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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复社魁首的徐姸，他的诗歌并不为后人熟知。从徐姸遗作来看，其思想内涵有着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感，艺术上则表现出崇尚真实、注重学识以及讲究幽峭、雄浑相兼等特点。徐姸诗歌特点的形成与其自身的思想、所处的时代以及诗坛风尚有着紧密的关联。对徐姸诗歌作一观照当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末；徐姸；诗歌；思想内涵；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1)03-0064-04
万历而后，明王朝一步步趋向垂死的境地，衰败颓废的气息亦随之弥漫宇内。“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大厦将倾的气局也为众多有识之士发抒感慨、忠表志节提供了翔实富赡的题材，而表情述志的诗文创作则成为他们演绎心曲的最佳途径。明末忠介文士徐淠，其文学声气虽无以与同时之巨擘相颉颃，但其复社魁首的身份却足资其不朽的文坛地位。但由于种种缘故，徐淠的著述并未得以完好流传，因此后人对其诗文自是注意不多，品评也就见之甚少了。但如果从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这些方面人手对其诗歌进行合理解读，也足以觇其文辞与经世相彰的时代风范，而这种特点的形成又有其不可轻忽的原因。
一、徐淠诗歌之思想内涵
徐淠(1597-1645)，字九一，号勿斋，长洲人。崇祯戊辰进士，改庶吉士，受检讨，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性忠介，家居，殉节死。明末应社、复社成员，有文名，撰《二株园集》。据笔者所考，徐淠诗歌主要见存于陈济生《启祯遗诗》、陈田《明诗纪事》、沈德潜《明诗别裁》、朱溶《忠义录》及计六奇《明季南略》等，共计三十余首。综观其诗，确有一种情志满纸、忠介以溢的意味，同时又无不渗透着时代的气息。
首先，徐姸诗包含着一种愍时伤乱、悯时病俗的深挚感情。内忧外患是启祯而后之世一大难以痊愈的症结，随之而来的民生疾苦更是惨淡惊心。面对凋敝的社会窘境，一个怀抱志节的歌者能不隐然心动?徐淠就是这样一位“托诸诗歌以发其悯时病俗之意”的歌者。其《驿叹》一首，洋洋三百言，细叙崇祯元年赴京赶考及归途中的所见所闻。字里行间，既见“得钱养数口，苟且具眷口”之民生凋敝，亦见“野庐恣敲朴，官椎碎门开”之官吏欺民虏民之残状；同时也记录了在小人当道的政局中，即便为官者也不可轻易“诞谚”，否则就可能遭到“不闻高直奏，梓夔蒙谪谴”之不测下场的世情。总之，从上而下，由官而民，一幅“小人处穷天，不识尧舜面。飨利即有德，唐虞非所羡”的全景图跃然纸上，而结尾“今昔贵变通，要使民不倦”的呼吁，既是对当朝统治者的警策之言，也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其忧国忧民的志尚。另外，《送张圈生参藩征宁》一诗中“新都宛陵问，歌舞仰所天”的表达虽是曲折，却让溺于声色，朝政荒芜的南明小朝廷的实际境况隐隐可见。偏安一隅，国之将坠，却依然故我的纵情笙歌舞乐，沉湎酒色，其境界完全可与南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相轩轾。总之，现实的腐朽在徐淠的诗笔下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展现。无疑，这为认识、解读明末那萧肃逼仄的气象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史实依据。
