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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波澜壮阔的时期，我们往往记住了武将们的英勇无畏和谋士们的神机妙算，却不承想，一场战争的胜利虽要依靠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后方文臣的运筹帷幄。
曹刘两家在汉中对峙时，如果没有诸葛亮坐镇川蜀，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和武器，赤手空拳、饿着肚子的蜀军能攻下汉中？
说到底，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魏蜀吴三家谁的综合国力强，谁就能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占得先机。深谙此道的曹操在创业过程中进行了两笔“产业投资”，大大加强了曹魏的实力。正是有这两笔投资，魏国才能抵挡住诸葛亮的北伐，笑到最后。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耕牛，这是我国农业技术的一大飞跃。耕牛的普及扩大耕种面积，粮食产量得以提高，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但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旦遭遇长时间的、大范围的灾害，粮食产量连续锐减，养不活新增人口，东汉政府又无力赈济灾民，走投无路的农民只能拿起武器造反，去抢劫那些囤积粮食的地主。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黄巾之亂”爆发了。
自然灾害和“黄巾之乱”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导致人口锐减，甚至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战争还要进行下去，如何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成为曹魏集团的头等大事。只有农业生产稳定了，才能提供足够的兵源和粮食。曹操通过“屯田制”招募流民，授予他们土地，并且发放耕种工具，鼓励生产，缓解了当务之急。但依靠纯人力的耕种效率太低，无法应对前方战事的军粮缺口。
看看官渡之战中曹操与许攸的对话就知道了，当时曹军所剩的军粮只够维持数日，如果找不到快速消灭袁军的方法，曹操只能命令大军撤退。而许攸给曹操带来极为关键的情报：袁军的粮草都囤积在乌巢，只要一把火烧了乌巢，袁军不战自溃。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丢了军粮的袁军被杀得大败。
可以说，官渡之战的胜负手就在粮食，曹操和袁绍谁能先把对方“饿死”，谁就能获胜。险胜回朝的曹操认识到，打胜仗的第一要务是筹集足够的粮草，必须搞好农业生产。这时，一位名叫卫觊的大臣向曹操建言道：“如果能给农民提供耕牛，劳动效率将大大提高，何愁没有足够的军粮？”
曹操对此建议非常感兴趣，追问道：“那耕牛从哪儿来呢？”
卫觊答道：“食盐专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如果把卖食盐的钱用于购买耕牛，再把耕牛租给农民用于生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公元202年，曹操下令正式推广“食盐换牛”，为农民免费配备耕牛。这样一来，国家征收的粮食多了，农民留下的口粮也多了，一举两得。据载，这笔投资成功后，当年逃到荆州避难的人纷纷迁回中原地区，曹魏实力因此大增，从此北方再无可以与其抗争的势力。
想要在三国争霸中占据优势，解决粮食问题只是第一步，要扩充军队和提高战斗力，还需要足够的武器。
三国时期战事不断，武器消耗颇大，新补兵员如果不能及时配备武器，在战场上无疑是待宰的羔羊。这时，冶金技术的高低就决定了军队的实力。
三国时期的冶金过程通常是建一座高炉，然后点火熔炼矿石，熔炼速度的快慢取决于炉内的温度，必须保持炉内有持续的高温，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冶金任务。
要保持高温就需要外界不断地向炉内吹风，这就要依靠马力了，用马拉动鼓风机给炉内送风。可当时能用的马匹都被抽调到前线打仗去了，哪还有足够的马匹投入生产？
曹操为了解决马匹数量不足的问题，招募大量民夫参与冶炼，用人力鼓风，这样做虽解了燃眉之急，却产生了新的问题：人力毕竟比不上马力，一匹马能干好的活，放在人身上可能需要很多人才能办到，无意间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农业人口，间接导致粮食产量下降。
转机出现在曹操平定荆州之后，一个叫韩暨的人出现在曹操面前，说他发明了一种水排技术，完全可以取代马力和人力为曹军冶金。
什么是水排呢？简单说就是在河流的湍急之处兴建一个圆筒形水轮，再通过传导装置将水流推动产生的力量传导到岸边的风囊之中，利用水力源源不断地向风囊提供动力，保持熔炉内的高温。
这种水排技术不但解放了大量人力，其效率还远超马力，可以昼夜不停地熔炼铁矿，为部队提供足够的兵器，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具。冶炼速度可以立刻提高三四倍，让军队从硬实力上超越刘孙两家。
曹操闻之大喜过望，立刻下令在全国推广，并让献帝下旨褒奖韩暨，任命他为司金都尉，专门掌管全国的冶金工厂，地位之高仅次于九卿。
曹魏通过投资耕牛和水排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所以在诸葛亮六出祁山之时，司马懿才敢毫无顾忌地采取防御策略，不给蜀军正面决战的机会。
高墙深堑易守难攻，纵使诸葛亮再怎么神机妙算，也拿躲在城墙后的司马懿毫无办法。魏蜀两军陷入长时间的对峙，时间是站在粮食充裕的魏国这边的，等到蜀军粮草耗尽，诸葛亮只能退回汉中，积攒粮草，等待下一次机会。
曹操生前进行的这两笔投资奠定了魏国强大的基石，北方经过长时间的恢复与发展，实力渐渐凌驾于吴蜀之上。
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在《出师表》中写“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国实力不够，只能努力来凑，诸葛亮把自己熬得油尽灯枯，终究也不能取胜。
