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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罪与罚》心理描写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使陀氏成为真正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分析论证《罪与罚》精神受虐体现的人文关怀，从扭曲心理的具体表现挖掘其中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价值，可引发不同时代人们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警醒，激发人们对“人”的尊严与心灵自由的不懈追求以及与之相适的艺术创新。
关键词： 人文关怀 精神苦刑 幻想现实主义
1866年，《罪与罚》在《俄罗斯通报》刊载，轰动俄国文坛，深刻的思想与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使之傲然屹立于文学长廊。陀氏把小说看作诗意的事业，《罪与罚》不仅是情节故事的叙述，且首先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生活事件的诗意把握，文学上和哲理上对人物心灵挣扎的描绘，不仅描写惊心动魄的犯罪事件，更把人物、心理、思想、叙事等诸多要素结合，把现实的东西与幻想的东西交融，甚至将人物在苦难中的“受虐”与审美的抒情诗意完美结合，构成多方面多层次的艺术张力，展示崇高境界与赎罪历程。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并分别有着鲜明的非理性和理性倾向。这两大传统在欧洲文学过程中呈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之势，成为欧洲近现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19世纪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标榜理性，并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揭露与批判社会的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提倡社会改良。20世纪欧美文学的人文观念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的重大差异，它蕴涵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如现代主义文学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向深入并走向极端，视人的非理性为生命本体。人文主义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正处于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高度繁荣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剧变，使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趋于恶化，并丧失掉精神的、心理的以及人格的自由。这种时代的过渡性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应地染上过渡性色彩，他从一个更深的角度为“人”辩护，即哲学观中本体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他不仅塑造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而且深入前人畏缩不前或浅尝辄止的人物心灵领域，挖掘幻觉、梦境、下意识等近似于病态的非理性意识，达到了对人类陷于苦难的存在状态与精神苦刑的深入揭示。
伍尔芙说过“人的头脑接受着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是用锋利的钢刀刻下的……如果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的作品能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据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是最终结局”“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严格遵循这种心理真实和文学主旨，正如主人公对索尼娅所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陀氏用饱含人文关怀和诗学激情的作品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
我们先来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精神苦刑的文本呈现。
《罪与罚》的心理表现是迥异于传统文学的。作者善于描摹在农奴专制制度瓦解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人物的变态心理，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变态心理学，运用幻觉、梦幻、下意识及梦呓等手段对人物的病态心理和分裂人格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多层次交错的心理细节，以及无意识等多种心理状态的展示，达到发掘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目的。他严格遵循人类心理的真实运转过程，专注于心理的变态过程本身，不仅善于捕捉人物在关键环节上的变态心理，用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命运，并且善于寻求人们病态激情的根源，帮助读者进入各类人物的隐秘的精神生活领域，领略人类心灵的奥秘。在心理描写技巧方面，陀氏将人物性格分解成若干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给现代小说技巧提供了借鉴。下面将阐述作品中心理描写的技巧：
