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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雅典城邦文明从辉煌走向衰败的过程中，雅典城邦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征，专业竞技的兴起和大众体育的衰败是最典型的表现。专业竞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的专业性可以提升比赛的观赏性，促进赛事水平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的功利性会瓦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本质理念，从而导致体育异化。因此，专业竞技与大众体育并举，是雅典城邦体育兴衰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关键词： 雅典城邦体育 专业竞技 完人 功利性 异化
1.前言
古希腊城邦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为前期（崛起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为全盛时期（中期），公元前4世纪之后至马其顿王国建立为衰退期（后期）。古希腊城邦文明的新时代开启于波斯战争获胜之后，雅典在打败“无敌帝国”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雅典人兴奋、自信、幸福满满。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他们都急于展现和享用这种喜悦、自由和幸福感。波斯战争后，雅典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个曾经淳朴保守的农业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资本聚集的商业帝国。当雅典公民拥有越来越多的奴隶、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后，他们获得充裕的闲暇时间用于知识追求。通过战争和贸易，雅典接触了异域文化，这激发了雅典人的求知欲。雅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及公民强烈的求知欲，创造了雅典文化的全盛发展，艺术家、建筑师、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纷至沓来。战争催生了新贵阶层，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划分，强调民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公民阶层被授权可以对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在该时期，推理和修辞的艺术、诡辩的技巧等智力教育非常流行，体育的重要性逐渐式微，人们对体育的兴趣和热情下降。雅典的黄金时代为天才的成长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但与此同时，也为毁灭性的因子提供了成长空间，包括无节制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政治特权主义。雅典成功地统一了部分邻邦，并组成了一个帝国，但当伯里克利试图把所有希腊城邦统一起来时，他失败了。希腊城邦有共同的语言体系、相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某些城邦的骄傲自大、经济竞争及对雅典扩张政策的煽动，使得城邦之间的战事不止。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雅典走出了全盛时期，民主时代结束。此后，雅典深受战争的摧残，帝国分崩离析，先是处于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后来又被罗马帝国吞并。
雅典中后期阶段发生了知识革命，传统的运用思辨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受到质疑，人们开始采用探究的方法重新认识世界，基于宗教、传统和道德的教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排斥，教育目标从对神灵的崇拜和对国家的奉献转移到对个人成就和幸福的追求。个人主义骚动着人心，“人是万物的尺度”[1]被奉为圭臬，极端个人主义已深深渗入雅典的教育理念中。在意识到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危害后，阿里斯托芬和色诺芬等保守派开始呼吁恢复旧秩序，提倡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但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认识到恢复旧秩序是不可能的，开发出能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新教育理念才是解决之道。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知识传授，通过健全的思考，人们能够达到普遍真理，在每个人的意识中都存有虔诚、节制和正义，通过教育，人类可以不断完善自我，美德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柏拉图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公正，而不是财富、体力或小聪明，在他看来，每个年轻人都应被允许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服务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幸福，是建立在合理推理基础上的通过良好行为而被认知的幸福，幸福包括健康、名誉、朋友、家庭、经济效益和良好的道德品质[2]。