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英兄辞世，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每想到他是那样决绝地告别人世，我就不仅难过、惋惜，而且更生出诸多莫名的惆怅与烦乱，以致想写点什么，都不知从何下笔。数月以来，仍然没写出一个字。几天前的一个夜里，睡前靠在床头读去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读到女主人公的梦，我便迷迷糊糊入睡，也得了一个奇特的梦：
　　我和许志英在一个被竹幕大棚高高遮住了阳光的水塘边观鱼。正如《金色笔记》里所写的，“这水原来一点也不深，只不过是一只污秽的大笼子底部一层浅浅的臭水而已。”老许要我陪他抽支烟，我说戒烟已十年。他颇不以为然，淡然一笑，点上一支烟说：“戒烟完全是无端地难为自己，没有什么道理。人过七十，不应怕死。自由比生命重要。”这时忽见一条硕大无比的鱼游来，这条鱼似乎不能容忍池小水浅的拘束和灰暗污秽的折磨，愤而一跃冲上岸来。只见它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拍打着尾巴，大口一张一合，似在“呼吸”。看着那因窒息而瞪大的鱼眼，颇像许兄戴了瓶底般近视镜的双目，我说：“这‘自由的呼吸’，将是死亡。许兄，让我们把它再推下水吧！”但许志英口吐青烟，又是淡然一笑，说：“那是‘死水’，回不得，还是让它‘自由’吧！”
　　 梦醒之后，心情几天为之不快，感到非常非常的寂寞和孤独。难道自由的代价就是死吗？我们这些苟活者，能忍受“灰暗污秽的折磨”，是“有幸”还是“不幸”？我的杂乱的回忆于是在寂寞、孤独的心绪中展开。
　　和许志英相识，是1977年的事。那年七月，我和胡若定为了开“中国当代文学”课，去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许志英接待我们的，他还特地陪我们访问了老所长何其芳和著名批评家朱寨同志。他早在复旦读书时就结了婚，虽然1960年就到北京工作，但夫人却一直留在江苏句容老家务农。所谓“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在老许的身上“统一”了，其代价就是在那种毫无人性的人事制度之下过长期夫妻分居的生活。“文革”后，他联系调南京大学。我和老胡去京时，他已经着手办理调动手续了。这一层关系使他对我们的接待又多了一分热情，尽管他看起来老农似的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木讷。就在这年年底，他来到了南大中文系，我们成了同事。
　　然而不久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两类：一类是青少年时期结交的朋友，有同学，有老乡；一类是中年以后，在种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事件”中遇到的“可以谈心的人”。许志英属于后者。我主要是佩服他那农民的睿智、黠慧和“实在”，已经与现代启蒙精神结合起来了。所以他的思想既“土”又“洋”，既“传统”又“现代”。他推重自由、民主，但个人行事颇多专制。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个‘小毛泽东’，但你批判毛泽东多中要害。”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多有独到见解。尤其对1949年以来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他是比许多人超前的。所以我喜欢听他海阔天空地“侃”，这大大有助于我的思想解放。他的敏锐和“先知先觉”终于招来了麻烦。在1984年搞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老许被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点了名，江苏省委和南大党委被命令组织对他进行批判。当时“领导上”曾要我在南大学报上发表一篇批判许志英的文章。老许说：“为了应付他们，你不妨写一篇，我不会怪你的。”但我终于用“拖”的办法赖掉了。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当年那场运动当然是十分错误、十分荒唐的，“理”是在老许这一边的。但在当时，我们都经受了一场政治恐怖，老许的压力特别大——他担心砸了饭碗，老婆孩子生活无着。记得陈白尘说：“老许，吃你的饭，读你的书，做你的事，不要管它！”这是我们的老主任、一位历尽风雨的老作家发自肺腑的安慰和鼓励。当时中文系的师生员工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老许的。恐惧归恐惧，老许心里当然是坚定不移的。