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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责任说服领导人达成新协议,也同样有责任以更持续的方式生活
展望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我们所讨论或回避的决定,对整个世界都将有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达成“后京都协议”的使命,不仅是政治家们要面对的难题,也是所有人的责任。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在此之前的谈判将异常复杂。
为避免对全球气候的大规模破坏,我们不仅要改变经济和发展制度,我们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这是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幸运的是,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召集的峰会,已在最大程度上集中了各方意见。
公平与公正的协议精神
今年初,2500名科学家曾发出警告,按照我们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世界在逐步走向潜在的灾难性气候变化的边缘。时间紧迫,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度外。
气温的升高,旱灾、风暴的增多和海平面的增高都将破坏全球经济,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威胁健康的同时,食品及淡水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重,全球紧张矛盾情绪也在不断高涨。仅去年一年,就有2000多万人受到气候灾难影响,被迫流离失所,而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不停上涨。
正如大多数人所了解,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我们看到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的极端恶劣天气状况在不断升级。那些最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正在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那里的人们生活正在被摧毁,生命在不断消逝。
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正在遭受或者即将遭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伤害的国家,却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小。最不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不到全球总排放量的2%。
但那些生命遭受最大威胁的,不是生活在最贫困的国家就是居住在岛上,这些地区仅仅依靠最少的资源来保护当地居民。如果不加以支援,这些国家将遭受灭顶之灾,而要独立解决这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希望提出一个为多数国家所共有,且为每一种文明所秉承的原则,那就是公平与公正。可以说,这是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
只有在所有参与国认可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的情况下,一项新的协议才能达成并生效。
气候司法公正要求工业化国家,对温室气体累积承担历史责任。所有国家皆须采取措施减少排放,发达国家首当其冲,且应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放量。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相对于1990年减少25%到40%的排放量,日本及欧盟成员国皆已对此作出承诺。当然,也有个别发达国家始终行动迟缓,推三阻四,不愿承担历史责任。
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中国、印度以及南非,也应该参与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事业,在不妨碍各自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不应使数百万生活极其贫困的人陷入绝境。
这就要求我们,在2020年之前大幅缩小能源利用,并遵守排量削减指标。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并接受监督与核查。
气候司法公正与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须具备通过经济发展赶上世界其他各国的能力。
气候司法公正提倡通过资源转换,以协助各国满足适应与减排措施所需费用。相应措施每年花费至少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较富裕国家所承诺的数字,但接近于这个数字的花费有望取得各国的共识。
虽然金额庞大,但我们看到,富裕国家为了解救本国银行,不是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筹集到了亿万美元的资金吗?因此我们相信,用于气候问题的资金可以筹集到。关键是,这些富裕国家能否真心地采取行动,而不是相互推诿,好像事不关己。
新的改变从哥本哈根开始
12月在哥本哈根的会议,应达成一个协议,通过建立一个基金,以透明管理的方式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措施。
我们要看到,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清洁能源转换技术的有利因素,以此支持发展中各国可持续地发展本国的经济。要克服各种限制该技术知识共享的各种障碍,比如知识产权以及竞争规则等等。而任何国家和贸易,都应置短期盈利于地球未来之后。
调查表明,大众认知对于采取果断行为的渴望,超过了政界人物的承诺。这是我们的有利因素,哥本哈根会议可以达成协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来源于大众而非强加。
这就需要我们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几年时间里承担责任。尤其是各国有影响的媒体,已推动气候问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现在不妨再加把劲儿,促使各国采取行动。
请大力宣传和教育公众,报道有关高效、低成本能源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碳捕获技术和储存技术。尽可能动员公众施压,促使各国在哥本哈根达成协议,并支持本国行动。在这方面,全球的媒体还有很大空间可以利用,现在远非题材枯竭之时。
尽可能让重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哥本哈根峰会,且最好提前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要给领导人以信心和勇气,将狭隘的国家利益放在一边,勇敢地面对强大的游说集团。
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躲过这场浩劫,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所以没有什么国家或地区,应该等着别人先采取行动。
美国尤其责任重大,它应该如世界所期望的那样,更加积极地参与哥本哈根峰会,并在峰会中切实起到与其责任相符合的带头作用。
奥巴马总统发表过有关气候变化的看法,“科学是无可争议的,且事实是清晰的”以及“等待不再是一种选择”。他曾表示,美国可以推动全球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新合作。我希望美国国会能支持奥巴马总统,如果他的积极意愿遭到国内反对,那将是一个悲剧。
要鼓励所有政治领导人忽略大选周期,把注意力集中到哥本哈根峰会失败的严重后果上来。我们都有责任说服所有政治领导人达成新协议,也同样有责任以更持续的方式生活。我們都可以减少“碳足迹”:从吃的食物、使用的工具、消耗的能源开始。
这不是一个在今年12月就结束的运动和使命。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不是终点,而是新的改变的重要起点。达成“后京都协议”,这个世界将有可能永远改变。■
