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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国内长期专注于当代文学史和新詩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洪子诚充分实践了新诗研究的“历史化”，并以文学史家的“史识”和批评家敏锐的美学鉴赏力，为当代新诗界贡献了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而且，洪子诚20世纪90年代对当代新诗的可贵支持与研究，对新诗批评界自身问题的学术性反思，皆有推动当代新诗良性发展的建设性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当代新诗 历史化 深度批评
运思者越稀少，写诗者越寂寞。
——海德格尔
相比于其他文类、体裁的文学研究，当代新诗的批评与研究可算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新诗“难懂”或“无诗意”的“名声”使一般大众望而生畏或轻蔑鄙视，而新诗在当代文化格局中“边缘化”的处境则使得新诗批评与研究门前冷落。
实际上，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者更大的尴尬还在于，他们的工作不仅很难获得当代诗人的认可与尊敬，反而会常常遭受敏感或偏激的诗人的奚落与攻讦
查看当代诗人的访谈类文章不难发现，不少人对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的态度是不看、不屑，更有甚者，则是直接恶语相加。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工作普遍不被信任，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写诗者或狂妄自大或狭隘偏执或轻浮浅薄，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即当代新诗本身的丰富、复杂与微妙，非有强大的批判力、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鉴赏力及深广的历史视野者，很难做出恰如其分、令人普遍信服的评论；而且，因为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的对象更多地散布于理性逻辑之外，内在于情绪、直觉和想象等感性、非理性领域，且多隐喻、象征、反讽和悖论等修辞，这对于主要以“逻辑和知识”进行思考和表达的批评和研究者来说，自己的工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难堪的悖论。
然而，正如中外不少著名的悖论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刺激人们投入精密的、创造性的思考一样，当代新诗的深邃、丰富与多变，也仍然吸引着不少乐于接受挑战和探险的智者和勇者。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新诗批评与研究者之中，洪子诚的工作极具特色和启示。
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史家，提起洪子诚的名字，多数人会联想到他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而他的新诗研究远比“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得更早，坚持的时间也更长，他对中外现代诗歌文本、音乐作品的敏锐辨析和精妙解读，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篇篇皆如闪烁诗性之美的珠玑。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潮不断的当代新诗实践中，洪子诚并非跃居浪头的中心人物，缺少一呼百应的耀眼光环，但他在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上的贡献和价值却是非常重要而无人能够取代的：自20世纪50年代末“纯属偶然”参加《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工作起，迄今为止，洪子诚几乎参与或主持了中国新诗研究领域多项重大而有影响力的工作，他不仅与刘登翰合著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新诗史》，与谢冕、孙玉石共同主编了专业性的诗歌研究杂志《新诗评论》，参与了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而且与程光炜共同主编了30卷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及《朦胧诗新编》《第三代诗新编》，与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主编了《百年新诗选》等，这些都是国内具有极高诗学价值和历史总结性的中国新诗选本，是充分实践新诗研究“历史化”的前端学术成果。依笔者看来，洪子诚对当代新诗发展更具价值的工作还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新诗最为艰难的时期他所给予的支持与研究，而且这种支持与研究的积极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为诗一辩”