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在提出时并未引起注意，但在其后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当时的政治家们并不急于为了消除社会弊端而重建教育，个人主义已在雅典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直至伟大的帝国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雅典中后期，学校主要关注培养“智慧的人”，几乎排除了对“实干家”的培养。波斯战争后的初期，人们仍然意识到体质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但随着新理性主义的兴起，雅典公民体育锻炼的热情减弱，战争方面主要由雇佣军代替公民参战，运动方面则有专业运动员的迅速崛起，在这种情形下，年轻公民参与体育的热情降低，学校的体育场变得冷清。雅典中后期出现了专业化体育，表现形式是付费给专业运动员，保障其训练和比赛，专业化体育的出现使得“锻炼身体、为国奉献”的雅典体育理念产生转化，专业化体育造就英雄崇拜，运动员主要关注自身发展、关注创造更好的成绩，对所谓的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及体育的社会价值不屑一顾。体育原本是培养坚韧的、充满活力的、道德良好的国家公民的手段，现在成为意淫和解构的工具。阿里斯托芬对强调智育、轻视体育的理念进行了抨击，他鼓励青少年多去健身房。色诺芬则抱怨说：“雅典人不仅自己忽视健身，还嘲笑那些健身的人”，他推崇苏格拉底的理念“没有公民有权利不去健身，健身是公民的义务，是服务国家的需要。保护自己和保护国家都是公民应尽的义务”[2]。苏格拉底曾呼吁保持体育，因为无论做什么，身体都是基础，即使是思想，也是要运用身体能力的，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最强有力的保障。普罗泰戈拉则认为体育是连接身心的桥梁，强壮的身体是战争获胜的必要条件，虽然和平是国家的最终目标，但有必要做好战斗准备。然而，柏拉图认为体育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发展军事、促进身心健康的手段，体育的道德价值胜过体力促进价值。柏拉图是明确的身心二元论者，与伯里克利的“完人”的理念不同，身心二元论认为灵魂是独立存在的，身体仅是灵魂的躯壳，灵魂高于身体、统摄身体，规定着人的本性[3]，在这种理念下，智育和道德教育胜于体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体育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心灵的健康依赖于身体的健康，体育应先于智育、服从德育[4]。他指出，体力活动教给青少年勇气和优良品质，是控制他们情绪的一种手段，使他们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发泄欲望。
2.体育促进措施
雅典中后期，孩子在7岁之前主要是在家庭中接受教育，7至13岁会被送到学校接受教育，13至16岁学习知识科目，16岁后学习修辞和哲学，18至24岁则研究军事训练。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私人学校建设了大量的豪华住宿场所。但体育场馆，这个公民曾经趋之若鹜的锻炼场所，逐渐变成休闲度假场所。体育馆成为功能多元的场所，可以锻炼，可以观看训练，也可以进行智力教育，还可以举办讨论会。随着专业竞技的兴起，专职教练开始出现，专职教练一般是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对专业运动员的选材很有经验，运用自己的专业经验并结合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的知识对参训运动员进行专业化训练，专职教练非常受尊重，收入待遇非常丰厚。随着专业竞技的兴起，还出现了一些专注医疗体育的教师群体，他们分析运动员的体能情况，研究运动员获得成功的条件，但对特定技能的培养并不关心，探究了解饮食、休息、运动对身体发育的效果。虽然许多评论家对这类新教师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试图混入医疗领域的无知骗子，但实际上这类新教师是康复保健的创始者[2]。专业竞技的兴起，造就了雅典体育的表面繁荣，高水平的竞技比赛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这是一个制造英雄、推崇英雄的时代，人们喜欢观看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对他们的高水平技能崇拜有加，但造成的后果是人们不再热衷于亲自参加体育锻炼，而是热衷于观看专业竞技，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快速下降，人们的体质水平下降明显，体质水平下降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军事缺陷，同时雅典的雇佣兵越来越多，雅典公民没有必要直接参战，这种状况更弱化公民体育锻炼的自觉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雅典城邦的实力开始下降，为了应对这种状况，雅典开始重新提倡体育的军事意义，但为时已晚，大约在公元前335年，Ephebic学院[5]应运而生，学院为19至20岁的青年实行两年义务军事训练，但训练的时间减少了，也不再是强制性的，智力教育穿插其中。