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夫妻”,捐助也上瘾

来源 :环球人物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ttde1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夏治国和妻子陈玉珍近来很忙。4月9日,他们在北京领了“中华慈善奖”。回到长春后,除了照顾店里的生意,夫妻俩还要参加各种经验交流会,接受媒体的采访,招呼不时来探望的人。“老夏,我孙子在电视上看见你了,问我这是不是那个卖文具的爷爷?我一看,还真是你,了不起啊!”“回来啦,奖杯在哪儿呢?快拿出来给我看看!”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几次被这样的来访打断。对朋友们的赞扬和羡慕,夏治国显得有点腼腆,并不说什么,只是拄着双拐站起身,憨厚地笑着。
  “你看有多重!”夏治国小心地把奖杯从丝绒礼盒中拿出来,放到记者手上。“这个奖太重啦!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做了一点小事,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荣誉,还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那个心情,真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夏治国口中的“一点小事”,在常人看来并不普通。14年来,他们夫妻俩给30多个乡村小学的8000多名贫困学生送去了总价达60万元的文具,被称为“铅笔夫妻”。
  而夏治国夫妻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在长春市光复路上经营着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文具店。一张破旧的小书桌占据了店里1/4的面积,剩下的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两个人,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货物,货架上放着一台老旧的卡带录音机。“这录音机还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买的,用了32年了。” 陈玉珍说。
  
  被“大眼睛”触动
  
   “中华慈善奖”是由民政部颁发的我国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今年的100名获奖者中,只有夏治国、陈玉珍夫妇是以夫妻名义得奖的。在颁奖典礼上,陈玉珍说:“我认为夫妻和睦,共同去做一件事,那也是幸福。”
  今年58岁的夏治国,退休前曾是长春市第五十六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1977年从长春市师范学校毕业后,我一直当老师,后来身体不太好,50岁办了病退。因为有过当老师的经历,所以我对孩子特别有感情。”夏治国说。陈玉珍和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我非常崇拜老师。后来,和他接触下来,就觉得这个人心眼特别好。”
  促使夫妻俩开始做慈善的,是一张照片——希望工程宣传海报上的“大眼睛”女孩。“我看了以后,特别受触动,还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1998年的一天,夏治国带着自家店里的几件文具找到了长春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这些东西你们需要吗?”工作人员一看,高兴极了:“你这东西太好了!”“你们要,我就给你们。”那一次,夏治国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从仓库里搬出了一箱箱的作业本、钢笔、铅笔、橡皮。“把仓库都搬空了,3辆小货车装得满满的,车胎都快被压瘪了。我们也没算过那些文具值多少钱,但听别人说,每辆车的货最少得值5万。”
  1999年的春天,夏治国夫妇又装了一车文具来到九台市郊的一所农村小学。“那所学校穷得连围墙都没有,我们带去的文具,一下子就被孩子们抢光了,他们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太需要了。”那之后,每到春秋两季开学的时候,夏治国夫妻就会给孩子们送去他们需要的文具。夏家的店,起初卖的主要是办公用品,学生用品不多。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他们慢慢削减了比较赚钱的办公用品,进了更多、利润更薄的学生文具。“店里没有的,像书包、篮球就得去别人家买。”长春市妇联有一个儿童部,掌握各地留守儿童的情况,夫妻俩定期去查询哪里的孩子最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去的都是边远的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东西少的时候就坐车去,多的时候就雇个车,有一次光运费就花了800元。”夏治国说。
  