其次，因朝政之日衰、国势之颓废和自身仕途之蹭蹬而致的孤寂苦闷、愤懑忧心是徐淠遗诗所体现的又一重要内容。崇祯朝，由于前代所遗留的败绩颓政积重难返，即便最高统治者励精图治也难有复兴之机。一面是国势日颓，一面是小人当道，而身处奸逆攻讦的漩涡中难有作为却成为徐淠现实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窘境。感同身受中自然要将之发为文辞，以一吐胸中之块垒。这在其以怀古、赠答、送别为题材的诗篇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过房玄龄故里》两章，前章直写“有唐开国佐”之房玄龄的远虑“断谋”和恪守职责的“大臣心”，并予之以钦慕；后章则以之自况要做忠于君国的良臣，只是在“禁脔摧门户”，一二小人独断专横的年代里，同心难求、知音难助，空有一身抱负而难有发挥的余地，也只能作一番“无从询故址，赐第究郊无”的惆怅之叹。一言以蔽之，诗篇中包含了诗人太多的酸楚经历，那种灰暗末世政局所造成的苦闷心境才得以波澜翻飞。
再次，忠君思国同样是徐姸诗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陈济生言：“济生从公次子柯处得公诗读之，皆雍容大雅之音，公之忠义于其诗见之矣。”姑且不论皇士所言是否全然，但其“忠义于其诗见之”的评议是值得肯定的。如甲申(1644)之变，徐淠方里居，同年先皇崇祯圣诞，赋诗《恭遇》四章，其一云：
泪洒先皇似向隅，吞声岂忍忆嵩呼。衣冠此日越南阙，玉帛何年会冀都。圣主哀思应避殿，微臣隐忍尚全躯。亦知佐命悲欢异，还记今朝令节无。
本该是颂祝皇帝，齐呼万岁的时候，如今却只能独自流泪，为逝去的亡灵默默哀悼，为国家的重生深深祈祷，期盼那“冀都”重聚的来日。诗句中渗透着浓重的君国之思，而对国破复兴又充满着期盼。后三章中“在昔赤龙盘绮阁，于今丹雀积珠丘”、“龙髯已少千官哭，鹤禁谁倾万寿杯”等句，亦在不同程度上表达出君恩难忘，故国难舍的赤胆忠心。于此四章，陈济生谓：“甲申之变，公方里居，号恸欲绝。是年，烈皇圣诞，感激赋诗四章，言言血泪。”评判应该说是公允的，它道出了诗人那种于风雨飘摇之国势的黍离之感。
二、徐姸诗歌之艺术特色
徐淠诗歌的思想内容具有足够值得称道的地方，时事之忧、凄恻之情及忠义之感都有反映，甚至还带上了一定的史乘意识，使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一种厚重的历史兴味。和其深邃的思想性相应，其诗歌也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点。
一是崇尚情、事之真。真实是文学创作的生命。所谓“真实”既指事实之真亦言情感之真，是两者高度的融合。虽徐淠所存诗作寥寥无几，但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其“真实”的面貌。譬如，“赠酬”一类的诗歌无时不有，只是明代最为泛滥，个中真情却不多见。在如此风会中，徐淠的赠酬诗却表现出非同凡响的一面。试看其《留别杨机部庶常》：
体韵从初协，观摩日以深。寝兴天下事，
出处古人心。厚勖贻诗卷，无惭懒幞衾。难言
忧乐意，万感托知音。不仅表露出忧乐相传的朋友情谊，又寓之于“天下事”、“古人心”，立足点显得高深而不浮乏，无疑少了一种阿谀应酬、泛而不真的意味，更多是同心柑冷、知音相勖的切切衷肠。应该说，赠酬饯别能不随时俗，是徐淠立足时代而歌的结果，是其自身人格的一种反映，也是其诗歌“真实”特点的鲜活体现。徐淠其他题材之作亦不无如此。无怪陈济生奇之日：“吾里中乃有汤若士!”自是从情真这一角度立意，将之与汤显祖相媲美。
二是注重学识之渗透。“空疏不学”是明季诗坛的一大症结，至晚明，其弊更甚。流风所披，徐淠却不为之所囿，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重视学识的趣尚。这一点，首先可从其诗使事用典上找到佐证。如《三月十九日》便是多处用典而能切近时事、曲陈心意的佳构，诗云：
珍馔精锣赐讲筵，每逢令节主恩偏。十章 书未陈《金鉴》，九逝魂犹恋细旃。社稷风云谁奏曲?园林霜露已经年。龙髯回涕桥山远，玉匣珠襦不忍传。
