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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闭关自守窒碍难行；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像历史上的崛起大国那样通过军事扩张带动经济发展，不会通过非和平手段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合作与竞争实现和平崛起成为中国的必然选项，中国正与新兴经济体尝试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但基于美国的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市场容量以及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地位，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首要课题就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提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响应（新型的中美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实施对象）。最高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深入磋商，有利于双方进一步认识两国利益的差异与共同点，确定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式与步骤，并建立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建立比较稳定的两国关系奠定基础。这些功能是其他交往方式（国家与政府领导人短时间的正式访问、部门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中低层官员之间的技术性商谈）所不能替代的。
6月份的中美两国首脑“庄园会晤”相当成功，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预期，进而中方决定邀请美国总统在中国进行下一次的“庄园会晤”。
“博鳌模式”的突破在于多边外交与官民并举，“清华模式（世界和平论坛）”的突破在于公众外交，这些尚属外交实践中的非核心领域，而“庄园会晤”则涉及外交核心事务。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庄园模式”，施行于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以外的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这种“轻形式、重实质效果”的外交实践，可能会成为“习李外交”的特征之一。
本次中美“庄园会晤”，除了讨论长远宏观议题外，也可以视作7月份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定调会。美方尤其希望自己关注的具体议题在7月份的双边对话中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有什么特点？会出现哪些新亮点？尤其是对于美国抛出来的种种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关系的“压舱石”
经济实力不等于综合国力，却是综合国力的第一支柱，经贸关系更被誉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学者们常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其潜在含义是，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展到当年美苏对抗的程度，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双边的经贸联系。
中美贸易额是当年美苏贸易额的100多倍。美苏贸易额当时在美国外贸中的比重不到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占美国外贸额的12%以上。
中国依然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可望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而美国的创新能力、人口优势、再工业化措施等都将促进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加上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未来双边贸易可望继续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欧盟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可望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保持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地位，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经济关系也是全球经济关系的“压舱石”。
由于经济议题操作性较强、美国财政部又要求把一些经济议题列入对话的轨道以强化经济对话的重要性，第五次对话中经济议题将占更大的分量。
美方主张列入双边对话的经济议题众多，大致可分为两国国内宏观经济、双边贸易与投资、全球经济治理与体制改革三个部分。
美国尤其重视对华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围绕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美国服务业在中国的国民待遇、中国的金融稳定与监管、中国经济管理方面内部规定的公开化、国有企业财务与管理信息的透明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提出了大量具体的要求，甚至列出了年度实现目标。2012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宣布重启的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这一协定对于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具有重大的作用，符合全球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趋势，也可能成为中美乃至中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因此双方都同意加快BIT谈判进程。但已经进行了九轮的谈判目前依然处于范本条款的技术性澄清阶段，并没有进入实质性谈判，美方很可能利用7月份经济轨道的对话促进这一进程。
问题是，美方给出的范本条款内容非常详细，对中方的外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司法体制、行政管理方式等都构成巨大的挑战。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BIT谈判历时18年才成功，中方更不可能对美方的要求照单全收。但如何确定红线、如何确定可以全部或部分接受的项目、如何确定开放的进度等，都需要仔细的研究与大量的协调。另一方面，针对美方“刀刀见血”的要求，中国也可以就美国的市场开放、投资监管条件透明化、维护中国投资安全等提出要求，但要做到既切中要害又让美国不得不做，则还需要细致研究。
适当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微调政府采购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可以考虑作出适当的让步。
六大战略问题有待双方探讨
中国是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可以在某些国际政治与安全议题上发挥较大的作用。预计中美战略轨道的对话可能会涉及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人权问题。
