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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骧，字幼伯，生于1876年8月16日，云南大理下关人，是云南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云南的辛亥革命时期作用很大，与杨振鸿、黄毓英合称为“云南革命三杰”。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创办滇声报宣传革命思想，并深入敌后劝说北洋军官，免除护国军后顾之忧。在护法运动中，被孙中山先生委以云南民军总司令、大元帅府参议官、四川宁远各属慰间使等职。孙中山先生称赞马骧“爱国弃家，实为民党中不可多得之名士”。马骧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2年8月28日，马骧在执行孙中山先生革命任务时，被云南反动政府逮捕后杀害，为民主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热血，孙中山拍电报吊唁。国民政府成立后从优议恤、人祀忠烈祠。1987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马骧为革命烈士。
在滇西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次年派同盟会员杨振鸿、王九龄等人回云南联络各阶层反清志士，发展组织。马幼伯时任大理下关玉龙学校校长，加入同盟会后，成为铁骨铮铮的中坚分子之一，实践孙中山的革命战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1907年同盟会先后两次在大理将军庙、江峰寺召开群众大会，幼伯登台演讲，历数清廷罪恶，陈说革命大义，远近各属到会者数百人，遭到统治者的嫉恨。恰逢学校“屠捐”与厘金发生冲突，下关厘金税务总办钱登熙即趁此机会告发幼伯为乱党首领，密禀上司拿办。幸得大理县长之子杨梦愚通风报信，幼伯得以逃脱，单身出走，从此行踪不定。
幼伯抛妻别子，躲避官府追捕，灵活机智地同清廷鹰犬们周旋，与杨振鸿、秦力山、刘弼臣、王仰思等战友多方联络云南三迤志士，进行反清活动。二儿子马有开童年病故，也无暇回家照顾，全部身心投入了民族解放事业。在滇西、缅甸、越南等地穿梭奔走，革命思想遂浸润于云南。1907年，幼伯与马明远、杨大铸、苏益斋、陈金权、罗立章、沙用和等二十余人组成同盟会下关小组。
策动会党参加革命
1908年4月，孙中山先生指令同盟会员、三点会首领黄明堂等人依靠会党力量在云南河口发动武装起义。幼伯作为起义的参加者之一，亲临战阵，身先士卒，奋勇拼杀。清政府欲借法兵镇压革命，起义军因粮草不济，敌我力量悬殊，5月退入越南境内，起义归于失败。杨振鸿、吕志伊、居正、黄毓英（子和）、杜钟琦（寒甫）等人从日本南下，行抵香港时闻起义已失败，改道去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先生，在接受了“你们进滇西去做革命工作”的指示后，到达缅甸仰光。幼伯于河口起义失败后，辗转到达仰光。他们共商大计，振鸿、居正、志伊留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其余的人分组回云南活动。黄子和、杜寒甫、王尧民负责发动干崖（今盈江）十八土司，喻华伟、李遐章、何畏负责发动腾冲巡防队，幼伯负责发动滇西秘密反清群众组织哥老会。
幼伯到处播撒革命火种，领导同盟会下关小组迅速开展工作，积极争取下关袍哥组织的“玉龙公”和武备队靠拢革命，准备选择适当时机举事。他们将其中态度鲜明、意志坚定的骨干组成一支“敢死队”，借庙会为掩护召开成立大会。同盟会下关小组还派出会员马程九、吴丙义潜居永昌（今保山），与当地袍哥组织“茂吉公”接上关系，秘密开展通讯联络工作。还有一部分会员分头前往蒙化（今巍山）、顺宁，控制当地会党，一旦起义发动，则遥相呼应。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病死，清廷震撼，国内形势愈加动荡。滇西同盟会员决定趁此有利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干崖土司和腾冲巡防队尚未发动起来，而幼伯已发动了保山袍哥组织“三点会”首领杜文礼等几支会党力量，组织起农民军。此前幼伯亲自赶到泰国，向华侨林定一借得巨款，购买大批枪弹运入国内。1908年12月25日，各部同盟会员、袍哥会众迅速聚集，杨振鸿从缅甸赶来保山，领导这次起义。由于因人误事，十多名内应被逮捕，农民军攻城不克。驻腾冲的新军第七十六标又开了两队来镇压，保山起义遂告失败。振鸿悲愤交加，恶性疟疾复发，吐血而亡。
永昌起义失败之后，幼伯、子和、寒甫等人继续在滇西活动。他们曾密谋在腾越举事，因清军日夜巡逻，防范严密而未能实现。又在大理、巍山一带借开矿为名广结党人。他们长期奔波于瘴疠之地，都染上了疟疾。工作极端艰苦，“常敝衣败履，或终日不得一饱”，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1909年冬，经同盟会员刘辅国（弼臣）介绍，幼伯、子和、寒甫、吴品芳等人在腾越董库宅结识了张文光，晤谈甚欢，相见恨晚，彼此结为生死之交。他们秘密地住在张文光家一年多，暗中广为联络反清志士，长期共同奋斗。当时的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幼伯遵循孙中山先生关于发动会党作为革命力量的战略部署，深入民间组织发动，为日后滇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幼伯白加入同盟会以后的几年间，与子和、寒甫等亲密战友“往来东南各岛，出入缅越诸道，蛮烟瘴雨，露宿风餐，糟糠不饱，短褐不完，且清吏严缉，汉奸阴告，自所谓出入生死者有之矣。”有一次，幼伯等人行至蒙化（巍山），联络党人重举义旗，几乎落入蒙化丞林某的魔掌。他们秘密潜入大理，准备运动新军七十六标反正，大理守彭某侦知此事，欲拘捕加害，幼伯等得知，未敢稍怠，复又潜至蒙化石磺厂，召集同志躲进山林密议对策。清军跟踪而至进行搜捕。幼伯等人及时转移到碗窑村，险象环生，幸得群众掩护，化险为夷。
民军协助正规军举行重九起义
孙中山先生鉴于多年革命运动未获成功，痛感军事实力之重要，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指示各地的同盟会发动新军参加革命。滇西同盟会员决定到省会昆明发动新军参加革命。幼伯、子和、寒甫、品芳、何克夫等人把滇西革命工作交给张文光负责，然后潜入昆明，组织秘密革命机关，联络留日留越回滇之同志及讲武堂、体育专校的学生。