虽然雅典中后期人们参与运动不如前期活跃，但节日庆典的数量并未减少，对节日庆典的重视程度未减弱，闲暇时间的增多增强了节日庆典的多样性，节日庆典成为城邦展示财富、权力和文化的舞台，节日庆典不在专门致力于宗教和体育赛事，艺术、诗歌、创作和发明都能在节日庆典中得以展示，节日庆典还成为政客宣传的平台，商人、小贩、杂技艺人和江湖医生也汇聚于此，节日庆典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体育比赛的竞争者不再绅士，竞争获胜的经济效益比所谓荣耀来得更实惠。职业运动员代表城邦的意义在弱化，比赛的宗教意义在逐渐消失，体育比赛成为炫耀的展台，昂贵的奖品取代了简单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花环，而与比赛有关的腐败开始逐渐增多，胜利有时是可以用金钱购买的。 许多哲学家对这种教育和体育的功利性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功利性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们试图构建新的教育和体育蓝图。色诺芬是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他非常欣赏斯巴达的教育和体育，认为雅典需要借鉴斯巴达的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层次的教育计划（儿童、青少年、成人和老人），这些教育计划由国家支持，受国家控制，对公民阶层实施义务教育，青少年是社会上最具活力的群体，需要纪律的约束，应实施军事教育。柏拉图认为，个人和国家的幸福依赖于教育，但教育的责任不能仅依靠父母，他还提出革命性的教育建议，授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他的理想中，3至6岁的儿童应在幼儿园里由负责任的女性看护，在其监督下玩耍，6至16岁的青少年要接受公立学校教育，前五年他们要接受军事和体操训练，并掌握投掷标枪、射箭和骑马技术，后五年则主要进行文化和器乐的学习和研究，16至20岁的青年要接受两三年的体操和军事训练，此后进入社会为国效力，体力和智力都不够出众的将其安排做产业工人，智力不出众但体力出众者安排到军队，智力出众者安排到教育领域或者统治阶层。亚里士多德则提倡优生优育，畸形婴儿可通过人工流产的方式进行破坏，以此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坚持对男性的教育应一视同仁，但他不赞成对女性的教育，他认为在婴儿期，孩子应在家接受教育，5至7岁的儿童应到学校熟悉各类活动，7至14岁时学校应通过体操活动和一些文学教育来发展孩子的道德品质，亚里士多德坚信身体的锻炼应先于心理头脑的教育，14岁时应集中进行三年的智力教育，17至20岁期间则要进行激烈的身体训练和饮食控制，21岁后，智力超群者接受更高级别的教育，但体育锻炼是每个人一生都要进行的活动。
3.体育开展内容
雅典中后期，学校还提供着体操和竞技活动，但热情已有所减弱。专业化体育达到顶峰，人们更倾向于安静地坐着观看专业运动员的表演，而不是自己辛苦地练习。休闲类的活动开始流行，例如浴场成为娱乐中心。较保守的雅典人对闲聊、洗浴、赌博、灯红酒绿、看表演更热衷，对标枪和铁饼嗤之以鼻。波斯战争后，体育在军事热情的感染下有过短暂的高光时刻，穿盔甲赛跑曾经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非常流行的运动项目，标枪、射箭和马术活动也吸引了大众的关注，能够付得起骑马费用的男孩都会参加骑马课程的训练，丰富多彩的游行和骑兵演习也常常在节日里举行，虽然节日的参与者有了很大变化，但所进行的活动基本没变，许多古老的体育活动，例如拳击和摔跤，很大程度上成为蛮力的展示，但有些贵族运动例如骑马还是受到大众的欢迎。舞蹈在希腊生活中仍然很重要，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参加舞蹈，索福克勒斯在萨拉米斯海战胜利后跳起了舞蹈，埃斯库罗斯和阿里斯托芬在自己的戏剧中融入舞蹈，苏格拉底在宴会上也跳起舞蹈，在雅典文化的顶峰时期，舞蹈被视为是一项平衡的、和谐的、有序的艺术，身体语言与口头语言的结合达到美学效果，然而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舞蹈表演者开始迎合观众的口味，呈现出表演粗俗化的倾向。色诺芬的理想学校反映了他对斯巴达军事训练的向往，在他的理想学校里，初级班的男生除了教授一些弓箭、标枪外，也要进行一些强度不大的体育训练，在18至20岁的年龄组，需要进行巡逻警卫工作、弓箭标枪的实践、军事演习和狩猎等活动，色诺芬主张将狩猎追捕作为军事训练的优选科目，因为它能够锻炼年轻人的勇气、耐力、机敏和适应性。柏拉图不赞成健康体操和专业运动训练，他倾向于对斯巴达军事训练系统进行改造，提出一个计划：6岁之前的儿童进行体育游戏，6岁后则要进行跳舞、骑马、射箭、标枪和投掷的系统学习，青年人则必须进行严格的军事体操训练，例如负重跑、赤手搏斗、投掷武器、军事角斗、射箭、马术、军事阵法演练和搭建军营等。柏拉图建议，每个公民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军事演练，而且男女都应参加。亚里士多德建议，孩子必须获得使其强壮健康的食物，并通过游戏、娱乐和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针对雅典体育出现的新问题，以古希腊哲学家为代表的阶层提出了许多改善意见，归纳这些意见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思路：体育运动既是自然的、个体的，又是社会的、集体的和国家的，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是一种自然隐喻，体育运动中的个体是一种国家隐喻[6]，体育锻炼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个人兴趣问题，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4.体育教学方法
