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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吴兴华应该是一个可以被文学史和文化史铭记的名字。文学史学者夏志清评价他 “继陈寅恪、钱锺书之后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但他坎坷地度过了前半生，死于1966年，在此之后又被整整遗忘了50年
“他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却被掩埋得像一个传说。”
这是新近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印在书封上的推荐语。
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即便是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人们。他曾经存在过，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的大部分翻译作品与手稿在文革中被毁，投稿的诗作零落各处，而早年与挚友的通信，也在远隔天涯之后被尘封，几十年未见天日。
这个曾经以不满16岁的年纪就考入燕京大学，震荡过诗歌文坛与翻译领域的天才式人物，就像一阵最轻柔的风，在水面上激荡出一点涟漪，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一方面是灿烂丰盛的才华，一方面是逼仄压抑的命运，这两股力量始终纠缠在一起，贯穿了他仅仅45年的人生。
风吹在水上
《吴兴华全集》的特约策划袁晓琳第一次读到吴兴华的作品是在几年以前，她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一个陷落在书堆中“灰头土脸”的小编辑，在光线暗淡的样书间内，无意间捡拾起两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
书卷已经残破，并且所收录的内容也并不完整，但那些横贯古今、挥洒中西的漂亮文字与流光溢彩的才华，还是让袁晓琳被深深吸引，从此一头扎进了吴兴华的世界。
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意大利、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也浸淫极深，莎士比亚、但丁、詹姆斯·乔伊斯、里尔克、柳宗元……他曾经在精神世界中无比靠近他们，并且留下了处处灵光闪现的文字。
“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这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也被印在了全集的腰封上，作为如今对于他盖棺定论的总结。而翻开他的书信集，你会看到宋淇、钱钟书、孙道临等人的名字，他与他们有着长长短短的交往与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即便与这些风流人物列在一起，吴兴华闪耀的才华依然让他显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一个明明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傲然列入中国文学与翻译版图上的人物，如今却需要借助钱钟书或者王世襄这些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眼中“网红”式人物对于他的评价，来重新唤起一些记忆，细细想来，也不免有点苦涩。
因为《吴兴华全集》的编辑出版，袁晓琳以及其他与这套书相关的人们，一点一点，走进了吴兴华被遗忘的世界，重拾他的文字，并且最终意识到，他的命运，其实比那些焚毁或者散落的手稿更加惨烈。
书中吴兴华的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他的目光清澈，充满了书生式的清朗与倔强，甚至还带有一点从不设防的柔弱。
他出生在1921年，离世于1966年，少年时代父母病逝，不满16岁考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极为欣赏他，并积极为他联络出过留学的机会，但由于疾病与照顾家中弟妹的负累，吴兴华最终放弃。他从未出过国，但却以天才式的荣光闪耀燕京，26岁成为燕京副教授，31岁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几年之后，他又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右派。随后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资格，然后在文革风暴来临的第一年，他又第一个成为牺牲品。
一个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一派天真的学者，从不企图反抗命运，以逆来顺受的姿态承担着一切，但命运，却总是不饶过他。
未完成的天才
吴同是吴兴华的大女儿，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刚刚十二岁，在北大附小读书。
按照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她对于父亲的印象，一直是一个伏案读书的背影，始终挥之不去，“他并不是书呆子型的人物，但却仿佛永远手里拿着一本书，从不释卷。”吴同这样回忆道。
当时放学归家的吴同经常喜欢与父亲玩一个只属于他们俩的“游戏”：她站在父亲面前，念一段小学课本上的文字或者孩子们正在阅读的流行小说，比如《青春之歌》之类，吴兴华一邊听着女儿朗读，一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书卷中，女儿读着读着就会大声撒娇，“爸！你到底听没听到？”父亲放下书，笑着把刚刚女儿朗读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诵一遍。
“他怎么可能看过那些小孩的书呢，但他就是拥有听闻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吴同62岁，是一个依旧看得出美丽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文写作。偶尔她会抱怨美国孩子的英国文学水平实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气会马上变得轻柔，带着一点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其实玩那个游戏，我只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她似乎永远不能够释怀父亲的离开。
吴同基本是跟随父亲长大的孩子，因为那时吴家住在北大中关园，吴兴华的夫人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时光花费在路途上，因此吴同和父亲共处的时间更多。
但是吴同对于父亲的才华与渊博的学问，充满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并不是像钱（钟书）伯伯或者他的同学宋淇那样，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书香门第，有着天然的熏陶积累。”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吴家祖籍杭州，但后来迁居北京，吴兴华的父亲是中医，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母亲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吴家一共有九个孩子，所以负担极重。