幼伯与寒甫隐匿在昆明的同盟会员李应恒家，联络同志，为发动昆明武装起义积蓄力量。幼伯等人除了秘密工作之外，还以“三迤总会”为掩护，针对当地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要求收回利权的形势，或张贴宣传品，或在黄河巷纸行会馆、龙井街两粤会馆、两湖会馆集会作演讲，对各阶层民众影响极大。 唐继尧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吕志伊等反袁人士人虚与委蛇，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则磨刀霍霍，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唐继尧声严色厉地命令宪兵警察拿办中华革命党人，一时关押很多人。有一天，抓到国民党的一个司令，连夜审讯，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这些事实，当时鲜为人知。
唐继尧致电袁世凯：“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针，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助，投入者已有百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五、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
志伊、幼伯等人与滇军中下级军官商议了“促唐反袁的四项办法”。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的滇军高级军官杨蓁、邓泰中、黄毓成到唐继尧官邸逼唐表态反袁。这时军内外一片反对帝制的呼声，唐继尧觉察到若不表示反袁就控制不住军队。各省革命人士云集昆明，袁氏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李烈钧蔡锷等人来到昆明后，唐继尧终于倒向反袁一边。
1915年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高举讨袁护国的旗帜。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护国军经费困难，幼伯多方设法筹措军饷，还通过《滇声》日报号召捐献。
蔡锷担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对幼伯格外器重，任命幼伯为军法处长。幼伯经过深思熟虑，向蔡锷建议：“随军出发无补于事。此次出兵川东，而川西防军必须注意，现会理之张午岚、建昌之陈遐龄等先与有旧，原亲往晓以大义，即不为我用，务使不为北军用，乃要图焉。”蔡锷深为赞许。
张煦（午岚）等人是国民党员，护国起义爆发前夕，张午岚脱离了川军来到云南投身讨袁，又随护国军第一梯团入川。马幼伯入川后协助张午岚召集旧部，组织起“四川民军支队”，受蔡锷节制，在泸州、宜宾一带配合护国第一军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幼伯不顾安危，又到川南建昌等地，深入敌巢，游说川军第一旅旅长陈遐龄，对陈进行规劝。后来陈遐龄对袁世凯政府的进军命令消极拖延，以各种方式向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强调饷械不足，各守原防，始终按兵不动，使护国军免受腹背夹击。
护国运动中，唐继尧为了掩盖屠杀中华革命党的真相，开动宣传机器编造自己反袁的假材料，29年后李宗黄又编造“唐继尧致孙中山表示反袁的信”，混淆视听，使人们以为唐是拥护孙中山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广大革命军民，是护国战争的主力军。护国运动以孙中山革命思想为旗帜，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革命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护国军队伍里，中级和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国民党员，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却没有掌握在国民党员手里。马幼伯写给陈其美的信中分析了这一情况：“英士先生鉴：
忆白元年沪上在居觉生处一晤，获领风采，钦仰莫名，忽忽四载，怅念无既。比年以来，想先生饱经风霜，逐轮破浪，又增长几许精神矣。前月刘德泽到滇，获悉近况，及吾党进行实力，幸何如之。
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惟赴前敌者，半属吾党。现以秩序之故，大义所在，大局所关，势不能不服从该领袖之命令。如此则吾党势力，似有似无，殊难吐气。现同人计划，不若就此地面，趁此时机，白组一军，纯为吾党占一地步，较为妥善。是否之处，伏冀裁之，并乞商孙中山先生。如以为可，鄙人誓力行之（敢断定扩大于后），请即筹划进行。此间敢死之士尚多，易为召集。其一切情形，自有刘君面述。特此，敬候伟安”。
大元帅与参议官配合默契
护国运动后，虽然袁世凯死了，但国家政权仍然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革命处于低潮，军阀割据，山河破碎，委实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夜不能寝。幼伯上书孙中山先生：“方今国势飘摇，政务纷纭，人心惶惑，同志之士，茫茫然无所归宿，国家前途关系匪轻。近虽有不党之说，然于民国实不适宜，盍早图之？滇处边隅，区域隔阂，财政多难。同党尤为涣散，倘无乘兹收拾，恐将为他党吸去，殊觉痛惜！在昔袁氏秉政，窃恐滇中同志无所依附，乃以私人名义，组刊一《滇声》报馆，以便笼络同人，迄今已三载矣。共和再造以来，以为先生必有一番整顿，此间同志，朝夕相望，静待尊命。”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多次上书孙中山先生，探讨中国的出路。