学校里的教学方法和先前几乎相同，都是以教师的示范教学为主，但要求没有先前那么严格，家长和教师都更关注孩子的感受，而不是坚定地塑造他们，这种宽松的要求产生了溺爱，造就了不尊重父母师长的张狂少年，同时相关的法律也过于宽松，先前用于激励的方式都失效了，例如模仿神灵和英雄崇拜。专业竞技的兴起推翻了先前的节制和全面发展的原则，渴望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常年坚持训练，医疗师通过保健按摩等手段为他们的训练提供了保障，训练的内容往往都是青少年漠不关心的专业技术，而且往往充斥许多欺骗伎俩。有一些人则努力探究运动和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例如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对饮食倾注了大量精力，试图揭示促进健康的科学方法。
对专业运动员的培训开发既不理智又不健康，在形式上缺乏美感，虽然专业运动员创造了惊人的记录，但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而且专业竞技模式消耗了运动员的所有精力，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希波克拉底批评专业竞技训练强度过大，认为这不是在促进健康，而是在摧毁健康。苏格拉底则指出，跑步运动员过于发展他们的下肢，而拳击运动员则过于发展他们的上肢，专业竞技将人体的发展引向片面和狭隘，忽视身体的匀称发展与美的塑造，违背“完人”的古希腊理想。
5.结语
雅典城邦文明在波斯战争获胜之后达到了顶峰期，但随后进入了衰退期，城邦体育的发展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雅典城邦体育在中后期的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特征，既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引发了诸多争议。专业竞技的兴起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专业竞技的兴起对奥运会等体育赛事的水平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诱发了雅典体育的异化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例如大众体育的衰退、体育的功利化，以及对古希腊“完人”培养理念的背离等。伴随着雅典城邦文明从辉煌走向衰败，雅典城邦体育从全面、自觉走向狭隘、功利，雅典城邦体育的发展启示我们，体育的本质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应该成为实现功利性目标的手段。
参考文献：
[1]冯霞.古希腊人文体育思想溯源[J].体育文化导刊，2007，1：73-74.
[2]Satish Sonkar.A World History of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Ancient Period [M].ABD Publishers，2010：60-64.
[3]谢锦江.柏拉图关于人性的分析及其现实意义[J].黑河学刊，2008（2）：10-11.
[4]李柏，郑秀丽，白文.古希腊“三杰”体育思想的当代阐释[J].辽宁体育科技，2009，31（2）：2.
[5]曹莹.论古希腊的形体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6]高强.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实践智慧及其当代意义[J].体育与科学，2012，33（2）：18.
关键词： 雅典城邦体育 专业竞技 完人 功利性 异化
1.前言
古希腊城邦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为前期（崛起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为全盛时期（中期），公元前4世纪之后至马其顿王国建立为衰退期（后期）。古希腊城邦文明的新时代开启于波斯战争获胜之后，雅典在打败“无敌帝国”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雅典人兴奋、自信、幸福满满。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他们都急于展现和享用这种喜悦、自由和幸福感。波斯战争后，雅典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个曾经淳朴保守的农业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资本聚集的商业帝国。当雅典公民拥有越来越多的奴隶、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后，他们获得充裕的闲暇时间用于知识追求。通过战争和贸易，雅典接触了异域文化，这激发了雅典人的求知欲。雅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及公民强烈的求知欲，创造了雅典文化的全盛发展，艺术家、建筑师、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纷至沓来。战争催生了新贵阶层，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划分，强调民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公民阶层被授权可以对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在该时期，推理和修辞的艺术、诡辩的技巧等智力教育非常流行，体育的重要性逐渐式微，人们对体育的兴趣和热情下降。