《罪与罚》中运用了“心理肖像”、内心独白、双重人格、幻觉及梦境描写和心理分析等技巧，笔法相当成熟。陀氏的人物肖像一般都很简洁，经常透过外貌、动作的直接描写，表现处在运动过程中的人物的基本心理特征，甚至是心灵特征，例如索尼娅的“善良与淳朴”，杜尼雅的“严肃多于愉快”等等。这种有意地透过外貌和动作来表达人物心理的笔法只给出印象式的人物心理风貌，为人物心理、思想感情的复杂变化做些铺垫，却是很重要的铺垫。为了使“心理肖像”不过于主观，作者常借小说人物的视线来描述，例如索尼娅的肖像就是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视线来描述的。有时，“心理肖像”描写不直接表现人物心理，只是给予模糊的暗示。例如主人公的“心理肖像”“一双美好的暗色眼睛”则暗示了他是个善良而深思的青年。在俄罗斯小说中，“心理肖像”的笔法可以说是由莱蒙托夫在名著《当代英雄》中开创的。但我们看到陀氏所描绘的“心理肖像”较之莱蒙托夫更注重于动态的心理活动，经常以异常举动或独特的表情泄露内心秘密。
主人公的思想和心理活动是在多声部的现实生活中推进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首次接触到外部的声音是在一家小酒馆遇到马尔美拉托夫的时候。他们一家的苦难经历作为促成他犯罪的一个背景事件，是马尔美拉托夫本人以独白的方式概述出来的，他明明知道家庭的窘境与亲人的悲惨，却不可抑制地在酒精中堕落，这是精神受虐的一种表现。一面享受酒精带来的快感，一面咀嚼着人生的绝望与对家人的内疚，并且乐意被妻子打骂，因为这种“虐待”能多少减轻他内心的痛苦。这段催人泪下的独白令读者感受到的是无限的悲悯无奈，而这正是精神受虐背后终极关怀的魅力。
作为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开拓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沙皇俄国农奴制冲击下所造成的心理畸形变态——双重人格形象。《罪与罚》中的人物传达着巨大的社会变动里俄国人内心世界的混乱。这种混乱往往通过人物的长篇大论来表现。每个人都在讲自己或别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而且这颗心灵通常处于精神困境，充满了冲突。与传统文学拒斥或删除非理性心理不同，主人公经常涌现一些非理性的想法或念头，对于这些非理性的情绪作者采用模糊的叙述语言来接近心理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构成了人类社会根本的永恒的矛盾”[2]，然而二者并非绝对的对立。小说在第二部仔细探讨了主人公在犯罪后道德感情与理性主义的冲突。在主人公身上存在着浓厚的道德感情，这也是他厌恶老太婆的重要原因，但杀死她后，罪孽感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他所受到的最大惩罚就是由人们意识中的道德规范和良心与人性的原则在他内心引起的精神苦刑，虽然形体上和亲友近在咫尺，而在心理和感情上则无力沟通。在这种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下，他接受灵魂的拷问，在“受虐”中探寻救赎之路。利用这种心理描写越深入到主人公道德感情的深处，越强化着他的悲剧性存在。 主人公在潜在的意识流动中经历着“受虐”的快感和对救赎的寻求。《罪与罚》中的意识流手法例子并不常见，只有个别片段，譬如末尾拉斯柯尔尼科夫从索尼娅家中冲出来，准备独自前去自首。已经不堪长久挤压的心理重负的他，专门选择了干草市场的路，此时内心极度紧张的他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他的意识随同周遭的字牌、拥挤的路人、他人的眼光任意流动，或者说外界的印象不断引起他的联想而使他的意识漂浮不定。
“幻想是病人诉说的痛苦症状在心理上的直接先兆。夜间我们也会产生使自己感到羞耻的愿望，我们极力想把它们隐藏起来，结果它们受到压抑，被推进了无意识区。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能以十分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3]犯罪前拉斯柯尔尼科夫头脑里老是有一种幻觉，在埃及的绿洲，有休整的商队，悠闲的骆驼，淡蓝的溪流，色彩斑斓的石子等景物，他一个劲儿地喝水，这种幻觉暗示了主人公处于是否犯罪的矛盾紧张心情之时对轻松精神的极度渴望。陀氏认为选取梦境表现人物在极度紧张状态下的思维状态，能有效深入揭示灵魂深处的隐秘性和人物完整性格的另一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些梦属于“大多数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笔下构思的梦”[4]。《罪与罚》中有多个梦境描写与人物的现实间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主人公犯罪后多次梦到与凶杀相关事件。陀氏认为潜在的人性恶“恰好是在梦中流露的”，他曾写到：“在病态中梦境往往异常突出，鲜明，同现实极为相似”“有时出现的可怕景象是那么精细，具有完备的艺术细节”[5]。主人公犯罪前还梦到儿童时代同父亲去墓地的一座教堂追悼祖母，走过郊区一家酒馆时一群醉汉凶狠地鞭打一匹老马驾重载奔驰，老马直至不支而死。