与20世纪80年代不断在中国社会引发“轰动效应”的风光相比，当代新诗在90年代及新世纪之初的处境可谓名副其实的“内外交困”。外部环境方面，是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80年代精英文化中的当代新诗等等的排挤，其情其景正如洪子诚等曾经描述的那样：“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散文化’现实，加速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也复杂化了诗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过，对于已经洞悉现代诗人在大众文化主导的商业社会中孤独命运的洪子诚来说，当代新诗的“边缘化”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其真正所面对的压力与困境其实是来自文学界内部：“对于90年代文学，一些批评家也表示不满，但对诗歌写作的不满则几乎是批评界的‘共识’。90年代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也难以符合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一些在80年代积极支持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探索的批评家，对诗歌现状和前景也十分忧虑。这种情形，导致新一轮的新诗‘信用危机’的出现，新诗的价值、‘合法性’的问题再次提出。”
面对批评界普遍流行的这种“共识”，自认为不善于“文学批评”的洪子诚20世纪90年代却有点出人意料地承担起了“为诗一辩”的责任。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应该是源于洪子诚身上具有一种他所自认为缺点的优点：“对一些作家作品，我的印象常与‘共识’不大合拍，对自己的判断力也产生过怀疑。”大概正是因为并不认同已经成为批评界“共识”的“诗歌危机”论，对90年代诗歌有着自己比较积极印象和判断的洪子诚先后主编了“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90年代文学书系”以及《在北大课堂读诗》等出版物，并以“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总序”的形式，从自己的独立观察与切身体会出发，非常明确地肯定和赞扬了在诗歌环境最为困难的90年代坚持写作的“不少严肃、真诚的诗歌‘献身者’”，认为他们长期坚守于这孤寂的领地而不退缩，以对词语和技艺的不知疲倦的锤炼，表达对这个纷乱、矛盾、混杂不明的世界的经验，以他们对人类精神性生活的坚执，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这是让人感动的精神和态度。”
然而，洪子诚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凭自己的喜好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做单纯的“表态”，而在于从中国现代诗的历史与“90年代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转变’所呈现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对1990年代诗歌所遭受的普遍责难进行了深入而冷静的学术性反思，认为“这些责难之所以令人疑惑，一方面是概括所必需的事实根据是否充足，更重要的是这种判断所依循的准则能否成立。就后者而言，这本来就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进行激烈但无效、不得要领的争论，那么，我们必须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洪子诚将反思转向了一般读者和作为专业读者的诗歌批评家自身的问题，进而延伸到对当代新诗批评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发现与剖析，其重要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当代新诗批评缺乏理性反思和交流对话的等级制弊端，从而为后来的当代新诗发展培育了比较良性的文化生态。换句话说，就和有关机构研究数据中显示中国人开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议事规则从而往往成为“一锅粥”类似，洪子诚的反思其实已经抓住了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习惯于坐而论道，因缺乏基本学术规范和说理习惯而事倍功半的流弊，而发现并强调这一点，可说是洪子诚对于当代新诗及其批评和研究最为重要的建设性贡献，也是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真正走出80年代空疏学风和文风，获得自觉自省意识的重大标志。
“学习对诗说话”
除了反思一般读者和诗歌批评家自身的问题，洪子诚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他也总是不惮于同时将反思、反省的对象指向他自己，敢于同时将自己思考、表达上的优势、局限和缺陷与同代人或不同时代的人进行对话和比较，以多样化看问题的习惯和视角避免陷入固定单一的思维模式误区，从而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心态更包容。这样的一种批评和研究态度不仅在年长一代的学者中比较罕见，即使在年轻气盛的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中间也是稀有的品质。这种品质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工作的评价上，恰恰是他对自己一本诗论集的命名：“学习对诗说话”！很显然，即使是在自己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同行们赞誉有加的盛名之下，洪子诚也没有表现出传统士人“万德皆备于我”的狂妄膨胀，而是诚实地表达了诗歌之于自己的永远的神秘感以及自己“对于新诗，新诗诗人的敬畏”。
