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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在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内,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当时,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方面负责和谈的主要代表,我有幸作为他的随从参谋亲历了这五年间断断续续的和谈,现将我所记当时未见诸报端的一些琐事追述如下,追忆先人,侧记历史,希望能给后人留下一点有益的东西。
与张治中将军渊源甚深
张治中将军1890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洪家瞳,我则于1916年出生在洪家瞳附近的西黄山村。我祖父倾家中所有让父亲学文化。父亲最终得以顺利毕业于当时安徽最高学府“安徽优级师范”。那时读过高等学府的人非常少,我父亲在当地也算是知名人士,张老与父亲属于同宗同辈的兄弟,相互之间非常熟悉。父亲曾在安庆工作,张老曾到安庆找过父亲,那时他很潦倒,父亲在当时月收入也就几块钱的情况下,慷慨解囊资助了他一些钱,帮他渡过了难关。张老发迹后,1928年左右,带着夫人和兄弟四人回老家祭祖,特意到我家探望祖父,在家里吃饭。第二天他们走时,起码有十几顶轿子。那时我12岁,第一次见到张老,当时他穿着马靴、军大衣,看着很稀奇、很威风。
1935年,我去了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院学习。1937年7月的一天,宁静的校园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高音喇叭声,说什么支那人在卢沟桥向日本军队挑衅,发生了攻打日本人的事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对华作战。日本旋即掀起了一股从军的热潮,我耳闻目见的,都是吹吹打打欢送青年上战场的情形。在这种环境下,正常上学已不可能,我决定尽快回国参加抗战。
为扭转局面,国民政府刊登广告,集中训练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成立“抗战留日训练班”。我当仁不让地报名参加了。训练班后来并入陈诚负责的“战时干部训练团”。1938年春,训练团学员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湖南长沙分校当政治教官。当时,政治教官是很被人看不起的,我决心投笔从戎,找机会加入战斗部队,直接上战场。当我得知中央军校要招考学员时,就离开了长沙分校,到成都草堂寺报名,考入了中央军校17期二总队步科。两年后17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老就直接点名调我任他的随从副官。说实在的,我一心想上战场杀敌,被分到张老处也是无奈。张夫人(洪希厚)的侄女洪志雪,我们早就相识,任张老的随从副官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1943年洪志雪成了我的夫人,我成了张老的内侄女婿。不过,这重关系是保密的,外人根本不知道。
让出桂园作为毛主席的住所
在毛主席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张老、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约到西安谈判,这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前奏。
毛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时,亲赴延安迎接毛主席赴渝的张老又让出自己的住房——桂园作为毛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还委派了专人服务。当时,周恩来住处在曾家岩50号,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红岩村,这两处的用房都比较狭小,而且红岩村在郊区,离市区较远,交通也不便。张老自己则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复兴关(旧称浮图关)的梅园暂住,张夫人迁往山洞乡下。张老最小的两个孩子(张一纯、张素久)都在求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动,只是临时住进平房,同工勤人员暂住。我则在桂园和梅园之间两头跑。
在服务人员方面,除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张老还把随他工作多年的宗族晚辈、时任政治部上校的张家惠临时调来负责接待事务。毛主席从机场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主席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挤在客厅里的中外记者,有的举起相机想要拍下这一镜头,张家惠立即上前用布擦净,及时妥善处理好,使个别别有用心的记者未能得逞。这件事给毛主席印象颇深。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毛主席在张老面前还夸奖张家惠“挺机敏能干”。
毛主席在桂园期间,和周副主席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蒋介石和毛主席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主席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部长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园的警卫,一直由军委会政治部的一个手枪排负责,毛主席来后,周副主席考虑到重庆情况复杂,建议由宪兵来担任警卫。当时宪兵司令张镇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便欣然从命,立即选派一个班轮流值勤,并派一位宪兵营长经常来查看情况。手枪排战士则一律改着便装,在院内和楼门口警卫。