诗作于甲申后一年。而“三月十九日”于明代亡国臣民而言既是国难、国耻日，也是他们寄托哀思的意象，诗人以之为题显然也蕴含了这一深厚的意味。而诗中颔联“十章”句借张九龄劝谏唐玄宗的典故来表自己的十章书未能陈述《金鉴》而尽讽谏之职的自责，“九逝魂”则化用“魂一逝而九逝”(屈原《抽思》)体现于君国的忠贞不渝之情；尾联再用“黄帝升天”之典寄托君亡国碎后的沉痛心结。将时事、典故、情感融于一体，不落入“掉书袋”的窠臼，显示出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三是风格上的雄浑、幽峭兼备。总的来看，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徐淠并不讲求词藻的润饰，其诗歌往往呈现出雄浑、幽峭相兼备的艺术风貌。如《中秋舟次杨村》一首：
莫谓非吾土，佳辰已在舟。人情矜此夜，天气助中秋。水静烟光合，村偏风物收。家山丝竹竞，夕思属高楼。
中秋佳辰，孤舟在外，在“水静”“村偏”的清幽宁静氛围中，思乡情、家国情隐约可感。它如同书《偶感》“疏灯细雨”人憔悴，“急管哀思”愁无限，萧飒之景、寂寥之情妙合无问，孤峭逼仄之意境使人心凉。
其实，徐姸遗诗中亦不乏雄厚浑成之作。如《奉使册封益藩恭纪》二首，其一云：
龙岩瑞霭映霞丹，江表维城盘石安。黄口宣纶传御节，绿车迎仗到仙坛。潢星天上骖仪凤，房乐声中集彩鸾。最幸儒臣膺使命，恩光夹道羡荣观。
诗纪崇祯九年(1636)奉使册封益先王朱慈炱事。首联叙写景致，境界开阔；颔联、颈联描画迎仗场面，气势恢宏；尾联表意更是意气风发、喷薄而出。其二与其一相为表里，中兴在望的激切之情溢于言表。整首诗大气蓬勃，处处激荡着一股雄浑豪迈之气息。此外，前文所引《三月十九日》、《挽许琰》、《恭遇》等同样是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恭遇》一首，颇能将幽峭、雄浑融为一体，在悲歌当哭中体现愤激之情，别具一番风致。
三、徐淠诗歌特点之成因
众所周知，一种诗歌特点的形成既有其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也和诗人的思想修养、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因此，对于徐淠诗歌思想、艺术特点形成的原因，不妨从个人思想、社会现实和诗坛风尚几方面来进行探求。
其一，与徐姸自身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忠孝”当是徐姸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朱集璜给徐淠长子徐枋赠诗中“夙昔成家学，忠孝天所纪”一语，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淠父子思想中“忠孝”节义之特点。实际上，徐姸生未期而孤，从小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成长。徐姸母朱氏，昆山朱希周之女，节孝先生朱集璜之姊，吴中闻名之贞节妇。在良母的悉心教导和濡染之下，徐姸也确实表现出忠义之本色，这可从其遗存的文辞中窥见一斑。如其《自题训子图》一文日：
姸乎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帝厚恩，待以师臣之礼，而子枋、柯，以稚年登贤书、食廪饩，尺寸皆先皇赐也。而不能断头纳肝以殉国难，复不能请缨枕戈以雪国耻，而息偃在床，胡为者耶?有腼面目，亦孔之厚，奚以传其创痛之状、愧愤之容也耶?而孤臣也，义当寝苫，而罪臣也，法当席藁。存此寝苫席藁之心以教训尔子。庶几哉?勉于大义，无若尔父之偷惰负恩也。
谆谆告诫以教子，字里行间无不闪发着忠孝节义之气。“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文士的思想品行总是会在其诗文中得以体现。朱溶称徐淠以“文章节义自任”，评骘道出了徐淠诗文特色与其忠孝节义思想紧密联系，或者说，这种忠孝节义的秉性无疑为其诗歌内容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养料。