因为经过“文革”的反面教训和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锻炼，他的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已经被从“神”的祭坛上请下。我们已经从多年来被灌输的那些反启蒙、反现代、非人、去真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的，充满了“瞒”和“骗”的种种“理论”、“原则”、“规矩”下解放出来了。我的解放比他缓慢，得到他的启发不少。在许志英当系主任的几年里，中文系学术自由、思想解放的空气很浓，左的邪气没有市场，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培养均有很大的成绩，这些都与他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有很大的关系。曾有左倾守旧者不怀好意地说：“中文系是右派当家。”如果联系多年来改革者、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好人、有现代精神的人、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被骂为“右派”这一历史事实来看，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对。
　　 到89年那场“风波”发生时，我们的见解更加一致、感情更加亲近了。对左倾守旧思想的回潮和专制腐败势力的猖獗，我们充满忧虑，但对改革开放我们没有失去信心。许兄的缺点是冷静分析不够，总认为黑暗反动势力会很快垮台。这种“乐观”也有好处，它使我们敢于蔑视那些胡作非为、得志于一时的家伙。譬如1991年（请注意，这一年左倾势力大反扑，引起了邓小平的严重关注），当时的“教委”（今教育部）对大学文科进行大张旗鼓的所谓“清理”，贯彻极左的一套，又是查论文，又是查著作，用猎狗般的鼻子要嗅出点什么“自由化”来，以政治恐怖对文科的教学和科研进行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才制止了他们的倒行逆施。那时我在学校任副校长，主管文科，老许在中文系当系主任，我们一起抵制了“教委”老爷们对文科的“清理”，保护了一些老师、研究生，使之免遭涂炭。等到92年后文科要评博士点、重点学科了，得到保护的一些学科的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我曾调侃过一位紧跟“教委”搞文科“清理”的大学的头头：“你当时那么卖力‘清理’，搞得教授们灰溜溜的，现在评不上博士点了，教委怎么不‘奖赏’你们一个啊？”我把此事告诉老许，他乐得开怀大笑。我平常很少能看到他这样痛快的笑。
　　但我们也有为失败而一起郁闷、愤怒的时候。1989年初，老许和赵宪章要调美学家高尔泰来校任教，借以充实文艺理论学科，申报博士点。我对高尔泰的才华、为人和学识都很钦佩，当然想极力促成此事。在“风波”的高潮中，南大已经给高尔泰分了房子，与我住同一幢楼。不料有一天，高的夫人小雨跑到我家哭诉道：“老高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抓走了！”我们都非常愤怒：一位著名的学者、教授，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居然就被抓走了，这是什么世道！我们告到省委，得到的答复是：“他不是你们单位的人（那时调令还在路上），你们就不要管了。”我和许兄在一起唏嘘长叹，悲愤难已。事后得知，是四川省委某头头怀疑高是四川“动乱”的“后台”，但抓到后很快就弄清了，高尔泰根本就不是他们要抓的“后台”。更加叫人气愤的是，这位“领导”指示：“抓错了，暂时不要放，以免造成不良影响。”（这倒是“官儿们”的普遍性逻辑：“做错了事，千万别认账，否则要下台！”）所以又拖了一段时间，高才被释放。听赵宪章说，老许去世前还在写回忆高尔泰的文章，不知写好了没有，真想找来看看。
　　我们俩敬佩高尔泰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我们蔑视、厌恶那种无“骨”、无“气”、无“特操”的市侩知识分子（或曰“伪士”）。1984年那次对老许的批判，有些朋友是被迫写文章的，老许知道他们是应付差使，很理解他们，并无一点怨言。但有一位老兄却不是，他的批判是主动的、卖力的，一篇不足，再来两篇，很明显是借此沽名钓誉，讨好当局。此公后来果然当了官，且洋洋得意，颇以官位为荣（譬如陪某高官出访，就成了他向朋友显摆的谈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老许遇到此公，此公想与老许握手，被拒绝了。我面皮薄，性中庸，好妥协，大半生中曾多次很不情愿地跟自己厌恶的人握过手，这是懦弱，也是虚伪，并不是真正尊重对方。我在很多方面不如许志英，而这一点尤其值得我反思。
　　 2008年4月18日于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