我们在叹息诸葛亮命运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曹操的远见卓识。
曹刘两家在汉中对峙时，如果没有诸葛亮坐镇川蜀，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和武器，赤手空拳、饿着肚子的蜀军能攻下汉中？
说到底，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魏蜀吴三家谁的综合国力强，谁就能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占得先机。深谙此道的曹操在创业过程中进行了两笔“产业投资”，大大加强了曹魏的实力。正是有这两笔投资，魏国才能抵挡住诸葛亮的北伐，笑到最后。
食盐换牛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耕牛，这是我国农业技术的一大飞跃。耕牛的普及扩大耕种面积，粮食产量得以提高，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但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一旦遭遇长时间的、大范围的灾害，粮食产量连续锐减，养不活新增人口，东汉政府又无力赈济灾民，走投无路的农民只能拿起武器造反，去抢劫那些囤积粮食的地主。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黄巾之亂”爆发了。
自然灾害和“黄巾之乱”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导致人口锐减，甚至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战争还要进行下去，如何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成为曹魏集团的头等大事。只有农业生产稳定了，才能提供足够的兵源和粮食。曹操通过“屯田制”招募流民，授予他们土地，并且发放耕种工具，鼓励生产，缓解了当务之急。但依靠纯人力的耕种效率太低，无法应对前方战事的军粮缺口。
看看官渡之战中曹操与许攸的对话就知道了，当时曹军所剩的军粮只够维持数日，如果找不到快速消灭袁军的方法，曹操只能命令大军撤退。而许攸给曹操带来极为关键的情报：袁军的粮草都囤积在乌巢，只要一把火烧了乌巢，袁军不战自溃。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丢了军粮的袁军被杀得大败。
可以说，官渡之战的胜负手就在粮食，曹操和袁绍谁能先把对方“饿死”，谁就能获胜。险胜回朝的曹操认识到，打胜仗的第一要务是筹集足够的粮草，必须搞好农业生产。这时，一位名叫卫觊的大臣向曹操建言道：“如果能给农民提供耕牛，劳动效率将大大提高，何愁没有足够的军粮？”
曹操对此建议非常感兴趣，追问道：“那耕牛从哪儿来呢？”
卫觊答道：“食盐专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如果把卖食盐的钱用于购买耕牛，再把耕牛租给农民用于生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公元202年，曹操下令正式推广“食盐换牛”，为农民免费配备耕牛。这样一来，国家征收的粮食多了，农民留下的口粮也多了，一举两得。据载，这笔投资成功后，当年逃到荆州避难的人纷纷迁回中原地区，曹魏实力因此大增，从此北方再无可以与其抗争的势力。
推广水排
想要在三国争霸中占据优势，解决粮食问题只是第一步，要扩充军队和提高战斗力，还需要足够的武器。
三国时期战事不断，武器消耗颇大，新补兵员如果不能及时配备武器，在战场上无疑是待宰的羔羊。这时，冶金技术的高低就决定了军队的实力。
三国时期的冶金过程通常是建一座高炉，然后点火熔炼矿石，熔炼速度的快慢取决于炉内的温度，必须保持炉内有持续的高温，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冶金任务。
要保持高温就需要外界不断地向炉内吹风，这就要依靠马力了，用马拉动鼓风机给炉内送风。可当时能用的马匹都被抽调到前线打仗去了，哪还有足够的马匹投入生产？
曹操为了解决马匹数量不足的问题，招募大量民夫参与冶炼，用人力鼓风，这样做虽解了燃眉之急，却产生了新的问题：人力毕竟比不上马力，一匹马能干好的活，放在人身上可能需要很多人才能办到，无意间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农业人口，间接导致粮食产量下降。
转机出现在曹操平定荆州之后，一个叫韩暨的人出现在曹操面前，说他发明了一种水排技术，完全可以取代马力和人力为曹军冶金。
什么是水排呢？简单说就是在河流的湍急之处兴建一个圆筒形水轮，再通过传导装置将水流推动产生的力量传导到岸边的风囊之中，利用水力源源不断地向风囊提供动力，保持熔炉内的高温。
这种水排技术不但解放了大量人力，其效率还远超马力，可以昼夜不停地熔炼铁矿，为部队提供足够的兵器，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具。冶炼速度可以立刻提高三四倍，让军队从硬实力上超越刘孙两家。
曹操闻之大喜过望，立刻下令在全国推广，并让献帝下旨褒奖韩暨，任命他为司金都尉，专门掌管全国的冶金工厂，地位之高仅次于九卿。
曹魏通过投资耕牛和水排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所以在诸葛亮六出祁山之时，司马懿才敢毫无顾忌地采取防御策略，不给蜀军正面决战的机会。
高墙深堑易守难攻，纵使诸葛亮再怎么神机妙算，也拿躲在城墙后的司马懿毫无办法。魏蜀两军陷入长时间的对峙，时间是站在粮食充裕的魏国这边的，等到蜀军粮草耗尽，诸葛亮只能退回汉中，积攒粮草，等待下一次机会。
曹操生前进行的这两笔投资奠定了魏国强大的基石，北方经过长时间的恢复与发展，实力渐渐凌驾于吴蜀之上。
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在《出师表》中写“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国实力不够，只能努力来凑，诸葛亮把自己熬得油尽灯枯，终究也不能取胜。
我们在叹息诸葛亮命运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曹操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