毛主席住在桂园,平易近人,对为他服务的工勤人员,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有一次,毛主席在院里散步,见到张家保姆拉着5岁的孩子小三子,还俯下身拉着他的小手逗乐。那天,桂园叫来一名理发员给毛主席理发,理完发,毛主席掏出香烟请他抽,并握着他的手再三道谢。记得毛主席来到桂园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先向我伸出温厚的大手,当时我有些紧张和激动,脱口而出:“毛主席,辛苦!”毛主席笑笑说:“为人民服务嘛!”那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后来才渐渐明白它的深远意义。
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双方代表在这里谈判,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
这一期间,国民党的特务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鬼鬼祟祟,东张西望。有的竟钻进桂园的传达室,打听有哪些人来见过毛主席。担任传达室工作的唐绍廷不胜其烦,问我咋办。我对他说:“你抽屉里不是存着大批求见张老的国民党官员的名片吗?他们再来问,你就随便掏出几张让他们看,这不就交差了吗?”这办法还真奏效,以后他们再也不来打扰了。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聚集在桂园客厅,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客厅中间的小桌上,铺着白台布,摆上笔墨等等。客厅不大,却来了很多中外记者,挤得满满的。那天,我的任务是站在客厅门口,对想进去的记者进行劝阻。签字完毕,毛主席同双方代表一一握手道贺。
10月11日,是毛主席返回延安的日子。这天中午,毛主席乘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张老亲自送他回延安,我和随从副官洪世瑞随往。陈诚代表蒋介石到白市驿机场送行。我们当天就到了延安,中共方面安排张老下榻于枣园附近的交际处。晚上,由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张老等飞返重庆时,毛主席亲临机场送行,还送给我们当时延安的土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桂园的服务人员也各有一份。
“三人小组”闪电式巡视
1946年1月,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由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进行所谓“调处”。2月由美国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对一些有纠纷问题的地方择要进行了一次为期7天(除来回旅程,实际为5天)的闪电式短期巡视,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重要新闻——马、张、周三人小组视察。
三人小组的专机由重庆起飞到北平,然后飞往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回重庆。7天6夜,飞行8个省(当时绥远、察哈尔为省建制)、10个城市,行程遥远,每天昼行夜宿,只能在机场条件较好的城市如北平、太原、徐州、延安、汉口等地过夜。而在较小城市只能停留几小时,或改乘较小飞机前往,听取汇报后,仍回大城市住宿。因此每天日程安排非常紧凑,活动十分繁忙,大部分时间在飞机上度过。当时我虽是30岁的青年,也感到疲惫不堪。
年近半百的周恩来同志在乘机途中精神一直很好,对长途飞行若无其事,除偶尔闭目养神外,大部分时间和其随行的英文翻译章文晋谈工作,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6年2月28日上午,专机由重庆直飞北平,途中约4小时。除马歇尔的专机,还备有两架美国C47型军运机,运载大批随行采访的中外记者。马歇尔的巨型专机当时号称“空中霸王”号,由C54型飞机改装而成,机头上漆有马歇尔军阶的五星标志,四引擎,虽然不能和今天的客机相比,但在当时可是最庞大完美的飞机了。机舱铺满了地毯,窗帘帷幕都是浅蓝灰色,使人踏入机舱就有宁静之感。机舱前段有一些软卧铺,比现在火车上的软卧铺还要宽敞些,中间座舱的座椅都是活动的,可以随便调动角度,以至于仰卧。机中备有冷热饮料,置于专用设备中,一按电钮就有一次性的塑料杯跃出,方便卫生。每次登机之前,马歇尔都亲自拿着名单,站在舷梯口,一个一个地点名,丝毫不苟,等点名完毕后,他自己最后登机。由重庆起飞时,乘马歇尔专机的,除马、张、周外,还有周恩来的英文翻译章文晋和随员何谦同志,张老的英文翻译皮宗阚和我,其余都是马歇尔的随员、助手等,这么大的专机,实际仅坐了十余人。马歇尔身着美军军装、外罩浅棕色大衣,头戴大檐帽,虽已60多岁,但是身体魁梧,精神健旺。周恩来同志为了应付场面,特于行前在重庆专做高级军服的“大同”号服装商店,赶制了一套新的绿呢军服,佩戴上将领章,外罩黄呢大衣。张老内着军服,外面披着他习惯穿的黄呢披风。
专机每到一地,都是先听取当地执行小组的汇报,然后讨论问题。28日午后1时许,我们飞抵北平西苑机场。这里戒备极其森严,除国民党的警卫部队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机场警戒。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等百余人在机场迎候。当时军调部设在王府井帅府园协和医院旧址,下机后听取汇报就是在医院旁边一个阶梯式大讲堂里。
当晚北平军调部三方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三方面的主要人员叶剑英、黄华、郑介民、郭汝瑰、罗伯逊、吉伦等大都参加了,另有一次是在距东安市场不远的萃华楼举行的宴会。