吴同甚至记得，她的叔叔曾经向她转述过奶奶对吴兴华幼年时候的记忆，“我爷爷有一个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集的古籍旧书，我爸爸连路都走不稳的岁数，就喜欢钻进里面翻书，也没有人教他。” 有一次，吴兴华的父亲请了很多客人来家里，大人们在谈论古诗词，说着说着，有几句下文记不清了，彼时四岁的吴兴华朗声接了上去，大人们觉得奇怪，又考了他几首，也是丝毫不差。
吴兴华的母亲很迷信，对于儿子的早慧，她总觉得异于常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后的命运并不会喜乐平顺。
而所有接触过吴兴华的人，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
在吴兴华的同学、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忆中，父亲曾经向他讲述过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读书时期，吴兴华就已经将燕大、清华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史类的藏书，全部阅遍，并且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过目不忘。
而在谢蔚英与吴同的记忆中，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中，经常有一些远比吴兴华更加资深的教授学者来印证或者求教一些问题，比如历史学家邓之诚或者钱钟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或者搜索引擎，图书馆查阅也不方便，钱伯伯经常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我爸爸总是能够给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吴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与钱伯伯的聊天内容，自己还听不懂，“但我记得他们聊得特别高兴，总是在笑。”
“有一次，钱伯伯来我们家，临走的时候，爸爸把他送出门外，当时我正在家门口玩，我记得钱伯伯对父亲说，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岁就已经超过我了。”
很多年以后，吴同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吴兴华已经三十几岁，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释放才华的机会。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吴兴华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1957年，他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成了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随后便被从书斋中连根拔起，在各种运动与冲击中经历九蒸九焙的历练。几年之后，由于认错态度诚恳，被恢复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时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风暴便又来临了。
但即便是被剥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工作，吴兴华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十本书的习惯。那段时间里，他在改造之余，还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并承担现在中国所流行通用的以1954年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编辑出版的大量勘误校订工作。“全集”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中记载了父亲对于吴兴华贡献的念念不忘。“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吴兴华最终并没有看到这套书的出版，而在这些剧本早年出版的版本中，我们还能够在书页上看到校对者的名字，而一些相对较新的版本，校对的署名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英语常用詞用法词典》，则在一开始，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没有人真正在乎它实质上的创作者。
按照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正是这几年间，吴兴华已经完成了直接从意大利文、严格按照原文的韵律与节拍进行翻译的但丁《神曲》中文译作。
并且，他还在写一部以柳宗元为主人公、唐代中国为背景、并辐射比较同时期多国文明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在谢蔚英的记忆中，那是一部有着庞大气魄与精炼微妙文字的作品，但吴兴华最终没有完成它，它的手稿在“文革”期间被焚毁。
天地兴亡两不知
按照夏志清与宋淇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他是能够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真正意义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吴兴华对于自己理想的规划，如今看来，他的一生则都处于不甘与无可奈何的“未完成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得志”与“合过时宜”，早期是因为贫病与家累，后期则是因为政治运动。
谢蔚英曾经这样回忆，吴兴华对她谈及自己的治学计划，是四十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四十岁以后，撰文著书，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之外，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以及编撰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文选集”，都是这理想的一部分。
但这一切被拦腰斩断在1966年。
按照吴同的回忆，父亲对那一天似乎早有预感。
“1966年8月2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早就被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也停课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开吴家的门，对吴同说，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北大校医院。随后吴同赶到校医院，发现父亲被扔在走廊中，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她一直呼唤爸爸，但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来。