雅典的黄金时代为天才的成长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但与此同时，也为毁灭性的因子提供了成长空间，包括无节制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政治特权主义。雅典成功地统一了部分邻邦，并组成了一个帝国，但当伯里克利试图把所有希腊城邦统一起来时，他失败了。希腊城邦有共同的语言体系、相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某些城邦的骄傲自大、经济竞争及对雅典扩张政策的煽动，使得城邦之间的战事不止。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雅典走出了全盛时期，民主时代结束。此后，雅典深受战争的摧残，帝国分崩离析，先是处于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后来又被罗马帝国吞并。
雅典中后期阶段发生了知识革命，传统的运用思辨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受到质疑，人们开始采用探究的方法重新认识世界，基于宗教、传统和道德的教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排斥，教育目标从对神灵的崇拜和对国家的奉献转移到对个人成就和幸福的追求。个人主义骚动着人心，“人是万物的尺度”[1]被奉为圭臬，极端个人主义已深深渗入雅典的教育理念中。在意识到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危害后，阿里斯托芬和色诺芬等保守派开始呼吁恢复旧秩序，提倡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但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认识到恢复旧秩序是不可能的，开发出能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新教育理念才是解决之道。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知识传授，通过健全的思考，人们能够达到普遍真理，在每个人的意识中都存有虔诚、节制和正义，通过教育，人类可以不断完善自我，美德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柏拉图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公正，而不是财富、体力或小聪明，在他看来，每个年轻人都应被允许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服务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幸福，是建立在合理推理基础上的通过良好行为而被认知的幸福，幸福包括健康、名誉、朋友、家庭、经济效益和良好的道德品质[2]。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在提出时并未引起注意，但在其后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当时的政治家们并不急于为了消除社会弊端而重建教育，个人主义已在雅典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直至伟大的帝国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雅典中后期，学校主要关注培养“智慧的人”，几乎排除了对“实干家”的培养。波斯战争后的初期，人们仍然意识到体质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但随着新理性主义的兴起，雅典公民体育锻炼的热情减弱，战争方面主要由雇佣军代替公民参战，运动方面则有专业运动员的迅速崛起，在这种情形下，年轻公民参与体育的热情降低，学校的体育场变得冷清。雅典中后期出现了专业化体育，表现形式是付费给专业运动员，保障其训练和比赛，专业化体育的出现使得“锻炼身体、为国奉献”的雅典体育理念产生转化，专业化体育造就英雄崇拜，运动员主要关注自身发展、关注创造更好的成绩，对所谓的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及体育的社会价值不屑一顾。体育原本是培养坚韧的、充满活力的、道德良好的国家公民的手段，现在成为意淫和解构的工具。阿里斯托芬对强调智育、轻视体育的理念进行了抨击，他鼓励青少年多去健身房。色诺芬则抱怨说：“雅典人不仅自己忽视健身，还嘲笑那些健身的人”，他推崇苏格拉底的理念“没有公民有权利不去健身，健身是公民的义务，是服务国家的需要。保护自己和保护国家都是公民应尽的义务”[2]。苏格拉底曾呼吁保持体育，因为无论做什么，身体都是基础，即使是思想，也是要运用身体能力的，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最强有力的保障。普罗泰戈拉则认为体育是连接身心的桥梁，强壮的身体是战争获胜的必要条件，虽然和平是国家的最终目标，但有必要做好战斗准备。然而，柏拉图认为体育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发展军事、促进身心健康的手段，体育的道德价值胜过体力促进价值。柏拉图是明确的身心二元论者，与伯里克利的“完人”的理念不同，身心二元论认为灵魂是独立存在的，身体仅是灵魂的躯壳，灵魂高于身体、统摄身体，规定着人的本性[3]，在这种理念下，智育和道德教育胜于体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体育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心灵的健康依赖于身体的健康，体育应先于智育、服从德育[4]。他指出，体力活动教给青少年勇气和优良品质，是控制他们情绪的一种手段，使他们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发泄欲望。