……这是他过去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现实在头脑中留下的痕迹的虚幻再现。。这一梦境表现了童年时代儿童的纯真与正义感，说明主人公潜意识中有东正教的博爱观，他意识到了这一行为的残酷恐怖，而这种意识很可能由于刚刚接到的母亲的信而被唤醒。这个梦也是主人公思想的一个短暂转折点。即使在梦境中也难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这是对人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苦刑，同样揭示梦境中的精神受虐也是对人的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第一次完满地显现了挖掘人物心理变态过程的卓越技巧。作者不仅对人物内心活动加以概括、简化，而且对于重大的心理情节也不惜笔墨，让人物的各种理性与非理性情绪跃然纸上，对复杂多变的心理过程作出细腻的描写与分析。尤其是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经常在大段的内心独白或呓语梦境之后跟上小段第三人称叙述文字来解释心理动机。这就使得大段的心理描写并非限于彼时彼地的，也绝非对人物精神苦刑的冷漠旁观，这里浸润着作者的激情，有时带有永恒成分的哲理思考。他以自己的心绪移情于主人公心理活动过程并与主人公的心灵经受着同样的苦难与折磨，争取与寻求着同样的寄托与慰藉，这正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面相契合。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精神受虐”描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美学观呢？
西方文学的美学观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传统文学把握着美丑二元对立的原则，很少触及“丑”的领域。到19世纪雨果首次运用美丑对照原则把“丑”拉进文学范畴，但这里的丑也只为了反衬美。作为现代主义的鼻祖，波德莱尔继承了爱伦·坡的美学观，在《恶之花》集中体现“以丑为美”的反向诗学。不过，现代主义文学的“以丑为美”不是肯定生活的丑，而是在丑的自我暴露与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在这种美学追求背后，蕴涵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从这一角度看，他的美学观已经具备了现代美学的某些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品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1861）里说过，他是“秘密的极端爱好者”，“爱好幻想的人”“神秘主义者”[6]，总觉得彼得堡对他来说是某个秘密。事实正是如此，陀氏趋向于以“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来体现精神受虐，他利用幻想性事件揭示作品人物心理世界，追求幻想与现实的模糊融合。他能够感到现实的虚幻性，认为生活下面隐藏着难以触摸的非理性东西才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此他故意消除梦与现实的界限。
由于作家的宗教、伦理融为一体的和谐美在19世纪的俄罗斯无法实现，他笔下的主人公在人类爱的追求和完善的道德激励下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边缘，尽管遭受炼狱般的精神虐待，他们仍旧继续前进。这是非常俄国式的痛苦和挣扎，却也是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精神“受虐”中表现出的炽热阴暗的情欲和良知牵引的痛苦中的救赎，摒弃诗意的美化与安慰的心理煎熬与幻想现实的模糊融合，肉体的被损害、尊严的被践踏与心灵的高洁道德完善，这一对对张力直逼读者内心，造成强烈的审美效果。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精神苦刑的描写来表现人的本质真实具有深厚的哲学意义、人文价值和美学意味。西方文学不仅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他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精神痛苦。陀氏作品的精神“受虐”就属于后者，具有反传统反理性倾向。有人说陀氏精神受虐是反传统的不道德的，笔者认为反理性并非反“理性”，而是反僵硬古板的“理性主义”，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事件和人的理性描写中，还体现在对内部精神的关注，并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自由与解放。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种独特的不同于传统文学和后世文学的角度——“人”的精神苦刑着手，不仅承继了传统文学的人文主义，而且包含了后代文学的现代因素萌芽。作家对于我们身上曾经不为人知的奇异病态的心理状态的挖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激发我们深入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尊严等本体问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英]维吉尼亚·伍尔芙.现代小说.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赵少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0-161.
