930年代前期色彩的宣言。
在西班牙他努力救死扶伤，并曾巡回欧洲、北美，为西班牙共和派募集支持，谴责英、法、美的漠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他饱受创伤，1937年6月6日他动身回国，试图“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们”，但就在巡回演讲过程中，他得悉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便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日搭乘“日本皇后”号班轮从温哥华启程赴中国，1月20日抵达香港，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给他写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临终前的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虐疾病患者和贫血病者，还特别提醒“千万别再去保定、平津买药”，因为“价格比沪港贵两倍”。
大器晚成 在专业领域，白求恩的成就是公认的。
他的专业是胸外科，在这方面有14篇专著，发表在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刊物上；他知识面开阔，有异乎寻常的触类旁通能力，因此曾在上世纪20～30年代发明过一系列专业手术器械，其中最著名的“白求恩肋骨剪”，据说是他受到皮鞋匠修鞋钉工具的启发而发明的，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据说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其中有一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但有一项流传广泛的传说却是错的：有记载称，白求恩因积劳成疾，于1926年患上肺结核，并因此不得不离婚。为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并奇迹般痊愈；一种类似的传说承认，“人工气胸疗法”并非白求恩所发明，但认为白求恩本人当时掌握了这种疗法，而当年掌握这项技术的胸外科专家仅有12人。
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错的：他离婚后自我放逐去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一座名叫“草原”的寓所中和3名病友同住，这4人中有3名医生，且都是艺术爱好者，他们合作构思了一整套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并由白求恩主笔，画在寓所墙上。就在这近乎绝望的日子里，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当年出版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作者是著名胸外科医生约翰·亚历山大，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夫首创的“人工气胸疗法”，他欣喜若狂地找到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并要求进行这种治疗，但医生们告知“疗法不成熟，很危险”，他当即大声说“我欢迎危险”。最终他在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这种危险的、未成熟的疗法奇迹般痊愈。
由此可见，“人工气胸疗法”既非白求恩首创，他在接受治疗时也并未掌握。事实上，他是在这次死里逃生后，才意识到自己的专业能力尚有极大欠缺，从而在1929年起师从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并在几年间由一名普通胸外科大夫，成长为顶级胸外科专家的。
由于他投身名师时已经年近40，功成名就时年纪更大，在这个年龄里，多数医生早已定型，因此其成就被当时的同行们称为奇迹，也正因为他大器晚成，在40多岁的“高龄”才进入专业黄金期，他在事业巅峰时突然放弃这一切，先是投身“穷人医疗事业”，继而远赴西班牙、中国，才会令不少熟人感到费解和惋惜。
圈内一般认为，白求恩在专业领域的黄金期，是1929～1936年，他的大部分专业发明、重要论文和理论成就，都出产于这一阶段。此后因各处奔波，戎马倥偬，缺乏在专业领域更上一层楼的条件，但即便如此，他仍然继续有所建树。
在西班牙，他创制了流动输血车和野战伤员急救系统，这被认为是今天各国现代军队普遍采用的野战外科医疗方舱（MASH）的雏形；在中国，他曾试图在晋察冀根据地普及正规医疗体制，但历时两个月建成的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仅5天后便被迫关闭，后被扫荡的日军焚毁，这让白求恩下决心创造了一套可用人背马驮、适合游击战环境的流动外科医疗设备。在晋察冀，他创造了用普通铁匠、木匠土制医疗器械动手术，和在药箱上做手术的奇迹，也曾在69小时内动外科手术115起，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
唤醒的记忆
加拿大是最早和红色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建交谈判的西方国家之一，但由于顾虑美国的因素和朝鲜战争的影响，建交过程一波三折，直到1976年才瓜熟蒂落。
此时在中国，“文革”已近尾声，但“老三篇”的章节仍然家喻户晓，白求恩也仍然是中国人最熟悉、最具知名度的加拿大人。当1973年，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访问中国，重新关注中国大陆的加拿大人惊讶地发现，有个同胞在中国具有极高声望，自己却对此人一无所知时，便产生了刨根问底的冲动。
就在这一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购买了特雷文赫斯特的235 John Street North，白求恩出生的故居，并另行购买了一街之隔的297 John Street，一座白色二层小楼，并将之建成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
