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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3日晚，在埃及军方为支持和反对现任总统穆尔西的两大阵营设置的48小时解决危机最后期限到期后，埃及军方发表声明称，穆尔西已经下台，埃及将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总统职权暂时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代行。历史是何其相似。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也是在开罗解放广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下台。区别在于，穆巴拉克是军人出身的强势总统；穆尔西则是埃及现代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同时还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毫无疑问，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西亚北非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伊斯兰政治力量短期内迅速合法化、政党化，一些伊斯兰政党甚至进入了权力的中心。自2012年年中以来，埃及穆兄会、突尼斯复兴运动、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相继上台执政，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也门改革集团则在联合政府中占据数个部长席位，在反对党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成为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一极。对于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崛起，有人赞赏，也有人忧虑。但外部世界的解读难免有些隔靴搔痒，倒不如看看阿拉伯学者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普遍认为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
阿拉伯学者普遍认为中东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缺乏基本的治国理政手段，转型国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埃及之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首先，新兴伊斯兰政党缺乏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政治素养。持民粹主义观点的左翼作家、《半岛网》专栏作家萨拉马·其拉特在《政治伊斯兰——从反对派到执政党》一文中认为，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在本质上与其前任毫无二致，是一种失败的统治，正在遭受来自各方的反抗与抵制。当这些政党作为前政权的对立面存在时，它的缺陷与弱点未得显现，一旦以执政党面目出现，其弊端则暴露无遗。宗教不能成为加强政权合法性的利器，也不是消除民众愤怒的灭火栓。
伊斯兰学者、《中东网》专栏作家优素福·迪尼在今年4月一篇名为《穆兄会的民意支持率与合法性双双下降》的文章中认为，新兴伊斯兰政党上台后，不仅没有进行政治和解工作，反而加剧了与昔日政治宿敌之间的明争暗斗，这势必阻碍政治和解与民族融合进程。他还认为埃及自由与正义党自去年6月上台执政以来的作为“极为糟糕”，该党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完全拜其竞争对手无能以及民众急于摆脱穆巴拉克统治的急迫心理所赐。上台执政以后，它不仅没能实现人们翘首以盼的改善民生，而且没能守住其温和伊斯兰政党的形象，内外政策日趋极端，甚至试图干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恪守的司法独立，有滑向激进、极端宗教派别之虞。迪尼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面临政局动荡的严峻危机，消除这一危机需要高超的智慧、果敢与远见卓识。但从目前情况看，埃及穆兄会并不具备上述良好的政治素质。
其次，新兴伊斯兰政党独断专权，招致世俗社会激烈反弹。《中东网》专栏作家穆罕默德·拉米希在《直到被伤害者再度成为被囚禁者》一文中对埃及政坛现状表示担忧，认为穆兄会极力扩充权力，并通过修宪等手段削弱司法、军方及反对派力量，以“民主”、“改革”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这不仅使穆兄会失去不少埃及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而且导致世俗、民主力量将其视为阻碍国家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原因。突尼斯世俗主义者、《中东网》专栏女作家阿玛尔·穆萨在《伊斯兰法律的拥趸者与复运的政治前途》一文中认为，突尼斯复兴运动（简称复运）可能成为新的政治“暴君”。在突尼斯历史上，本·阿里集团曾以危害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侵犯妇女权益为名排斥伊斯兰政治力量。本·阿里下台后，通过投票上台的复运“精英们”并未遵守民主与票箱政权的游戏规则，他们试图通过出台“保卫革命法”，将其政治对手悉数排挤出政治生活。此外，复运试图通过控制媒体来改善形象是一大失策，结果弄巧成拙，支持率不升反降。
其三，新兴伊斯兰政党未能有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持左派世俗思想、《半岛网》专栏作家法迪尔·拉比伊在《阿拉伯人生活在对伊斯兰恐惧中》中认为，如果说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在政治上差强人意，那么经济领域更是它的短板和软肋。宗教狂热分子们掌握国家政权后将大把时间用于政治倾轧，却不着手解决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根本原因——经济问题。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并使自身前景堪忧。作为政治伊斯兰的坚定捍卫者，阿卜杜勒·法尔汉在《伊斯兰分子与政权：机遇与挑战》中也承认，平民百姓最关心的是面包问题。他表示，经济问题是现政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贫困人口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规划遭遇挫折，并伴随着大量无解的经济难题。当选民将选票投给伊斯兰政党时，内心是希望其个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当权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选民的耐心是有时间限度的，这就要求伊斯兰政党既要有短期内使经济有所起色的政策措施，更要有宏观的、着眼于中长期目标的战略性远景规划。
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有相当合理性