2.体育促进措施
雅典中后期，孩子在7岁之前主要是在家庭中接受教育，7至13岁会被送到学校接受教育，13至16岁学习知识科目，16岁后学习修辞和哲学，18至24岁则研究军事训练。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私人学校建设了大量的豪华住宿场所。但体育场馆，这个公民曾经趋之若鹜的锻炼场所，逐渐变成休闲度假场所。体育馆成为功能多元的场所，可以锻炼，可以观看训练，也可以进行智力教育，还可以举办讨论会。随着专业竞技的兴起，专职教练开始出现，专职教练一般是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对专业运动员的选材很有经验，运用自己的专业经验并结合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的知识对参训运动员进行专业化训练，专职教练非常受尊重，收入待遇非常丰厚。随着专业竞技的兴起，还出现了一些专注医疗体育的教师群体，他们分析运动员的体能情况，研究运动员获得成功的条件，但对特定技能的培养并不关心，探究了解饮食、休息、运动对身体发育的效果。虽然许多评论家对这类新教师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试图混入医疗领域的无知骗子，但实际上这类新教师是康复保健的创始者[2]。专业竞技的兴起，造就了雅典体育的表面繁荣，高水平的竞技比赛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这是一个制造英雄、推崇英雄的时代，人们喜欢观看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对他们的高水平技能崇拜有加，但造成的后果是人们不再热衷于亲自参加体育锻炼，而是热衷于观看专业竞技，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快速下降，人们的体质水平下降明显，体质水平下降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军事缺陷，同时雅典的雇佣兵越来越多，雅典公民没有必要直接参战，这种状况更弱化公民体育锻炼的自觉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雅典城邦的实力开始下降，为了应对这种状况，雅典开始重新提倡体育的军事意义，但为时已晚，大约在公元前335年，Ephebic学院[5]应运而生，学院为19至20岁的青年实行两年义务军事训练，但训练的时间减少了，也不再是强制性的，智力教育穿插其中。虽然雅典中后期人们参与运动不如前期活跃，但节日庆典的数量并未减少，对节日庆典的重视程度未减弱，闲暇时间的增多增强了节日庆典的多样性，节日庆典成为城邦展示财富、权力和文化的舞台，节日庆典不在专门致力于宗教和体育赛事，艺术、诗歌、创作和发明都能在节日庆典中得以展示，节日庆典还成为政客宣传的平台，商人、小贩、杂技艺人和江湖医生也汇聚于此，节日庆典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体育比赛的竞争者不再绅士，竞争获胜的经济效益比所谓荣耀来得更实惠。职业运动员代表城邦的意义在弱化，比赛的宗教意义在逐渐消失，体育比赛成为炫耀的展台，昂贵的奖品取代了简单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花环，而与比赛有关的腐败开始逐渐增多，胜利有时是可以用金钱购买的。 许多哲学家对这种教育和体育的功利性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功利性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们试图构建新的教育和体育蓝图。色诺芬是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他非常欣赏斯巴达的教育和体育，认为雅典需要借鉴斯巴达的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层次的教育计划（儿童、青少年、成人和老人），这些教育计划由国家支持，受国家控制，对公民阶层实施义务教育，青少年是社会上最具活力的群体，需要纪律的约束，应实施军事教育。柏拉图认为，个人和国家的幸福依赖于教育，但教育的责任不能仅依靠父母，他还提出革命性的教育建议，授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他的理想中，3至6岁的儿童应在幼儿园里由负责任的女性看护，在其监督下玩耍，6至16岁的青少年要接受公立学校教育，前五年他们要接受军事和体操训练，并掌握投掷标枪、射箭和骑马技术，后五年则主要进行文化和器乐的学习和研究，16至20岁的青年要接受两三年的体操和军事训练，此后进入社会为国效力，体力和智力都不够出众的将其安排做产业工人，智力不出众但体力出众者安排到军队，智力出众者安排到教育领域或者统治阶层。亚里士多德则提倡优生优育，畸形婴儿可通过人工流产的方式进行破坏，以此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他坚持对男性的教育应一视同仁，但他不赞成对女性的教育，他认为在婴儿期，孩子应在家接受教育，5至7岁的儿童应到学校熟悉各类活动，7至14岁时学校应通过体操活动和一些文学教育来发展孩子的道德品质，亚里士多德坚信身体的锻炼应先于心理头脑的教育，14岁时应集中进行三年的智力教育，17至20岁期间则要进行激烈的身体训练和饮食控制，21岁后，智力超群者接受更高级别的教育，但体育锻炼是每个人一生都要进行的活动。
3.体育开展内容