其二，与徐淠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从思想上来讲，徐淠自然是追求忠孝节义的，同时又是非常留心世务时事的。在时代的浪潮中有所为也是徐淠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之封建士大夫的一大夙愿，然而呈现在他面前的并非唐虞之世、中兴之时；相反，离乱凋敝、朝纲不振则成为当时最大的时代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朋党相倾，奸逆操柄的境况下，和许多忠臣良将一样，徐淠亦难以逃脱疏讦甚至肝脑涂地的厄运。崇祯十七年，徐淠为少詹事，进谏弘光帝，自劾罪状，请伏法以肃纲警惰的疏奏，事后即遭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肆意报复打击以致锒铛下狱，幸得杨补等友朋多方相助才获释脱险(徐枋《杨隐君日补六十寿序》)。进步的思想意识与现实的满目疮痍、朝政的日益衰微形成鲜明的反差，有所作为也只能是一种难以成真的苛求奢望。既然如此，作为有识文士自然要将之形诸笔端，以抒发自己对于时代动乱的见解和感叹。于是，时代现实状况必然要成为忠义之士徐姸诗歌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受明末诗坛风尚之影响。明代晚期，由于过分强调“性灵”之发抒，空疏肤廓之风弥漫诗坛文坫一时；而随着动荡时局的不断发展，救空疏之弊必然成为时代之趣尚。虽然取径不一，但以锺、谭为代表的竞陵派和以复社为中心的复古派无疑是这一潮流中的两大中坚。前者于前人之弊采取折中之态度，后者则接续弘嘉之际复古主义思潮以匡正时俗，复兴古学为职志。就徐淠个人而言，竞陵派、复古派都对其产生过积极影响。对竞陵，朱彝尊云：“《诗归》出，而一时纸贵……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举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虽未确指徐淠其名，然徐淠当在朱氏所訾吴人之列。这可从其与张泽等一起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中找到凭证。而透过评点亦可发现徐淠对锺、谭诗歌亦多有赞誉。如于谭元春《蔡敬夫先生赋(寒河)二诗见寄，奉答二首又和其来韵二首，用呈怀抱》，徐徐姸曰：
近来步趋锺谭者类，知其清灵不知其苍浑，故求之愈亲而去之弥远也。请从此等诗，想其开合排宕之势，则得其神理所在矣。
于其中之三则日：“气弥朴、思弥淡，悠然相深。”既看到锺谭之清灵也能察其苍浑，但并不固执于一端，更为重要的是能视其“神理所在”，注意对他们诗歌优长的吸纳、消化。结合徐姸诗歌雄浑、幽峭相兼的特点来看，竞陵诗风对他的熏染是极为明显的。
至于复古派于徐姸的作用应该说是更为清楚。首先，徐姸本身就是复社中人，复社在诗艺上的见解虽说并非绝对的统一，但主张尊经复古，讲究学问性情，讲究关涉世运则是他们较为明确的诗学旨趣。王法《春堂集序》即言：“陈子龙、徐九一等共肆力古文辞，以继七子之迹。”既然重举七子之旗帜，自当要受到其诗文主张的感染、熔冶。再则，徐姸与复古派旗手陈子龙等交好并结为同志，友朋间诗艺上的砥砺切磋当是文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然会成为互相影响的一大关捩，而立足时代、立足志情，“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吴梅村《梅村诗话》)又是陈子龙诗歌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那么，徐姸诗歌思想艺术上表现出的时代感、雄浑气，是很难说与复古派没有瓜葛的。
四、结语
毋庸置疑，由于种种原因，徐淠在明末诗坛的影响远不如陈子龙、娄东二张之深远，也不为后人所熟知，但是作为复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存在绝非是无足轻重的。毕竟，从几十首遗存之诗来看，徐姸确实能将明末那个特定年代的真实境况以及自己身处其中而生发的情感波澜融入到精炼的艺术表达之中来。一方面，徐淠善于站在时代现实的高度来表达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时代、史乘意识；另一方面，徐姸亦能逾越时代之限阙，所以他的创作也具有重性情、重学识而风格多样的艺术面貌，凸显出鲜明的个性特点。总之，对于时代而言，徐姸诗歌既有趋同的一面亦有悖逆的一面，如果将之放到明清交替之际诗坛纷争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其意义之所在，即对于更清晰地认识明清之交社会政治现实、诗坛格局乃至诗歌发展脉络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关键词：明末；徐姸；诗歌；思想内涵；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1)03-0064-04