虽然新兴伊斯兰政党目前面临严重执政危机，但基于该地区深厚的伊斯兰根基以及伊斯兰政党的长期经营，此类政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东转型国家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东网》专栏作家马哈古卜·祖维里认为，尽管伊斯兰政党正在埃及、突尼斯等国饱受指摘与质疑，但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体现了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生态，有相当合理性。首先，该地区国家多数为伊斯兰国家，民众长期受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感情和心理上对其接纳度高。其次，伊斯兰政党历史悠久，且历经坎坷，愈挫愈勇。例如埃及穆兄会在上世纪20年代成立后，经历过历届政府的打压与迫害，但始终百折不挠，在被宣布为非法的情况下，该组织化整为零，逐步转入民间，相机宣传该党的政治理念，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逐步赢得民心，为日后赢得选举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民意资源。第三，伊斯兰政党草根性强，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工作对象与工作重心主要面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这客观上为其赢得票箱选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伊斯兰政党有着长期与独裁政权抗争的经验，并在推翻诸如本·阿里、穆巴拉克等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五，伊斯兰政党在外交政策上主张维护阿拉伯民族尊严，与亲西方的前政权形成鲜明对照，更易赢得民心。这一切使得该地区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短时期内不会退出政治舞台，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转型国家指点迷津
面对阿拉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窘境，一些阿拉伯学者纷纷撰文，从各自立场出发，试图找到走出困境的通道。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具有伊斯兰宗教性质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治理下的土耳其模式，希望以此作为阿拉伯转型国家效法的标杆。
其中，《摩洛哥、土耳其模式的成功要素》一文较有代表性，作者是受西方自由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突尼斯裔美国学者、《中东网》专栏作家苏海尔·格努西。格努西认为当政的伊斯兰政权可以从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简称公发党）和土耳其正发党的执政经历中汲取有益营养。上述两党之所以能够长期驰骋政坛，并取得不俗政绩，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将党的政治目标的坚定性与政策策略上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在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认同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两党皆立足于本国实际，采取务实、灵活且开放政策，将保守的伊斯兰教与代表时代诉求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既能让宗教保守派认可、又能使世俗维新派接受的治国方略与政策。两党深知要求得生存与发展，首先要处理好与当权者的关系。摩洛哥公发党自建党之日起，便始终与王室保持着密切关系，宣称王权是摩洛哥统一的象征；土耳其正发党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注意与军方协调立场，避免刺激世俗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二是，在党建方面有独到之处。两党对外体现出的是一种包容、开放、多元、透明的政党形象，在内部管理上则有着严格的责任分工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党内重要决策要通过民主方式实施，严禁个人独裁或少数人暗箱操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党的各级领导，包括党的主席职务的人选都要通过投票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领导权以民主方式平稳过渡。两党始终将维护国家利益、关注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心，并非将问鼎最高权力作为终极政治理想，这就使其政策主张因为少了功利色彩而保持着连续性与稳定性。三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以人为本，使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民生状况的改善这两重目标并行不悖。这方面土耳其正发党的表现尤为抢眼。该党在短时间内，面临复杂、严峻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在未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使国民经济取得骄人成绩，国家步入辉煌发展期，因此该党在议会选举中连续三届蝉联榜首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年6月，土耳其也爆发了反对总理埃尔多安的广场抗议，但是分析家普遍认为这不是“土耳其之春”，并没有对土耳其政府或者政体产生较大冲击。
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政教分离
阿拉伯学者们通过对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的深度剖析，揭示出伊斯兰宗教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某些学者提出阿拉伯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政教分离。
现任阿拉伯新闻制作公司QRTV总裁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伊斯兰教中的协商制度不能代替现代社会中的议会》一文中指出，政治伊斯兰与现代政治制度建构之间具有不相容性，二者不可相互替代。《半岛网》专栏作家亚希尔·扎阿提尔在《社会中的伊斯兰法与国家的合法性》中，对具浓厚伊斯兰色彩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政党不能依据宗教信条治理国家。他还援引中世纪曾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在统治欧洲国家中的败绩说明政教合一的危害性，并且阐述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天壤之别。宗教主管拯救灵魂，而政治则主司现世人们的利益分配。
中东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缺乏基本的治国理政手段，转型国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直接提出：要摆脱困境，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前提条件是实现政教分离。曾在埃及权威伊斯兰学府——艾资哈尔大学获宗教高等毕业证书、后在德国图林根大学获哲学博士的阿拉伯著名学者拉德旺·艾赛义德在《伊斯兰教将向何处去？》的文章中，通过对当前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的宗教与世俗势力争权夺利态势的分析，提出了未来的阿拉伯社会将逐步向政教分离方向过渡的大胆设想。他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已不存在被全体穆斯林遵从的、统一的伊斯兰法，穆斯林群体本身也已裂变为穆兄会、萨拉菲、圣战者组织等五花八门的派系的支持者。既然伊斯兰教经典和宗教传统已遭受重创，阿拉伯社会就不要听任各教派出于争权夺利目的、打着恢复宗教本源的口号所进行的厮杀，而应将重塑宗教与建立世俗社会两项工作进程分别进行。
