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印度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三年名列世界第一。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正在从软件外包为主的经济结构向着全面介入全球制造业分工的经济结构转型。印度会成功吗？
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制造业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需要有企业家精神；其次是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最后还需要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能源、通讯和物流。
很显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印度社会还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来实现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印度目前所出现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自然增长”。
那么，这些发展制造业的条件，未来的印度能够慢慢地满足吗？很难，至少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宗教制约企业家阶层崛起
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印度难以产生一个像样的企业家阶层。
从宗教上讲，作为印度人基本信仰的印度教属于传统宗教，很难催生出企业家精神。就像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只有欧洲的新教才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印度教具有以下特征：多神崇拜的主神论；四种姓分立；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祭祀万能与崇尚苦行。印度教的以上这些要素与欧洲新教伦理（理性逐利）相去甚远，特别是印度教中的生死轮回与崇尚苦行的信条，与欧洲新教的理性逐利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属于未来悲观论，后者属于未来美好论。凡是相信未来是悲观的不会有积极的投资行为，只有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才会有逐利的投資行为。
所以企业家首先是乐观主义者，相信今日的努力可以换取明日的收获。企业家的乐观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财富创造的实践，那就是投资与制造，而后者只有消费。因此，与欧洲的新教相比，印度教很难孕育出企业家精神。
再从社会阶层划分来看，在印度的种姓制度排序中，商人（企业家）的地位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在中国却一直是很低的，在农耕时代的社会等级排序中，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处在末位，所以中国的文化同样难以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家阶层），但也是较为低下的。
在印度种姓制度的四级划分中，商人处在第三等级。第一等级是婆罗门，他们属于掌握神权的贵族；第二等级是把持国家军事和行政大权的刹帝利，包括国王与政府官员；第三等级才是向国家纳税、向神庙上供、供养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吠舍，其中包括了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且商人处在这个等级的末位；第四等级是被征服者、贫困破产失去土地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干着最低贱的工作，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贱民。
商人地位如此低下，只比第四等级稍好，故而难以作为主流阶层崛起。而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商人则很快从不能进天堂的恶人变成了受到社会尊敬的精英。从意大利的圣方济各为富人（商人）做祷告到英国工商业“暴发户”（新贵）进入英国下院与旧贵族共生共治，成为社会主流，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性突破。
这样的变革至今还未在印度甚至亚洲真正的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乃至亚洲还处在历史中，并未走上像欧洲那样的创造历史的道路。
就像戴维·兰德斯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是现代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没有企业家，人类很多发明创造将“胎死腹中”。没有企业家的参与，我们基本上无缘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印度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是比较困难的，如若没有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其在国际制造业中的地位是难以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脱颖而出的。
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制造业之所需。
劳动力无法满足制造业需求
此外，印度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严重问题。制造业需要训练有素和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但是这两点在印度是很难做到的，原因依然在于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制度。
印度教并不是一神教，而是多神教。印度不同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由此造成的多样性经常导致人们很难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作出公认的、明确的定义。
一神教，其前提条件是人人平等，但这在印度种姓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所以印度不仅不会选择基督教，甚至还放弃了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因为佛教也是主张平等的。多神论则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印度教号称自天上七国到地上七界共有神灵3.3 亿，除了作为主要崇拜对象的梵天、毗湿奴、湿婆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神灵崇拜。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不同神灵的崇拜还造就了不同的宗教语言，结果，凡是没有接受过国民教育、从而不会使用国家语言（英语）的人民彼此之间就无法进行交流，这虽然满足了不同种姓与社会等级的信仰需求，但却把社会给分割了，最终为人口自由流动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设置了障碍，而这对制造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说印度教限制了人口与劳动力的横向流动，那么印度的种姓制度则限制了人口的垂直流动。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从而造成了职业、身份和婚姻的捆绑。
由此就会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身份、职业与婚姻的固化导致人口不能在阶层之间自由流动，这比传统中国的问题还要严重。在传统中国，男性可以通过读书走仕途来改变身份和地位，女性则可以通过婚嫁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则通过职业、婚姻与身份捆绑彻底封闭了人口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性。