当然，之所以在诗歌面前表现出小学生般的谦卑并非洪子诚的矫情，反而恰恰是因为洪子诚对于诗歌有着非常清醒理性的认识：“‘对诗说话’在我这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深感‘说诗’（这里当然指新诗）也不是那么容易。除了视野、文化知识方面的条件之外，智慧、灵性、想象力、语言感觉等方面，比起谈论其他文类似乎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一定的诗歌写作实践，诗歌批评有时候总是隔靴搔痒。”洪子诚的这段话堪称真正懂“诗”的行家之论，挑明了从事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必须具备高出其他文类、体裁研究所需的能力和知识，并以他所特有的一种委婉而温和的口吻强調了对于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非常珍稀的态度——一种包容的、对话的、建设性的诗歌批评和研究态度。毫无疑问，这才是已经过了思维方式、思想情绪的现代转型，在此基础上真正养成的宽容生活态度和精神素质。也只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洪子诚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才能够避免对于诗歌实践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声讨，而具有了真正的现代性诗学意识与视野。
而在笔者看来，洪子诚的这种现代性诗学意识与视野既得益于他在中国学术中心北京大学任教的优越条件，包括材料获取的便利与全面、学术交流的频繁与新知生产的集中和高质量碰撞带来的视野、思维的开放，也得益于洪子诚本人的好学不倦、博览群书，长期讲授诗歌课程而对于新诗发展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受与认知，这些才成就了洪子诚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所具有的那种非常宝贵的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
之所以多次强调洪子诚的新诗批评与研究的珍稀、罕见与可贵，实在是因为当代新诗批评和研究界的工作有诸多令人不满的严重问题与缺陷。恰如洪子诚在1998年所描述的：“在最近参加的若干讨论‘90年代诗歌’的座谈会上，我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会议的出席者有诗人、诗歌批评家和一些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专业人员。然而，会上却总是不能形成共同的、有意义的话题。结果常常是每人发表一番对诗的‘宣言’性质的意见；由于这些标明诗学立场的话语距离相去甚远，且实际上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因而又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争论相当热烈、尖锐，细细想来，却无助于对问题理解上的进展。”
洪子诚所反思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批评与研究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在当下更为“繁荣”的诗歌热潮中仍然经常出现，这都说明当代新诗的批评与研究在思想质量、学术规范和诗学建设等方面不乏“浮躁”“肤浅”和“幼稚”的弊端，因为实际的情形确如洪子诚在反思当年批评“90年代诗歌”的主流言论时所发现的那样：这种批评“并没有提供做出这种概括的任何具体依据、材料，也无法弄清楚‘90年代诗歌’的这一语词，‘笼罩’的是哪些诗人的创作，哪些诗歌现象”。而当一些批评家大谈“90年代诗歌”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时，谈论者在谈论之前却很少认真阅读过90年代以来的重要诗歌文本以及相关论文，正因如此，洪子诚当年只是以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般的诚实，就能对成为“共识”的“诗歌危机”论提出犀利的质疑：在“近年来重要的‘诗歌事实’”明明近在眼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对这些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如何能建立在有效性的基础上？”洪子诚认为，在诗歌变化的情况下，读者尤其是专业领域的读者更应该理解90年代诗人创作的依据、他们的想法和他们所做出的实验。
可以说，正是清醒地认识到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中这种不堪的“顽疾”，洪子诚才在90年代以来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对诗说话的人对自己的立场、观念必需的审视与反省”，“对诗发言的批评者，也要返身看看自己借以品评、判断的依据”。并且再一次提醒人们莫忘历史的教训：“诗与世界的关系是如此错综复杂，每个诗人的生存境况、文化背景、精神深度又是如此不同，复活那种简单的反应方式是可能的吗？”
“当代解诗学”
作为一种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迥然有别的现代性质的当代新诗，其内涵与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社会功能的收缩，导致了写作者和阅读者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出现了在普通读者与现代诗歌的鸿沟间铺设桥梁的专业读者——职业的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解诗学”于是而成为现代诗歌意义生产中一门必不可少的学问。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学问显然普遍被忽视，恰如孙玉石所言：“很多为象征诗、朦胧诗辩护的评论文章，宏观的理论概括与论述，多于复杂文本的解析，价值判断的是非诉说，大于晦涩难懂作品的进入。”应该正是有鉴于此，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在国内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诗的细读（或“导读”）这种性质的课。据洪子诚回忆，80年代中期，他本人就参加过谢冕的“朦胧诗导读”工作，而孙玉石也有“中国现代诗导读”的课程。 