幼伯往来奔走于滇川桂粤，向孙中山先生建议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孙中山先生在《批幼伯函》中分析形势：“民党无权，万事不可为，其尚有一线生机者，则在各省之同志能集合团体，坚固地盘，先成立支部，然后本部乃可随之成立，否则必无办法也。”
在护法运动中，幼伯坚持不懈地联络川滇革命同志“组织不挠之团体”，互相扶持，以为将来收取川滇之预备。张煦在四川会理带领一支人马，颇有实力。幼伯“在滇亦曾竭力遥相维助”。幼伯对于民党实力问题，上书孙中山先生出谋计策。孙中山先生很器重幼伯，委幼伯为云南民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民军工作。
1917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委幼伯为大元帅府参议官。幼伯在帅府与孙大元帅朝夕相处，分析政治形势，研究革命方法，屡献良策。幼伯看到“西南各省旧有权者类多自谋，欲其服从军府俾听指挥，事已万难。”幼伯主张：“一、速组民军，拟请命令西南各省之民党首领，集练民军，直隶于临时政府，与各省旧有之陆军，略为区别。但命令之时，务请会同该省督军合委，以免误会及其障碍。二、复组党务，前国民党之组织，因欲其选举上占优胜，入党者毫无限制，致分子极形复杂，今次组织似宜严加限制，务俾成为强健完全之党，以达其国家社会之目的。”
后来幼伯奉命回云南，致力于组织和宣传工作。《滇声》曾因纸张缺乏而短期停过刊。
唐继尧大量派兵入川争夺地盘，热衷于军阀混战，使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大计受到影响，幼伯在写给居觉生的信中说：“川滇因一二人争权起见，遂至于两省自戕决裂。今益决裂，势难终了，似影响于军府者有莫大之危险。幸无形中可为军府后援者，川滇同志今昔结合，并无畛域之分，共同计划，迄今不移。” 两省民党同志反对军阀混战，幼伯主张组建一支不属于川滇两省军阀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军力量。
幼伯在四川支持张煦“编练三十余营，秣马厉兵，誓直隶于军府，以待军府之命令。”为广州军政府增添了一支革命力量。
幼伯上书孙中山先生：“借重他人固有之兵力，适为他人所利用，恐于我终属空洞耳。鄙意当此时机，须令同志就各省编练民军，直隶军府，以作根本之图，否则仍须加强组织党务，以为他日活跃之资，不识以为可否？”幼伯举荐张煦为全川汉军总司令兼川南镇守使。
作为军府参议官，幼伯每有心得，即上书言事。“处此危急之秋万机待理。特以管窥之，而其间最重要者为财政、外交、军事三大端。”“用人、筹饷、练兵三大要纲，万不容忽，尤不可缓，而三纲中用人尤属重大。”诸多建议，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后来在广州筹建黄埔军校，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军队，未始不能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纳了幼伯的建议。
爱国弃家共患难
1918年春，张煦兵败身亡。孙中山先生委幼伯为大元帅府参议官兼四川宁远慰问使，去处理善后。幼伯“自备经费慰问入川”，协助张煦的参谋长郭昌明（文钦）收罗残部，“复活第七军”。幼伯为了将这支队伍建设为民党的坚强力量，耗费了极大的心血。“军长郭昌明虽无党派关系，而尚明大义，与右白私交亦颇浃洽，甚愿吾党设军为其臂助。右白自至此间切实奉宣德意，民心感激，望戴甚切！更得旧同志周惠叔相助为理并陈述意见，纠合同志王汝光、田应泉、周湘龄等，率健勇八千人各携枪弹效忠吾党……现在西南诸伟杰大都注重湘鄂，故敌亦以全力赴鄂，是以历日已久，而我军终未能越过一步。此军既成，将请率之以为奇兵，出汉中达秦川，直趋燕冀，为武汉正兵之犄翼而以掣牵北军之肘腕。”幼伯将八千健勇编为六个支队，以四个支队暂定名“四川靖国宁义军”，以二个支队暂定名“四川宁属屯殖军”，这支队伍成为民党的有生力量，直隶于军政府。
幼伯置安危和家庭于不顾，奔走于川滇各地，把全副身心投入组建革命军事力量的工作。他在《戊午春赴川》一诗中写道：“日昨离亲别口妻，两行儿女牵衣啼，再三啼问爷何往，笑指南街转过西，朝日出西门，黄昏宿二村。”
幼伯追随孙中山先生，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革命军事活动中不断地总结和实践。孙中山先生对幼伯的忘我革命精神十分赞赏，于1918年底来信写道：“幼伯同志仁兄鉴：前后来函均悉，所云各节诚关国家前途匪浅，仰见兄之爱国弃家，实为民党中不可多得之名士。刻因粤中宵小作崇，文以移住沪滨。”
“宵小作祟”指的是滇桂军阀包藏祸心，勾结政学系内的官僚政客，采用阴谋手段篡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领导权，废除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排挤孙中山先生。唐继尧随即通电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广州临时政府的正、副总统，公然出卖护法运动，实行南北军阀共同瓜分国家大权。孙中山先生忧愤交加，向全国发表通电：“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幼伯百折不挠，尽自己的能力挽救危局，还为驻川的国民党将领黎天才谋划北伐事宜，他写信说：“逸仙先生伟鉴：昨年奉命慰问宁远，四面夷巢，如临井底，幸未辱命。归途得悉粤中宵小作崇，移节沪上。仰见德度恢宏，古今罕有，喟服久之。适滇中戒严，进入匪易，致稽呈复，悚忻无已。迩来国势大变，益趋危境，群雄竞争，罔非权利。孰若公真诚爱国，与民共见，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当今之世，舍公莫属。故此时望公出山，中外国情，如出一口。况水深火热亦云极矣，骧故厌世，兹已怦怦，甚愿先后奔走，一偿初志，未审以为然否？黎天才君驻军夔门，颇思建树，值此时机，誓驱武汉，只以上年失败，时间亦短，此后树立，皆公之所赐也，伏冀俯准，国家前途幸甚！幸甚！”后因形势变化，幼伯与黎天才的谋划未能实现，不过他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的胆识以及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委实可钦可敬。