雅典中后期，学校还提供着体操和竞技活动，但热情已有所减弱。专业化体育达到顶峰，人们更倾向于安静地坐着观看专业运动员的表演，而不是自己辛苦地练习。休闲类的活动开始流行，例如浴场成为娱乐中心。较保守的雅典人对闲聊、洗浴、赌博、灯红酒绿、看表演更热衷，对标枪和铁饼嗤之以鼻。波斯战争后，体育在军事热情的感染下有过短暂的高光时刻，穿盔甲赛跑曾经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非常流行的运动项目，标枪、射箭和马术活动也吸引了大众的关注，能够付得起骑马费用的男孩都会参加骑马课程的训练，丰富多彩的游行和骑兵演习也常常在节日里举行，虽然节日的参与者有了很大变化，但所进行的活动基本没变，许多古老的体育活动，例如拳击和摔跤，很大程度上成为蛮力的展示，但有些贵族运动例如骑马还是受到大众的欢迎。舞蹈在希腊生活中仍然很重要，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参加舞蹈，索福克勒斯在萨拉米斯海战胜利后跳起了舞蹈，埃斯库罗斯和阿里斯托芬在自己的戏剧中融入舞蹈，苏格拉底在宴会上也跳起舞蹈，在雅典文化的顶峰时期，舞蹈被视为是一项平衡的、和谐的、有序的艺术，身体语言与口头语言的结合达到美学效果，然而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舞蹈表演者开始迎合观众的口味，呈现出表演粗俗化的倾向。色诺芬的理想学校反映了他对斯巴达军事训练的向往，在他的理想学校里，初级班的男生除了教授一些弓箭、标枪外，也要进行一些强度不大的体育训练，在18至20岁的年龄组，需要进行巡逻警卫工作、弓箭标枪的实践、军事演习和狩猎等活动，色诺芬主张将狩猎追捕作为军事训练的优选科目，因为它能够锻炼年轻人的勇气、耐力、机敏和适应性。柏拉图不赞成健康体操和专业运动训练，他倾向于对斯巴达军事训练系统进行改造，提出一个计划：6岁之前的儿童进行体育游戏，6岁后则要进行跳舞、骑马、射箭、标枪和投掷的系统学习，青年人则必须进行严格的军事体操训练，例如负重跑、赤手搏斗、投掷武器、军事角斗、射箭、马术、军事阵法演练和搭建军营等。柏拉图建议，每个公民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军事演练，而且男女都应参加。亚里士多德建议，孩子必须获得使其强壮健康的食物，并通过游戏、娱乐和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针对雅典体育出现的新问题，以古希腊哲学家为代表的阶层提出了许多改善意见，归纳这些意见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思路：体育运动既是自然的、个体的，又是社会的、集体的和国家的，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是一种自然隐喻，体育运动中的个体是一种国家隐喻[6]，体育锻炼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个人兴趣问题，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4.体育教学方法
学校里的教学方法和先前几乎相同，都是以教师的示范教学为主，但要求没有先前那么严格，家长和教师都更关注孩子的感受，而不是坚定地塑造他们，这种宽松的要求产生了溺爱，造就了不尊重父母师长的张狂少年，同时相关的法律也过于宽松，先前用于激励的方式都失效了，例如模仿神灵和英雄崇拜。专业竞技的兴起推翻了先前的节制和全面发展的原则，渴望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常年坚持训练，医疗师通过保健按摩等手段为他们的训练提供了保障，训练的内容往往都是青少年漠不关心的专业技术，而且往往充斥许多欺骗伎俩。有一些人则努力探究运动和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例如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对饮食倾注了大量精力，试图揭示促进健康的科学方法。
对专业运动员的培训开发既不理智又不健康，在形式上缺乏美感，虽然专业运动员创造了惊人的记录，但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而且专业竞技模式消耗了运动员的所有精力，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希波克拉底批评专业竞技训练强度过大，认为这不是在促进健康，而是在摧毁健康。苏格拉底则指出，跑步运动员过于发展他们的下肢，而拳击运动员则过于发展他们的上肢，专业竞技将人体的发展引向片面和狭隘，忽视身体的匀称发展与美的塑造，违背“完人”的古希腊理想。
5.结语
雅典城邦文明在波斯战争获胜之后达到了顶峰期，但随后进入了衰退期，城邦体育的发展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雅典城邦体育在中后期的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特征，既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引发了诸多争议。专业竞技的兴起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专业竞技的兴起对奥运会等体育赛事的水平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诱发了雅典体育的异化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例如大众体育的衰退、体育的功利化，以及对古希腊“完人”培养理念的背离等。伴随着雅典城邦文明从辉煌走向衰败，雅典城邦体育从全面、自觉走向狭隘、功利，雅典城邦体育的发展启示我们，体育的本质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应该成为实现功利性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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