第二，正因为低级种姓不可能进入社会高级种姓的职业序列，所以低级种姓的人群就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原因就在于在种姓制度下，低级种姓的人们投资人力资本后，居然无法通过自由择业来获得技能溢价。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印度低级种姓人群中的文盲人口占比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印度制造业发展的有效劳动供给严重不足，尽管其人口红利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 治理不佳导致基建软肋
发展制造业不仅需要企业家和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还需要有强大的能源与通讯系统来提供必要的服务，并且还需要有四通八达的物流系统来完成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商品的流转。但是，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制造业之所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政府税源严重不足，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
印度政府税源不足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税基小，可征税源少，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第二，税制混乱，实际税收低于预期。受经济增长的制约，印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由于印度实行联邦制，各级地方政府擅定税收标准，且在税率上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以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制极度混乱，征收非常困难。
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可能与起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许可证制度所造成的政府腐败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印度政治制度本身的质量。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印度实现民主政治，为何还会有如此严重的腐败呢？
民主制度本身又可以区分成为两类：不完全的民主和成熟的民主。成熟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三个条件：第一，人权在上，主权在下，任何政党，通过竞选获胜之后，不能利用国家主权谋私，也不能利用国家主权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更不能利用国家主权来压制反对党；第二，需要全民共识，避免出现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对立，即大选失败服输，但是就是不愿进行政治合作，从而导致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呆滞。
第三，需要有财富的约束，即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人们普遍摆脱贫困，否则难以避免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的政府官员谋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故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的非常正确，“有产阶级不需要贿赂”。
对照以上三点，我们不难发现，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是却不能满足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印度教和种姓制度让印度缺乏社会共识，印度较低的人均收入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成为政府官员利用权力谋私，乃至贪污腐败的经济基础。因此，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印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上显然很不成熟，从而可以归类于不完全的民主，尽管在民主的程序上与大多数成熟民主制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莫迪改革的局限性
传统宗教、缺乏流动性和低质量的劳动供给，再加上落后的基础设施，是印度向制造业转型面临的主要约束。
自莫迪政府开始新一轮改革以来，政府的行政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目前正在推进的两大改革也可能有助于增加政府的税源，这两大改革分别是：废钞行动和税制改革。
废钞为何能够增加政府税源？
因为，废钞可以把“表外”变成“表内”，从而可以扩大政府的税源。印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既有受到政府监管的正规经济部门，也有不受政府监管的“地下经济”部门。地下经济部门通常都会采取现金交易的方法来规避税收。因此，通过废钞行动，迫使持有现金的人通过换钞进入银行监管的框架范围内，这或许可以起到减少非正规现金交易、增加政府税基的改革目标。
税基增长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实际税收的增长，这还要看政府征税的能力，决定政府税收能力的关键在于税制，所以，仅有废钞行动还不够，还得进行税制改制。为此，莫迪政府推出了全国统一的GST税法（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目的在于取代印度现有的混乱的邦内和邦际销售税。
这一改革有可能带来以下好处：第一，消除重复征税的现象；第二，统一税制，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三，统一商品和服务的税率，将使很多税务争议得以有效解决；第四，可以实现全国税务信息的统一联网，有效打击逃税行为；第五，可以避免各邦之间利用税率展开招商引资的恶意竞争。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莫迪政府的以上改革即使成功，最多也就不过解决了政府的税源问题，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印度企业家短缺和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要想解决束缚制造业发展的以上两大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改革，而不仅仅是税制改革。就像诺斯·道格拉斯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想要让企业家阶层脱颖而出，想要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必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制度变革，比如种姓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文化，特别是能够激励企业家创新与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的制度變革。
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印度社会有这样的改革。所以，在短期内，印度还难以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推而广之，其实印度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是大多数亚洲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印度的问题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严重而已。借鉴印度的经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否则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些行为说到底都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政府的行为。