在护法运动中，幼伯披肝沥胆，身体力行，长年离家，次子马德洪又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昨自外县归省……客夏二儿白喉病殇殂，念五龄儿童，言笑伶俐，一旦夭殂，肠几为断”，在幼伯心中，这是多么悲痛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幼伯的革命信念愈为坚定。
幼伯回到昆明，一面负责《滇声》日报的工作，一面治疗反清活动时期染上的疟疾。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先生逐渐倾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滇声》首先把这种倾向表现出来，大造革命舆论，大量刊登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刊登《列宁传记》、《李卜克内西传略》等文章，介绍了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滇声》不愧为革命的号角，时代的先声。
大总统密札倒唐
由于滇桂军阀相互勾结，冈禁了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了陆军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崔文藻，分化瓦解孙中山先生的护法驻粤滇军，孙中山先生被迫辞职。1919年11月23日，唐继尧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代表在湖南衡阳签订了军事密约《救国同盟》，完全背叛了革命队伍。1921年，孙中山先生再度出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幼伯欢欣鼓舞，率国民党云南支部全体同志致电祝贺。由于唐继尧长期倒行逆施，被驻川的滇军班师回滇驱逐出云南。
顾品珍督滇时期，委幼伯为参议，幼伯没有去任职。幼伯继续与孙中山先生密切联系，研究中国的出路，组建国民党云南支部。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在桂林成立了北伐大本营，并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幼伯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决策。
1922年，唐继尧为夺回失去的权利，窜到柳州，用升官许愿和重金收买的手段，唆使北伐滇军脱离孙中山。虽经孙中山先生多次劝阻，并于2月23日发布“制止令”，通电谴责唐继尧破坏北伐。但唐仍执迷不悟，将煽动起来的北伐滇军三千余人编为四个军，打回云南。又收买了滇南大土匪吴学显，突袭宜良天生关顾军指挥部，打死了顾品珍，再次控制了云南。
唐继尧对昔日的战友和同学大开杀戒，罗佩金等护国名将均惨遭毒手。唐还捏造“卷巨款潜逃”的罪名，通缉追捕朱德、金汉鼎等十一人。朱德等人被迫逃离云南，幸免于难。 唐继尧自以为得计，迫不及待地想当“东大陆主人”，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明目张胆地与孙中山唱反调。并高唱“讨赤”，妄图扑灭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点燃的星星之火。
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遂密札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幼伯接到密札，未敢稍怠，立即着手组织“改造云南同盟会”，同时根据此同盟会的军政组织法，成立“云南自治讨贼军”。其主要成员是国民党云南支部的成员。《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义正辞严，旗帜鲜明，其宗旨是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简章中有“提倡工会”项目，在中国工人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1922年，国内只有共产党在提倡工会，军阀则视工会如洪水猛兽。幼伯等人提倡工会，反映出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倾向。
马幼伯等秘密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后，马幼伯将《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抄件，通过某种途径，直接报送到广州政府孙中山先生那里，孙中山先生亲自批阅了这一个反对唐继尧政府的秘密军事政治组织的同盟草约。这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处境艰难。1922年6月9日孙中山就《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给马幼伯的批复如下：“幼伯先生……：接诵瑶章，猥蒙慕饰，歉之。以诸公爱护共和。追思先烈，至诚悱恻，义至正也。惟近日政情万变，政府亦无暇及此。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
鉴于昆明的革命力量很单薄，需要发动现有的军队参加，而混人这个组织的滇军营长林启志和团长杨有堂卖友求荣，把密谋情况报告给吴学显和唐继尧。唐继尧于8月27日以请客吃饭为名，逮捕了马幼伯、鄢仕周、刘古愚、崔文英（崔文藻的弟弟）、李梧、李成武。第二天（28日，阴历7月初6）唐继尧迫不及待地下令杀害了这六位革命志士。孙中山先生闻讯非常悲痛，打电报到幼伯家吊唁。
孙中山与马幼伯休戚相关，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脚步，坎坷的道路共同跨越，艰难的历程携手前进，深厚的友谊与日俱增。马幼伯是孙中山革命力量在云南的直接代表人物。马幼伯牺牲之际，正是陈炯明叛军炮轰总统府后，孙中山经历了生命危险刚回到上海的时间。
幼伯身后一子三女：儿子马德御（字子临）。女儿马德芝（有顺），女儿马少华（有珍），女儿马俊华（凤珍）。
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幼伯的革命事迹和牺牲精神，从优议恤，幼伯英名人祀忠烈祠。1987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马骧为革命烈士。1988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今天”节目以《马骧牺牲》为题介绍了马骧事迹，大理州博物馆英烈厅建成后展出了马骧照片和事迹。