[2]曾繁仁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6.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70.
[4][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70.
[5]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5.
[6]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
关键词： 人文关怀 精神苦刑 幻想现实主义
1866年，《罪与罚》在《俄罗斯通报》刊载，轰动俄国文坛，深刻的思想与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使之傲然屹立于文学长廊。陀氏把小说看作诗意的事业，《罪与罚》不仅是情节故事的叙述，且首先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生活事件的诗意把握，文学上和哲理上对人物心灵挣扎的描绘，不仅描写惊心动魄的犯罪事件，更把人物、心理、思想、叙事等诸多要素结合，把现实的东西与幻想的东西交融，甚至将人物在苦难中的“受虐”与审美的抒情诗意完美结合，构成多方面多层次的艺术张力，展示崇高境界与赎罪历程。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并分别有着鲜明的非理性和理性倾向。这两大传统在欧洲文学过程中呈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之势，成为欧洲近现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19世纪的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标榜理性，并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揭露与批判社会的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提倡社会改良。20世纪欧美文学的人文观念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的重大差异，它蕴涵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如现代主义文学把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母题推向深入并走向极端，视人的非理性为生命本体。人文主义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话破灭之后，“人”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正处于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高度繁荣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剧变，使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趋于恶化，并丧失掉精神的、心理的以及人格的自由。这种时代的过渡性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应地染上过渡性色彩，他从一个更深的角度为“人”辩护，即哲学观中本体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他不仅塑造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而且深入前人畏缩不前或浅尝辄止的人物心灵领域，挖掘幻觉、梦境、下意识等近似于病态的非理性意识，达到了对人类陷于苦难的存在状态与精神苦刑的深入揭示。
伍尔芙说过“人的头脑接受着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是用锋利的钢刀刻下的……如果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的作品能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据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是最终结局”“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严格遵循这种心理真实和文学主旨，正如主人公对索尼娅所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陀氏用饱含人文关怀和诗学激情的作品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
我们先来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精神苦刑的文本呈现。
《罪与罚》的心理表现是迥异于传统文学的。作者善于描摹在农奴专制制度瓦解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人物的变态心理，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变态心理学，运用幻觉、梦幻、下意识及梦呓等手段对人物的病态心理和分裂人格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多层次交错的心理细节，以及无意识等多种心理状态的展示，达到发掘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目的。他严格遵循人类心理的真实运转过程，专注于心理的变态过程本身，不仅善于捕捉人物在关键环节上的变态心理，用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命运，并且善于寻求人们病态激情的根源，帮助读者进入各类人物的隐秘的精神生活领域，领略人类心灵的奥秘。在心理描写技巧方面，陀氏将人物性格分解成若干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给现代小说技巧提供了借鉴。下面将阐述作品中心理描写的技巧：