3月1日,由北平改乘小飞机飞往张家口、集宁视察,当晚回北平住宿。在张家口机场欢迎三人小组的解放军仪仗队,一律穿着从日军手里缴获的黄色长统靴,军容威武雄壮,受到马、张、周三人的称赞。在张家口,聂荣臻、贺龙两同志也参加了汇报会。那时我由于连日飞行,疲劳不堪,溜进旁边一间房屋的床上,倒头便睡。睡意朦胧之中来了一位留着黑胡须的军官,何谦同志推醒我,介绍说:“你睡在贺老总床上了,这就是贺老总。”我久闻贺老总大名,此番一听,赶紧跳起来行了一个举手礼。贺老总笑了笑,说:“睡吧!睡!睡!”这一亲切记忆,使我终生难忘。
到集宁机场时,大雪未融,狂风劲吹,听取汇报只得在飞机的座舱里举行。塞外风力极强,机场上的飞机也可能被吹走,只好临时在飞机腿架上套起粗绳,使之固定,免生意外。
3月2日清晨,由北平飞往济南,停留数小时后再飞徐州。在济南机场乘车入城的途中,我和先期赶到济南的陈毅同志以及王耀武同乘第二部车,这两位战场上的对手,在车中相遇后,却谈笑风生,还闲扯着各自的喝酒经,各有一番高论。
3月3日,经新乡飞太原,阎锡山在他那古老幽深的大院里举行宴会。大院一进接一进,房屋繁多,后院之旁还有侧院和广场。当听说侧院还住了不少日本战俘(技术兵种)时,我出于好奇,又因自己曾留学日本,懂得日语,就溜进侧院去看热闹,还和他们交谈,不知不觉忘了起飞时间,等我赶到机场时,专机已经准时飞走。幸好还有一架为记者准备的飞机在等着我。这次不遵守时间而误机,给我留下深刻的教训,以后再不敢擅自行动了。
3月4日,离太原往归绥又转延安。三人小组来去,毛主席都到延安机场迎送。当晚延安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欢迎晚会,张老就在这次有毛主席参加、朱总司令致词的欢迎晚会上,致答词时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三人小组离延安时,江青曾向马歇尔示意,想参观一下他的专机,马当即表示欢迎。江青当日身着粗呢列宁装,外披一件过膝美军大衣,这一着装,当时在延安已属特殊。我曾为马歇尔和江青在舷梯一侧拍下半身照,并放大留存。可惜在“反修反帝”高潮中,我把它销毁了,这一难得瞬间也就无从查考了。
3月5日,三人小组飞汉口,马歇尔被安排住在杨森花园,那里风景秀丽,建筑精致。按照当时的协议,在湖北的李先念部移防他处,但国民党须支付一定数目的移防费。国民党当局刁难拖延,不肯付款。张老知道后很生气,单独训斥了当地国民党当局,他们只好照数拨付。
3月6日,由汉口飞重庆,当时重庆倾盆大雨,但三人小组的专机安然降落,而且通过电话联络,将马歇尔的专用汽车冒雨开到飞机舷梯口前。美军飞机全天候的性能和对话设备都使我非常钦佩。
三人小组在重庆出发之前,马歇尔曾分送张老和周恩来同志每人一个皮制公文包,上面分别烫着“赠给张将军”和“赠给周将军”的字样。英文拼音中“张”和“周”字容易混淆,因而在紧张繁忙的旅途中,有时我和何谦同志竟拿错了对方的皮包,等到发现时,两个人相视一笑,赶紧换回。张老办事心细,他了解到马歇尔的随员(美籍华人)有的是少校级的,有的是上尉级的,他认为我挂中校领章和他们在一起不妥,临时将我降级,改成少校随从参谋。在旅途中,何谦同志和我出入相随,生活上互相关怀,从无隔阂。
1949年国共和谈前后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双方举行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婓、李蒸,顾问屈武等,他们现在都已作古,只有几位秘书和我这随从参谋尚健在。现将这次和谈前后我了解的一些情况整理如下。
1947年前后,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先生等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寄居上海。张老当时虽身任西北行政长官,但经常往返于西北与南京之间。在南京期间,他曾数次去沪,与以上诸先生共商国事。当时,南京、上海间的铁路交通相当拥挤,秩序混乱。张老每次赴沪,都乘软卧车厢,但过站停车时常有国民党军队伤兵和军官扒车。因此除随车宪兵专人警卫外,我也注意警卫,每行必端坐在卧铺门前,以便观察和应对临时发生的事端。通常情况下,张老在上海期间和以上人士碰头 ,都是事先相约,或在饭店餐馆,或登门造访。罗隆基当时住在医院里,张老索性去医院看望他。
1948年底,张老时任西北行政长官驻节兰州,突接蒋介石的绝密电:“行动保密回京。”对张老来说,行动如何保密是件很头痛的事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只得令我购买两张中航飞机票。登机时,张老佯称是来送客的,因此夹在一般乘客队伍中。循序登机后,我当即持机票面告机长:长官因有要事回京,请代保密。飞机立即关闭舱门并起飞。当时,飞机下还有不少人在说:“长官没有下来,长官没有下来。”班机抵达南京后,张老回住宅稍事休息就立即乘车赴黄埔路蒋的官邸。我在门口等候,未料10分钟后,张老便面色沉闷地匆匆乘车返回。次日南京的新闻传媒即登《张治中轻装简从秘密回京》的消息。事后才知道蒋介石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各战场节节失利后,又异想天开要张老组阁,企图挽回败局。张老闻言后立即坦然相告:“组阁可以,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停止戡乱;二、公开和谈。”蒋不允,两人仅会面10分钟便不欢而散。所谓“行动保密”,仅保密了半天而已。
和谈代表团去北平前曾召开几次会议,有关大政方针除李宗仁、何应钦召集部分人士商讨外,张老还亲自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并做了统筹安排。如章士钊先生推荐的金山同志,只能作为章老的秘书随行。除团长外,各代表只能有一位秘书随行。除专用译电人员和密码本外,可利用李代总统潜留北平的刘仲华参议的电台以及备用的银元和赶刻关防印章。行前,为随从人员补发委任状,原是军人身份的一律换着便装等等,各项规定颇为细微。不料和谈破裂后,我们留住北平。1949年7月前后,公布地下党员身份时,金山和刘仲华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至此,大家都说:“共产党的工作真是天衣无缝。”随机飞往北平的还有商谈通邮和通商的有关人士,谈判时虽在两军对峙的战争环境中,但通邮、通商并未中断。