编辑手记：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豪杰辈出，为结束清朝腐朽统治、推翻帝制、开启革命潮流做出重大贡献，马骧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并且很受孙中山先生重用，其革命活动范围大部在云南。新中国成立后追认马骧先生为革命烈士，中央电视台也曾对其革命事迹做过专题介绍。
在滇西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次年派同盟会员杨振鸿、王九龄等人回云南联络各阶层反清志士，发展组织。马幼伯时任大理下关玉龙学校校长，加入同盟会后，成为铁骨铮铮的中坚分子之一，实践孙中山的革命战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
1907年同盟会先后两次在大理将军庙、江峰寺召开群众大会，幼伯登台演讲，历数清廷罪恶，陈说革命大义，远近各属到会者数百人，遭到统治者的嫉恨。恰逢学校“屠捐”与厘金发生冲突，下关厘金税务总办钱登熙即趁此机会告发幼伯为乱党首领，密禀上司拿办。幸得大理县长之子杨梦愚通风报信，幼伯得以逃脱，单身出走，从此行踪不定。
幼伯抛妻别子，躲避官府追捕，灵活机智地同清廷鹰犬们周旋，与杨振鸿、秦力山、刘弼臣、王仰思等战友多方联络云南三迤志士，进行反清活动。二儿子马有开童年病故，也无暇回家照顾，全部身心投入了民族解放事业。在滇西、缅甸、越南等地穿梭奔走，革命思想遂浸润于云南。1907年，幼伯与马明远、杨大铸、苏益斋、陈金权、罗立章、沙用和等二十余人组成同盟会下关小组。
策动会党参加革命
1908年4月，孙中山先生指令同盟会员、三点会首领黄明堂等人依靠会党力量在云南河口发动武装起义。幼伯作为起义的参加者之一，亲临战阵，身先士卒，奋勇拼杀。清政府欲借法兵镇压革命，起义军因粮草不济，敌我力量悬殊，5月退入越南境内，起义归于失败。杨振鸿、吕志伊、居正、黄毓英（子和）、杜钟琦（寒甫）等人从日本南下，行抵香港时闻起义已失败，改道去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先生，在接受了“你们进滇西去做革命工作”的指示后，到达缅甸仰光。幼伯于河口起义失败后，辗转到达仰光。他们共商大计，振鸿、居正、志伊留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其余的人分组回云南活动。黄子和、杜寒甫、王尧民负责发动干崖（今盈江）十八土司，喻华伟、李遐章、何畏负责发动腾冲巡防队，幼伯负责发动滇西秘密反清群众组织哥老会。
幼伯到处播撒革命火种，领导同盟会下关小组迅速开展工作，积极争取下关袍哥组织的“玉龙公”和武备队靠拢革命，准备选择适当时机举事。他们将其中态度鲜明、意志坚定的骨干组成一支“敢死队”，借庙会为掩护召开成立大会。同盟会下关小组还派出会员马程九、吴丙义潜居永昌（今保山），与当地袍哥组织“茂吉公”接上关系，秘密开展通讯联络工作。还有一部分会员分头前往蒙化（今巍山）、顺宁，控制当地会党，一旦起义发动，则遥相呼应。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病死，清廷震撼，国内形势愈加动荡。滇西同盟会员决定趁此有利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干崖土司和腾冲巡防队尚未发动起来，而幼伯已发动了保山袍哥组织“三点会”首领杜文礼等几支会党力量，组织起农民军。此前幼伯亲自赶到泰国，向华侨林定一借得巨款，购买大批枪弹运入国内。1908年12月25日，各部同盟会员、袍哥会众迅速聚集，杨振鸿从缅甸赶来保山，领导这次起义。由于因人误事，十多名内应被逮捕，农民军攻城不克。驻腾冲的新军第七十六标又开了两队来镇压，保山起义遂告失败。振鸿悲愤交加，恶性疟疾复发，吐血而亡。
永昌起义失败之后，幼伯、子和、寒甫等人继续在滇西活动。他们曾密谋在腾越举事，因清军日夜巡逻，防范严密而未能实现。又在大理、巍山一带借开矿为名广结党人。他们长期奔波于瘴疠之地，都染上了疟疾。工作极端艰苦，“常敝衣败履，或终日不得一饱”，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1909年冬，经同盟会员刘辅国（弼臣）介绍，幼伯、子和、寒甫、吴品芳等人在腾越董库宅结识了张文光，晤谈甚欢，相见恨晚，彼此结为生死之交。他们秘密地住在张文光家一年多，暗中广为联络反清志士，长期共同奋斗。当时的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幼伯遵循孙中山先生关于发动会党作为革命力量的战略部署，深入民间组织发动，为日后滇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幼伯白加入同盟会以后的几年间，与子和、寒甫等亲密战友“往来东南各岛，出入缅越诸道，蛮烟瘴雨，露宿风餐，糟糠不饱，短褐不完，且清吏严缉，汉奸阴告，自所谓出入生死者有之矣。”有一次，幼伯等人行至蒙化（巍山），联络党人重举义旗，几乎落入蒙化丞林某的魔掌。他们秘密潜入大理，准备运动新军七十六标反正，大理守彭某侦知此事，欲拘捕加害，幼伯等得知，未敢稍怠，复又潜至蒙化石磺厂，召集同志躲进山林密议对策。清军跟踪而至进行搜捕。幼伯等人及时转移到碗窑村，险象环生，幸得群众掩护，化险为夷。
民军协助正规军举行重九起义
孙中山先生鉴于多年革命运动未获成功，痛感军事实力之重要，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指示各地的同盟会发动新军参加革命。滇西同盟会员决定到省会昆明发动新军参加革命。幼伯、子和、寒甫、品芳、何克夫等人把滇西革命工作交给张文光负责，然后潜入昆明，组织秘密革命机关，联络留日留越回滇之同志及讲武堂、体育专校的学生。