万历而后，明王朝一步步趋向垂死的境地，衰败颓废的气息亦随之弥漫宇内。“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大厦将倾的气局也为众多有识之士发抒感慨、忠表志节提供了翔实富赡的题材，而表情述志的诗文创作则成为他们演绎心曲的最佳途径。明末忠介文士徐淠，其文学声气虽无以与同时之巨擘相颉颃，但其复社魁首的身份却足资其不朽的文坛地位。但由于种种缘故，徐淠的著述并未得以完好流传，因此后人对其诗文自是注意不多，品评也就见之甚少了。但如果从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这些方面人手对其诗歌进行合理解读，也足以觇其文辞与经世相彰的时代风范，而这种特点的形成又有其不可轻忽的原因。
一、徐淠诗歌之思想内涵
徐淠(1597-1645)，字九一，号勿斋，长洲人。崇祯戊辰进士，改庶吉士，受检讨，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性忠介，家居，殉节死。明末应社、复社成员，有文名，撰《二株园集》。据笔者所考，徐淠诗歌主要见存于陈济生《启祯遗诗》、陈田《明诗纪事》、沈德潜《明诗别裁》、朱溶《忠义录》及计六奇《明季南略》等，共计三十余首。综观其诗，确有一种情志满纸、忠介以溢的意味，同时又无不渗透着时代的气息。
首先，徐姸诗包含着一种愍时伤乱、悯时病俗的深挚感情。内忧外患是启祯而后之世一大难以痊愈的症结，随之而来的民生疾苦更是惨淡惊心。面对凋敝的社会窘境，一个怀抱志节的歌者能不隐然心动?徐淠就是这样一位“托诸诗歌以发其悯时病俗之意”的歌者。其《驿叹》一首，洋洋三百言，细叙崇祯元年赴京赶考及归途中的所见所闻。字里行间，既见“得钱养数口，苟且具眷口”之民生凋敝，亦见“野庐恣敲朴，官椎碎门开”之官吏欺民虏民之残状；同时也记录了在小人当道的政局中，即便为官者也不可轻易“诞谚”，否则就可能遭到“不闻高直奏，梓夔蒙谪谴”之不测下场的世情。总之，从上而下，由官而民，一幅“小人处穷天，不识尧舜面。飨利即有德，唐虞非所羡”的全景图跃然纸上，而结尾“今昔贵变通，要使民不倦”的呼吁，既是对当朝统治者的警策之言，也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其忧国忧民的志尚。另外，《送张圈生参藩征宁》一诗中“新都宛陵问，歌舞仰所天”的表达虽是曲折，却让溺于声色，朝政荒芜的南明小朝廷的实际境况隐隐可见。偏安一隅，国之将坠，却依然故我的纵情笙歌舞乐，沉湎酒色，其境界完全可与南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相轩轾。总之，现实的腐朽在徐淠的诗笔下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展现。无疑，这为认识、解读明末那萧肃逼仄的气象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史实依据。
其次，因朝政之日衰、国势之颓废和自身仕途之蹭蹬而致的孤寂苦闷、愤懑忧心是徐淠遗诗所体现的又一重要内容。崇祯朝，由于前代所遗留的败绩颓政积重难返，即便最高统治者励精图治也难有复兴之机。一面是国势日颓，一面是小人当道，而身处奸逆攻讦的漩涡中难有作为却成为徐淠现实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窘境。感同身受中自然要将之发为文辞，以一吐胸中之块垒。这在其以怀古、赠答、送别为题材的诗篇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过房玄龄故里》两章，前章直写“有唐开国佐”之房玄龄的远虑“断谋”和恪守职责的“大臣心”，并予之以钦慕；后章则以之自况要做忠于君国的良臣，只是在“禁脔摧门户”，一二小人独断专横的年代里，同心难求、知音难助，空有一身抱负而难有发挥的余地，也只能作一番“无从询故址，赐第究郊无”的惆怅之叹。一言以蔽之，诗篇中包含了诗人太多的酸楚经历，那种灰暗末世政局所造成的苦闷心境才得以波澜翻飞。