1949年4月1日上午,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这天,国民党立法院正值例会期间,为欢送代表团启程,决定休会半天。大家聚集在明故宫机场送行,气氛热烈。不少记者围着张老询问“和谈前途”。张老说:“此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日下午飞机平安抵达北平西苑机场时,欢迎人员寥寥无几,连一名主要负责人员也未曾见到。齐燕铭同志代表迎接,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同志负责接待事务。下机后,机场人员前来要求检查所携行李,经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交涉后才勉强统一免检。这一气氛使代表团成员感到好像掉进了冰窖里。离开机场后,代表团一行被送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一进去,迎面映入眼帘的大标语是“反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这又给了代表团成员当头一棒。当晚在西长安街大戏院举行欢迎晚会,演出内容一律以上述标语为主题。虽然是招待热烈,大家坐在前排并有糕点果品,然而对看节目的每位代表来说,却是如坐针毡。
经过10多天会谈,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将其带往南京,但国民党顽固派拒绝签字。4月20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以长江为天堑的美梦。在此之前,南京秩序已十分混乱,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纷纷逃离。张夫人因张老和谈未归,因而决定缓行,直到解放军渡江前夕,才搭乘蒋纬国的便机飞沪,蛰居在长子张一真家中。
解放军渡江后,当时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团人员思想比较混乱,部分人惦念家中子女安全决定回去,中共方面便妥当安排专人陪送他们先至天津,然后乘轮船赴香港经广州再转内地。张老当时思想也很矛盾,对于去留,一时难以决定。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团团长,是南京政府派出的,又是国民党员,谈判不成,应该回去覆命。周恩来知道张老的苦衷后,就同他谈心:国民党必败无疑,如果国民党彻底失败,你这长期主和的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他们失败的替罪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双十二事件时,我已对不起那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我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留下来吧,对还未解放的地区,如大西北等地争取和平解决还是有用的,嫂夫人及子女由我安排来平。”
当时上海虽未解放,但中共地下党组织已控制了一些部门,并严密注意张夫人的行踪和安全,由当时交际处处长王拓同志随时向我告知张夫人在上海的情况。在征得张夫人同意后,上海地下党组织便和当时中航地下党严密安排,决定让张夫人搭乘接代表团的专机来平。当时上海已十分混乱,达官、富商纷纷逃亡台湾、香港,也有逃往广州、兰州的。张夫人偕同亲属一行八九人如约到达机场,佯称飞往兰州。在中航地下人员的安排下,混乱中登上去北平的专机,直到飞过青岛,国民党当局才发觉。当时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盛怒之下,将中航负责人及主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好友,后在香港率中航起义人员来北平)拘押,邓和何应钦等人相识,不久就交罚款保释外出。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邓士章先生在内的几位中航起义人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张夫人平安飞抵北平见到周恩来后说:“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人。”而张老则激动地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多数成员留居北平,中共当局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住所。有些代表团随员和秘书则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参加学习。张老被安排在东城东总布胡同一座前有花园、后有花房的大庭院的西式平房里。据说这原是被称为“火车头大王”的德国巨商所建造,暖卫俱全。当时西南、西北的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已解放的地区百废待兴,全国性的政权尚未建立,正是捉襟见肘、财源紧张的时候,所有工作人员都享受包干制供给待遇。生活分大中小灶,小灶标准约300多斤小米,中灶200斤,大灶100余斤,粮食、菜金、零用津贴等一应在内,夏冬两季各发布衣一套。汽车用油有定额。有一时期还规定两人合用一车,张老与黄炎培老合用一车。用车前,必须事先联系协调,十分不便。张老当时无官一身轻,闲暇时,常去听大鼓书,或去公园散步,偶尔也请三两好友在饭馆便酌,因此有时就乘人力车外出。当时刚解放不久,张老这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做法,从保卫角度看,是很不适宜的。主管保卫的同志为此曾要我转报张老尽量少外出。迫不得已,我将此情况转告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同志,从那以后张老用车就破格照顾,不受任何限制了。
