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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体制机制仍需完善。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我们将如何完成汇改未竟的任务？《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经济角度的汇率选择，强调汇率选择没有最优解，而只有目标确定后手段、工具与目标的匹配。汇率改革的核心更在汇率之外，要加强配套措施、协调推进。
《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
推荐指数：★★★★★
作者：管涛、马昀、夏座蓉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作者简介：
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就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马昀，现就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政策研究处。获得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夏座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北京市场部经理，具有多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产品研发和市场监测经验。
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是重要的经济变量和政策工具，是统筹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的枢纽。从政策工具的角度看，汇率选择不仅包括汇率制度，也包括汇率政策。其中，汇率制度确定的是国家汇率制度的基本取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汇率政策反映的是不同时期汇率水平的强与弱、供求的松与紧，具有短期性、可变性。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因汇率政策的短期需要延误了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更不能把短期政策长期化、机制化，制约汇率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作用发挥。
汇率选择没有一劳永逸的最优解
从理论上看，固定汇率、浮动汇率和有管理浮动都各有其优劣性，关键是要综合考虑经济规模、发展状况、内外环境和政策目标等因素，才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是，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也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一个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的汇率制度演变，以及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在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汇率政策操作的实践，都符合这一基本共识。
经济稳是货币稳的前提
虽然汇率选择与宏观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汇率往往只是经济基本面的外在表现，单寄希望于调整汇率制度来改善经济是不现实的。在经济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调整汇率制度未必会有提振经济的效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处理经济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才是根本办法。当然，改革的同时如果能够选择适宜的汇率安排，则可让经济在未来轻装上阵，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中国的汇率选择需要考虑国情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而大国政策选择要优先考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货币国际化方面采取更为进取的策略，这就意味着，选择清洁浮动（指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不采取任何干预活动，汇率完全由市场力量自发地决定）应该是我国汇率选择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我国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体——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不足，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經济机制不完善。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外贸易投资发展需要提供稳定的汇率锚做支撑，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有助于减轻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降低经济改革和挑战不确定性的风险。
不要浪费汇率稳定创造的调整时间
当前无论采取稳定汇率、市场干预还是资本流动管理等操作，都是为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清洁创造条件，都是为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任何制度安排都是中性的，未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以后，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必然升值或者贬值。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最终还是要逐渐适应汇率弹性的增加，要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不能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要用好汇率避险工具、控制好对外敞口风险;不要把对外投资等同于炒作外汇，而应该理性、有序地进行对外资产配置。
成功的汇率转型更在汇率本身之外
汇率浮动并不会自然带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充分利用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需要加快货币政策转型，按照对内平衡优先的原则确立货币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并进一步严肃货币纪律。同时，现阶段，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出清外汇市场的重要手段。即使未来汇率自由浮动以后，为解决资本自由流动状况下的“二元悖论”难题，资本流动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可借机建立起一套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安排，更好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当然，任何汇率制度改革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都不能代替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只是为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争取时间。此外，还要加快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建设，有深度、有广度的金融市场是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维护汇率平稳运行的第一道防线。
夯实支持汇率平稳转型的长期保障
恰如其分的宏观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是任何汇率制度能够良好运行的长期保障。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要素市场的配置效率，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扩消费与“补短板”结合起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落实上述汇率改革的前提条件或者配套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汇率制度成功转型的概率，降低改革的风险;另一方面，“磨刀不误砍柴工”，很多工作即使没有汇率改革也是要做的。
长远看要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框架
推行强势人民币政策，不是要人为地持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或固定在较高的水平上，而是要让市场相信政府维护人民币的信心和能力。强势人民币政策需要克服既担心本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又担心本币贬值增加对外债务负担的“浮动恐惧”。为此，有关当局应适时、平稳地退出现时的外汇市场干预（包括行政和市场手段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乃至清洁浮动。在此基础上，强势人民币政策的具体内涵是：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为重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汇率政策给货币政策松绑;汇率水平变化是结果而非目标，允许汇率根据经济基本面情况短期波动;汇率政策是对外筹码而非负担，支持纳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但非单方国际义务，支持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和区域货币合作。