再次，忠君思国同样是徐姸诗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陈济生言：“济生从公次子柯处得公诗读之，皆雍容大雅之音，公之忠义于其诗见之矣。”姑且不论皇士所言是否全然，但其“忠义于其诗见之”的评议是值得肯定的。如甲申(1644)之变，徐淠方里居，同年先皇崇祯圣诞，赋诗《恭遇》四章，其一云：
泪洒先皇似向隅，吞声岂忍忆嵩呼。衣冠此日越南阙，玉帛何年会冀都。圣主哀思应避殿，微臣隐忍尚全躯。亦知佐命悲欢异，还记今朝令节无。
本该是颂祝皇帝，齐呼万岁的时候，如今却只能独自流泪，为逝去的亡灵默默哀悼，为国家的重生深深祈祷，期盼那“冀都”重聚的来日。诗句中渗透着浓重的君国之思，而对国破复兴又充满着期盼。后三章中“在昔赤龙盘绮阁，于今丹雀积珠丘”、“龙髯已少千官哭，鹤禁谁倾万寿杯”等句，亦在不同程度上表达出君恩难忘，故国难舍的赤胆忠心。于此四章，陈济生谓：“甲申之变，公方里居，号恸欲绝。是年，烈皇圣诞，感激赋诗四章，言言血泪。”评判应该说是公允的，它道出了诗人那种于风雨飘摇之国势的黍离之感。
二、徐姸诗歌之艺术特色
徐淠诗歌的思想内容具有足够值得称道的地方，时事之忧、凄恻之情及忠义之感都有反映，甚至还带上了一定的史乘意识，使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一种厚重的历史兴味。和其深邃的思想性相应，其诗歌也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点。
一是崇尚情、事之真。真实是文学创作的生命。所谓“真实”既指事实之真亦言情感之真，是两者高度的融合。虽徐淠所存诗作寥寥无几，但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其“真实”的面貌。譬如，“赠酬”一类的诗歌无时不有，只是明代最为泛滥，个中真情却不多见。在如此风会中，徐淠的赠酬诗却表现出非同凡响的一面。试看其《留别杨机部庶常》：
体韵从初协，观摩日以深。寝兴天下事，
出处古人心。厚勖贻诗卷，无惭懒幞衾。难言
忧乐意，万感托知音。不仅表露出忧乐相传的朋友情谊，又寓之于“天下事”、“古人心”，立足点显得高深而不浮乏，无疑少了一种阿谀应酬、泛而不真的意味，更多是同心柑冷、知音相勖的切切衷肠。应该说，赠酬饯别能不随时俗，是徐淠立足时代而歌的结果，是其自身人格的一种反映，也是其诗歌“真实”特点的鲜活体现。徐淠其他题材之作亦不无如此。无怪陈济生奇之日：“吾里中乃有汤若士!”自是从情真这一角度立意，将之与汤显祖相媲美。
二是注重学识之渗透。“空疏不学”是明季诗坛的一大症结，至晚明，其弊更甚。流风所披，徐淠却不为之所囿，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重视学识的趣尚。这一点，首先可从其诗使事用典上找到佐证。如《三月十九日》便是多处用典而能切近时事、曲陈心意的佳构，诗云：
珍馔精锣赐讲筵，每逢令节主恩偏。十章 书未陈《金鉴》，九逝魂犹恋细旃。社稷风云谁奏曲?园林霜露已经年。龙髯回涕桥山远，玉匣珠襦不忍传。
诗作于甲申后一年。而“三月十九日”于明代亡国臣民而言既是国难、国耻日，也是他们寄托哀思的意象，诗人以之为题显然也蕴含了这一深厚的意味。而诗中颔联“十章”句借张九龄劝谏唐玄宗的典故来表自己的十章书未能陈述《金鉴》而尽讽谏之职的自责，“九逝魂”则化用“魂一逝而九逝”(屈原《抽思》)体现于君国的忠贞不渝之情；尾联再用“黄帝升天”之典寄托君亡国碎后的沉痛心结。将时事、典故、情感融于一体，不落入“掉书袋”的窠臼，显示出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三是风格上的雄浑、幽峭兼备。总的来看，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徐淠并不讲求词藻的润饰，其诗歌往往呈现出雄浑、幽峭相兼备的艺术风貌。如《中秋舟次杨村》一首：