  有爱就有力量
  
  长春市光复路是近些年新兴的文具批发市场,和周围的店面相比,夏治国的店显得很寒酸,其实,他们在这条街上可是“老资格”了。“1983年,我父亲就在这条街上做生意,最早是推车卖;1992年建了商场,就租了个柜台;商场倒闭以后,就利用商场的楼梯搭了个简易房;2010年,简易房被拆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夏治国很自豪地对记者说:“我做这个做得非常专业,他们没有的东西都来问我。我能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成本多少钱,在哪里有工厂,非常清楚。”“这里条件不好,冬天冷,夏天热,但这儿也是我们两口子的心血。”陈玉珍说。他们的文具店主营的是批发生意,利润很低,一支圆珠笔赚2分钱,一个账本赚5分钱。每天下午,夫妻俩都会将挣的钱留下一部分买菜,剩下的就存到银行攒着。
  与捐助的慷慨相比,他们的生活是节俭甚至寒酸的。“我这条裤子是在批发市场买的,32块钱,穿了两年了,还挺好的。这个新毛衣是为了去北京领奖买的,100块钱。平常我们穿的都是三五十块钱的衣服。我不讲牌子,只要干净就行。”夏治国说。他们的店每天早上7点开门,晚上6点关门,一天11个小时夫妻俩都待在店里忙活着。中午吃的是5块钱的盒饭,“早上从家带一壶开水,或者在附近买一壶开水,一块钱一壶,可以喝两天。做生意赚钱就是辛苦,不辛苦也做不好。”
  4年前,夏治国得了双侧股骨头坏死。“犯病的时候动不了,只能平躺着,非常痛苦,靠吃中药,治了一个多月,缓过来了。现在保养得还挺好。生病以后,一下子白了头发,但皱纹一点没有,还是显得挺年轻的。接触过我的人都很纳闷,你咋这么快乐呢?我这个人特别阳光——人就是得有一点向上的进取精神。”
  夏治国的姐姐夏默茹对记者说:“我弟媳妇对我弟弟做的事情特别支持。店里卖的东西要靠手推车一趟一趟地从仓库里搬过来,我弟弟腿不好,都是她来回搬货。都是50多岁的人了,再说,两个人都有退休金,不干这个也行,在家里享享清福呗。但是他认为,他干的是自己快乐,也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事。家里人都支持他们。但从我这个姐姐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俩太累了。” 说到这,夏默茹的眼中泛起了泪光。
  现在夏治国仍然需要拄着双拐才能行走,病情暂时靠吃中药维持着,每年需要花费1万多元。“看病不耽误捐款,只要我拄着双拐还能走,就会去看孩子们。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支持我捐,将来我的儿子还要把爱心传递下去。”夏治国的儿子夏亮目前和妻子在吉林市经营着一家餐馆,对父母的捐赠也全力支持,有时间就开车带着文具和父母一起去学校看孩子们。
  很多夏治国曾经帮助过的孩子,都来看过他。夏治国的家里贴着一张孩子们送给他的画,画中间写着:有爱就有力量。
  