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制造业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需要有企业家精神；其次是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最后还需要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能源、通讯和物流。
很显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印度社会还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来实现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印度目前所出现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自然增长”。
那么，这些发展制造业的条件，未来的印度能够慢慢地满足吗？很难，至少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宗教制约企业家阶层崛起
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印度难以产生一个像样的企业家阶层。
从宗教上讲，作为印度人基本信仰的印度教属于传统宗教，很难催生出企业家精神。就像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只有欧洲的新教才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印度教具有以下特征：多神崇拜的主神论；四种姓分立；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祭祀万能与崇尚苦行。印度教的以上这些要素与欧洲新教伦理（理性逐利）相去甚远，特别是印度教中的生死轮回与崇尚苦行的信条，与欧洲新教的理性逐利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属于未来悲观论，后者属于未来美好论。凡是相信未来是悲观的不会有积极的投资行为，只有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才会有逐利的投資行为。
所以企业家首先是乐观主义者，相信今日的努力可以换取明日的收获。企业家的乐观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财富创造的实践，那就是投资与制造，而后者只有消费。因此，与欧洲的新教相比，印度教很难孕育出企业家精神。
再从社会阶层划分来看，在印度的种姓制度排序中，商人（企业家）的地位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在中国却一直是很低的，在农耕时代的社会等级排序中，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处在末位，所以中国的文化同样难以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家阶层），但也是较为低下的。
在印度种姓制度的四级划分中，商人处在第三等级。第一等级是婆罗门，他们属于掌握神权的贵族；第二等级是把持国家军事和行政大权的刹帝利，包括国王与政府官员；第三等级才是向国家纳税、向神庙上供、供养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吠舍，其中包括了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且商人处在这个等级的末位；第四等级是被征服者、贫困破产失去土地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干着最低贱的工作，因而被人们称之为贱民。
商人地位如此低下，只比第四等级稍好，故而难以作为主流阶层崛起。而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的欧洲，商人则很快从不能进天堂的恶人变成了受到社会尊敬的精英。从意大利的圣方济各为富人（商人）做祷告到英国工商业“暴发户”（新贵）进入英国下院与旧贵族共生共治，成为社会主流，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性突破。
这样的变革至今还未在印度甚至亚洲真正的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乃至亚洲还处在历史中，并未走上像欧洲那样的创造历史的道路。
就像戴维·兰德斯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是现代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没有企业家，人类很多发明创造将“胎死腹中”。没有企业家的参与，我们基本上无缘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印度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是比较困难的，如若没有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其在国际制造业中的地位是难以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脱颖而出的。
劳动力无法满足制造业需求
此外，印度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严重问题。制造业需要训练有素和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但是这两点在印度是很难做到的，原因依然在于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制度。
印度教并不是一神教，而是多神教。印度不同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由此造成的多样性经常导致人们很难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作出公认的、明确的定义。
一神教，其前提条件是人人平等，但这在印度种姓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所以印度不仅不会选择基督教，甚至还放弃了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因为佛教也是主张平等的。多神论则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印度教号称自天上七国到地上七界共有神灵3.3 亿，除了作为主要崇拜对象的梵天、毗湿奴、湿婆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神灵崇拜。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不同神灵的崇拜还造就了不同的宗教语言，结果，凡是没有接受过国民教育、从而不会使用国家语言（英语）的人民彼此之间就无法进行交流，这虽然满足了不同种姓与社会等级的信仰需求，但却把社会给分割了，最终为人口自由流动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设置了障碍，而这对制造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说印度教限制了人口与劳动力的横向流动，那么印度的种姓制度则限制了人口的垂直流动。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从而造成了职业、身份和婚姻的捆绑。
由此就会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身份、职业与婚姻的固化导致人口不能在阶层之间自由流动，这比传统中国的问题还要严重。在传统中国，男性可以通过读书走仕途来改变身份和地位，女性则可以通过婚嫁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则通过职业、婚姻与身份捆绑彻底封闭了人口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性。