莫谓非吾土，佳辰已在舟。人情矜此夜，天气助中秋。水静烟光合，村偏风物收。家山丝竹竞，夕思属高楼。
中秋佳辰，孤舟在外，在“水静”“村偏”的清幽宁静氛围中，思乡情、家国情隐约可感。它如同书《偶感》“疏灯细雨”人憔悴，“急管哀思”愁无限，萧飒之景、寂寥之情妙合无问，孤峭逼仄之意境使人心凉。
其实，徐姸遗诗中亦不乏雄厚浑成之作。如《奉使册封益藩恭纪》二首，其一云：
龙岩瑞霭映霞丹，江表维城盘石安。黄口宣纶传御节，绿车迎仗到仙坛。潢星天上骖仪凤，房乐声中集彩鸾。最幸儒臣膺使命，恩光夹道羡荣观。
诗纪崇祯九年(1636)奉使册封益先王朱慈炱事。首联叙写景致，境界开阔；颔联、颈联描画迎仗场面，气势恢宏；尾联表意更是意气风发、喷薄而出。其二与其一相为表里，中兴在望的激切之情溢于言表。整首诗大气蓬勃，处处激荡着一股雄浑豪迈之气息。此外，前文所引《三月十九日》、《挽许琰》、《恭遇》等同样是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恭遇》一首，颇能将幽峭、雄浑融为一体，在悲歌当哭中体现愤激之情，别具一番风致。
三、徐淠诗歌特点之成因
众所周知，一种诗歌特点的形成既有其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也和诗人的思想修养、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因此，对于徐淠诗歌思想、艺术特点形成的原因，不妨从个人思想、社会现实和诗坛风尚几方面来进行探求。
其一，与徐姸自身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忠孝”当是徐姸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朱集璜给徐淠长子徐枋赠诗中“夙昔成家学，忠孝天所纪”一语，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淠父子思想中“忠孝”节义之特点。实际上，徐姸生未期而孤，从小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成长。徐姸母朱氏，昆山朱希周之女，节孝先生朱集璜之姊，吴中闻名之贞节妇。在良母的悉心教导和濡染之下，徐姸也确实表现出忠义之本色，这可从其遗存的文辞中窥见一斑。如其《自题训子图》一文日：
姸乎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帝厚恩，待以师臣之礼，而子枋、柯，以稚年登贤书、食廪饩，尺寸皆先皇赐也。而不能断头纳肝以殉国难，复不能请缨枕戈以雪国耻，而息偃在床，胡为者耶?有腼面目，亦孔之厚，奚以传其创痛之状、愧愤之容也耶?而孤臣也，义当寝苫，而罪臣也，法当席藁。存此寝苫席藁之心以教训尔子。庶几哉?勉于大义，无若尔父之偷惰负恩也。
谆谆告诫以教子，字里行间无不闪发着忠孝节义之气。“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文士的思想品行总是会在其诗文中得以体现。朱溶称徐淠以“文章节义自任”，评骘道出了徐淠诗文特色与其忠孝节义思想紧密联系，或者说，这种忠孝节义的秉性无疑为其诗歌内容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养料。
其二，与徐淠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从思想上来讲，徐淠自然是追求忠孝节义的，同时又是非常留心世务时事的。在时代的浪潮中有所为也是徐淠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之封建士大夫的一大夙愿，然而呈现在他面前的并非唐虞之世、中兴之时；相反，离乱凋敝、朝纲不振则成为当时最大的时代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朋党相倾，奸逆操柄的境况下，和许多忠臣良将一样，徐淠亦难以逃脱疏讦甚至肝脑涂地的厄运。