  “我是第四个和总理握手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您的捐助方式是“微捐”,怎么理解?
  夏治国:“微”就是很小,每个人都可以做,它没有什么门槛也没有什么限制,有钱没钱都可以做。你看我们夫妻俩,力量就很小,但是积累起来,不就大了吗?捐助爱心这个事情,不应该用钱去衡量,更不应该用多少去衡量。和我一起领奖的有很多捐助几个亿的大老板,像万达的王健林,和人家比起来,我们是太小太小了。但是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总理接见的时候,我在第一排,王健林在第四排,我是第四个和总理握手的。温家宝总理说,“向你学习。”哎呀,这分量多重啊!
  环球人物杂志:看得出来,这次去北京领奖,让您非常激动。
  夏治国:太开心了。这么多年没去过的北京我也去了,这么至高无上的奖我也得了,太激动了。之前在火车上一夜没睡好,领奖回来也激动得睡不着。
  环球人物杂志:您周围的人理解您吗?
  夏治国:我家里人都支持。别的人理解不理解是他们的事,帮助有需要的人,做好事,我觉得很时尚。去北京领奖前,有人说,这次你去北京得给你奖励多少钱啊?我说慈善哪有挣钱的!做买卖是挣钱的,搞慈善是花钱的,我不理解他们的想法。做慈善需要很有耐心、爱心,还得坚持,要有信念。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多了,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夏治国:主要是耽误做生意。找我去开会,店里就得关门了。不过去交流交流经验,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其他的没什么影响,得不得奖,我都这样。每次看到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样子,我就很快乐,把快乐送出去很幸福,分享快乐就更幸福。我们两口子要是长时间不见孩子们,就睡不着觉。每到开学了,我就惦记他们,给他们送文具过去,看他们一眼,才能踏实。我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困难的时候,哪怕你给他一个眼神,对他都是一种鼓励,他都忘不了。我爱人说,捐助也能上瘾。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
其他文献
秦海璐的工作室位于北京798艺术区,门外没有任何标识。推开门,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在等待秦海璐来给他们开会。这个团队是秦海璐和好友刘涛一起组建的,“就是想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秦海璐称自己是一个不拍商业片的“艺人”。她说:“虽然妥协的人很多,但妥协是一件无奈的事。我不是不会拍商业片,而是不愿意拍。我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走过10年的演艺路,秦海璐一直保留着她从出道起就有的本色,宁愿寂寞,也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打来电话说终于摆脱前夫的阴影了,语调中难掩兴奋。问之何故,答曰:离职了。闻之愕然。  朋友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离婚已经10多年,按道理说跟前夫早就不该有瓜葛,可不巧的是前夫是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又跟她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工作,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当年离婚,是因为男方出轨,朋友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态度坚决地离了婚,好好的一对爱人,成了仇人。前夫沒过多久再婚了,她却一直单着。更尴尬的
我在深夜写字,肚子饿了,想吃茶泡饭,忽然就记起从南黄海边带回来的泥螺。泥螺古称“吐铁”,状圆、壳薄,平滑透明,体肥肉软,面相如戏中的丑行,色呈灰褐,是南黄海滩涂里的一种软体海鲜。  临带回来时,亲戚一再叮嘱,想吃要用清水泡一天。我等不及了,半夜三更又没有其他什么佐泡饭的小菜可代替,只能嘬泥螺。  它当然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没放麻油、蒜泥或者酒。我这是散装的,块头中等,无沙,吃在嘴里咸而鲜。吃了十几颗
袁贵仁一辈子都在和教育打交道。19岁起,他在家乡安徽省固镇县担任中学教师,直到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82年本科毕业后,袁贵仁继续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4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199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被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旗帜”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开展“人学”研究的学者之一。2001年4月,袁贵仁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近几年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腰包越来越鼓,“买买买”变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对不少女性消费者来说,鞋子永远买不够,口红多到可以用来画图,衣柜里更是永远少件衣服。  而各大商家也看准了机会,挖空心思,不仅经常用“超低折扣”“限时特卖”“买一送一”等促销手段勾引你,并且还创造了数不胜数的“购物节”,让你感觉不剁手就对不起自己,不剁手就是不享受生活……  然而,我却发现了一群“怪人”。
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我信心满满,手握着荣誉毕业生的奖状,头顶常春藤名校的光环。当时的我真以为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未来之路四通八达。  不到一个月,现实就把我打回了原形:我坐在一个四面无窗的小隔间里,拿着行业中最低的起步工资,做着最辛苦的危机干预工作。上班八小时,不是在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就是在写病历报告,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更倒霉的是,因为伴侣当时还在上学,为了结束多年的异地恋爱,我只能选择生活在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上演“穷光蛋变富豪”的故事,然而,由一穷二白晋升“中国首富”的版本却几乎没有。“前首富”丁磊出生知识分子家庭、刘永好是地道的城里人,黄光裕有哥哥黄俊钦揣着的几百块钱垫底,好像只有2011年的“新首富”、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个特例。55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家里无房无地、已经穷到“快要要饭”,今天他却可以坐拥几百亿资产。关于梁稳根的发家史众说纷纭,为了探其究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沿着他的
四五年以前,妈妈提醒她:开好车的男人不一定靠谱。当时也是她回家,有天下午准备晚饭剥豆子时,妈妈没什么来由地讲起本地一个诈骗犯。  搞金融的,平时花天酒地,结交了一些人,应该是借此圈了不少钱,都以为这人是华尔街海归。直到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撞死了人,公安查起来,才发现这人初中毕业,所谓的家庭背景也是假的,做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意,已经亏进去了几百个投资者的钱,完全是无望的。然而,这人有七八个女朋友!
过去一直不成气候,现在得到西方支持    哈桑·阿卜杜—阿济姆,79岁,律师;  布尔汉·加利温,65岁,教授;  阿卜杜勒·哈达姆,78岁,前副总统;  里法特·阿萨德,73岁,巴沙尔的亲叔叔;  里亚德·阿萨阿德,50岁,少校;  ……  只要愿意,这个反对派领导人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现在,叙利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迫不及待地展示反对派身份。几个月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不敢站出来说话,但最近
计算机刚出现时,为了理解其特性,我们把它比作电脑。但随着电脑的普及,我们又反过来把人脑比作电脑。专家认为这个比喻是有问题的。《自然》杂志一篇文章说,诗人狄金森宣称,大脑比天空更广大、比大海更深。科学家们在描述大脑时也做过很多比喻:像一个主宰,像地图,像基础设施网络,像机器、机器人、计算机或互联网。但这些比喻既有所揭示,也有所遮蔽,会忽略一些关键的因素。把人脑比作电脑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忽略了人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