幼伯与寒甫隐匿在昆明的同盟会员李应恒家，联络同志，为发动昆明武装起义积蓄力量。幼伯等人除了秘密工作之外，还以“三迤总会”为掩护，针对当地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要求收回利权的形势，或张贴宣传品，或在黄河巷纸行会馆、龙井街两粤会馆、两湖会馆集会作演讲，对各阶层民众影响极大。 唐继尧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吕志伊等反袁人士人虚与委蛇，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则磨刀霍霍，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唐继尧声严色厉地命令宪兵警察拿办中华革命党人，一时关押很多人。有一天，抓到国民党的一个司令，连夜审讯，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这些事实，当时鲜为人知。
唐继尧致电袁世凯：“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针，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助，投入者已有百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五、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
志伊、幼伯等人与滇军中下级军官商议了“促唐反袁的四项办法”。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的滇军高级军官杨蓁、邓泰中、黄毓成到唐继尧官邸逼唐表态反袁。这时军内外一片反对帝制的呼声，唐继尧觉察到若不表示反袁就控制不住军队。各省革命人士云集昆明，袁氏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李烈钧蔡锷等人来到昆明后，唐继尧终于倒向反袁一边。
1915年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高举讨袁护国的旗帜。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护国军经费困难，幼伯多方设法筹措军饷，还通过《滇声》日报号召捐献。
蔡锷担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对幼伯格外器重，任命幼伯为军法处长。幼伯经过深思熟虑，向蔡锷建议：“随军出发无补于事。此次出兵川东，而川西防军必须注意，现会理之张午岚、建昌之陈遐龄等先与有旧，原亲往晓以大义，即不为我用，务使不为北军用，乃要图焉。”蔡锷深为赞许。
张煦（午岚）等人是国民党员，护国起义爆发前夕，张午岚脱离了川军来到云南投身讨袁，又随护国军第一梯团入川。马幼伯入川后协助张午岚召集旧部，组织起“四川民军支队”，受蔡锷节制，在泸州、宜宾一带配合护国第一军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幼伯不顾安危，又到川南建昌等地，深入敌巢，游说川军第一旅旅长陈遐龄，对陈进行规劝。后来陈遐龄对袁世凯政府的进军命令消极拖延，以各种方式向川边镇守使刘锐恒强调饷械不足，各守原防，始终按兵不动，使护国军免受腹背夹击。
护国运动中，唐继尧为了掩盖屠杀中华革命党的真相，开动宣传机器编造自己反袁的假材料，29年后李宗黄又编造“唐继尧致孙中山表示反袁的信”，混淆视听，使人们以为唐是拥护孙中山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广大革命军民，是护国战争的主力军。护国运动以孙中山革命思想为旗帜，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革命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护国军队伍里，中级和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国民党员，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却没有掌握在国民党员手里。马幼伯写给陈其美的信中分析了这一情况：“英士先生鉴：
忆白元年沪上在居觉生处一晤，获领风采，钦仰莫名，忽忽四载，怅念无既。比年以来，想先生饱经风霜，逐轮破浪，又增长几许精神矣。前月刘德泽到滇，获悉近况，及吾党进行实力，幸何如之。
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惟赴前敌者，半属吾党。现以秩序之故，大义所在，大局所关，势不能不服从该领袖之命令。如此则吾党势力，似有似无，殊难吐气。现同人计划，不若就此地面，趁此时机，白组一军，纯为吾党占一地步，较为妥善。是否之处，伏冀裁之，并乞商孙中山先生。如以为可，鄙人誓力行之（敢断定扩大于后），请即筹划进行。此间敢死之士尚多，易为召集。其一切情形，自有刘君面述。特此，敬候伟安”。
大元帅与参议官配合默契
护国运动后，虽然袁世凯死了，但国家政权仍然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革命处于低潮，军阀割据，山河破碎，委实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夜不能寝。幼伯上书孙中山先生：“方今国势飘摇，政务纷纭，人心惶惑，同志之士，茫茫然无所归宿，国家前途关系匪轻。近虽有不党之说，然于民国实不适宜，盍早图之？滇处边隅，区域隔阂，财政多难。同党尤为涣散，倘无乘兹收拾，恐将为他党吸去，殊觉痛惜！在昔袁氏秉政，窃恐滇中同志无所依附，乃以私人名义，组刊一《滇声》报馆，以便笼络同人，迄今已三载矣。共和再造以来，以为先生必有一番整顿，此间同志，朝夕相望，静待尊命。”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多次上书孙中山先生，探讨中国的出路。
幼伯往来奔走于滇川桂粤，向孙中山先生建议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孙中山先生在《批幼伯函》中分析形势：“民党无权，万事不可为，其尚有一线生机者，则在各省之同志能集合团体，坚固地盘，先成立支部，然后本部乃可随之成立，否则必无办法也。”
在护法运动中，幼伯坚持不懈地联络川滇革命同志“组织不挠之团体”，互相扶持，以为将来收取川滇之预备。张煦在四川会理带领一支人马，颇有实力。幼伯“在滇亦曾竭力遥相维助”。幼伯对于民党实力问题，上书孙中山先生出谋计策。孙中山先生很器重幼伯，委幼伯为云南民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民军工作。