后来从中科院赶回北大的谢蔚英与吴同一起将吴兴华送到北医三院抢救，母女俩在那里守了一夜，直至吴兴华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革结束，吴同才从不同的人的讲述中，拼凑出了父亲离世前最后几个小时的遭遇：他被殴打，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然后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厂流出的有毒的工业污水，被折磨直到彻底昏迷。
“我觉得他这一生，几乎没过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吴同有时候会这样“总结”父亲，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会撕扯着她。
很多年后，人过中年的吴同，已经有足够的阅历来读解父亲的一生，她才越来越意识到，与灿烂的才华相比，他的性格是多么地天真。对于周遭派系人事的关系，始终懵懂无知;他醉心于书本，但书本并没有拯救他。而反观他周遭的、最终走出乱世的人们，哪怕是看起来书生气十足，实质上，对于世道人心，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吴兴华似乎只能拥有最坏的结局。
吴兴华去世后不久，谢蔚英母女被赶出中关园的宿舍，“文革时候到我们家来抄家的一拨又一拨，他们烧东西，贴封条，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吴同这样说道。
不到16岁的吴同下乡插队，归来后被安插到街道工厂，随后凭借自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在此之前，她的学历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终是希望我做读书人的。”
插队回京后的吴同受到了钱钟书一家的照拂，杨绛请她帮忙抄录自己《堂·吉诃德》的翻译文字——那是文革期间，阴错阳差藏在废纸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吴兴华的大量作品，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她给我远远超过誊录文字所应得的报酬，就是怕我们不肯接受帮助，才想出这样的法子。”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吴同还记得，每次到钱家去，钱伯伯总是拿出点心招待她、尽量让她开心，“你父亲太可惜了。”钱钟书对吴同说，“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觉得父亲离开了，知音没有了。”吴同这样说。
在整套《吴兴华全集》中，有一册专门收录了吴兴华与挚友宋淇自1940到1952年的书信集，吴兴华以清雅的文字描述着他读过的书，正在写下的诗行，以及某一刻灵光乍现闪过头脑的思想。其间也不时夹杂着现实不可名状之重，对于前景的迷惘，无书可读的烦恼，缠绵的病榻，始终困窘的家境，甚至丢失一只钢笔的无奈，也力透纸背无奈地传达了出来。
在一封信内，吴兴华这样写给宋淇，“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注：记忆有错，实际应为：天地安危两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而在他更早年的诗作中，吴兴华曾经这样写道，“……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那时纵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别人，呼喊：‘听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也是徒然。”
吴兴华并不大看得起自己早年的诗作，但它们却多数保留了下来，而那些他真正看重或者已经在头脑中搭建起框架的未完成之作，则永远遗留在了1966年。
“他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却被掩埋得像一个传说。”
这是新近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印在书封上的推荐语。
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即便是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人们。他曾经存在过，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的大部分翻译作品与手稿在文革中被毁，投稿的诗作零落各处，而早年与挚友的通信，也在远隔天涯之后被尘封，几十年未见天日。
这个曾经以不满16岁的年纪就考入燕京大学，震荡过诗歌文坛与翻译领域的天才式人物，就像一阵最轻柔的风，在水面上激荡出一点涟漪，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一方面是灿烂丰盛的才华，一方面是逼仄压抑的命运，这两股力量始终纠缠在一起，贯穿了他仅仅45年的人生。
风吹在水上
《吴兴华全集》的特约策划袁晓琳第一次读到吴兴华的作品是在几年以前，她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一个陷落在书堆中“灰头土脸”的小编辑，在光线暗淡的样书间内，无意间捡拾起两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
书卷已经残破，并且所收录的内容也并不完整，但那些横贯古今、挥洒中西的漂亮文字与流光溢彩的才华，还是让袁晓琳被深深吸引，从此一头扎进了吴兴华的世界。
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意大利、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也浸淫极深，莎士比亚、但丁、詹姆斯·乔伊斯、里尔克、柳宗元……他曾经在精神世界中无比靠近他们，并且留下了处处灵光闪现的文字。
“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这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也被印在了全集的腰封上，作为如今对于他盖棺定论的总结。而翻开他的书信集，你会看到宋淇、钱钟书、孙道临等人的名字，他与他们有着长长短短的交往与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即便与这些风流人物列在一起，吴兴华闪耀的才华依然让他显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一个明明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傲然列入中国文学与翻译版图上的人物，如今却需要借助钱钟书或者王世襄这些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眼中“网红”式人物对于他的评价，来重新唤起一些记忆，细细想来，也不免有点苦涩。
因为《吴兴华全集》的编辑出版，袁晓琳以及其他与这套书相关的人们，一点一点，走进了吴兴华被遗忘的世界，重拾他的文字，并且最终意识到，他的命运，其实比那些焚毁或者散落的手稿更加惨烈。
书中吴兴华的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他的目光清澈，充满了书生式的清朗与倔强，甚至还带有一点从不设防的柔弱。