（本文节选自《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一书，内容略有删节，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体制机制仍需完善。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我们将如何完成汇改未竟的任务？《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经济角度的汇率选择，强调汇率选择没有最优解，而只有目标确定后手段、工具与目标的匹配。汇率改革的核心更在汇率之外，要加强配套措施、协调推进。
《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
推荐指数：★★★★★
作者：管涛、马昀、夏座蓉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作者简介：
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就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马昀，现就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政策研究处。获得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夏座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北京市场部经理，具有多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产品研发和市场监测经验。
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是重要的经济变量和政策工具，是统筹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的枢纽。从政策工具的角度看，汇率选择不仅包括汇率制度，也包括汇率政策。其中，汇率制度确定的是国家汇率制度的基本取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汇率政策反映的是不同时期汇率水平的强与弱、供求的松与紧，具有短期性、可变性。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因汇率政策的短期需要延误了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更不能把短期政策长期化、机制化，制约汇率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作用发挥。
汇率选择没有一劳永逸的最优解
从理论上看，固定汇率、浮动汇率和有管理浮动都各有其优劣性，关键是要综合考虑经济规模、发展状况、内外环境和政策目标等因素，才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是，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也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一个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的汇率制度演变，以及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在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汇率政策操作的实践，都符合这一基本共识。
经济稳是货币稳的前提
虽然汇率选择与宏观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汇率往往只是经济基本面的外在表现，单寄希望于调整汇率制度来改善经济是不现实的。在经济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调整汇率制度未必会有提振经济的效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处理经济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才是根本办法。当然，改革的同时如果能够选择适宜的汇率安排，则可让经济在未来轻装上阵，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中国的汇率选择需要考虑国情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而大国政策选择要优先考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货币国际化方面采取更为进取的策略，这就意味着，选择清洁浮动（指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不采取任何干预活动，汇率完全由市场力量自发地决定）应该是我国汇率选择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我国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体——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不足，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經济机制不完善。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外贸易投资发展需要提供稳定的汇率锚做支撑，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有助于减轻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降低经济改革和挑战不确定性的风险。
不要浪费汇率稳定创造的调整时间
当前无论采取稳定汇率、市场干预还是资本流动管理等操作，都是为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清洁创造条件，都是为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任何制度安排都是中性的，未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以后，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必然升值或者贬值。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最终还是要逐渐适应汇率弹性的增加，要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不能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要用好汇率避险工具、控制好对外敞口风险;不要把对外投资等同于炒作外汇，而应该理性、有序地进行对外资产配置。
成功的汇率转型更在汇率本身之外
汇率浮动并不会自然带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充分利用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需要加快货币政策转型，按照对内平衡优先的原则确立货币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并进一步严肃货币纪律。同时，现阶段，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出清外汇市场的重要手段。即使未来汇率自由浮动以后，为解决资本自由流动状况下的“二元悖论”难题，资本流动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可借机建立起一套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安排，更好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当然，任何汇率制度改革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都不能代替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只是为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争取时间。此外，还要加快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建设，有深度、有广度的金融市场是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维护汇率平稳运行的第一道防线。
夯实支持汇率平稳转型的长期保障
恰如其分的宏观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是任何汇率制度能够良好运行的长期保障。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要素市场的配置效率，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扩消费与“补短板”结合起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落实上述汇率改革的前提条件或者配套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汇率制度成功转型的概率，降低改革的风险;另一方面，“磨刀不误砍柴工”，很多工作即使没有汇率改革也是要做的。
长远看要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框架
推行强势人民币政策，不是要人为地持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或固定在较高的水平上，而是要让市场相信政府维护人民币的信心和能力。强势人民币政策需要克服既担心本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又担心本币贬值增加对外债务负担的“浮动恐惧”。为此，有关当局应适时、平稳地退出现时的外汇市场干预（包括行政和市场手段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乃至清洁浮动。在此基础上，强势人民币政策的具体内涵是：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为重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汇率政策给货币政策松绑;汇率水平变化是结果而非目标，允许汇率根据经济基本面情况短期波动;汇率政策是对外筹码而非负担，支持纳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但非单方国际义务，支持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和区域货币合作。
（本文节选自《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一书，内容略有删节，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