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图谱中，科学家具有非常独特的色彩。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近年在台湾政坛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每当台湾选举进入胶着状态，这位学术界的政治家总是冲锋在前，临门一脚，将自己钟爱的政客送上宝座。然而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位科学家作出的一些政治决定，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政治选举中的感情用事。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几天，李远哲公开提出台湾社会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的问题，帮助当时选情略显落后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当选。
　　民进党执政之后，李远哲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包括改造台湾立法机构，然而这些建议非但无助于台湾的政治稳定，反而在许多方面造成混乱。作为科学家，李远哲在他相对熟悉的教育界推动的各项改革也乏善可陈，例如他的大学扩张制度，不但没有大幅提高台湾的整体教育水平，反而出现了虚假繁荣，进而出现了大学招生难问题。尽管民进党执政期间民不聊生，但李远哲仍时有袒护，他认为只要让本土人掌握政权，台湾就会充满希望。
　　这种在民粹主义引导下，只看族群不看操守品行的政治理念可谓幼稚。当然，如果以成熟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一位科学家，显然有些强人所难。问题在于，政客喜欢用科学家装点门面，而科学家喜欢政客手中的资源，并在某种引导下卷入政治的浪潮，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表演自己的平衡术。
　　历史上，科学家的这种错觉曾给中国的政治造成不良影响。一些科学家鲜有系统的政治主张，也没有丰富的执政经验。他们的一些政治建议，在执政者看来不切实际，在普通民众看来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不反对科学家从政，但反对那些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科学家走上政坛。他们的到来，不仅没有给公众带来更多的福利，反而由于他们的参与，使公众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科学家一旦为了个人利益而抛弃政治理想，或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忘记民族大义，那么，科学家其实就出售了自己的灵魂，成为政治上的附庸。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科学家走上政治舞台后忘乎所以，一方面借用政治权力捞取好处，另一方面对科学界的反对者痛下杀手。一些科学家登上政治舞台后脱离了学术界，但还念念不忘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获取更多的学术利益。他们在各种学会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并在各类学术评比中担任裁判者。这种“胜者通吃”的现象，已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品行问题，它说明腐败已经蔓延到学术殿堂。
　　政治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作为现代公民，科学家可以在政治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如果把科学上的成就作为从政的终南捷径，不愿意接受人民的直接检验，或者如李远哲那样，甘愿扮演政治“幕僚长”的角色，为自己钟爱的政治人物的各种荒唐行为“背书”，那么，这样的科学家就失去了政治人格。
　　科学家不是不能参与政治，但科学家的良知要求科学家必须在现代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抱负。如果抱着“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态进行政治赌博，那么，到头来只能是昙花一现。
　　科学家应该以独立的身份发表政治主张。如果希望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变为现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组建自己的政治派别，或者作为独立候选人争取选民支持。如果在政治选举中试图扮演“关键的少数”，那么，虽然在政治上可以获得空前的机遇，但在人格独立方面却面临空前的考验。人们或许不会指望科学家成为万能的政党领袖，但至少可以期望他们成为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旁观者。
　　科学家投身政治，应该是出于思想上的追求，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追求。时下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反对某种经济政策的科学家，会在承担国家的某些重大课题之后，转而成为这种经济政策的鼓吹者。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荆棘遍布，一些知识分子向后退却，一心谋取高官厚禄而不愿继续承担批判者的角色。知识分子放弃批判性和独立性是可悲的。
　　李远哲先生是台湾政坛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他的身后，会有一大批科学家面对政坛望而却步；但同时，也许还会有科学家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如果让一个民族持续繁荣，那么就必须为科学家营造独立的科学研究空间，让他们可以不受政治的打扰，完全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当然，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不接触实际，不能不参与社会关系，但无论怎样，都应保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已进入关键时刻，多元化社会需要不同利益集团平等博弈的制度创新。如果只希望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获得好处，而不思对现有体制进行改良或变革，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令公众失望的，也难以向历史作出交待。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