作者为前联合国秘书长,这是他在2009年10月10日哥本哈根“全球总编辑论坛”上的演讲,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展望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我们所讨论或回避的决定,对整个世界都将有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达成“后京都协议”的使命,不仅是政治家们要面对的难题,也是所有人的责任。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在此之前的谈判将异常复杂。
为避免对全球气候的大规模破坏,我们不仅要改变经济和发展制度,我们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这是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幸运的是,9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召集的峰会,已在最大程度上集中了各方意见。
公平与公正的协议精神
今年初,2500名科学家曾发出警告,按照我们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世界在逐步走向潜在的灾难性气候变化的边缘。时间紧迫,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度外。
气温的升高,旱灾、风暴的增多和海平面的增高都将破坏全球经济,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威胁健康的同时,食品及淡水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重,全球紧张矛盾情绪也在不断高涨。仅去年一年,就有2000多万人受到气候灾难影响,被迫流离失所,而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不停上涨。
正如大多数人所了解,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我们看到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的极端恶劣天气状况在不断升级。那些最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正在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那里的人们生活正在被摧毁,生命在不断消逝。
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正在遭受或者即将遭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伤害的国家,却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小。最不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不到全球总排放量的2%。
但那些生命遭受最大威胁的,不是生活在最贫困的国家就是居住在岛上,这些地区仅仅依靠最少的资源来保护当地居民。如果不加以支援,这些国家将遭受灭顶之灾,而要独立解决这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希望提出一个为多数国家所共有,且为每一种文明所秉承的原则,那就是公平与公正。可以说,这是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
只有在所有参与国认可其公平性和公正性的情况下,一项新的协议才能达成并生效。
气候司法公正要求工业化国家,对温室气体累积承担历史责任。所有国家皆须采取措施减少排放,发达国家首当其冲,且应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放量。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相对于1990年减少25%到40%的排放量,日本及欧盟成员国皆已对此作出承诺。当然,也有个别发达国家始终行动迟缓,推三阻四,不愿承担历史责任。
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中国、印度以及南非,也应该参与这项意义深远的重要事业,在不妨碍各自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不应使数百万生活极其贫困的人陷入绝境。
这就要求我们,在2020年之前大幅缩小能源利用,并遵守排量削减指标。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并接受监督与核查。
气候司法公正与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须具备通过经济发展赶上世界其他各国的能力。
气候司法公正提倡通过资源转换,以协助各国满足适应与减排措施所需费用。相应措施每年花费至少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较富裕国家所承诺的数字,但接近于这个数字的花费有望取得各国的共识。
虽然金额庞大,但我们看到,富裕国家为了解救本国银行,不是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筹集到了亿万美元的资金吗?因此我们相信,用于气候问题的资金可以筹集到。关键是,这些富裕国家能否真心地采取行动,而不是相互推诿,好像事不关己。
新的改变从哥本哈根开始
12月在哥本哈根的会议,应达成一个协议,通过建立一个基金,以透明管理的方式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措施。
我们要看到,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清洁能源转换技术的有利因素,以此支持发展中各国可持续地发展本国的经济。要克服各种限制该技术知识共享的各种障碍,比如知识产权以及竞争规则等等。而任何国家和贸易,都应置短期盈利于地球未来之后。
调查表明,大众认知对于采取果断行为的渴望,超过了政界人物的承诺。这是我们的有利因素,哥本哈根会议可以达成协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来源于大众而非强加。
这就需要我们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几年时间里承担责任。尤其是各国有影响的媒体,已推动气候问题成为全球政治议程,现在不妨再加把劲儿,促使各国采取行动。
请大力宣传和教育公众,报道有关高效、低成本能源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碳捕获技术和储存技术。尽可能动员公众施压,促使各国在哥本哈根达成协议,并支持本国行动。在这方面,全球的媒体还有很大空间可以利用,现在远非题材枯竭之时。
尽可能让重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哥本哈根峰会,且最好提前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要给领导人以信心和勇气,将狭隘的国家利益放在一边,勇敢地面对强大的游说集团。
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躲过这场浩劫,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所以没有什么国家或地区,应该等着别人先采取行动。
美国尤其责任重大,它应该如世界所期望的那样,更加积极地参与哥本哈根峰会,并在峰会中切实起到与其责任相符合的带头作用。
奥巴马总统发表过有关气候变化的看法,“科学是无可争议的,且事实是清晰的”以及“等待不再是一种选择”。他曾表示,美国可以推动全球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新合作。我希望美国国会能支持奥巴马总统,如果他的积极意愿遭到国内反对,那将是一个悲剧。
要鼓励所有政治领导人忽略大选周期,把注意力集中到哥本哈根峰会失败的严重后果上来。我们都有责任说服所有政治领导人达成新协议,也同样有责任以更持续的方式生活。我們都可以减少“碳足迹”:从吃的食物、使用的工具、消耗的能源开始。
这不是一个在今年12月就结束的运动和使命。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不是终点,而是新的改变的重要起点。达成“后京都协议”,这个世界将有可能永远改变。■
作者为前联合国秘书长,这是他在2009年10月10日哥本哈根“全球总编辑论坛”上的演讲,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