在探究和争执中，加拿大人开始逐渐重新认识了白求恩，知道他不仅是西班牙人和中国抗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也为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白求恩在加拿大事迹轮廓的逐渐清晰，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开始多起来，约克大学白求恩学院、安大略省士嘉堡白求恩中学相继成立，1990年3月，白求恩百年诞辰，加拿大和中国邮政同时发行了设计完全相同的纪念邮票。在白求恩曾长期生活的蒙特利尔，一座纪念雕像如今矗立在盖伊-协和地铁站附近的公共广场上。
公共医保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当今加拿大引为自豪的体制，2004年加拿大CBC广播公司评选过“史上最伟大加拿大人”，排名第一的是“加拿大医保之父”、前萨斯喀彻温省长汤米·道格拉斯，同样对全民医保作出推动贡献的白求恩排名第26，位列著名歌星席琳·迪翁之前。
1998年，位于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加拿大医学名人堂收录了白求恩的名字，这被认为是白求恩“回到加拿大”的标志性事件。
如今在白求恩的故居，处处给人古老印象的大键琴、木边沙发和毛线团、放置在落地长窗边的婴儿摇篮、墙壁上白求恩家人的照片……一幅似曾相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村家居图。令人诧异的是，“白求恩故居”却很难觅得白求恩本人的踪迹，除了那几幅婴儿照片，就只有那个据说婴儿白求恩曾睡过的摇篮。讲解员称，白求恩亲属在布置故居时曾提出“家族意见”，希望故居按照1890年、即白求恩刚出生时的原貌还原，因此人们今天看到的，便是没有成年白求恩痕迹的“白求恩故居”。
事实上白求恩在这座故居也的确只住到3岁多，且这儿并非他们家族的产业，而是其父亲任职教会时的宿舍，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那座白色二层楼看作白求恩的“故居”也不为过，因为那里可以觅得他更完整的人生记录。
格雷文赫斯特市是座几乎没有外来移民和华裔的林业小镇，100年前如此，如今也一样如此，据说上世纪70年代修葺白求恩纪念馆时，当地人甚至很少知道这位少小离家、为几亿中国人所熟知的“老乡”是何许人也，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参观者也多是华裔，热心市民甚至看见中国人，不待开口便直指故居的方向。
但近年来，尤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本地探访者开始明显增多，在白求恩故居门前，有时会有公益团体在散发小册子，印刷很普通，但都是英文，显然并非给中国游客所预备的。
如今适逢经济危机，许多民众重陷失业和困苦，而曾引以为傲的加拿大福利医疗体系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效率威胁，此时此刻，人们更多地怀念白求恩这位毕生致力于将医疗保障提供给穷人的医生，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白求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仍有人坚持认为，他首先是个“共产主义者”。1998年，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拉里·汉纳特出版了《白求恩作品集》（The Politics of Passion——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一书，在这本资料基本来自北美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记录了许多白求恩的“红色事迹”，如他在抵达中国之前就深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为此不惜拒绝国民政府挽留，毅然投身中共根据地等，尽管他本人日记、时人记载，乃至中共方面的资料，对此都付诸阙如。
然而如今已不是1973年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已不再那么陌生。许多人在CBC留言簿上指出，白求恩救死扶伤，并为加拿大人的福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未必认同其政治信仰，但不应抹煞其功绩”，有人列举白求恩在结核病防治、输血安全、贫民福利等方面的贡献，以及其在电影、戏剧等领域的造诣，嘲笑带头发难的安德斯议员“是个对加拿大历史人物缺乏了解的可笑政客”。在《多伦多太阳报》上，当犹太政论家埃兹拉·勒旺呼吁“推倒白求恩纪念馆”后，许多人在该报网页上留言指出，白求恩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而埃兹拉本人是犹太人，祖先曾在欧洲遭受纳粹迫害，后者污蔑攻讦白求恩是“数典忘祖的可笑行为”。更有人在《国家邮报》上引经据典，指出抗战中加拿大和中国国共双方都是盟友，白求恩投身中国抗日事业，和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并无冲突，质疑白求恩在抗战中的行为是“匪夷所思和颠倒黑白的”。
如今小镇和纪念馆已恢复了平静，激烈的争辩已平复，该纪念的继续纪念，该健忘的也照旧健忘，但争执的内容表明，如今的加拿大人或中国人，许多已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而且首先将他当做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医学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而非一个抱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