1949年8月,在“八一三”抗战12周年前夕,张老决定在他住地举办一个简朴的酒会,邀请中共主要人士参加,朱老总、周总理、林伯渠老、董必武老、叶剑英等都光临了。张老以沉痛的致词,略述“八一三”事件以及牺牲不少英雄将士的情况,最后以杯酒洒地,祭奠为国死难的忠魂。酒会由北京饭店餐厅代办,所需费用是张老向傅作义先生借的500万(旧币,比率为10000∶1)。在当时,张老站出来为在对日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军队将士举行纪念活动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
与张治中将军渊源甚深
张治中将军1890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洪家瞳,我则于1916年出生在洪家瞳附近的西黄山村。我祖父倾家中所有让父亲学文化。父亲最终得以顺利毕业于当时安徽最高学府“安徽优级师范”。那时读过高等学府的人非常少,我父亲在当地也算是知名人士,张老与父亲属于同宗同辈的兄弟,相互之间非常熟悉。父亲曾在安庆工作,张老曾到安庆找过父亲,那时他很潦倒,父亲在当时月收入也就几块钱的情况下,慷慨解囊资助了他一些钱,帮他渡过了难关。张老发迹后,1928年左右,带着夫人和兄弟四人回老家祭祖,特意到我家探望祖父,在家里吃饭。第二天他们走时,起码有十几顶轿子。那时我12岁,第一次见到张老,当时他穿着马靴、军大衣,看着很稀奇、很威风。
1935年,我去了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院学习。1937年7月的一天,宁静的校园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高音喇叭声,说什么支那人在卢沟桥向日本军队挑衅,发生了攻打日本人的事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对华作战。日本旋即掀起了一股从军的热潮,我耳闻目见的,都是吹吹打打欢送青年上战场的情形。在这种环境下,正常上学已不可能,我决定尽快回国参加抗战。
为扭转局面,国民政府刊登广告,集中训练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成立“抗战留日训练班”。我当仁不让地报名参加了。训练班后来并入陈诚负责的“战时干部训练团”。1938年春,训练团学员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湖南长沙分校当政治教官。当时,政治教官是很被人看不起的,我决心投笔从戎,找机会加入战斗部队,直接上战场。当我得知中央军校要招考学员时,就离开了长沙分校,到成都草堂寺报名,考入了中央军校17期二总队步科。两年后17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老就直接点名调我任他的随从副官。说实在的,我一心想上战场杀敌,被分到张老处也是无奈。张夫人(洪希厚)的侄女洪志雪,我们早就相识,任张老的随从副官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1943年洪志雪成了我的夫人,我成了张老的内侄女婿。不过,这重关系是保密的,外人根本不知道。
让出桂园作为毛主席的住所
在毛主席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张老、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约到西安谈判,这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前奏。
毛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抵达重庆时,亲赴延安迎接毛主席赴渝的张老又让出自己的住房——桂园作为毛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还委派了专人服务。当时,周恩来住处在曾家岩50号,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红岩村,这两处的用房都比较狭小,而且红岩村在郊区,离市区较远,交通也不便。张老自己则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复兴关(旧称浮图关)的梅园暂住,张夫人迁往山洞乡下。张老最小的两个孩子(张一纯、张素久)都在求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动,只是临时住进平房,同工勤人员暂住。我则在桂园和梅园之间两头跑。
在服务人员方面,除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张老还把随他工作多年的宗族晚辈、时任政治部上校的张家惠临时调来负责接待事务。毛主席从机场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主席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挤在客厅里的中外记者,有的举起相机想要拍下这一镜头,张家惠立即上前用布擦净,及时妥善处理好,使个别别有用心的记者未能得逞。这件事给毛主席印象颇深。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毛主席在张老面前还夸奖张家惠“挺机敏能干”。
毛主席在桂园期间,和周副主席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蒋介石和毛主席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主席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部长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园的警卫,一直由军委会政治部的一个手枪排负责,毛主席来后,周副主席考虑到重庆情况复杂,建议由宪兵来担任警卫。当时宪兵司令张镇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便欣然从命,立即选派一个班轮流值勤,并派一位宪兵营长经常来查看情况。手枪排战士则一律改着便装,在院内和楼门口警卫。