《罪与罚》中运用了“心理肖像”、内心独白、双重人格、幻觉及梦境描写和心理分析等技巧，笔法相当成熟。陀氏的人物肖像一般都很简洁，经常透过外貌、动作的直接描写，表现处在运动过程中的人物的基本心理特征，甚至是心灵特征，例如索尼娅的“善良与淳朴”，杜尼雅的“严肃多于愉快”等等。这种有意地透过外貌和动作来表达人物心理的笔法只给出印象式的人物心理风貌，为人物心理、思想感情的复杂变化做些铺垫，却是很重要的铺垫。为了使“心理肖像”不过于主观，作者常借小说人物的视线来描述，例如索尼娅的肖像就是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视线来描述的。有时，“心理肖像”描写不直接表现人物心理，只是给予模糊的暗示。例如主人公的“心理肖像”“一双美好的暗色眼睛”则暗示了他是个善良而深思的青年。在俄罗斯小说中，“心理肖像”的笔法可以说是由莱蒙托夫在名著《当代英雄》中开创的。但我们看到陀氏所描绘的“心理肖像”较之莱蒙托夫更注重于动态的心理活动，经常以异常举动或独特的表情泄露内心秘密。
主人公的思想和心理活动是在多声部的现实生活中推进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首次接触到外部的声音是在一家小酒馆遇到马尔美拉托夫的时候。他们一家的苦难经历作为促成他犯罪的一个背景事件，是马尔美拉托夫本人以独白的方式概述出来的，他明明知道家庭的窘境与亲人的悲惨，却不可抑制地在酒精中堕落，这是精神受虐的一种表现。一面享受酒精带来的快感，一面咀嚼着人生的绝望与对家人的内疚，并且乐意被妻子打骂，因为这种“虐待”能多少减轻他内心的痛苦。这段催人泪下的独白令读者感受到的是无限的悲悯无奈，而这正是精神受虐背后终极关怀的魅力。
作为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开拓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沙皇俄国农奴制冲击下所造成的心理畸形变态——双重人格形象。《罪与罚》中的人物传达着巨大的社会变动里俄国人内心世界的混乱。这种混乱往往通过人物的长篇大论来表现。每个人都在讲自己或别人的精神和心理问题，而且这颗心灵通常处于精神困境，充满了冲突。与传统文学拒斥或删除非理性心理不同，主人公经常涌现一些非理性的想法或念头，对于这些非理性的情绪作者采用模糊的叙述语言来接近心理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构成了人类社会根本的永恒的矛盾”[2]，然而二者并非绝对的对立。小说在第二部仔细探讨了主人公在犯罪后道德感情与理性主义的冲突。在主人公身上存在着浓厚的道德感情，这也是他厌恶老太婆的重要原因，但杀死她后，罪孽感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他所受到的最大惩罚就是由人们意识中的道德规范和良心与人性的原则在他内心引起的精神苦刑，虽然形体上和亲友近在咫尺，而在心理和感情上则无力沟通。在这种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下，他接受灵魂的拷问，在“受虐”中探寻救赎之路。利用这种心理描写越深入到主人公道德感情的深处，越强化着他的悲剧性存在。 主人公在潜在的意识流动中经历着“受虐”的快感和对救赎的寻求。《罪与罚》中的意识流手法例子并不常见，只有个别片段，譬如末尾拉斯柯尔尼科夫从索尼娅家中冲出来，准备独自前去自首。已经不堪长久挤压的心理重负的他，专门选择了干草市场的路，此时内心极度紧张的他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他的意识随同周遭的字牌、拥挤的路人、他人的眼光任意流动，或者说外界的印象不断引起他的联想而使他的意识漂浮不定。
“幻想是病人诉说的痛苦症状在心理上的直接先兆。夜间我们也会产生使自己感到羞耻的愿望，我们极力想把它们隐藏起来，结果它们受到压抑，被推进了无意识区。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能以十分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3]犯罪前拉斯柯尔尼科夫头脑里老是有一种幻觉，在埃及的绿洲，有休整的商队，悠闲的骆驼，淡蓝的溪流，色彩斑斓的石子等景物，他一个劲儿地喝水，这种幻觉暗示了主人公处于是否犯罪的矛盾紧张心情之时对轻松精神的极度渴望。陀氏认为选取梦境表现人物在极度紧张状态下的思维状态，能有效深入揭示灵魂深处的隐秘性和人物完整性格的另一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些梦属于“大多数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笔下构思的梦”[4]。《罪与罚》中有多个梦境描写与人物的现实间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主人公犯罪后多次梦到与凶杀相关事件。陀氏认为潜在的人性恶“恰好是在梦中流露的”，他曾写到：“在病态中梦境往往异常突出，鲜明，同现实极为相似”“有时出现的可怕景象是那么精细，具有完备的艺术细节”[5]。主人公犯罪前还梦到儿童时代同父亲去墓地的一座教堂追悼祖母，走过郊区一家酒馆时一群醉汉凶狠地鞭打一匹老马驾重载奔驰，老马直至不支而死。……这是他过去的生活经验与社会现实在头脑中留下的痕迹的虚幻再现。。这一梦境表现了童年时代儿童的纯真与正义感，说明主人公潜意识中有东正教的博爱观，他意识到了这一行为的残酷恐怖，而这种意识很可能由于刚刚接到的母亲的信而被唤醒。这个梦也是主人公思想的一个短暂转折点。