也许是对北大中文系“解诗学”传统的延续，但更直接具体的原因则是“大概已有近十年，中文系没有开过当代诗歌的专题课”，而其本人也想通过上课来增强对90年代诗歌的了解，于是，很早便关注当代新诗阅读问题的洪子诚于2001年在学校为部分研究生开设了“近年诗歌选读”的课程，并在相关的文章中对中国新诗的“解诗学”问题进行了清晰的历史梳理和全面的理论思考，认为“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这种解诗（或‘细读’）的工作，其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它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诗潮的兴起，和‘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至于“解诗”或“细读”活动的目标，洪子诚则认为可以按照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这种解析自然也要‘识得意思’，但重点关注的可能是‘晓得文义’。”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解诗”或“细读”尚能因为与处于文化中心的先锋诗歌相呼应而得到整个时代风尚的支持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时代风尚的中心，被迫收缩为“圈子化”的当代诗坛也已发生分裂的状况下，洪子诚带领学生在新世纪之初所进行的当代新诗“解读”活动本应该比现代性诗歌在市场中所遭到的冷遇更冷。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正是这门课程讨论成果所形成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却在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意外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印刷，并在十年之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推出了修订版。这件事非常具体地证明了洪子诚的“当代解诗学”实践所具有的可贵诗学价值和积极的社会影响，而若进一步联系近几年似乎是陡然升温的“诗歌热”来看，洪子诚的这次当代新诗“解读”课程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孙玉石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杰出的阐发者与实践者，洪子诚、谢冕的成就則更多体现在当代解诗学方面，可以说，以他们为核心，北大中文系形成了国内外罕见的中国新诗批评与研究方面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之于当代新诗发展及其成就的意义，是应该给予最积极的评价的。
洪子诚的“当代解诗学”工作，不仅表现于他在北大退休前坚持开设的诗歌“解读”课程上，也体现在他具体的“解读”实践中。而他的“解读”实践与其他的“解读”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看问题的习惯”，并且如他本人所言：“我又是离开资料就说不出像样的话的人”，而这种以“论从史出、史由证来”为治学根本的“解读”态度，既是对我国古代学者讲究“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朴学传统的继承，又吸收了英美新批评注重“文本细读”的美德，而这其实正是洪子诚的“解读”实践和诗歌研究最为可贵的历史品格和学术内涵之所由。举例来说，虽然市场上的名声不如《在北大课堂读诗》，但洪子诚等人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所涉及的那么巨大的当代诗歌“解读”工作其实是相当出色和重要的，虽然洪子诚谦称自己吸纳了许多“原创性的批评成果”，但这本容量巨大的当代新诗史研究专著却有洪子诚自己独到的体系、结构与个性，特别是洪子诚将其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史识”带入了诗歌研究，大大增加了诗歌“解读”的思想、学术质量，加上洪子诚长期欣赏音乐所熏陶出的敏锐、细腻的审美感觉与鉴赏力，使得洪子诚等人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具有极高的诗学价值和可靠的学术质量。在这部厚重的诗史中，洪子诚等既能以文学史家的开阔视野，在新诗发展历史的脉络里精准定位单个或群体诗人在观念和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成就与局限，又能紧扣文本自身，触摸到具体诗篇、诗句“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而在其他单篇的诗歌“解读”文章中，洪子诚也充分调动了他自己在中外诗歌历史方面丰富的阅读与知识，旁征博引，内外打通，以灵活多样的批评和研究方法使得诗人及其文本的历史意义和艺术奥秘渐渐清晰地浮现在读者面前，这些文章对于读者诗歌理解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和作用。
在接受自己的学生冷霜所进行的一篇学术访谈中，洪子诚曾经特别强调新诗研究是其一生几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情之一，并且非常相信自己既“缺乏想象力”，又“对语言缺乏敏感”，但在另一篇自述中，洪子诚在提到少年时期所阅读的课外书时，却无意中透露了基督教的《圣经》带给他的影响，除了“不能说清楚的”，洪子诚认为能够想到的，“再有就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够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读多了50年代那些标准化的语体文之后，才庆幸没有人愚蠢地去重新翻译《圣经》。由此可见，洪子诚在新诗批评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恰恰就建立在他对语言的敏感甚至“洁癖”上，我认为，应该正是因为这种沉淀在他无意识深处的语言的“洁癖”或“对词语的感觉”，才保证了他的新诗批评与研究具有了美的深度和质感。除此之外，他对其大学同学刘登翰的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的评论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呈现另一‘世代’的研究者所没有的特色，也就是基于体贴、同情的细致体验和观察，和分析评述上的历史感。”