毫无疑问，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西亚北非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伊斯兰政治力量短期内迅速合法化、政党化，一些伊斯兰政党甚至进入了权力的中心。自2012年年中以来，埃及穆兄会、突尼斯复兴运动、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相继上台执政，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也门改革集团则在联合政府中占据数个部长席位，在反对党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成为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一极。对于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崛起，有人赞赏，也有人忧虑。但外部世界的解读难免有些隔靴搔痒，倒不如看看阿拉伯学者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普遍认为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
阿拉伯学者普遍认为中东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缺乏基本的治国理政手段，转型国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埃及之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首先，新兴伊斯兰政党缺乏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政治素养。持民粹主义观点的左翼作家、《半岛网》专栏作家萨拉马·其拉特在《政治伊斯兰——从反对派到执政党》一文中认为，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在本质上与其前任毫无二致，是一种失败的统治，正在遭受来自各方的反抗与抵制。当这些政党作为前政权的对立面存在时，它的缺陷与弱点未得显现，一旦以执政党面目出现，其弊端则暴露无遗。宗教不能成为加强政权合法性的利器，也不是消除民众愤怒的灭火栓。
伊斯兰学者、《中东网》专栏作家优素福·迪尼在今年4月一篇名为《穆兄会的民意支持率与合法性双双下降》的文章中认为，新兴伊斯兰政党上台后，不仅没有进行政治和解工作，反而加剧了与昔日政治宿敌之间的明争暗斗，这势必阻碍政治和解与民族融合进程。他还认为埃及自由与正义党自去年6月上台执政以来的作为“极为糟糕”，该党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完全拜其竞争对手无能以及民众急于摆脱穆巴拉克统治的急迫心理所赐。上台执政以后，它不仅没能实现人们翘首以盼的改善民生，而且没能守住其温和伊斯兰政党的形象，内外政策日趋极端，甚至试图干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恪守的司法独立，有滑向激进、极端宗教派别之虞。迪尼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面临政局动荡的严峻危机，消除这一危机需要高超的智慧、果敢与远见卓识。但从目前情况看，埃及穆兄会并不具备上述良好的政治素质。
其次，新兴伊斯兰政党独断专权，招致世俗社会激烈反弹。《中东网》专栏作家穆罕默德·拉米希在《直到被伤害者再度成为被囚禁者》一文中对埃及政坛现状表示担忧，认为穆兄会极力扩充权力，并通过修宪等手段削弱司法、军方及反对派力量，以“民主”、“改革”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这不仅使穆兄会失去不少埃及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而且导致世俗、民主力量将其视为阻碍国家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原因。突尼斯世俗主义者、《中东网》专栏女作家阿玛尔·穆萨在《伊斯兰法律的拥趸者与复运的政治前途》一文中认为，突尼斯复兴运动（简称复运）可能成为新的政治“暴君”。在突尼斯历史上，本·阿里集团曾以危害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侵犯妇女权益为名排斥伊斯兰政治力量。本·阿里下台后，通过投票上台的复运“精英们”并未遵守民主与票箱政权的游戏规则，他们试图通过出台“保卫革命法”，将其政治对手悉数排挤出政治生活。此外，复运试图通过控制媒体来改善形象是一大失策，结果弄巧成拙，支持率不升反降。
其三，新兴伊斯兰政党未能有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持左派世俗思想、《半岛网》专栏作家法迪尔·拉比伊在《阿拉伯人生活在对伊斯兰恐惧中》中认为，如果说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在政治上差强人意，那么经济领域更是它的短板和软肋。宗教狂热分子们掌握国家政权后将大把时间用于政治倾轧，却不着手解决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根本原因——经济问题。结果导致民怨沸腾，并使自身前景堪忧。作为政治伊斯兰的坚定捍卫者，阿卜杜勒·法尔汉在《伊斯兰分子与政权：机遇与挑战》中也承认，平民百姓最关心的是面包问题。他表示，经济问题是现政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贫困人口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规划遭遇挫折，并伴随着大量无解的经济难题。当选民将选票投给伊斯兰政党时，内心是希望其个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当权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选民的耐心是有时间限度的，这就要求伊斯兰政党既要有短期内使经济有所起色的政策措施，更要有宏观的、着眼于中长期目标的战略性远景规划。
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有相当合理性