崇祯十七年，徐淠为少詹事，进谏弘光帝，自劾罪状，请伏法以肃纲警惰的疏奏，事后即遭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肆意报复打击以致锒铛下狱，幸得杨补等友朋多方相助才获释脱险(徐枋《杨隐君日补六十寿序》)。进步的思想意识与现实的满目疮痍、朝政的日益衰微形成鲜明的反差，有所作为也只能是一种难以成真的苛求奢望。既然如此，作为有识文士自然要将之形诸笔端，以抒发自己对于时代动乱的见解和感叹。于是，时代现实状况必然要成为忠义之士徐姸诗歌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受明末诗坛风尚之影响。明代晚期，由于过分强调“性灵”之发抒，空疏肤廓之风弥漫诗坛文坫一时；而随着动荡时局的不断发展，救空疏之弊必然成为时代之趣尚。虽然取径不一，但以锺、谭为代表的竞陵派和以复社为中心的复古派无疑是这一潮流中的两大中坚。前者于前人之弊采取折中之态度，后者则接续弘嘉之际复古主义思潮以匡正时俗，复兴古学为职志。就徐淠个人而言，竞陵派、复古派都对其产生过积极影响。对竞陵，朱彝尊云：“《诗归》出，而一时纸贵……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举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虽未确指徐淠其名，然徐淠当在朱氏所訾吴人之列。这可从其与张泽等一起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中找到凭证。而透过评点亦可发现徐淠对锺、谭诗歌亦多有赞誉。如于谭元春《蔡敬夫先生赋(寒河)二诗见寄，奉答二首又和其来韵二首，用呈怀抱》，徐徐姸曰：
近来步趋锺谭者类，知其清灵不知其苍浑，故求之愈亲而去之弥远也。请从此等诗，想其开合排宕之势，则得其神理所在矣。
于其中之三则日：“气弥朴、思弥淡，悠然相深。”既看到锺谭之清灵也能察其苍浑，但并不固执于一端，更为重要的是能视其“神理所在”，注意对他们诗歌优长的吸纳、消化。结合徐姸诗歌雄浑、幽峭相兼的特点来看，竞陵诗风对他的熏染是极为明显的。
至于复古派于徐姸的作用应该说是更为清楚。首先，徐姸本身就是复社中人，复社在诗艺上的见解虽说并非绝对的统一，但主张尊经复古，讲究学问性情，讲究关涉世运则是他们较为明确的诗学旨趣。王法《春堂集序》即言：“陈子龙、徐九一等共肆力古文辞，以继七子之迹。”既然重举七子之旗帜，自当要受到其诗文主张的感染、熔冶。再则，徐姸与复古派旗手陈子龙等交好并结为同志，友朋间诗艺上的砥砺切磋当是文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然会成为互相影响的一大关捩，而立足时代、立足志情，“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吴梅村《梅村诗话》)又是陈子龙诗歌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那么，徐姸诗歌思想艺术上表现出的时代感、雄浑气，是很难说与复古派没有瓜葛的。
四、结语
毋庸置疑，由于种种原因，徐淠在明末诗坛的影响远不如陈子龙、娄东二张之深远，也不为后人所熟知，但是作为复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存在绝非是无足轻重的。毕竟，从几十首遗存之诗来看，徐姸确实能将明末那个特定年代的真实境况以及自己身处其中而生发的情感波澜融入到精炼的艺术表达之中来。一方面，徐淠善于站在时代现实的高度来表达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时代、史乘意识；另一方面，徐姸亦能逾越时代之限阙，所以他的创作也具有重性情、重学识而风格多样的艺术面貌，凸显出鲜明的个性特点。总之，对于时代而言，徐姸诗歌既有趋同的一面亦有悖逆的一面，如果将之放到明清交替之际诗坛纷争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其意义之所在，即对于更清晰地认识明清之交社会政治现实、诗坛格局乃至诗歌发展脉络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