关键词：当代新诗 历史化 深度批评
运思者越稀少，写诗者越寂寞。
——海德格尔
相比于其他文类、体裁的文学研究，当代新诗的批评与研究可算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新诗“难懂”或“无诗意”的“名声”使一般大众望而生畏或轻蔑鄙视，而新诗在当代文化格局中“边缘化”的处境则使得新诗批评与研究门前冷落。
实际上，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者更大的尴尬还在于，他们的工作不仅很难获得当代诗人的认可与尊敬，反而会常常遭受敏感或偏激的诗人的奚落与攻讦
查看当代诗人的访谈类文章不难发现，不少人对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的态度是不看、不屑，更有甚者，则是直接恶语相加。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工作普遍不被信任，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写诗者或狂妄自大或狭隘偏执或轻浮浅薄，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即当代新诗本身的丰富、复杂与微妙，非有强大的批判力、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鉴赏力及深广的历史视野者，很难做出恰如其分、令人普遍信服的评论；而且，因为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的对象更多地散布于理性逻辑之外，内在于情绪、直觉和想象等感性、非理性领域，且多隐喻、象征、反讽和悖论等修辞，这对于主要以“逻辑和知识”进行思考和表达的批评和研究者来说，自己的工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难堪的悖论。
然而，正如中外不少著名的悖论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刺激人们投入精密的、创造性的思考一样，当代新诗的深邃、丰富与多变，也仍然吸引着不少乐于接受挑战和探险的智者和勇者。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新诗批评与研究者之中，洪子诚的工作极具特色和启示。
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史家，提起洪子诚的名字，多数人会联想到他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而他的新诗研究远比“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得更早，坚持的时间也更长，他对中外现代诗歌文本、音乐作品的敏锐辨析和精妙解读，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篇篇皆如闪烁诗性之美的珠玑。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潮不断的当代新诗实践中，洪子诚并非跃居浪头的中心人物，缺少一呼百应的耀眼光环，但他在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上的贡献和价值却是非常重要而无人能够取代的：自20世纪50年代末“纯属偶然”参加《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工作起，迄今为止，洪子诚几乎参与或主持了中国新诗研究领域多项重大而有影响力的工作，他不仅与刘登翰合著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新诗史》，与谢冕、孙玉石共同主编了专业性的诗歌研究杂志《新诗评论》，参与了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而且与程光炜共同主编了30卷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及《朦胧诗新编》《第三代诗新编》，与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主编了《百年新诗选》等，这些都是国内具有极高诗学价值和历史总结性的中国新诗选本，是充分实践新诗研究“历史化”的前端学术成果。依笔者看来，洪子诚对当代新诗发展更具价值的工作还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新诗最为艰难的时期他所给予的支持与研究，而且这种支持与研究的积极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为诗一辩”
与20世纪80年代不断在中国社会引发“轰动效应”的风光相比，当代新诗在90年代及新世纪之初的处境可谓名副其实的“内外交困”。外部环境方面，是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80年代精英文化中的当代新诗等等的排挤，其情其景正如洪子诚等曾经描述的那样：“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散文化’现实，加速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也复杂化了诗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过，对于已经洞悉现代诗人在大众文化主导的商业社会中孤独命运的洪子诚来说，当代新诗的“边缘化”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其真正所面对的压力与困境其实是来自文学界内部：“对于90年代文学，一些批评家也表示不满，但对诗歌写作的不满则几乎是批评界的‘共识’。90年代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也难以符合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一些在80年代积极支持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探索的批评家，对诗歌现状和前景也十分忧虑。这种情形，导致新一轮的新诗‘信用危机’的出现，新诗的价值、‘合法性’的问题再次提出。”