1917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委幼伯为大元帅府参议官。幼伯在帅府与孙大元帅朝夕相处，分析政治形势，研究革命方法，屡献良策。幼伯看到“西南各省旧有权者类多自谋，欲其服从军府俾听指挥，事已万难。”幼伯主张：“一、速组民军，拟请命令西南各省之民党首领，集练民军，直隶于临时政府，与各省旧有之陆军，略为区别。但命令之时，务请会同该省督军合委，以免误会及其障碍。二、复组党务，前国民党之组织，因欲其选举上占优胜，入党者毫无限制，致分子极形复杂，今次组织似宜严加限制，务俾成为强健完全之党，以达其国家社会之目的。”
后来幼伯奉命回云南，致力于组织和宣传工作。《滇声》曾因纸张缺乏而短期停过刊。
唐继尧大量派兵入川争夺地盘，热衷于军阀混战，使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大计受到影响，幼伯在写给居觉生的信中说：“川滇因一二人争权起见，遂至于两省自戕决裂。今益决裂，势难终了，似影响于军府者有莫大之危险。幸无形中可为军府后援者，川滇同志今昔结合，并无畛域之分，共同计划，迄今不移。” 两省民党同志反对军阀混战，幼伯主张组建一支不属于川滇两省军阀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军力量。
幼伯在四川支持张煦“编练三十余营，秣马厉兵，誓直隶于军府，以待军府之命令。”为广州军政府增添了一支革命力量。
幼伯上书孙中山先生：“借重他人固有之兵力，适为他人所利用，恐于我终属空洞耳。鄙意当此时机，须令同志就各省编练民军，直隶军府，以作根本之图，否则仍须加强组织党务，以为他日活跃之资，不识以为可否？”幼伯举荐张煦为全川汉军总司令兼川南镇守使。
作为军府参议官，幼伯每有心得，即上书言事。“处此危急之秋万机待理。特以管窥之，而其间最重要者为财政、外交、军事三大端。”“用人、筹饷、练兵三大要纲，万不容忽，尤不可缓，而三纲中用人尤属重大。”诸多建议，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后来在广州筹建黄埔军校，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军队，未始不能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纳了幼伯的建议。
爱国弃家共患难
1918年春，张煦兵败身亡。孙中山先生委幼伯为大元帅府参议官兼四川宁远慰问使，去处理善后。幼伯“自备经费慰问入川”，协助张煦的参谋长郭昌明（文钦）收罗残部，“复活第七军”。幼伯为了将这支队伍建设为民党的坚强力量，耗费了极大的心血。“军长郭昌明虽无党派关系，而尚明大义，与右白私交亦颇浃洽，甚愿吾党设军为其臂助。右白自至此间切实奉宣德意，民心感激，望戴甚切！更得旧同志周惠叔相助为理并陈述意见，纠合同志王汝光、田应泉、周湘龄等，率健勇八千人各携枪弹效忠吾党……现在西南诸伟杰大都注重湘鄂，故敌亦以全力赴鄂，是以历日已久，而我军终未能越过一步。此军既成，将请率之以为奇兵，出汉中达秦川，直趋燕冀，为武汉正兵之犄翼而以掣牵北军之肘腕。”幼伯将八千健勇编为六个支队，以四个支队暂定名“四川靖国宁义军”，以二个支队暂定名“四川宁属屯殖军”，这支队伍成为民党的有生力量，直隶于军政府。
幼伯置安危和家庭于不顾，奔走于川滇各地，把全副身心投入组建革命军事力量的工作。他在《戊午春赴川》一诗中写道：“日昨离亲别口妻，两行儿女牵衣啼，再三啼问爷何往，笑指南街转过西，朝日出西门，黄昏宿二村。”
幼伯追随孙中山先生，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革命军事活动中不断地总结和实践。孙中山先生对幼伯的忘我革命精神十分赞赏，于1918年底来信写道：“幼伯同志仁兄鉴：前后来函均悉，所云各节诚关国家前途匪浅，仰见兄之爱国弃家，实为民党中不可多得之名士。刻因粤中宵小作崇，文以移住沪滨。”
“宵小作祟”指的是滇桂军阀包藏祸心，勾结政学系内的官僚政客，采用阴谋手段篡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领导权，废除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排挤孙中山先生。唐继尧随即通电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广州临时政府的正、副总统，公然出卖护法运动，实行南北军阀共同瓜分国家大权。孙中山先生忧愤交加，向全国发表通电：“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幼伯百折不挠，尽自己的能力挽救危局，还为驻川的国民党将领黎天才谋划北伐事宜，他写信说：“逸仙先生伟鉴：昨年奉命慰问宁远，四面夷巢，如临井底，幸未辱命。归途得悉粤中宵小作崇，移节沪上。仰见德度恢宏，古今罕有，喟服久之。适滇中戒严，进入匪易，致稽呈复，悚忻无已。迩来国势大变，益趋危境，群雄竞争，罔非权利。孰若公真诚爱国，与民共见，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当今之世，舍公莫属。故此时望公出山，中外国情，如出一口。况水深火热亦云极矣，骧故厌世，兹已怦怦，甚愿先后奔走，一偿初志，未审以为然否？黎天才君驻军夔门，颇思建树，值此时机，誓驱武汉，只以上年失败，时间亦短，此后树立，皆公之所赐也，伏冀俯准，国家前途幸甚！幸甚！”后因形势变化，幼伯与黎天才的谋划未能实现，不过他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的胆识以及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委实可钦可敬。
在护法运动中，幼伯披肝沥胆，身体力行，长年离家，次子马德洪又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昨自外县归省……客夏二儿白喉病殇殂，念五龄儿童，言笑伶俐，一旦夭殂，肠几为断”，在幼伯心中，这是多么悲痛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幼伯的革命信念愈为坚定。
幼伯回到昆明，一面负责《滇声》日报的工作，一面治疗反清活动时期染上的疟疾。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先生逐渐倾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滇声》首先把这种倾向表现出来，大造革命舆论，大量刊登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刊登《列宁传记》、《李卜克内西传略》等文章，介绍了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滇声》不愧为革命的号角，时代的先声。