毛主席住在桂园,平易近人,对为他服务的工勤人员,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有一次,毛主席在院里散步,见到张家保姆拉着5岁的孩子小三子,还俯下身拉着他的小手逗乐。那天,桂园叫来一名理发员给毛主席理发,理完发,毛主席掏出香烟请他抽,并握着他的手再三道谢。记得毛主席来到桂园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先向我伸出温厚的大手,当时我有些紧张和激动,脱口而出:“毛主席,辛苦!”毛主席笑笑说:“为人民服务嘛!”那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后来才渐渐明白它的深远意义。
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双方代表在这里谈判,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
这一期间,国民党的特务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鬼鬼祟祟,东张西望。有的竟钻进桂园的传达室,打听有哪些人来见过毛主席。担任传达室工作的唐绍廷不胜其烦,问我咋办。我对他说:“你抽屉里不是存着大批求见张老的国民党官员的名片吗?他们再来问,你就随便掏出几张让他们看,这不就交差了吗?”这办法还真奏效,以后他们再也不来打扰了。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聚集在桂园客厅,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客厅中间的小桌上,铺着白台布,摆上笔墨等等。客厅不大,却来了很多中外记者,挤得满满的。那天,我的任务是站在客厅门口,对想进去的记者进行劝阻。签字完毕,毛主席同双方代表一一握手道贺。
10月11日,是毛主席返回延安的日子。这天中午,毛主席乘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张老亲自送他回延安,我和随从副官洪世瑞随往。陈诚代表蒋介石到白市驿机场送行。我们当天就到了延安,中共方面安排张老下榻于枣园附近的交际处。晚上,由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张老等飞返重庆时,毛主席亲临机场送行,还送给我们当时延安的土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桂园的服务人员也各有一份。
“三人小组”闪电式巡视
1946年1月,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由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进行所谓“调处”。2月由美国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对一些有纠纷问题的地方择要进行了一次为期7天(除来回旅程,实际为5天)的闪电式短期巡视,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重要新闻——马、张、周三人小组视察。
三人小组的专机由重庆起飞到北平,然后飞往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回重庆。7天6夜,飞行8个省(当时绥远、察哈尔为省建制)、10个城市,行程遥远,每天昼行夜宿,只能在机场条件较好的城市如北平、太原、徐州、延安、汉口等地过夜。而在较小城市只能停留几小时,或改乘较小飞机前往,听取汇报后,仍回大城市住宿。因此每天日程安排非常紧凑,活动十分繁忙,大部分时间在飞机上度过。当时我虽是30岁的青年,也感到疲惫不堪。
年近半百的周恩来同志在乘机途中精神一直很好,对长途飞行若无其事,除偶尔闭目养神外,大部分时间和其随行的英文翻译章文晋谈工作,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6年2月28日上午,专机由重庆直飞北平,途中约4小时。除马歇尔的专机,还备有两架美国C47型军运机,运载大批随行采访的中外记者。马歇尔的巨型专机当时号称“空中霸王”号,由C54型飞机改装而成,机头上漆有马歇尔军阶的五星标志,四引擎,虽然不能和今天的客机相比,但在当时可是最庞大完美的飞机了。机舱铺满了地毯,窗帘帷幕都是浅蓝灰色,使人踏入机舱就有宁静之感。机舱前段有一些软卧铺,比现在火车上的软卧铺还要宽敞些,中间座舱的座椅都是活动的,可以随便调动角度,以至于仰卧。机中备有冷热饮料,置于专用设备中,一按电钮就有一次性的塑料杯跃出,方便卫生。每次登机之前,马歇尔都亲自拿着名单,站在舷梯口,一个一个地点名,丝毫不苟,等点名完毕后,他自己最后登机。由重庆起飞时,乘马歇尔专机的,除马、张、周外,还有周恩来的英文翻译章文晋和随员何谦同志,张老的英文翻译皮宗阚和我,其余都是马歇尔的随员、助手等,这么大的专机,实际仅坐了十余人。马歇尔身着美军军装、外罩浅棕色大衣,头戴大檐帽,虽已60多岁,但是身体魁梧,精神健旺。周恩来同志为了应付场面,特于行前在重庆专做高级军服的“大同”号服装商店,赶制了一套新的绿呢军服,佩戴上将领章,外罩黄呢大衣。张老内着军服,外面披着他习惯穿的黄呢披风。
专机每到一地,都是先听取当地执行小组的汇报,然后讨论问题。28日午后1时许,我们飞抵北平西苑机场。这里戒备极其森严,除国民党的警卫部队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机场警戒。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等百余人在机场迎候。当时军调部设在王府井帅府园协和医院旧址,下机后听取汇报就是在医院旁边一个阶梯式大讲堂里。
当晚北平军调部三方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三方面的主要人员叶剑英、黄华、郑介民、郭汝瑰、罗伯逊、吉伦等大都参加了,另有一次是在距东安市场不远的萃华楼举行的宴会。
3月1日,由北平改乘小飞机飞往张家口、集宁视察,当晚回北平住宿。在张家口机场欢迎三人小组的解放军仪仗队,一律穿着从日军手里缴获的黄色长统靴,军容威武雄壮,受到马、张、周三人的称赞。在张家口,聂荣臻、贺龙两同志也参加了汇报会。那时我由于连日飞行,疲劳不堪,溜进旁边一间房屋的床上,倒头便睡。睡意朦胧之中来了一位留着黑胡须的军官,何谦同志推醒我,介绍说:“你睡在贺老总床上了,这就是贺老总。”我久闻贺老总大名,此番一听,赶紧跳起来行了一个举手礼。贺老总笑了笑,说:“睡吧!睡!睡!”这一亲切记忆,使我终生难忘。