面对批评界普遍流行的这种“共识”，自认为不善于“文学批评”的洪子诚20世纪90年代却有点出人意料地承担起了“为诗一辩”的责任。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应该是源于洪子诚身上具有一种他所自认为缺点的优点：“对一些作家作品，我的印象常与‘共识’不大合拍，对自己的判断力也产生过怀疑。”大概正是因为并不认同已经成为批评界“共识”的“诗歌危机”论，对90年代诗歌有着自己比较积极印象和判断的洪子诚先后主编了“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90年代文学书系”以及《在北大课堂读诗》等出版物，并以“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总序”的形式，从自己的独立观察与切身体会出发，非常明确地肯定和赞扬了在诗歌环境最为困难的90年代坚持写作的“不少严肃、真诚的诗歌‘献身者’”，认为他们长期坚守于这孤寂的领地而不退缩，以对词语和技艺的不知疲倦的锤炼，表达对这个纷乱、矛盾、混杂不明的世界的经验，以他们对人类精神性生活的坚执，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这是让人感动的精神和态度。”
然而，洪子诚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凭自己的喜好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做单纯的“表态”，而在于从中国现代诗的历史与“90年代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转变’所呈现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对1990年代诗歌所遭受的普遍责难进行了深入而冷静的学术性反思，认为“这些责难之所以令人疑惑，一方面是概括所必需的事实根据是否充足，更重要的是这种判断所依循的准则能否成立。就后者而言，这本来就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进行激烈但无效、不得要领的争论，那么，我们必须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洪子诚将反思转向了一般读者和作为专业读者的诗歌批评家自身的问题，进而延伸到对当代新诗批评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的发现与剖析，其重要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当代新诗批评缺乏理性反思和交流对话的等级制弊端，从而为后来的当代新诗发展培育了比较良性的文化生态。换句话说，就和有关机构研究数据中显示中国人开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议事规则从而往往成为“一锅粥”类似，洪子诚的反思其实已经抓住了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习惯于坐而论道，因缺乏基本学术规范和说理习惯而事倍功半的流弊，而发现并强调这一点，可说是洪子诚对于当代新诗及其批评和研究最为重要的建设性贡献，也是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真正走出80年代空疏学风和文风，获得自觉自省意识的重大标志。
“学习对诗说话”
除了反思一般读者和诗歌批评家自身的问题，洪子诚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他也总是不惮于同时将反思、反省的对象指向他自己，敢于同时将自己思考、表达上的优势、局限和缺陷与同代人或不同时代的人进行对话和比较，以多样化看问题的习惯和视角避免陷入固定单一的思维模式误区，从而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心态更包容。这样的一种批评和研究态度不仅在年长一代的学者中比较罕见，即使在年轻气盛的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中间也是稀有的品质。这种品质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诗歌批评和研究工作的评价上，恰恰是他对自己一本诗论集的命名：“学习对诗说话”！很显然，即使是在自己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同行们赞誉有加的盛名之下，洪子诚也没有表现出传统士人“万德皆备于我”的狂妄膨胀，而是诚实地表达了诗歌之于自己的永远的神秘感以及自己“对于新诗，新诗诗人的敬畏”。
当然，之所以在诗歌面前表现出小学生般的谦卑并非洪子诚的矫情，反而恰恰是因为洪子诚对于诗歌有着非常清醒理性的认识：“‘对诗说话’在我这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深感‘说诗’（这里当然指新诗）也不是那么容易。除了视野、文化知识方面的条件之外，智慧、灵性、想象力、语言感觉等方面，比起谈论其他文类似乎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一定的诗歌写作实践，诗歌批评有时候总是隔靴搔痒。”洪子诚的这段话堪称真正懂“诗”的行家之论，挑明了从事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必须具备高出其他文类、体裁研究所需的能力和知识，并以他所特有的一种委婉而温和的口吻强調了对于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非常珍稀的态度——一种包容的、对话的、建设性的诗歌批评和研究态度。毫无疑问，这才是已经过了思维方式、思想情绪的现代转型，在此基础上真正养成的宽容生活态度和精神素质。也只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洪子诚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才能够避免对于诗歌实践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声讨，而具有了真正的现代性诗学意识与视野。