大总统密札倒唐
由于滇桂军阀相互勾结，冈禁了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了陆军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崔文藻，分化瓦解孙中山先生的护法驻粤滇军，孙中山先生被迫辞职。1919年11月23日，唐继尧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代表在湖南衡阳签订了军事密约《救国同盟》，完全背叛了革命队伍。1921年，孙中山先生再度出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幼伯欢欣鼓舞，率国民党云南支部全体同志致电祝贺。由于唐继尧长期倒行逆施，被驻川的滇军班师回滇驱逐出云南。
顾品珍督滇时期，委幼伯为参议，幼伯没有去任职。幼伯继续与孙中山先生密切联系，研究中国的出路，组建国民党云南支部。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在桂林成立了北伐大本营，并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幼伯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决策。
1922年，唐继尧为夺回失去的权利，窜到柳州，用升官许愿和重金收买的手段，唆使北伐滇军脱离孙中山。虽经孙中山先生多次劝阻，并于2月23日发布“制止令”，通电谴责唐继尧破坏北伐。但唐仍执迷不悟，将煽动起来的北伐滇军三千余人编为四个军，打回云南。又收买了滇南大土匪吴学显，突袭宜良天生关顾军指挥部，打死了顾品珍，再次控制了云南。
唐继尧对昔日的战友和同学大开杀戒，罗佩金等护国名将均惨遭毒手。唐还捏造“卷巨款潜逃”的罪名，通缉追捕朱德、金汉鼎等十一人。朱德等人被迫逃离云南，幸免于难。 唐继尧自以为得计，迫不及待地想当“东大陆主人”，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明目张胆地与孙中山唱反调。并高唱“讨赤”，妄图扑灭共产党在中国大地点燃的星星之火。
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遂密札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幼伯接到密札，未敢稍怠，立即着手组织“改造云南同盟会”，同时根据此同盟会的军政组织法，成立“云南自治讨贼军”。其主要成员是国民党云南支部的成员。《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义正辞严，旗帜鲜明，其宗旨是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简章中有“提倡工会”项目，在中国工人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1922年，国内只有共产党在提倡工会，军阀则视工会如洪水猛兽。幼伯等人提倡工会，反映出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倾向。
马幼伯等秘密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后，马幼伯将《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抄件，通过某种途径，直接报送到广州政府孙中山先生那里，孙中山先生亲自批阅了这一个反对唐继尧政府的秘密军事政治组织的同盟草约。这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处境艰难。1922年6月9日孙中山就《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给马幼伯的批复如下：“幼伯先生……：接诵瑶章，猥蒙慕饰，歉之。以诸公爱护共和。追思先烈，至诚悱恻，义至正也。惟近日政情万变，政府亦无暇及此。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
鉴于昆明的革命力量很单薄，需要发动现有的军队参加，而混人这个组织的滇军营长林启志和团长杨有堂卖友求荣，把密谋情况报告给吴学显和唐继尧。唐继尧于8月27日以请客吃饭为名，逮捕了马幼伯、鄢仕周、刘古愚、崔文英（崔文藻的弟弟）、李梧、李成武。第二天（28日，阴历7月初6）唐继尧迫不及待地下令杀害了这六位革命志士。孙中山先生闻讯非常悲痛，打电报到幼伯家吊唁。
孙中山与马幼伯休戚相关，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脚步，坎坷的道路共同跨越，艰难的历程携手前进，深厚的友谊与日俱增。马幼伯是孙中山革命力量在云南的直接代表人物。马幼伯牺牲之际，正是陈炯明叛军炮轰总统府后，孙中山经历了生命危险刚回到上海的时间。
幼伯身后一子三女：儿子马德御（字子临）。女儿马德芝（有顺），女儿马少华（有珍），女儿马俊华（凤珍）。
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幼伯的革命事迹和牺牲精神，从优议恤，幼伯英名人祀忠烈祠。1987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马骧为革命烈士。1988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今天”节目以《马骧牺牲》为题介绍了马骧事迹，大理州博物馆英烈厅建成后展出了马骧照片和事迹。
编辑手记：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豪杰辈出，为结束清朝腐朽统治、推翻帝制、开启革命潮流做出重大贡献，马骧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并且很受孙中山先生重用，其革命活动范围大部在云南。新中国成立后追认马骧先生为革命烈士，中央电视台也曾对其革命事迹做过专题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