美方将要求中国在上述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并采取具体行动，而中国腾挪的空间总体有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评估后依据重要性进行排序，列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半岛地区无核化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美国力求促使朝鲜回到六方谈判轨道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应该意识到的是，朝鲜很难在短期内放弃核计划，对六方会谈的兴趣也不高，但很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在朝鲜不宣布弃核的情况下，美国又无意直接与朝鲜谈判。中美双方所能做的，是延缓或抑制朝鲜进一步推进核武器开发。因此，中美可在战略对话中探索“桥梁模式”，即朝美双方分别组织退休官员、学者组成一个委员会，分别列出己方方案，中方作为协调方在两边穿针引线，并提出折中方案，促使双方达成最低共识并确定操作步骤。
在伊核问题上，美国把暂缓实施制裁与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油气挂钩，但鲁哈尼就任总统后可能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如可能停止20%浓缩铀的提炼）。因此，中美双方应在对话中探讨美方停止“挂钩”的时机与条件，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转圜空间。叙利亚问题上目前争议的重心是政权过渡方式，中国可以在拉近美俄立场上发挥影响力，但中国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美国交涉的重点应该是俄罗斯。
在东海问题上，中国应该让美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钓鱼岛领海水域的巡航已经常态化，这是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措施的回应，只要日本方面不采取改变现状的措施，中国不会挑起事端，美国不应再给日本发错误信号（就像默许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那样），以免迫使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在人权领域，中国已经决定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下一步应考虑推动刑事制度改革等。从长远来看，废除死刑是未来的趋势，而中美目前都保留死刑，双方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如从学者对话层面做起。
网络安全可能成为今年对话的新议题。美国指责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与对其知识产权的盗取，而中国则证明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一大受害者。在“庄园会晤”中，中方坦承存在监管漏洞，主张网络安全应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而非互疑与摩擦的源头，美方对此表示同意。双方商定通过已设立的两国网络工作组，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并通过联合国这一主渠道建立公正、民主、透明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制。下个月战略轨道的对话将继续探讨网络监管合作的方式与途径，如主要工作内容、沟通的频率等。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可以适当关注新近发生的斯诺登事件的走向，切实推进双方的平等合作。毕竟，黑客与网络攻击的泛滥，很大程度上与现有互联网（即IPv4网络）的内在缺陷有关（由于IP地址数量有限，只能多台电脑公用一个IP地址，结果导致网络攻击源头难以确定，这一缺陷很难完全根除），中美可以通过加快发展下一代互联网（即IPv6网络）来有效改变这种现象，中国也可望藉此大大减轻对美国根服务器的严重依赖。
总之，“庄园会晤”确立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有助于两国未来三至十年间的关系稳定。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首次实践与第一块“试金石”。
中国提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响应（新型的中美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实施对象）。最高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深入磋商，有利于双方进一步认识两国利益的差异与共同点，确定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式与步骤，并建立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建立比较稳定的两国关系奠定基础。这些功能是其他交往方式（国家与政府领导人短时间的正式访问、部门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中低层官员之间的技术性商谈）所不能替代的。
6月份的中美两国首脑“庄园会晤”相当成功，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预期，进而中方决定邀请美国总统在中国进行下一次的“庄园会晤”。
“博鳌模式”的突破在于多边外交与官民并举，“清华模式（世界和平论坛）”的突破在于公众外交，这些尚属外交实践中的非核心领域，而“庄园会晤”则涉及外交核心事务。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庄园模式”，施行于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以外的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这种“轻形式、重实质效果”的外交实践，可能会成为“习李外交”的特征之一。
本次中美“庄园会晤”，除了讨论长远宏观议题外，也可以视作7月份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定调会。美方尤其希望自己关注的具体议题在7月份的双边对话中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有什么特点？会出现哪些新亮点？尤其是对于美国抛出来的种种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关系的“压舱石”
经济实力不等于综合国力，却是综合国力的第一支柱，经贸关系更被誉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学者们常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其潜在含义是，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展到当年美苏对抗的程度，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双边的经贸联系。
中美贸易额是当年美苏贸易额的100多倍。美苏贸易额当时在美国外贸中的比重不到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占美国外贸额的12%以上。