而在笔者看来，洪子诚的这种现代性诗学意识与视野既得益于他在中国学术中心北京大学任教的优越条件，包括材料获取的便利与全面、学术交流的频繁与新知生产的集中和高质量碰撞带来的视野、思维的开放，也得益于洪子诚本人的好学不倦、博览群书，长期讲授诗歌课程而对于新诗发展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受与认知，这些才成就了洪子诚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所具有的那种非常宝贵的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
之所以多次强调洪子诚的新诗批评与研究的珍稀、罕见与可贵，实在是因为当代新诗批评和研究界的工作有诸多令人不满的严重问题与缺陷。恰如洪子诚在1998年所描述的：“在最近参加的若干讨论‘90年代诗歌’的座谈会上，我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会议的出席者有诗人、诗歌批评家和一些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专业人员。然而，会上却总是不能形成共同的、有意义的话题。结果常常是每人发表一番对诗的‘宣言’性质的意见；由于这些标明诗学立场的话语距离相去甚远，且实际上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因而又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争论相当热烈、尖锐，细细想来，却无助于对问题理解上的进展。”
洪子诚所反思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批评与研究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在当下更为“繁荣”的诗歌热潮中仍然经常出现，这都说明当代新诗的批评与研究在思想质量、学术规范和诗学建设等方面不乏“浮躁”“肤浅”和“幼稚”的弊端，因为实际的情形确如洪子诚在反思当年批评“90年代诗歌”的主流言论时所发现的那样：这种批评“并没有提供做出这种概括的任何具体依据、材料，也无法弄清楚‘90年代诗歌’的这一语词，‘笼罩’的是哪些诗人的创作，哪些诗歌现象”。而当一些批评家大谈“90年代诗歌”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时，谈论者在谈论之前却很少认真阅读过90年代以来的重要诗歌文本以及相关论文，正因如此，洪子诚当年只是以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般的诚实，就能对成为“共识”的“诗歌危机”论提出犀利的质疑：在“近年来重要的‘诗歌事实’”明明近在眼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对这些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如何能建立在有效性的基础上？”洪子诚认为，在诗歌变化的情况下，读者尤其是专业领域的读者更应该理解90年代诗人创作的依据、他们的想法和他们所做出的实验。
可以说，正是清醒地认识到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中这种不堪的“顽疾”，洪子诚才在90年代以来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对诗说话的人对自己的立场、观念必需的审视与反省”，“对诗发言的批评者，也要返身看看自己借以品评、判断的依据”。并且再一次提醒人们莫忘历史的教训：“诗与世界的关系是如此错综复杂，每个诗人的生存境况、文化背景、精神深度又是如此不同，复活那种简单的反应方式是可能的吗？”
“当代解诗学”
作为一种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迥然有别的现代性质的当代新诗，其内涵与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其社会功能的收缩，导致了写作者和阅读者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出现了在普通读者与现代诗歌的鸿沟间铺设桥梁的专业读者——职业的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解诗学”于是而成为现代诗歌意义生产中一门必不可少的学问。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学问显然普遍被忽视，恰如孙玉石所言：“很多为象征诗、朦胧诗辩护的评论文章，宏观的理论概括与论述，多于复杂文本的解析，价值判断的是非诉说，大于晦涩难懂作品的进入。”应该正是有鉴于此，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在国内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诗的细读（或“导读”）这种性质的课。据洪子诚回忆，80年代中期，他本人就参加过谢冕的“朦胧诗导读”工作，而孙玉石也有“中国现代诗导读”的课程。 也许是对北大中文系“解诗学”传统的延续，但更直接具体的原因则是“大概已有近十年，中文系没有开过当代诗歌的专题课”，而其本人也想通过上课来增强对90年代诗歌的了解，于是，很早便关注当代新诗阅读问题的洪子诚于2001年在学校为部分研究生开设了“近年诗歌选读”的课程，并在相关的文章中对中国新诗的“解诗学”问题进行了清晰的历史梳理和全面的理论思考，认为“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这种解诗（或‘细读’）的工作，其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它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诗潮的兴起，和‘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至于“解诗”或“细读”活动的目标，洪子诚则认为可以按照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这种解析自然也要‘识得意思’，但重点关注的可能是‘晓得文义’。”