他出生在1921年，离世于1966年，少年时代父母病逝，不满16岁考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极为欣赏他，并积极为他联络出过留学的机会，但由于疾病与照顾家中弟妹的负累，吴兴华最终放弃。他从未出过国，但却以天才式的荣光闪耀燕京，26岁成为燕京副教授，31岁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几年之后，他又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右派。随后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资格，然后在文革风暴来临的第一年，他又第一个成为牺牲品。
一个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一派天真的学者，从不企图反抗命运，以逆来顺受的姿态承担着一切，但命运，却总是不饶过他。
未完成的天才
吴同是吴兴华的大女儿，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刚刚十二岁，在北大附小读书。
按照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她对于父亲的印象，一直是一个伏案读书的背影，始终挥之不去，“他并不是书呆子型的人物，但却仿佛永远手里拿着一本书，从不释卷。”吴同这样回忆道。
当时放学归家的吴同经常喜欢与父亲玩一个只属于他们俩的“游戏”：她站在父亲面前，念一段小学课本上的文字或者孩子们正在阅读的流行小说，比如《青春之歌》之类，吴兴华一邊听着女儿朗读，一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书卷中，女儿读着读着就会大声撒娇，“爸！你到底听没听到？”父亲放下书，笑着把刚刚女儿朗读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诵一遍。
“他怎么可能看过那些小孩的书呢，但他就是拥有听闻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吴同62岁，是一个依旧看得出美丽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文写作。偶尔她会抱怨美国孩子的英国文学水平实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气会马上变得轻柔，带着一点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其实玩那个游戏，我只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她似乎永远不能够释怀父亲的离开。
吴同基本是跟随父亲长大的孩子，因为那时吴家住在北大中关园，吴兴华的夫人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时光花费在路途上，因此吴同和父亲共处的时间更多。
但是吴同对于父亲的才华与渊博的学问，充满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并不是像钱（钟书）伯伯或者他的同学宋淇那样，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书香门第，有着天然的熏陶积累。”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吴家祖籍杭州，但后来迁居北京，吴兴华的父亲是中医，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母亲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吴家一共有九个孩子，所以负担极重。
吴同甚至记得，她的叔叔曾经向她转述过奶奶对吴兴华幼年时候的记忆，“我爷爷有一个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集的古籍旧书，我爸爸连路都走不稳的岁数，就喜欢钻进里面翻书，也没有人教他。” 有一次，吴兴华的父亲请了很多客人来家里，大人们在谈论古诗词，说着说着，有几句下文记不清了，彼时四岁的吴兴华朗声接了上去，大人们觉得奇怪，又考了他几首，也是丝毫不差。
吴兴华的母亲很迷信，对于儿子的早慧，她总觉得异于常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后的命运并不会喜乐平顺。
而所有接触过吴兴华的人，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
在吴兴华的同学、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忆中，父亲曾经向他讲述过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读书时期，吴兴华就已经将燕大、清华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史类的藏书，全部阅遍，并且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过目不忘。
而在谢蔚英与吴同的记忆中，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中，经常有一些远比吴兴华更加资深的教授学者来印证或者求教一些问题，比如历史学家邓之诚或者钱钟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或者搜索引擎，图书馆查阅也不方便，钱伯伯经常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我爸爸总是能够给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吴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与钱伯伯的聊天内容，自己还听不懂，“但我记得他们聊得特别高兴，总是在笑。”
“有一次，钱伯伯来我们家，临走的时候，爸爸把他送出门外，当时我正在家门口玩，我记得钱伯伯对父亲说，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岁就已经超过我了。”
很多年以后，吴同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吴兴华已经三十几岁，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释放才华的机会。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吴兴华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1957年，他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成了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随后便被从书斋中连根拔起，在各种运动与冲击中经历九蒸九焙的历练。几年之后，由于认错态度诚恳，被恢复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时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风暴便又来临了。