即使在梦境中也难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这是对人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苦刑，同样揭示梦境中的精神受虐也是对人的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第一次完满地显现了挖掘人物心理变态过程的卓越技巧。作者不仅对人物内心活动加以概括、简化，而且对于重大的心理情节也不惜笔墨，让人物的各种理性与非理性情绪跃然纸上，对复杂多变的心理过程作出细腻的描写与分析。尤其是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经常在大段的内心独白或呓语梦境之后跟上小段第三人称叙述文字来解释心理动机。这就使得大段的心理描写并非限于彼时彼地的，也绝非对人物精神苦刑的冷漠旁观，这里浸润着作者的激情，有时带有永恒成分的哲理思考。他以自己的心绪移情于主人公心理活动过程并与主人公的心灵经受着同样的苦难与折磨，争取与寻求着同样的寄托与慰藉，这正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面相契合。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精神受虐”描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美学观呢？
西方文学的美学观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传统文学把握着美丑二元对立的原则，很少触及“丑”的领域。到19世纪雨果首次运用美丑对照原则把“丑”拉进文学范畴，但这里的丑也只为了反衬美。作为现代主义的鼻祖，波德莱尔继承了爱伦·坡的美学观，在《恶之花》集中体现“以丑为美”的反向诗学。不过，现代主义文学的“以丑为美”不是肯定生活的丑，而是在丑的自我暴露与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在这种美学追求背后，蕴涵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从这一角度看，他的美学观已经具备了现代美学的某些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品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1861）里说过，他是“秘密的极端爱好者”，“爱好幻想的人”“神秘主义者”[6]，总觉得彼得堡对他来说是某个秘密。事实正是如此，陀氏趋向于以“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来体现精神受虐，他利用幻想性事件揭示作品人物心理世界，追求幻想与现实的模糊融合。他能够感到现实的虚幻性，认为生活下面隐藏着难以触摸的非理性东西才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为此他故意消除梦与现实的界限。
由于作家的宗教、伦理融为一体的和谐美在19世纪的俄罗斯无法实现，他笔下的主人公在人类爱的追求和完善的道德激励下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边缘，尽管遭受炼狱般的精神虐待，他们仍旧继续前进。这是非常俄国式的痛苦和挣扎，却也是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精神“受虐”中表现出的炽热阴暗的情欲和良知牵引的痛苦中的救赎，摒弃诗意的美化与安慰的心理煎熬与幻想现实的模糊融合，肉体的被损害、尊严的被践踏与心灵的高洁道德完善，这一对对张力直逼读者内心，造成强烈的审美效果。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精神苦刑的描写来表现人的本质真实具有深厚的哲学意义、人文价值和美学意味。西方文学不仅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他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精神痛苦。陀氏作品的精神“受虐”就属于后者，具有反传统反理性倾向。有人说陀氏精神受虐是反传统的不道德的，笔者认为反理性并非反“理性”，而是反僵硬古板的“理性主义”，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事件和人的理性描写中，还体现在对内部精神的关注，并使人的自然生命获得自由与解放。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种独特的不同于传统文学和后世文学的角度——“人”的精神苦刑着手，不仅承继了传统文学的人文主义，而且包含了后代文学的现代因素萌芽。作家对于我们身上曾经不为人知的奇异病态的心理状态的挖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激发我们深入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尊严等本体问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英]维吉尼亚·伍尔芙.现代小说.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赵少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0-161.
[2]曾繁仁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6.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70.
[4][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70.
[5]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5.
[6]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