到集宁机场时,大雪未融,狂风劲吹,听取汇报只得在飞机的座舱里举行。塞外风力极强,机场上的飞机也可能被吹走,只好临时在飞机腿架上套起粗绳,使之固定,免生意外。
3月2日清晨,由北平飞往济南,停留数小时后再飞徐州。在济南机场乘车入城的途中,我和先期赶到济南的陈毅同志以及王耀武同乘第二部车,这两位战场上的对手,在车中相遇后,却谈笑风生,还闲扯着各自的喝酒经,各有一番高论。
3月3日,经新乡飞太原,阎锡山在他那古老幽深的大院里举行宴会。大院一进接一进,房屋繁多,后院之旁还有侧院和广场。当听说侧院还住了不少日本战俘(技术兵种)时,我出于好奇,又因自己曾留学日本,懂得日语,就溜进侧院去看热闹,还和他们交谈,不知不觉忘了起飞时间,等我赶到机场时,专机已经准时飞走。幸好还有一架为记者准备的飞机在等着我。这次不遵守时间而误机,给我留下深刻的教训,以后再不敢擅自行动了。
3月4日,离太原往归绥又转延安。三人小组来去,毛主席都到延安机场迎送。当晚延安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欢迎晚会,张老就在这次有毛主席参加、朱总司令致词的欢迎晚会上,致答词时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三人小组离延安时,江青曾向马歇尔示意,想参观一下他的专机,马当即表示欢迎。江青当日身着粗呢列宁装,外披一件过膝美军大衣,这一着装,当时在延安已属特殊。我曾为马歇尔和江青在舷梯一侧拍下半身照,并放大留存。可惜在“反修反帝”高潮中,我把它销毁了,这一难得瞬间也就无从查考了。
3月5日,三人小组飞汉口,马歇尔被安排住在杨森花园,那里风景秀丽,建筑精致。按照当时的协议,在湖北的李先念部移防他处,但国民党须支付一定数目的移防费。国民党当局刁难拖延,不肯付款。张老知道后很生气,单独训斥了当地国民党当局,他们只好照数拨付。
3月6日,由汉口飞重庆,当时重庆倾盆大雨,但三人小组的专机安然降落,而且通过电话联络,将马歇尔的专用汽车冒雨开到飞机舷梯口前。美军飞机全天候的性能和对话设备都使我非常钦佩。
三人小组在重庆出发之前,马歇尔曾分送张老和周恩来同志每人一个皮制公文包,上面分别烫着“赠给张将军”和“赠给周将军”的字样。英文拼音中“张”和“周”字容易混淆,因而在紧张繁忙的旅途中,有时我和何谦同志竟拿错了对方的皮包,等到发现时,两个人相视一笑,赶紧换回。张老办事心细,他了解到马歇尔的随员(美籍华人)有的是少校级的,有的是上尉级的,他认为我挂中校领章和他们在一起不妥,临时将我降级,改成少校随从参谋。在旅途中,何谦同志和我出入相随,生活上互相关怀,从无隔阂。
1949年国共和谈前后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双方举行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婓、李蒸,顾问屈武等,他们现在都已作古,只有几位秘书和我这随从参谋尚健在。现将这次和谈前后我了解的一些情况整理如下。
1947年前后,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先生等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寄居上海。张老当时虽身任西北行政长官,但经常往返于西北与南京之间。在南京期间,他曾数次去沪,与以上诸先生共商国事。当时,南京、上海间的铁路交通相当拥挤,秩序混乱。张老每次赴沪,都乘软卧车厢,但过站停车时常有国民党军队伤兵和军官扒车。因此除随车宪兵专人警卫外,我也注意警卫,每行必端坐在卧铺门前,以便观察和应对临时发生的事端。通常情况下,张老在上海期间和以上人士碰头 ,都是事先相约,或在饭店餐馆,或登门造访。罗隆基当时住在医院里,张老索性去医院看望他。
1948年底,张老时任西北行政长官驻节兰州,突接蒋介石的绝密电:“行动保密回京。”对张老来说,行动如何保密是件很头痛的事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只得令我购买两张中航飞机票。登机时,张老佯称是来送客的,因此夹在一般乘客队伍中。循序登机后,我当即持机票面告机长:长官因有要事回京,请代保密。飞机立即关闭舱门并起飞。当时,飞机下还有不少人在说:“长官没有下来,长官没有下来。”班机抵达南京后,张老回住宅稍事休息就立即乘车赴黄埔路蒋的官邸。我在门口等候,未料10分钟后,张老便面色沉闷地匆匆乘车返回。次日南京的新闻传媒即登《张治中轻装简从秘密回京》的消息。事后才知道蒋介石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各战场节节失利后,又异想天开要张老组阁,企图挽回败局。张老闻言后立即坦然相告:“组阁可以,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停止戡乱;二、公开和谈。”蒋不允,两人仅会面10分钟便不欢而散。所谓“行动保密”,仅保密了半天而已。
和谈代表团去北平前曾召开几次会议,有关大政方针除李宗仁、何应钦召集部分人士商讨外,张老还亲自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并做了统筹安排。如章士钊先生推荐的金山同志,只能作为章老的秘书随行。除团长外,各代表只能有一位秘书随行。除专用译电人员和密码本外,可利用李代总统潜留北平的刘仲华参议的电台以及备用的银元和赶刻关防印章。行前,为随从人员补发委任状,原是军人身份的一律换着便装等等,各项规定颇为细微。不料和谈破裂后,我们留住北平。1949年7月前后,公布地下党员身份时,金山和刘仲华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至此,大家都说:“共产党的工作真是天衣无缝。”随机飞往北平的还有商谈通邮和通商的有关人士,谈判时虽在两军对峙的战争环境中,但通邮、通商并未中断。