虽然新兴伊斯兰政党目前面临严重执政危机，但基于该地区深厚的伊斯兰根基以及伊斯兰政党的长期经营，此类政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东转型国家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东网》专栏作家马哈古卜·祖维里认为，尽管伊斯兰政党正在埃及、突尼斯等国饱受指摘与质疑，但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体现了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生态，有相当合理性。首先，该地区国家多数为伊斯兰国家，民众长期受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感情和心理上对其接纳度高。其次，伊斯兰政党历史悠久，且历经坎坷，愈挫愈勇。例如埃及穆兄会在上世纪20年代成立后，经历过历届政府的打压与迫害，但始终百折不挠，在被宣布为非法的情况下，该组织化整为零，逐步转入民间，相机宣传该党的政治理念，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逐步赢得民心，为日后赢得选举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民意资源。第三，伊斯兰政党草根性强，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工作对象与工作重心主要面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这客观上为其赢得票箱选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伊斯兰政党有着长期与独裁政权抗争的经验，并在推翻诸如本·阿里、穆巴拉克等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五，伊斯兰政党在外交政策上主张维护阿拉伯民族尊严，与亲西方的前政权形成鲜明对照，更易赢得民心。这一切使得该地区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短时期内不会退出政治舞台，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转型国家指点迷津
面对阿拉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窘境，一些阿拉伯学者纷纷撰文，从各自立场出发，试图找到走出困境的通道。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具有伊斯兰宗教性质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治理下的土耳其模式，希望以此作为阿拉伯转型国家效法的标杆。
其中，《摩洛哥、土耳其模式的成功要素》一文较有代表性，作者是受西方自由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突尼斯裔美国学者、《中东网》专栏作家苏海尔·格努西。格努西认为当政的伊斯兰政权可以从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简称公发党）和土耳其正发党的执政经历中汲取有益营养。上述两党之所以能够长期驰骋政坛，并取得不俗政绩，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将党的政治目标的坚定性与政策策略上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在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认同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两党皆立足于本国实际，采取务实、灵活且开放政策，将保守的伊斯兰教与代表时代诉求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既能让宗教保守派认可、又能使世俗维新派接受的治国方略与政策。两党深知要求得生存与发展，首先要处理好与当权者的关系。摩洛哥公发党自建党之日起，便始终与王室保持着密切关系，宣称王权是摩洛哥统一的象征；土耳其正发党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注意与军方协调立场，避免刺激世俗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二是，在党建方面有独到之处。两党对外体现出的是一种包容、开放、多元、透明的政党形象，在内部管理上则有着严格的责任分工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党内重要决策要通过民主方式实施，严禁个人独裁或少数人暗箱操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党的各级领导，包括党的主席职务的人选都要通过投票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领导权以民主方式平稳过渡。两党始终将维护国家利益、关注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心，并非将问鼎最高权力作为终极政治理想，这就使其政策主张因为少了功利色彩而保持着连续性与稳定性。三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以人为本，使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民生状况的改善这两重目标并行不悖。这方面土耳其正发党的表现尤为抢眼。该党在短时间内，面临复杂、严峻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在未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使国民经济取得骄人成绩，国家步入辉煌发展期，因此该党在议会选举中连续三届蝉联榜首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年6月，土耳其也爆发了反对总理埃尔多安的广场抗议，但是分析家普遍认为这不是“土耳其之春”，并没有对土耳其政府或者政体产生较大冲击。
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政教分离
阿拉伯学者们通过对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的深度剖析，揭示出伊斯兰宗教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某些学者提出阿拉伯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政教分离。
现任阿拉伯新闻制作公司QRTV总裁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伊斯兰教中的协商制度不能代替现代社会中的议会》一文中指出，政治伊斯兰与现代政治制度建构之间具有不相容性，二者不可相互替代。《半岛网》专栏作家亚希尔·扎阿提尔在《社会中的伊斯兰法与国家的合法性》中，对具浓厚伊斯兰色彩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政党不能依据宗教信条治理国家。他还援引中世纪曾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在统治欧洲国家中的败绩说明政教合一的危害性，并且阐述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天壤之别。宗教主管拯救灵魂，而政治则主司现世人们的利益分配。
中东新兴伊斯兰政党经验不足，缺乏基本的治国理政手段，转型国家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政局动荡不安、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直接提出：要摆脱困境，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前提条件是实现政教分离。曾在埃及权威伊斯兰学府——艾资哈尔大学获宗教高等毕业证书、后在德国图林根大学获哲学博士的阿拉伯著名学者拉德旺·艾赛义德在《伊斯兰教将向何处去？》的文章中，通过对当前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的宗教与世俗势力争权夺利态势的分析，提出了未来的阿拉伯社会将逐步向政教分离方向过渡的大胆设想。他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阿拉伯世界已不存在被全体穆斯林遵从的、统一的伊斯兰法，穆斯林群体本身也已裂变为穆兄会、萨拉菲、圣战者组织等五花八门的派系的支持者。既然伊斯兰教经典和宗教传统已遭受重创，阿拉伯社会就不要听任各教派出于争权夺利目的、打着恢复宗教本源的口号所进行的厮杀，而应将重塑宗教与建立世俗社会两项工作进程分别进行。