第二，正因为低级种姓不可能进入社会高级种姓的职业序列，所以低级种姓的人群就不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原因就在于在种姓制度下，低级种姓的人们投资人力资本后，居然无法通过自由择业来获得技能溢价。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印度低级种姓人群中的文盲人口占比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印度制造业发展的有效劳动供给严重不足，尽管其人口红利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 治理不佳导致基建软肋
发展制造业不仅需要企业家和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还需要有强大的能源与通讯系统来提供必要的服务，并且还需要有四通八达的物流系统来完成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商品的流转。但是，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制造业之所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政府税源严重不足，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
印度政府税源不足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税基小，可征税源少，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第二，税制混乱，实际税收低于预期。受经济增长的制约，印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由于印度实行联邦制，各级地方政府擅定税收标准，且在税率上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以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制极度混乱，征收非常困难。
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可能与起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许可证制度所造成的政府腐败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印度政治制度本身的质量。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印度实现民主政治，为何还会有如此严重的腐败呢？
民主制度本身又可以区分成为两类：不完全的民主和成熟的民主。成熟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三个条件：第一，人权在上，主权在下，任何政党，通过竞选获胜之后，不能利用国家主权谋私，也不能利用国家主权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更不能利用国家主权来压制反对党；第二，需要全民共识，避免出现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对立，即大选失败服输，但是就是不愿进行政治合作，从而导致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呆滞。
第三，需要有财富的约束，即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人们普遍摆脱贫困，否则难以避免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的政府官员谋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故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的非常正确，“有产阶级不需要贿赂”。
对照以上三点，我们不难发现，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是却不能满足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印度教和种姓制度让印度缺乏社会共识，印度较低的人均收入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成为政府官员利用权力谋私，乃至贪污腐败的经济基础。因此，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印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上显然很不成熟，从而可以归类于不完全的民主，尽管在民主的程序上与大多数成熟民主制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莫迪改革的局限性
传统宗教、缺乏流动性和低质量的劳动供给，再加上落后的基础设施，是印度向制造业转型面临的主要约束。
自莫迪政府开始新一轮改革以来，政府的行政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目前正在推进的两大改革也可能有助于增加政府的税源，这两大改革分别是：废钞行动和税制改革。
废钞为何能够增加政府税源？
因为，废钞可以把“表外”变成“表内”，从而可以扩大政府的税源。印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既有受到政府监管的正规经济部门，也有不受政府监管的“地下经济”部门。地下经济部门通常都会采取现金交易的方法来规避税收。因此，通过废钞行动，迫使持有现金的人通过换钞进入银行监管的框架范围内，这或许可以起到减少非正规现金交易、增加政府税基的改革目标。
税基增长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实际税收的增长，这还要看政府征税的能力，决定政府税收能力的关键在于税制，所以，仅有废钞行动还不够，还得进行税制改制。为此，莫迪政府推出了全国统一的GST税法（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目的在于取代印度现有的混乱的邦内和邦际销售税。
这一改革有可能带来以下好处：第一，消除重复征税的现象；第二，统一税制，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三，统一商品和服务的税率，将使很多税务争议得以有效解决；第四，可以实现全国税务信息的统一联网，有效打击逃税行为；第五，可以避免各邦之间利用税率展开招商引资的恶意竞争。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莫迪政府的以上改革即使成功，最多也就不过解决了政府的税源问题，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印度企业家短缺和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要想解决束缚制造业发展的以上两大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改革，而不仅仅是税制改革。就像诺斯·道格拉斯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想要让企业家阶层脱颖而出，想要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必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制度变革，比如种姓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文化，特别是能够激励企业家创新与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的制度變革。
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印度社会有这样的改革。所以，在短期内，印度还难以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推而广之，其实印度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是大多数亚洲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印度的问题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严重而已。借鉴印度的经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否则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些行为说到底都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政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