中国依然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可望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而美国的创新能力、人口优势、再工业化措施等都将促进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加上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未来双边贸易可望继续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欧盟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可望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保持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地位，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经济关系也是全球经济关系的“压舱石”。
由于经济议题操作性较强、美国财政部又要求把一些经济议题列入对话的轨道以强化经济对话的重要性，第五次对话中经济议题将占更大的分量。
美方主张列入双边对话的经济议题众多，大致可分为两国国内宏观经济、双边贸易与投资、全球经济治理与体制改革三个部分。
美国尤其重视对华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围绕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美国服务业在中国的国民待遇、中国的金融稳定与监管、中国经济管理方面内部规定的公开化、国有企业财务与管理信息的透明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提出了大量具体的要求，甚至列出了年度实现目标。2012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宣布重启的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这一协定对于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具有重大的作用，符合全球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趋势，也可能成为中美乃至中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因此双方都同意加快BIT谈判进程。但已经进行了九轮的谈判目前依然处于范本条款的技术性澄清阶段，并没有进入实质性谈判，美方很可能利用7月份经济轨道的对话促进这一进程。
问题是，美方给出的范本条款内容非常详细，对中方的外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司法体制、行政管理方式等都构成巨大的挑战。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BIT谈判历时18年才成功，中方更不可能对美方的要求照单全收。但如何确定红线、如何确定可以全部或部分接受的项目、如何确定开放的进度等，都需要仔细的研究与大量的协调。另一方面，针对美方“刀刀见血”的要求，中国也可以就美国的市场开放、投资监管条件透明化、维护中国投资安全等提出要求，但要做到既切中要害又让美国不得不做，则还需要细致研究。
适当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微调政府采购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可以考虑作出适当的让步。
六大战略问题有待双方探讨
中国是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可以在某些国际政治与安全议题上发挥较大的作用。预计中美战略轨道的对话可能会涉及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人权问题。
美方将要求中国在上述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并采取具体行动，而中国腾挪的空间总体有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评估后依据重要性进行排序，列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半岛地区无核化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美国力求促使朝鲜回到六方谈判轨道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应该意识到的是，朝鲜很难在短期内放弃核计划，对六方会谈的兴趣也不高，但很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在朝鲜不宣布弃核的情况下，美国又无意直接与朝鲜谈判。中美双方所能做的，是延缓或抑制朝鲜进一步推进核武器开发。因此，中美可在战略对话中探索“桥梁模式”，即朝美双方分别组织退休官员、学者组成一个委员会，分别列出己方方案，中方作为协调方在两边穿针引线，并提出折中方案，促使双方达成最低共识并确定操作步骤。
在伊核问题上，美国把暂缓实施制裁与中国减少从伊朗进口油气挂钩，但鲁哈尼就任总统后可能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如可能停止20%浓缩铀的提炼）。因此，中美双方应在对话中探讨美方停止“挂钩”的时机与条件，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转圜空间。叙利亚问题上目前争议的重心是政权过渡方式，中国可以在拉近美俄立场上发挥影响力，但中国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美国交涉的重点应该是俄罗斯。
在东海问题上，中国应该让美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钓鱼岛领海水域的巡航已经常态化，这是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措施的回应，只要日本方面不采取改变现状的措施，中国不会挑起事端，美国不应再给日本发错误信号（就像默许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那样），以免迫使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在人权领域，中国已经决定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下一步应考虑推动刑事制度改革等。从长远来看，废除死刑是未来的趋势，而中美目前都保留死刑，双方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如从学者对话层面做起。
网络安全可能成为今年对话的新议题。美国指责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与对其知识产权的盗取，而中国则证明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一大受害者。在“庄园会晤”中，中方坦承存在监管漏洞，主张网络安全应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而非互疑与摩擦的源头，美方对此表示同意。双方商定通过已设立的两国网络工作组，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并通过联合国这一主渠道建立公正、民主、透明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制。下个月战略轨道的对话将继续探讨网络监管合作的方式与途径，如主要工作内容、沟通的频率等。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可以适当关注新近发生的斯诺登事件的走向，切实推进双方的平等合作。毕竟，黑客与网络攻击的泛滥，很大程度上与现有互联网（即IPv4网络）的内在缺陷有关（由于IP地址数量有限，只能多台电脑公用一个IP地址，结果导致网络攻击源头难以确定，这一缺陷很难完全根除），中美可以通过加快发展下一代互联网（即IPv6网络）来有效改变这种现象，中国也可望藉此大大减轻对美国根服务器的严重依赖。
总之，“庄园会晤”确立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有助于两国未来三至十年间的关系稳定。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首次实践与第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