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解诗”或“细读”尚能因为与处于文化中心的先锋诗歌相呼应而得到整个时代风尚的支持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时代风尚的中心，被迫收缩为“圈子化”的当代诗坛也已发生分裂的状况下，洪子诚带领学生在新世纪之初所进行的当代新诗“解读”活动本应该比现代性诗歌在市场中所遭到的冷遇更冷。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正是这门课程讨论成果所形成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却在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意外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很快就得到了第二次印刷，并在十年之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推出了修订版。这件事非常具体地证明了洪子诚的“当代解诗学”实践所具有的可贵诗学价值和积极的社会影响，而若进一步联系近几年似乎是陡然升温的“诗歌热”来看，洪子诚的这次当代新诗“解读”课程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孙玉石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杰出的阐发者与实践者，洪子诚、谢冕的成就則更多体现在当代解诗学方面，可以说，以他们为核心，北大中文系形成了国内外罕见的中国新诗批评与研究方面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之于当代新诗发展及其成就的意义，是应该给予最积极的评价的。
洪子诚的“当代解诗学”工作，不仅表现于他在北大退休前坚持开设的诗歌“解读”课程上，也体现在他具体的“解读”实践中。而他的“解读”实践与其他的“解读”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看问题的习惯”，并且如他本人所言：“我又是离开资料就说不出像样的话的人”，而这种以“论从史出、史由证来”为治学根本的“解读”态度，既是对我国古代学者讲究“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朴学传统的继承，又吸收了英美新批评注重“文本细读”的美德，而这其实正是洪子诚的“解读”实践和诗歌研究最为可贵的历史品格和学术内涵之所由。举例来说，虽然市场上的名声不如《在北大课堂读诗》，但洪子诚等人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所涉及的那么巨大的当代诗歌“解读”工作其实是相当出色和重要的，虽然洪子诚谦称自己吸纳了许多“原创性的批评成果”，但这本容量巨大的当代新诗史研究专著却有洪子诚自己独到的体系、结构与个性，特别是洪子诚将其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史识”带入了诗歌研究，大大增加了诗歌“解读”的思想、学术质量，加上洪子诚长期欣赏音乐所熏陶出的敏锐、细腻的审美感觉与鉴赏力，使得洪子诚等人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具有极高的诗学价值和可靠的学术质量。在这部厚重的诗史中，洪子诚等既能以文学史家的开阔视野，在新诗发展历史的脉络里精准定位单个或群体诗人在观念和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成就与局限，又能紧扣文本自身，触摸到具体诗篇、诗句“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而在其他单篇的诗歌“解读”文章中，洪子诚也充分调动了他自己在中外诗歌历史方面丰富的阅读与知识，旁征博引，内外打通，以灵活多样的批评和研究方法使得诗人及其文本的历史意义和艺术奥秘渐渐清晰地浮现在读者面前，这些文章对于读者诗歌理解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和作用。
在接受自己的学生冷霜所进行的一篇学术访谈中，洪子诚曾经特别强调新诗研究是其一生几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情之一，并且非常相信自己既“缺乏想象力”，又“对语言缺乏敏感”，但在另一篇自述中，洪子诚在提到少年时期所阅读的课外书时，却无意中透露了基督教的《圣经》带给他的影响，除了“不能说清楚的”，洪子诚认为能够想到的，“再有就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够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读多了50年代那些标准化的语体文之后，才庆幸没有人愚蠢地去重新翻译《圣经》。由此可见，洪子诚在新诗批评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恰恰就建立在他对语言的敏感甚至“洁癖”上，我认为，应该正是因为这种沉淀在他无意识深处的语言的“洁癖”或“对词语的感觉”，才保证了他的新诗批评与研究具有了美的深度和质感。除此之外，他对其大学同学刘登翰的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的评论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呈现另一‘世代’的研究者所没有的特色，也就是基于体贴、同情的细致体验和观察，和分析评述上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