但即便是被剥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工作，吴兴华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十本书的习惯。那段时间里，他在改造之余，还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并承担现在中国所流行通用的以1954年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编辑出版的大量勘误校订工作。“全集”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中记载了父亲对于吴兴华贡献的念念不忘。“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吴兴华最终并没有看到这套书的出版，而在这些剧本早年出版的版本中，我们还能够在书页上看到校对者的名字，而一些相对较新的版本，校对的署名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英语常用詞用法词典》，则在一开始，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没有人真正在乎它实质上的创作者。
按照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正是这几年间，吴兴华已经完成了直接从意大利文、严格按照原文的韵律与节拍进行翻译的但丁《神曲》中文译作。
并且，他还在写一部以柳宗元为主人公、唐代中国为背景、并辐射比较同时期多国文明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在谢蔚英的记忆中，那是一部有着庞大气魄与精炼微妙文字的作品，但吴兴华最终没有完成它，它的手稿在“文革”期间被焚毁。
天地兴亡两不知
按照夏志清与宋淇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他是能够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真正意义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吴兴华对于自己理想的规划，如今看来，他的一生则都处于不甘与无可奈何的“未完成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得志”与“合过时宜”，早期是因为贫病与家累，后期则是因为政治运动。
谢蔚英曾经这样回忆，吴兴华对她谈及自己的治学计划，是四十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四十岁以后，撰文著书，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之外，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以及编撰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文选集”，都是这理想的一部分。
但这一切被拦腰斩断在1966年。
按照吴同的回忆，父亲对那一天似乎早有预感。
“1966年8月2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早就被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也停课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开吴家的门，对吴同说，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北大校医院。随后吴同赶到校医院，发现父亲被扔在走廊中，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她一直呼唤爸爸，但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来。
后来从中科院赶回北大的谢蔚英与吴同一起将吴兴华送到北医三院抢救，母女俩在那里守了一夜，直至吴兴华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革结束，吴同才从不同的人的讲述中，拼凑出了父亲离世前最后几个小时的遭遇：他被殴打，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然后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厂流出的有毒的工业污水，被折磨直到彻底昏迷。
“我觉得他这一生，几乎没过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吴同有时候会这样“总结”父亲，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会撕扯着她。
很多年后，人过中年的吴同，已经有足够的阅历来读解父亲的一生，她才越来越意识到，与灿烂的才华相比，他的性格是多么地天真。对于周遭派系人事的关系，始终懵懂无知;他醉心于书本，但书本并没有拯救他。而反观他周遭的、最终走出乱世的人们，哪怕是看起来书生气十足，实质上，对于世道人心，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吴兴华似乎只能拥有最坏的结局。
吴兴华去世后不久，谢蔚英母女被赶出中关园的宿舍，“文革时候到我们家来抄家的一拨又一拨，他们烧东西，贴封条，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吴同这样说道。
不到16岁的吴同下乡插队，归来后被安插到街道工厂，随后凭借自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在此之前，她的学历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终是希望我做读书人的。”
插队回京后的吴同受到了钱钟书一家的照拂，杨绛请她帮忙抄录自己《堂·吉诃德》的翻译文字——那是文革期间，阴错阳差藏在废纸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吴兴华的大量作品，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她给我远远超过誊录文字所应得的报酬，就是怕我们不肯接受帮助，才想出这样的法子。”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吴同还记得，每次到钱家去，钱伯伯总是拿出点心招待她、尽量让她开心，“你父亲太可惜了。”钱钟书对吴同说，“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觉得父亲离开了，知音没有了。”吴同这样说。
在整套《吴兴华全集》中，有一册专门收录了吴兴华与挚友宋淇自1940到1952年的书信集，吴兴华以清雅的文字描述着他读过的书，正在写下的诗行，以及某一刻灵光乍现闪过头脑的思想。其间也不时夹杂着现实不可名状之重，对于前景的迷惘，无书可读的烦恼，缠绵的病榻，始终困窘的家境，甚至丢失一只钢笔的无奈，也力透纸背无奈地传达了出来。
在一封信内，吴兴华这样写给宋淇，“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注：记忆有错，实际应为：天地安危两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而在他更早年的诗作中，吴兴华曾经这样写道，“……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那时纵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别人，呼喊：‘听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也是徒然。”
吴兴华并不大看得起自己早年的诗作，但它们却多数保留了下来，而那些他真正看重或者已经在头脑中搭建起框架的未完成之作，则永远遗留在了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