1949年4月1日上午,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这天,国民党立法院正值例会期间,为欢送代表团启程,决定休会半天。大家聚集在明故宫机场送行,气氛热烈。不少记者围着张老询问“和谈前途”。张老说:“此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日下午飞机平安抵达北平西苑机场时,欢迎人员寥寥无几,连一名主要负责人员也未曾见到。齐燕铭同志代表迎接,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同志负责接待事务。下机后,机场人员前来要求检查所携行李,经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交涉后才勉强统一免检。这一气氛使代表团成员感到好像掉进了冰窖里。离开机场后,代表团一行被送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一进去,迎面映入眼帘的大标语是“反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这又给了代表团成员当头一棒。当晚在西长安街大戏院举行欢迎晚会,演出内容一律以上述标语为主题。虽然是招待热烈,大家坐在前排并有糕点果品,然而对看节目的每位代表来说,却是如坐针毡。
经过10多天会谈,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将其带往南京,但国民党顽固派拒绝签字。4月20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以长江为天堑的美梦。在此之前,南京秩序已十分混乱,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纷纷逃离。张夫人因张老和谈未归,因而决定缓行,直到解放军渡江前夕,才搭乘蒋纬国的便机飞沪,蛰居在长子张一真家中。
解放军渡江后,当时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团人员思想比较混乱,部分人惦念家中子女安全决定回去,中共方面便妥当安排专人陪送他们先至天津,然后乘轮船赴香港经广州再转内地。张老当时思想也很矛盾,对于去留,一时难以决定。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团团长,是南京政府派出的,又是国民党员,谈判不成,应该回去覆命。周恩来知道张老的苦衷后,就同他谈心:国民党必败无疑,如果国民党彻底失败,你这长期主和的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他们失败的替罪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双十二事件时,我已对不起那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我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留下来吧,对还未解放的地区,如大西北等地争取和平解决还是有用的,嫂夫人及子女由我安排来平。”
当时上海虽未解放,但中共地下党组织已控制了一些部门,并严密注意张夫人的行踪和安全,由当时交际处处长王拓同志随时向我告知张夫人在上海的情况。在征得张夫人同意后,上海地下党组织便和当时中航地下党严密安排,决定让张夫人搭乘接代表团的专机来平。当时上海已十分混乱,达官、富商纷纷逃亡台湾、香港,也有逃往广州、兰州的。张夫人偕同亲属一行八九人如约到达机场,佯称飞往兰州。在中航地下人员的安排下,混乱中登上去北平的专机,直到飞过青岛,国民党当局才发觉。当时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盛怒之下,将中航负责人及主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好友,后在香港率中航起义人员来北平)拘押,邓和何应钦等人相识,不久就交罚款保释外出。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邓士章先生在内的几位中航起义人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张夫人平安飞抵北平见到周恩来后说:“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人。”而张老则激动地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多数成员留居北平,中共当局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住所。有些代表团随员和秘书则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参加学习。张老被安排在东城东总布胡同一座前有花园、后有花房的大庭院的西式平房里。据说这原是被称为“火车头大王”的德国巨商所建造,暖卫俱全。当时西南、西北的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已解放的地区百废待兴,全国性的政权尚未建立,正是捉襟见肘、财源紧张的时候,所有工作人员都享受包干制供给待遇。生活分大中小灶,小灶标准约300多斤小米,中灶200斤,大灶100余斤,粮食、菜金、零用津贴等一应在内,夏冬两季各发布衣一套。汽车用油有定额。有一时期还规定两人合用一车,张老与黄炎培老合用一车。用车前,必须事先联系协调,十分不便。张老当时无官一身轻,闲暇时,常去听大鼓书,或去公园散步,偶尔也请三两好友在饭馆便酌,因此有时就乘人力车外出。当时刚解放不久,张老这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做法,从保卫角度看,是很不适宜的。主管保卫的同志为此曾要我转报张老尽量少外出。迫不得已,我将此情况转告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同志,从那以后张老用车就破格照顾,不受任何限制了。
1949年8月,在“八一三”抗战12周年前夕,张老决定在他住地举办一个简朴的酒会,邀请中共主要人士参加,朱老总、周总理、林伯渠老、董必武老、叶剑英等都光临了。张老以沉痛的致词,略述“八一三”事件以及牺牲不少英雄将士的情况,最后以杯酒洒地,祭奠为国死难的忠魂。酒会由北京饭店餐厅代办,所需费用是张老向傅作义先生借的500万(旧币,比率为10000∶1)。在当时,张老站出来为在对日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军队将士举行纪念活动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